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县市长选举结束后，岛内和大陆针对选举结果出现了若干种解读。台湾岛内传统上支持国民党的部分选民，将这次民进党的失败，解读为国民党价值的复兴，并乐观预期两岸关系回温，台湾经济复苏。

大陆则有不少人抱着良好的愿望和强烈的国家统一理念，认为以韩国瑜为代表的国民党参选人的胜利，代表台独观念已经退潮，“台独”政治势力大势已去，两岸和平统一前景可期。

这其实是低估了当前岛内“台独”势力的顽固性，以及对与“台独”作斗争的复杂性。

壹

在乐观看待两岸和平统一的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认知基础，是将党名中仍保有“中国”二字的国民党，当作那个“抱有拯救中国的动机”，在20世纪前半期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的国民党。

在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看来，这种认知，显然来自对1949年之后台湾历史进程的陌生。

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大部分时期，之所以强调“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其政治目的在于强化国民党政权作为二战战胜国一方统治台湾的所谓“正当性”。

到了1970年代初期，国际和中国局势的改变，使得国民党政权面对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需求随之改变，为蒋经国提供了改变蒋介石版“一个中国”政策的机会。

蒋经国在当时面临的局势是，台湾国民党当局遭遇自失去大陆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外交危机，以及因石油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时 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随即着手抛弃其父的“反攻大陆”政策，彻底转到“革新保台”、拒绝统一的方向。

在经济上，蒋经国推动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等在内的“十大建设”，展示放弃军事“反攻”，发展台湾经济的意志；在政治上，有意向岛内和海外的台独人士递出橄榄枝，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互动。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对台“断交、撤军、废约”，使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进一步被孤立。邓小平宣布“台湾归回祖国”是20世纪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要求美国对台湾当局施压，逼蒋经国上谈判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对此，蒋经国明确宣示对大陆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拒绝廖承志访台，并于1986年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案，意在扫除仍保持“光复大陆”主张的国民党元老派势力。

后来被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的李登辉曾评价说，“经国先生如同旧约中的摩西，带领族人要渡过约旦河，不幸在摩押平原去世。但他的精神已灌注给继承人乔舒亚，乔舒亚奋斗不懈，终带领族人平安渡过约旦河，到迦南之地”。

从蒋经国的初衷看，李登辉并没有背叛自己，相反，李忠实地延续了蒋经国的政治路线。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个中国”政策本身，是一个在法律上承认中国主权不可分割，但在政治现实中与大陆对抗的政策；那么，蒋经国的“一个中国”论述就已经发生质变，从政治现实和法律层面向台湾的拒统势力和台独势力提供了政治基础。

1987年3月，蒋经国废除戡乱法，让主张台湾从法理上与中国分离的反对党合法化，并藉由“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终结了“国会”原本保留代表大陆各地议员（立法委员、国民大会代表）的制度，改由台湾地区直接选出，挟“民意”，以“民主化”的名义抗拒中国统一的趋势。

1987年11月，蒋经国指示马英九，查清1949年迁台时，是否曾声明继续代表整个中国？马英九查明后报告，没有声明“国会”将继续代表中国大陆各省份。蒋经国便作出结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法统，不必设大陆代表了”。

在此，“中华民国”概念的内涵已被蒋经国置换为“台湾”。

贰

与基于仇中情感而厌恶蒋家的“情感台独”人士不同，“台独”的“理论家”们高度评价蒋经国的举动。他们认为，从坚持“反攻大陆的外来政权”到“革新保台”的台湾主体，是蒋经国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

为此，他们提供了一项难以反驳的证据：早在1981年，李洁明（James R. Lilley）离开华盛顿到台北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之前，蒋经国曾委托一位代表告知自己的四点计划：

第一，民主化，全面选举中央民意代表（意指仅从台湾选出）；第二，台湾化，台湾人将全面出任要职；第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平；第四，与中国发展工作关系。

在此，蒋经国的逻辑十分清楚：既然反攻大陆已不可能，也就不可能以大陆为国家、以大陆人为国民；只能以台湾为国家，以台湾人为国民。这样，国民无论从哪里来，都是台湾人，只需国家认同，无分省籍、族群。所以蒋经国是“终结外来政权，认同台湾主体、台湾主权的第一个新台湾人”，他完成了“从外来政权到台湾主体”的根本转变，对于“台独”建国，功莫大焉。

从国民党的角度，将中国光复台湾的民族功绩论述转变为“外来政权”的“原罪”、赎罪论述；从台湾当局的角度，刻意将1952年国民党台湾当局与日本间签订的“中日和约”（即“台北和约”）当作确定“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合法性与确定“中华民国”国土范围仅限于台湾的法律文件。

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党虽然坚持“中华民国”的称号，但抽换了“中华民国”的内容，这样的“中华民国”除了招牌以外，与“台独”的内容已不存在根本差异；甚至，这一招牌为“台独”提供了整个“国家”政权的骨架，并且成为“台独”的保护伞。

“台独”政治势力的菁英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明确宣示借用“中华民国”招牌推行“台独”内容的文件。换句话说，台湾实际上已不存在“统”、“独”之争，只有国民党的单向台湾化，而没有曾被殖民化的台湾和台湾人的去殖民化、再中国化。

所以，随着国民党的台湾化，“台独”扩大成为挂着两种招牌的岛内政治势力共同抗拒中国统一的政治倾向。

叁

误读台湾这次选举结果的，当然不止大陆民众。台湾岛内传统上支持国民党的部分选民认为选举结果是对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否定，并乐观预期两岸关系回温后，台湾经济将快速复苏。

产生这种误读的原因，在于未能认识到目前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陆面前。

过去40多年间，台湾社会在政治定位、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几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蒋经国与“台独”政治势力发展出妥协和合作的互动模式开始，竞逐台湾权力的政治势力即已确定将台湾的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切割开来的方向，遂使得上述变化难以逆转地发展成为结构性的变化。

在战略的结构方面，冷战时期，蒋介石统治台湾背后的政治靠山就是美国；当蒋经国将台湾前途与中国前途切割开来之后，国民党与民进党更同时需要依赖美国的支持。两个政党都奉美国为上国，无论他们是在情感上仍承认自己是文化的中国人，还是奉行媚日再殖民化政策，都要在美国亚洲战略的大架构下与美、日建立战略关系。

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洪秀柱一旦主张不必唯美国马首是瞻，立即丧失了党内的多数支持。这次县市长选举之后，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江启臣就特别澄清，“那种认为台湾人在政治上倒向中国的看法并不正确，相反，台湾人对台海关系越来越谨慎和实际”。

无独有偶，担任民进党当局陆委会副主委的邱垂正也向美国人表示，“这次选举结果与两岸政策没有直接关联，不存在亲中不亲中的问题”。

此外，蒋经国欲切割台湾前途与中国前途，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的台湾，自然做出转向西式政治制度的选择，此举决定了30年来台湾政治、经济的大势。

台湾经济本来就存在基因缺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被日本定位为农业、制糖基地，工业发展相当有限。1970年代后的台湾“经济奇迹”，源于搭上冷战时期美国所主导的经济战车，即资本主义扩张的顺风车，以低价劳工从事代工。

即使是这一点成就，也应归功于蒋介石执政时期的规划。蒋介石去世后，台湾的发展面临几种前途的抉择，包括参考在经济型态上与台湾类似的新加坡、韩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引进西式民主制度，向殖民时代形成的亲日地方势力妥协，借重其反中本能和力量的模式。

然而，蒋经国选择了他所认定的“民主化”、“本土化”道路，造成后来台湾政治混乱、认同分裂、行政效能不彰，无法做出前瞻性经济、产业规划，而致产业无法升级，传统经济萎缩、出口难以成长的困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台湾业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且，现在愈发显现出的一个问题是，台湾在搭不上美国经济列车的情形下，唯一出路是从大陆获得经济动能。

在国家认同方面，蒋经国的继承人李登辉和民进党近30年在文化、教育上全面而深入地推行“去中国化”、再殖民化措施；在价值观念和政策取向上全面西化，在对内对外政治上全面依附美国、对抗大陆；在法律、政治体制上与大陆切割，全方位地构筑“法理台独”的基础。

藉由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上全面推行投票选举，不断建构和确认选民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这一系列举措，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因此，占岛内人口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或是“文化上的中国人”而不是“政治上的中国人”的人，绝不拒绝从大陆获得经济利益，但不会因此改变身份的认同。

（吴启讷先生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由胡一刀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