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控制世界的动力与实践

14世纪后期以降，西欧在技术上与制度上发生重大变革，在「民族国家」的全新体制加持之下，西欧诸国的政府与社会高度组织化，他们几乎同时将变革所产生的优势转换为近代型态的殖民政治力和殖民经济力，投射到西欧以外的全球各地。具备组织、技术和军事优势的西欧民族国家，热衷于控制西欧以外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交易市场；也会将自身的宗教、文化乃至语言加诸这些区域，以确保影响这种控制的有效和延续。西欧人几乎无往不利，原因在于他们此时所面对的地球的其他部分，尚未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社会组织体系，其中多数社会在殖民政治与殖民经济面前，根本没有抵挡之力。

明清中国对外设限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不过，西欧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遇到障碍。比西欧社会的变化略早，中国历史从自身的线索出发，开始由「天下」状态朝「领土国家」的方向缓步演变。经过与欧洲传教士、殖民组织、商业组织、使节，乃至进入中国边缘和周边世界（如澳门、台湾岛、缅甸、吕宋等地）的欧洲军事组织的接触，身处在自身历史转折期的中国，体认到西欧国家所带来的挑战，在程度上甚至性质上，都大不同于传统的「边患」。深受中国文化、制度影响的日本，也在同时感受到这种与中国文明截然不同的外来力量的巨大冲击。从殖民国家的角度，当然希望西欧以外的世界门户洞开，直接奉上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和利益；而正在塑造「领土国家」，对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与界线相对于其他非西欧国家有更多了解，同时保有部分产业的技术上领先、贸易上拥有大幅顺差的中国，并不希望西欧国家从中国取得他们想要的一切。无独有偶，同期的日本，也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有所警觉。在西欧咄咄逼人的实力和企图面前，中国和日本对于贸易和交流都采取了限制措施。

事实也证明，中国的限制措施是必要的、正当的。在中国独步全球的制茶技术、瓷器技术面前，英、法、德等国殚精竭虑，绕开中国政府的正当保护措施，从全无防范意识的中国民间社会窃走了这两项担当中国经济贸易支柱的产业技术机密，中国很快就丧失了经贸优势，国力随之大幅下降。当时的中国甚至体认到生物资源的价值，对于植物出口也有限制措施，但在1904年，一位新西兰教师还是将中国弥猴桃的果核私自带到她位于南半球的居住国，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反而经常听到新西兰对中国产弥猴桃「专利权」的质疑。

在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之际，中国也感受到文化的威胁。清高宗并非不了解贸易会带来高额的税收利益，但他对外来意识型态可能对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带来难以预测的影响有强烈警觉，直断他「顽固不化」，显然低估了中国政治在18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

中国对外设限，目的在于保护自身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这种限制措施，并没有导致中国对外侵略扩张。相较于中国，基于相同目标的日本「锁国」措施，也具有保护日本利益的正当性，但，日本最终背弃保守自身的目标，转而效法西欧殖民政治模式，加入殖民阵营，踏上对外扩张的不正当道路。

明清中国对外设限的效果与中国的后续因应

毫无疑问，明清两朝的限制措施，并未达到朝廷理想中的效果。从明朝末期开始，中国在对外经贸往来与政治接触上屡屡受挫。中国的经济力、军事力与传统政治模式，显然无法有效对抗西欧殖民政治和殖民经济的攻势；已然开启转型进程的「领土国家化」过程，同样难望西欧政治组织程度与政治效能之项背。

面对这种危机，中国不得不转而效仿西欧的「民族国家」模式，试图以「国族」的方式组织她的人民，有效抵抗西方与后来加入西方的日本的威胁。这一转向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又不得不藉由包括辛亥与共产主义在内的一系列革命，藉内部正义的诉求动员民众，同步达成团结对外，维护国权、实现国际正义的效果。

革命的正当性，往往建立在对过往历史的批判之上。在革命的动员阶段，从事辛亥革命和人民革命的革命者，强调自身超越明清保守措施的先进性，甚至在革命的特定阶段，一度将「明清闭关锁国」的叙事设定为公共常识，近日来社群媒体上的「轩然大波」，背后也有这种「常识」的影子。

然而，革命的深化，也是革命成功的必经之路，历史认知的深化，则是革命深化的共伴现象。中国在20世纪最后阶段的改革开放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不全然是近代史上的「闭关锁国」和革命时期的「闭关锁国」表象，而是革命特定阶段的泛政治化、教条化与官僚化现象。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民族化进程、革命化进程与中国自身历史的和解，也是中国人经过自己的奋斗，接近历史转型完成阶段必然会见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