摘 要：与传统那些通常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救助相比，作为政府职能的现代社会工作与既有社会秩序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后者比前者呈现出更强的维护既有社会秩序和体制的“控制”功能。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迹象，包括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建构性社会工作、社会学社会工作、结构性社会工作的倡导与实践等，显示出了从以往那种维持既定秩序的控制型社会工作向推动社会变革的解放性社会工作转变的态势。而要使社会工作充分发挥其解放性功能，则需要社会工作者、作为合作者的服务对象乃至一般公众具备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我们当今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社会（工作）机构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它们通过向人们提供他们原本缺乏的资源或服务，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这些机构所提供之服务的组织和配发方式，恰恰支持和强化了服务使用者和社会工作者对于现存社会制度、信仰和价值观的顺从，而正是这些制度、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了这些机构所要应对和解决的那些问题。”虽然，关于社会工作之专业性质的流行说法认为，社会工作的核心特征，即“致力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群并激发有效的社会变迁”，始终没有变化，但是，上面所引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鲍勃·穆拉利（Bob Mullaly）教授的话，则显示了社会工作在专业实践中所实际扮演之角色或所发挥之功能上的一个根本性的疑问：对于既有的社会结构、制度、秩序而言，它究竟是变革的推动者还是现状的维护者？对于服务的使用者而言，它究竟是以服务助其自主与解放还是借服务实施支配与控制？
一、社会工作与既有秩序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社会工作被理解为在特定价值观支配下的一种助人的专业。社会工作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对象就是社会中那些面临生活危机的人，要回应的是人类日常生活中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正常需要。通常认为，社会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统的慈善事业。在西方社会，这些慈善事业通常具有宗教背景：宗教信仰提供了慈善事业的价值支撑，教会机构构成了慈善行动的组织基础。不过，作为被社会接受、获得政府（国家）认可、有许多正规从业者的专业的现代社会工作的确立，则与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密不可分。这一点，从现代社会工作诞生的时间即可获得佐证：常被看作社会工作专业化开端的玛丽·里士满（Mary E. Richmond）的《社会诊断》出版于1917年，正是肇始于德国的现代社会政策在欧美其他国家纷纷推出之时。当然，对于现代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之关系更明确、更典型的显示，还要数夏洛特·托尔（Charlotte Towle） 1945年出版的《社会救助学》这本小册子。该书发表之前经美国社会福利局技术训练部修改充实，由联邦安全署发行，供美国各州促进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训练之用。《社会教助学》一书后来数次再版，并被翻译成中文、阿拉伯语、荷兰语、德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埃及语、朝鲜语等等。该书的“引言”声明，它实际上是为配合《社会安全法》所规定的对于遭遇生活困难者的救助而写。作者指出，政府鼓励充分满足人民对救济的需求，要求使所有申请救助的人都能受益，社会工作要坚持救助标准，同时也要向申请救助的人宣传按照法律他们所能享有的权利，并且还要给予申请者具体指导以确定他们是否合乎救助标准。社会工作在根据《社会安全法》救助那些未能自力更生者时，要努力帮助他们恢复自力更生的能力。简单地说，作为一个获得国家和社会承认的专业，社会工作的确立、发展和实务活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社会政策需要它以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把自己有效地转化为能够为服务对象所直接享用的服务。有研究者在分析英国社会工作时指出：“20世纪的英国现代社会工作越来越依靠所谓‘福利国家’而推进。它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赞助者，并为其提供合法性和基本准则。”实际上，不特英国如此，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工作大抵都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上那些通常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救助到现代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转变过渡，实际上也是一个在社会现代转型进程中发生的“社会国家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传统慈善救助和现实世俗秩序的关系相比，作为政府职能的现代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和既有社会秩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慈善救助，由于作为其背景和基础的那些具有伦理取向的宗教“在一种末世论期待的影响下，一开始即带有卡里斯玛式的拒斥现世的烙印”，从而确立了与“世俗支配”对立并抗衡的“精神支配”、与世俗政治共同体内的世俗公民权对立并抗衡的宗教共同体内的精神公民权，进而，“基于人应该比服从于人更服从于神这个命题，教权制对峙于政治权力而要求自己领域内独立的卡里斯玛与独立的权力、取得服从并对政治权力设下明确稳固的限制。对于那些被它要求支配的人，教权制在其支配权所及的范围内，会保护他们免于来自其他权力的干涉，无论此一干涉为政治当权者、丈夫或父亲”。质言之，传统那些以宗教为背景和基础的慈善救助，并不以要求受救助者服从既有的世俗权力和秩序为前提，恰恰相反，这种救助向他们展示的是生活和秩序的另一种可能。
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进程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立和扩张的进程中，一方面，那些对个体具有保护作用的传统亲缘性、地缘性小共同体逐步解体，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贫困、疾病、犯罪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峻。就像有学者在分析近代英国自由主义者如何看到底层时所说的：“在三大革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英国自由主义与革命之前的一大不同在于，它必须面对‘社会问题’：工业革命造成数目庞大的农村人口离开原先的社会网络，流入城镇，形成都市底层的无产阶级，陷入贫困、愚昧、脏乱、疾病、失业以及各种堕落、犯罪的生活状态，已经不是昔日的教会、慈善事业或者济贫法所能因应。”当民间的力量，甚至像主要依赖于地方力量对贫困者、流浪者进行管制的《济贫法》这类举措都无法因应这些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时，就只有动用更为正式和稳定可靠的国家(政府)力量和手段了。现代社会政策以及与之联系的社会工作专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诞生。换言之，从结构的角度看，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政策、社会工作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以及相应技术的作用和扩张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社会面对贫困以及其他风险和问题时自救能力的衰退，从而不得不仰仗国家(政府)力量和手段的产物。就此而言，现代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发生和发展，意味着原先比较单纯的权力统治型或治安型国家向社会事业型国家的转变，即“国家的社会化”；而着眼于原本由“社会”自身应对的问题转而交由国家来经办，也可说，“社会的国家化”。
如上所述，这种“国家的社会化”或“社会的国家化”蕴含着一种重要的变化，即现代社会政策、社会工作与既有的现实社会秩序的关系，相比于传统慈善救助同现实世俗秩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代社会政策、社会工作无疑是国家（政府）对于国民，首先是那些贫弱、陷于种种困境和不幸的社会成员的一种保护和照管，但是，这种保护和照管的获得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有前提的。这个条件和前提就是，保护和照管的接受者必须承认、尊重、服从提供这种保护和照管的国家（政府）及其所代表的既有社会秩序和体制的权威性、合法性、正当性，前者必须向后者承诺、保证自己的行为、品德符合后者的要求；而后者，尽管不能完全否认它在提供这种保护和照管时背后具有某种现代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支持，但客观上，它通过有条件地提供这种保护和照管起到了强化、巩固现有社会秩序、结构、体制的作用。总体上可以说，现代国家（政府）通过社会政策、社会工作所提供的是一种“父权式”的保护和照管，它在给这种保护和照管的接受者带来某种安全感甚至某种程度的享乐感的同时，也对后者形成了柔性的、诱引性的、不知不觉但深刻的控制，从而最终起到维持现有社会支配和秩序的作用。实际上，在分析现代社会转型中身份的平等化所带来的个体原子化的后果时，托克维尔就曾指出：那些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从传统秩序和共同体中流离出来的个体，在根本上是孤立渺小而软弱无力的，这种软弱无力促使他们去寻求依靠，并最终将国家（政府）当作唯一的“靠山”。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而然地将是，在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人离群索居、对他人命运漠不关心的个人之上，耸立着一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就像父权，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通过满足公民的各种需要，使他们在各方面依赖于自己，受控于自己，从而丧失独立的能力，甚至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托克维尔预言的这种情形，也正是后来许多左翼批评者将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体制看作资本主义招安工人、诱使民众放弃反抗既有秩序的一种手段的原因。而作为现代国家（政府）的一种职能的社会工作，则构成了这种控制手段中的一个环节。就像福柯指出的：“社会工作被嵌入了一个较大的社会功能中，这个功能已经在新地平线上出现了几个世纪了，这就是监视—矫正功能：监视个体和修补个体。‘修补’这个词在这里有两种含义：惩罚和教育的交替。”
那么，具体一点说，作为传统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救助的替代者，作为现代国家（政府）一种职能的现代社会工作，是如何发挥其“控制”功能的？或者说，它维护既有社会秩序和体制的功能是如何体现的？
第一，对问题的非结构性、非体制性归因。社会工作对于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对于案主所遭遇的各种困境，都或隐或显地归咎于非结构性、非体制性的因素，这些因素要么是个体的（包括个人的、家庭的，或者个别地方或人群的），要么是偶然的（如自然灾难）。总之，它们不关乎现有社会结构、不关乎现行体制。相反，它们要么是现有社会结构的例外，要么是现行体制受到了干扰、破坏。举例来说，在面对需要救助者的救助诉求时，通常要对诉求者进行考察，区别出值得救助者和不值得救助者。一些人被认定为“不值得救助”因为其遭遇的困境被归因于他们自身，而且这种原因被认定为是他们道德品行上的污点。而那些被认定为“值得救助”的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所遭遇的困境与自身无关，而只意味着他们的困境并非出自主流社会所认为的道德品行上的缺陷。他们的困境或者被归因于能力或者被归因于机遇，但总归不会触及到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比如，一个努力寻求工作而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可能会被认为他的技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或者他的运气不好，但是，绝不会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认识到保持一定的失业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的需要。通过对于问题和困境的这种归因方式，现有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无形中得到了维护。实际上，当寻求帮助者作为“当事人”在社会工作机构或政府的福利办公室填写那些标准化的申请表格，以证明自己符合获得救助的“标准”或“规定”时，即是在表达对于这种“标准”或“规定”所代表的现行体制和秩序之正当性、合法性的承认、尊重、效忠。
第二，将政治问题、社会结构性问题化约为技术问题。与上述对问题的非结构性、非体制性归因密切相关，现代西方社会工作总是从技术性的角度来处理、应对其面对的各种问题，而不会深入到更为深广的政治、结构的层面，无论这种问题在事实上是否涉及到后者。在主流媒体中，社会工作的核心意义就是照顾和管理有麻烦者，社会工作的基本功能就是让那些有麻烦的人“正常化”，而“正常化”，就是通过转变一个人或情景要素而使人顺从、服从、符合正常规范或标准。这个正常化功能，“是一种技术性固化模式。 ……过去几十年，在专业社会工作者必须建构出一定方法的思想驱动下，在专业社会工作必须成为社会科学的驱动下，在我必须从案主的神秘情境中跳出来的驱使下，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技术性常态”。有人还指出，20世纪西方社会工作与福利国家的新型社会管理形式紧密相连，而依赖于新型人类科学的人口分类管理是现代管理系统关注的核心，在这里，有一个由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构成的“心理学复合体”：“‘心理学复合体’是指关于人类本性、人类的可完善性、人类行为的原因以及他们被分类、挑选和控制的方式的思想网络。它旨在通过作用于人类的素质和特征，以及靠科学知识和专业干预方法对个体进行管理和改进。人类素质被看作是可量的和可测的，由此也是可改变的、可改善的和可恢复的。”也就是说，案主的所有麻烦，都是可以借助于“心理学复合体”的知识和技术而加以解决的。
第三，在社会工作具体实践过程中实施国家（政府）的控制和操纵。如上所述，现代西方社会工作依靠“福利国家”推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成为了一种“依赖国家的职业”，而国家（政府）则以这种“依赖”为基础控制和操纵社会工作的实践，使其服从、服务于自己的意志。首先是经费。在西方国家，虽然有慈善基金会等为社会工作机构提供经费支持，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无疑是社会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社会工作机构都在经费上依赖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实际上是社会工作机构的“雇主”。作为提供经费支持的雇主，政府一方面在宏观上决定了服务项目的设定，那些不符合政府自身利益、具有政治风险的项目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则通过诸如审计、过程监控等手段来控制社会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此外，政府还会通过政策引导决定社会工作的教育培训，在这种教育培训中，学生们“被教导基于个案一个一个地处理问题。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认识到他们被禁止反思从集体或一般层面来干预社会问题。他们不被允许接触政治领域或进行集体行动。他们被告知他们的任务是专门关心个人”。而通过掌控教育培训，政府当局进一步在总体上决定着学生的就业，他们“必须以听从雇主的安排为前提开展工作”。通过对社会工作具体实践的这种控制和操纵，国家（政府）最终成功实施了对于社会工作服务接受者的控制。“在社会工作者中，日益增长着一种不安，他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在潜在地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贡献——维持既定秩序。”
二、迈向一种解放性的社会工作
不过，这种日益增长的“不安”，这种对于自己正在“潜在地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觉醒，无疑也是促使社会工作者们开始努力去改变社会工作现状，使社会工作从“控制”转向“解放”、从维持既定秩序转向变革现实秩序的一种巨大动力。当然，外部宏观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变革提供了契机。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性方案对于秩序、确定性和安全的承诺陷于破产；建立在各种“宏大叙事”及其所阐述的进步、完美以及什么构成权威和真理的基础上的共识基本瓦解，理性至上的信仰基本消失。人们普遍看到的是，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差异性、多样性日益显著，各种新政治运动及策略日益增长。这些变化固然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和相应的焦虑，但同时也为抵御、消解和脱离传统权威秩序下的控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转变在西方社会工作中开始慢慢地酝酿表现出来（先是在理论和学术探讨中酝酿，接着慢慢地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表现出来）。以下几个例子，可以看作这种转变的表征。
首先是福柯的思想，特别是其关于微观权力的思想被许多社会工作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用于对社会工作实践的考察与反思，促成了对于以往社会工作之控制作用的日益深刻的觉醒。在《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一书的“导言”中，本书的两位主编尚邦（Adrienne S. Chambon）和欧文（Allan Irving）认为，文化和经济体系的变迁引起了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重构，相应地，业已与各种福利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工作同样需要变革。米歇尔·福柯的工作则为重新检视社会工作的使命、行动和目标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方法。相比于其他社会理论家，福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各种领域中那些使专家们得以凭借其知识而获得权力、实施控制和排斥的社会规则。福柯的思想和方法涉及权力问题、排斥问题、边缘化问题和知识性质问题，同时通过质疑“什么在知识和实践中成为自我证成的”而将社会工作思考的方向引向了“解构和引导已经在政策和实务中形成的专业声称”。由此，许多研究者以福柯为视角，揭示了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是如何“通过运用一个特殊的真理来把权力实施于案主”的；这些研究者认为，专家的真理仅为众多真理中的一个，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放弃唯我独尊的确定性立场，尽量去理解他者，不管是种族、民族还是其他意义上的他者。他们由此将社会工作专业的任务重新定义为“意义重构，从而把原来沉默的意义整合进来”。尚邦和欧文指出，福柯的思想和方法业已影响社会工作的临床实践、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元理论，而这本《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就是要“通过对福柯作品及对其各种解释的‘棱镜’折射，来对社会工作的实践、制度设置和知识进行批判性的再审查。 ……我们相信，福柯的工作具有这种潜力：帮助我们后退一步，重新思考我们专业未经审视的理性”。
正如该书译者所指出的，通读全书会发现，福柯并没有给社会工作提供明确方向和希望，他只是启发了批判和解构，这一方面让那些对西方社会工作传统深感失望的人感到醍醐灌顶般的清醒，另一方面也让那些心怀梦想的人感到失望和不安。但应该认识到，福柯那细致入微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挖掘本身就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发展了新的实践模式和话语策略，比如如何利用主流叙事形成的反话语作为抵抗的资源，如何发展小叙事来代替宏大叙事，如何发展新的主体性和同伴关系，如何建立体制外的非正式关系来发展新关系类型和抵抗策略，等等。不存在统一的解放方案，不能对自由主义及其专业技术再抱幻想，福柯启示我们的，是一种“处境化的抵抗模式”。
如果说，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的意义，确实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以往社会工作之权力控制功能的警醒、解构和抵抗的话，那么，以下三者则更多地体现出了从以往维持既定秩序的控制型社会工作向推动社会变革的解放性社会工作转变的积极态势。
第一，建构性社会工作的倡导与实践。 1995年，帕顿（Nigel Parton）和奥伯因（Patrick O’Byrne）出版《建构性社会工作：迈向一个新的实践》一书，阐述了建构性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模式。他们指出，传统的“问题—解决”取向的治疗性社会工作模式呈现出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工作实务越来越详尽的程序、目标、成效测量及监督，使社会工作已经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排斥一切自主和创新的可能，而只能以一种机械方式展开。二是，实务工作者看到，他们的干预受到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社会和政治因素毫无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在各种因素制约下的干预，由于以主流认知代替案主真正的需求，因而常常并不符合案主的利益。因此，社会工作必须更弦易辙。帕顿和奥伯因于是援用社会建构理论，在德谢泽（de Shazer）之聚焦于解决的治疗法（solution-focused therapy）、怀特和埃普斯顿（White &Epston）之叙事治疗法（narrative therapy）以及奥汉隆（O’Hanlon）的可能性思维（possibility thinking）的基础上，倡导建构性社会工作。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社会现实是社会建构，特别是话语（叙事）建构的产物。帕顿和奥伯因于是以叙事为出发点指出，每一种叙事都是对现实（事件）的一个表征，但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来进行解读，因此，每一种叙事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同一个现实（事件）可以有多种叙事，因而，现实是“多重”的。当然，权力人物或组织会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使自己的叙事所建构的社会现实更具权威性，但是，既然存在多重的现实，权力建构的现实就不是唯一的可能；我们可以以新的逻辑和建构抵抗、取代现有的支配逻辑和建构，这是解构与重建的交织，二者并行不悖。换言之，社会实在既然能够“建构”，也便能够“解构”，由此，社会建构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具有突破“现实”的解放功能。而社会工作，则“可以被概念化为有实质性成果的叙事过程”，在此，“好的实践”就是“好的对话”。质言之，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长期生活在一种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宏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微观社区、家庭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虽然这些因素其实都是人们在长期的行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但因为这种现实被制度化了，人们并不会轻易质疑或深入思考其存在的合理性，大多数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就这样被他们习以为常地接受，即便因此受伤。而建构性社会工作则通过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平等且具有创造性的对话，来生成新的叙事，建构新的、与一直来那种由当权者建构并被视之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压迫性的社会现实相对抗的新的社会现实。传统“治疗性”的社会工作，如上所述，案主以承认、尊重、效忠现行体制和秩序之正当性、合法性换取救助，而建构性社会工作则相反，它通过与案主的平等的、创造性的对话，激励案主去质疑当下居于支配地位的现实的正当性，重新理解自身与这种现实的关系，从而使其被这种现实压制的主体性重新抬头，并努力去发现和挖掘这种现实的各种可能的替代，也即“打开新的改变的可能”。
第二，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倡导与实践。社会学社会工作（sociological social work）是在对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进行社会学的考察和分析（如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动，促使社会工作产生和变化的社会学动力是什么？社会工作行动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社会工作从业者与该专业是何种关系？社会工作者与工作对象是何种关系等）的基础上，对于社会工作角色的重新定位和定向。在关于社会工作的职能是“维护”“控制”还是“解放”“变革”的对立和争论中，社会学社会工作明确站在后者一边。社会学社会工作主张，社会工作者不仅要面对诸如生活困难、物质贫乏、情感剥夺等对当事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还需要通过对自己实践的系统分析，来揭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抵抗那些对人类潜能的浪费，用一种“赋权”的方式与当事人和同事们合作开展工作。社会工作须明确认识到社会工作实践的“政治性”。社会学社会工作是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的实践形式：“它直接处理‘实践的政治性’。它的基础是关于对社会性质、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以及资源和机会分配等方面的理解。它的目标是促使个人、群体和社区在一个承认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框架内控制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要寻求根除那些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给予一些人特权的结构的不平等的方法及途径。”虽然，社会学社会工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和压迫的批判揭示忽视了性别关系、种族关系，但实际上，在反对不平等、抵抗压迫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在社会学社会工作中构成了“家族类似”式的同盟。社会学社会工作揭示、批评以往社会工作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的各种排斥和歧视，包括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年龄歧视、生活方式歧视等等，这些歧视和排斥大大地损害了当事人以及社会工作者本身的尊严和自主权能；而社会学社会工作则将自己看作是一种“赋权实践的模式”，在自己的具体实践中将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生活方式偏好等作为必须面对的因素考虑进来，帮助当事人建立生活中的自我控制，同时纠正歧视与偏见，促成通往更为公平的社会的变革。
第三，结构性社会工作的倡导和实践。结构性社会工作（structural social work）明确将自己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促进社会变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人们当下的正当需求，而是主张社会工作必须双管齐下：（1）为“父权制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受害者提供切实的人道主义关怀；（2）按照“社会主义的路线”重构社会。为此，结构性社会工作将自己的聚焦点放在社会中的“压迫”上。它分析了“父权制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压迫的各个层面（个人层面的、文化层面的、结构或制度层面的）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压迫的各种形式（如剥削、边缘化、权利剥夺、文化帝国主义、直接施暴等），阐释了压迫作为一种结构性暴力的各种具体机制（包括住房市场中的歧视、零售市场中的歧视、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教育系统中的歧视、健康卫生系统中的歧视、司法系统中的歧视等）。对于主张站在受压迫群体一边并与受压迫者合作展开工作的结构性社会工作来说，真切地认识理解压迫意义重大。第一，只有真正理解压迫，才能意识到结构性社会工作不能将目标停留在仅仅补偿和照顾受压迫的受害者，而要进一步改变整个压迫性的规则、过程和实践运作。第二，只有认识到压迫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工作才能开始解构压迫的实践，并重构以真正的社会平等为特征的社会。第三，只有将压迫理解为一种在日常社会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的系统性状况，并认识到压迫对于统治群体来说具有重要的功能，才能找到结构性的解决方案，否则，社会工作将继续把压迫作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例如，个人和社会之间缺乏“契合度”）而不是道德和政治（即结构性）问题来处理。第四，对各种形式的压迫的认识，使结构性社会工作者更能理解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所遭遇的具体受压迫情况，从而采取不同的适应性反应和行动方式。第五，在微观层面上，了解个体层面的压迫，将使社会工作者更好地了解被压迫者是如何体验和应对他们受压迫的处境的，进而通过对话，这些知识将帮助工作者与受压迫者共同发现抵抗压迫的适当方式。第六，在宏观层面上，对于社会压迫的认识将帮助结构性社会工作者去鼓励和支持特定群体的组织或建立新的组织，这是让受压迫者发现自我、重建身份认同、创构社群团结、形成并发出特定群体的观点和呼声的重要机制。基于这种认识，结构性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社会工作一样，将“赋权”作为实践的关键，并呼应“压迫”的个人、文化和结构三个层面，赋权也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结构性社会工作将实务工作分为“在既有体制内展开并反抗既有体制的工作”[working within (and Against) the System]和“在既有体制外并反抗既有体制的工作”[working outside (and Against) the System]两个方面。个人层面的赋权可以在体制内展开的工作中进行，这种赋权主要是通过微观层面之心理的、人际的工作，使个人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比如，减轻压迫造成的心理损害并增强信心）；也即，通过促成个体对社会不公正和压迫、对他们受压迫的原因的“意识的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使其摆脱自责、沮丧，并积聚起行动的积极态度。文化的、结构性的赋权则要在体制外的工作中展开，这种赋权的主旨是，在体制以及在这种体制下设立的组织机构和服务项目本身是压迫性、控制性的，因而不可能使受压迫者获得主体性的权能提升的情况下，转而到体制外去寻找、挖掘、利用那些抵抗、变革体制的因素。具体的方式包括创建、发展和/或支持替代性的社会服务组织和服务项目；与其他致力于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现状的团体和组织结成联盟，让社会工作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相结合（如环境社会工作与环境运动的结合）；改变社会工作专业协会，特别是其保守的、自我维护的专业主义倾向，使其成为像进步工会一样的组织，并投身于变革现实的运动；等等。
三、解放性社会工作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建构性社会工作、社会学社会工作、结构性社会工作的倡导与实践，表征着从以往那种维持既定秩序的控制型社会工作向推动社会变革的解放性社会工作转变的态势。不过，必须认识到，即使在今天，“福利国家”是西方社会工作的主要赞助者，也即西方社会工作是一种“依赖国家的职业”这一情形并未根本改变，相应地，结构性社会工作所说的“体制外社会工作”的空间实际上依旧相当有限。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扭转社会工作维持现状的控制性质，充分地发挥其解放性的功能，就更大地依赖于社会工作者（及所有相关者）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动作用。而能否最大程度地发挥这种能动作用，则与社会工作者（及所有相关者）本身的心智素质密切相关。
在《结构性社会工作》一书中，穆拉利认为，要完成促进社会变革的任务，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这些素质：（1）意识到我们当前社会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体系；（2）认识到一个社会应该以满足人类需求为中心价值；（3）认识到社会工作乃是政治行动，它要么强化现状，要么抵抗现状；（4）认识到单纯从个人、家庭或亚文化着手的解决方案解决不了社会问题；（5）认识到批判性的社会分析本身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技能；（6）意识到结构性社会工作不仅仅是社会工作的一种实践取向——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认真琢磨一下穆拉利所说的这些素质，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与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正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社会工作者身上的体现。
“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就是搭建起关联和沟通“个人困扰”与“公共问题”之间的桥梁。在现实生活中，多数遭遇困境的人们常常要么局促、封闭、郁闷于一己的欲求和求而不得的烦恼，要么以情绪性吐槽的方式在一些公共空间（如网络）中释放私人的怨气、焦虑、困扰。换言之，他们缺乏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关联起来的有效纽带或桥梁，缺乏一种如齐格蒙·鲍曼所说的“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的“转换技艺”；由于缺乏这样一种有效的桥梁和转换技艺，私人的麻烦和痛苦始终停留封闭于一己之内，而不能归结到一起，更不用说凝聚为共同的事业，于是，吐槽之后，困扰烦恼依旧，软弱无力感依旧。而传统大多数社会工作，虽立意帮助遭遇困境的人们，但同样由于缺乏这样一种有效的桥梁和转换技艺，因而要么拘泥于微观的、“从个人、家庭或亚文化着手的解决方案”而治标不治本，要么对“标”也无能为力，根本不可能触及与个人的遭遇紧密相关的结构性、体制性、政治性问题。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这样一种“转换技艺”，正是要搭建这样一种桥梁。米尔斯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它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使他们认识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处境的，进而使他们透过这种杂乱无章而发现现代社会的根本架构，理解这个架构下男女众生的生态和心态。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换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两者间的联系”。
解放性的社会工作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社会学的想象力”既是一种“问”的能力，也是一种“思”的能力。作为“问”的能力，它意味着在一种超越于个人欲望、一己私利的真切价值关怀（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如“以满足人类需求为中心价值”）和现实社会状态的张力中来发现真问题，形成真切的、内含着批判精神的问题意识。米尔斯指出：“我们必须要问：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但受到了威胁；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并得到支持。无论是受到威胁的价值还是得到支持的价值，我们必须要问：其中可能包含结构中的什么突出矛盾？”作为一种“思”的能力，“社会学的想象力”意味着，在上述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下，通过把个人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理解他的经历并把握他的命运，通过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来理解他的生活机遇。当社会工作者掌握了这样一种内含着质疑、批判精神的“问”和“思”的能力，他（进而他的工作对象同时也是他的合作者）就能跳出“对问题的非结构性、非体制性归因”，而将确实仅仅与个人相关的问题归因于个人，将其他问题与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关联起来。当社会工作者掌握了这样一种“问”和“思”的能力，其实务工作中遭遇的种种障碍、阻力、失败，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消极的价值、负面的体验，还包含着积极的意义：它们常常提供了将当事人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体制联系起来的契机。可以说，掌握这种“问”和“思”的能力，是解放性社会工作的精神前提。
第二，“社会学的想象力”还是一种激发、唤起行动的能力。“社会学的想象力”以上述这种“问”与“思”的技艺将个人的困扰转成公共问题，从而“个人困扰不能仅仅当作（个人）困扰来解决，而必须按照公众问题和历史形塑问题来理解”。这样“问”与“思”的目的，不仅仅是认知的，更是行动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独立的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就是要以“问”与“思”的技艺唤起集体行动的现实力量。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不能单靠专业的社会学家，还要有公众自觉而理性的参与。这就要求“社会学的想象力”不能只停留在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的手中，而必须进一步成为包括“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等在内的广大公众普遍具备的能力素质。而社会学家，或者更宽泛地说，社会科学家，则要承担起不仅作为研究者，而且作为“教育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公开而多种多样的论辩中向公众展示、传播社会学想象力的“政治职责”。质言之，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内在地包含着这种能力成为公众素质的期许，内含着对于个人困扰之社会根源的“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将成为直面和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在这样一种社会共识下，社会工作就（才）有可能将自身与集体行动联合起来，将微观的实务工作与宏观的变革（如企业社会工作与劳资关系变革）贯通起来，或者说，在重振一直来被边缘化的“宏观社会工作”的基础上，将宏观与微观连通起来，从而走出“将政治问题、社会结构性问题化约为技术问题”的化约陷阱，将真正的技术问题从技术上来解决，将政治问题、结构性问题诉诸集体行动的力量来解决，并最大程度地调动和利用（借用）各种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资源，来帮助实现“满足人类需求”这一“中心价值”，来推动社会向更合乎人类本性、更好的方向变革。当然，最后还必须说明，这种社会变革，哪怕是通过体制外的行动来实现的变革，并不一定像穆拉利说的那样是反体制（Against the System）的，同样也可以是促进体制改革增进体制活力的。
（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王小章，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