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转型，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惯常的认知是，“近代”的一些重要特征出现在15世纪后期的西欧，而西欧近代国家制度于资本主义成熟时期臻于完成。近代转型的标志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有着明确政治边界的国家，取代中世纪分散的、封建的、边界模糊交错的政治体以及干预世俗事务的教会；其二，是人群同质化，并发展成为nation——“民族”或“国族”，成为近代国家的基础。学界引用这一标准判定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将它的内容大致归结为：面对外部，放弃“天下”中心的认知，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制取代“天下”体制，成为世界列国的一员；面对内部，进行技术和制度的西化。

然而，在作为世界列国重要成员的现代中国，国家与“国族”二者未能完全合一，在制度上也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色彩。这个现象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历史是否完成了近代转型？答案倾向于肯定，因为中国通过了由“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的生存考验。其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历史近代转型的过程和内容是否与惯常的认定一致？梳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会发现被当今世人称作“中国”的这一区域，它的历史的演变有着自身的轨迹，它与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西方史学所描述的西方历史演变与近代转型的逻辑和轨迹有显著差异。

当然，历史研究对于回答以上问题还有进一步的要求，研究者仍需要提供确切的证据，来证实现代中国的制度基础于何时奠定，如何奠定；现代制度与传统制度差异何在，于何时出现。从被列为“近代转型”要素之一的“人群”这个角度，以族群政治架构为取样，观察与世界各国并列为现代国家的当代“中国”，会看到它的独特性；将“中国史”中的独特现象安放到“世界史”时间维度上，则会发觉在这种独特性上，现代中国与13世纪末以来统治大致相同区域的元、明、清三个政治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和继承。质言之，族群政治形态的流变所带动的中国历史近代转型，起点在元，经过明时期的退缩、修正、再继续，至清朝前、中期趋于成形。这个过程勾画出形塑现代中国的蓝图，它的影响延续至今。

一、确认“天下”的范围：从“多元多体”到“多元一体”的转型

兴起于黄河流域的早期“中国”王朝自公元前即形成了独特的全球观和国家观，伴随王朝和以“道统”传承的新王朝在东亚大陆的扩张，早期“中国”王朝的全球观与国家观演变为由“华夏中心”观（或曰“‘中国’中心”观）和“天下”观所共同组成的官方意识形态─国家观念体系，而该体系是适应王朝所在的地理环境和“人类生态”环境的产物。在该体系内部，“华夏中心”观和“天下”观相互渗透，其整体趋势呈现为一方面“华夏中心”的外延扩大，另一方面“华夏中心”吸收“天下”的内容。尽管每当根植于农业区域的“中国”王朝在面对内陆亚洲游牧势力攻击的压力时，即搬出防卫性的“华夏中心”优越心态，但仍无法阻挡在公元后十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中国”这一概念的范围逐渐扩大的趋势。

“中国”的概念一开始就是地理观念、文化优越感和政治“正统”观念的混合产物。早在4世纪初，部分由非华夏人群建立的“十六国”即不约而同地利用“华夷同祖”的祖先神话，建构其统治前华夏农业地带的合法性，但这时的非华夏政权对于一统“天下”并无强烈兴趣，因而并不十分在意“华”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正统、天下中心意涵。10～12世纪，由蒙古语族的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和由通古斯语族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开始直接自称“中国”，但同时并不反对北宋和南宋自称“中国”，在建立统治汉人区域的合法性的同时，并不特别强调“中国”一词背后的正统性、唯一性。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征服南宋后，不仅常常在对内对外场合自称“中国”，也在同时强调“中国”一词的正统性、唯一性。

换一个角度看，蒙古帝国的“全球化”和元朝─“中国”的一体化是在相近的时段完成的。元朝在对外关系上改变了“中国”之人优于外夷的世界观，形成了新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观。元朝对高丽的征服，就是预防与中国权力中心平行的日本权力中心崛起的措施。而蒙古帝国的其他部分后来将元朝视为整体帝国中变异的一部分，又自外而内地确定了蒙元的“中国”性。

近代“中国”与王朝“中国”在内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又有历史的联结。在13世纪后期之前，“中国”的范围小于当今中国的范围；20世纪初期被设计为“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所继承的领土和人民遗产，与元、明、清三朝的疆域和族群构成大致重叠。元代之前，王朝“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形态与其周边“非中国”有颇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是划分不同政治单位的界线；元代之后，王朝“中国”和周边很多“非中国”被整合到同一个政治体之内，新的政治体内部各部分仍然存在文化形态的差异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大致上不再是划分不同政治单位的界线。

换句话说，从“中国史”的角度看，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改变了以胡焕庸线（即“瑷珲—腾冲线”，或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东、南侧为基地的农耕“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传统。元以前，跨越胡焕庸线，被史家视为“帝国”的两汉、隋、唐，规模不可谓小，但只能在胡焕庸线的两侧分别实行不同的制度和政策。若认定两汉、隋、唐是“帝国”，那么它们的性质是比较典型的“二元”帝国。元以后，王朝逐渐朝“一体”的方向转化，逐渐摆脱“帝国”的一些特性，直到不能再被视为典型的“帝国”。

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角度，也可以说元、明、清三个时期的意义在于，两汉、隋、唐时期那种立足政治和文明中心，但无从确认边界的“天下”体系，逐渐被拥有相对清晰的边界的国家体系取代。在“天下”秩序的原理和想象当中，取得“正统”地位的王朝，理应统治全球和全人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蒙古南下前，“中国”同时将中国文化的压倒性影响，想象为一种政治秩序的影响。在现实中，奠基于“中国”的王朝，在技术上都是有“边疆”和“边界”的，而在观念中，却并未将“边疆”和“边界”制度化。直到元、明、清三个时期，“中国”才在技术上确定了它扩展的极限，并由此限定了“天下”秩序的想象范围。所以当西方和日本破坏东亚原本的政治秩序时，明、清两朝只将它描述为“藩篱”的损坏，而非“天下”的崩毁。

早在唐宋时期，王朝“中国”即已在经济、商业繁荣的基础上，发展出某些后农业社会的生活形态。贯穿东亚大陆、区分季风区和内陆干旱区的“胡焕庸线”，也成为古代东亚农业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政治界线。宋就是一个典型的胡焕庸线东、南侧的政权，假如“中国”能够在军事上有效抵挡游牧势力的进攻，不无可能以此为基础，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发展成“单一民族”国家。然而，相较于希腊、罗马边界区域的蛮族势力无法聚合成为蛮族游牧帝国的情形，胡焕庸线东、南侧的资源足以支持该线西、北侧形成统一强大的游牧帝国。历史在蒙古军队南下汉人农耕区域，取代南宋统治后所发生的历史转折，决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方向。

元朝在其中担任关键角色，首要原因在于由蒙古人建立的这个王朝，在动机上即无意传袭“中国”王朝“华”“夷”二分的观念和体制。其次，“华”“夷”二分的观念和体制本身就不是绝对封闭的。再次，唐帝国崩解后，五代十国到金期间的转折期，为“华”“夷”二分观念和体制的式微做了铺垫。

在元之前，以亚洲大陆东部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区域——我们姑且在此称之为“传统中国”——自早期国家形态出现之日起，即存在一种追求政治统一（“天下一统”），但容忍文化多元的传统。容忍不等于无条件接纳。在这个传统中，通常以“华”“夷”二分的方式来描述和应对政权内部及周边的多元文化乃至多元政治现象，而“华”的文化优越地位及其带来的政治“正统”性，是政权存续的心理基础。从上古到秦，从秦到唐，由“华夏”人建立的王朝，都强调自身的“华夏性”；即使是具备宽容开放色彩，强调“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唐朝，同样也要在理想的“如一”中区分出真实的“二”。由非“华夏”人建立的王朝，往往攀附“华夏”，亟欲证明自身异于“夷狄”。这样一来，“华”“夷”二分下的政治体，只能是在相对抽象的“天下一统”架构当中的“多元多体”政治体。

蒙古帝国是在一个更大的“天下”想象中建立的。蒙古帝国建立前期，虽然与传统“中国”一样，自视为世界的中心，但它统治世界的模式，与传统“中国”统治世界的模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蒙古帝国将游牧视为高贵的生活方式，将农耕人群置于社会管理体制的下层，而不是与游牧政治平行的位置上。这样，无论是“华”王朝（如唐、宋）的“华”“夷”二分体制，还是“夷”王朝（如辽、金）的“华”“夷”二分体制，都被一种对内划分阶级或职业差异，但对外一体化的体制代替。

当然，“华”“夷”二分的观念和体制本身也不是绝对封闭的。传统中国所处的地理和地缘环境，造就了季风带的农耕区域（“中国”）与内陆干旱区域（多为“四夷”）的经济差异、文化差异与政治差异。在中国史上，“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中国”与近代意义上的中国不同。“夷狄”“华夏”二分，重视“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贵中华，贱夷狄”是以“华夏”“中国”为核心的王朝族群政治的主要内容；区分血缘、文化，也曾是不少“夷狄”政权面对“中国”时的政治标准。总之，在现代中国的领土范围之内的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血缘或文化关联建立政治组织的现象。但与此同时，“夷狄”与“华夏”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打破，“用夏变夷”或者“华夏”的“夷狄”化，是常见的现象。

孔子的观察和中山王墓的现代考古证据都显示，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现象；同期，黄帝也被建构为“华夏”的祖先。通过此后司马迁在《史记》中谱系化的完善，这种理论影响了4世纪初到6世纪末“五胡”在“乱华”之际及北魏统一北方后基于“入主中国”的政治目的对黄帝的攀附。儒家和佛教，成为“华夏”与“夷狄”的共同黏合剂，只是侧重点有所差异。儒家理念，对于塑造“中国”及周边以集权为导向的政治秩序有关键的影响。大乘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中国化的佛教，同时成为政治工具，对于塑造“中国”意识中的感性意识形态，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一部分，在以往遭到低估。

在技术的层面，“中国”和周边的经济和文化样态，也使得“夷”受到“夏”的吸引。农业经济所生产的谷物和经济作物，是游牧人群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料；通过“指事”“会意”原理创制的汉文字，成为一种可视化的符号系统，非汉语用户得以摆脱自身母语与汉语言不同的语音、语法障碍，使用这套相对成熟的表意符号，进行复杂政治活动所需的记录、沟通和传播。物质层面的链接，进一步升华到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夷狄入中国而主天下”之后的华夏化，其政治意味在于这个政治体必须承继此前的“华夏”共同体意识。《木兰辞》中的夷狄——北魏、东魏、北齐的共同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华夏化的结果。

“华夏”的扩大，为现代中国疆域奠立了前现代基础。五代以前，主导中国疆域形成的力量，大致而言还是“华夏”的政治体。五代之后，主导中国疆域形成的力量，由“夏”转为“夷”。从这个时间点往后看，“华夏”-“汉”对中国的主要贡献在制度、文化和经济层面，在于华夏概念中“版图”的“版”；“夷”（尤其是源自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的政治体）对中国的贡献，则是在疆域，在于华夏概念中版图的“图”。“夷”接受“华夏”的“天下”观、政治结构、政治经验，模仿“中国”的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加以补充、丰富、扩大，“中国”开始由狭义的、单一文化定义上的“中国”，转向国土意义上的、文化多元的“中国”。

不过，在文化多元的层面，有必要体认到“华夏”-“汉”文化与制度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多元一体”格局中以传统“中国”体制为核心的政治倾向。五代之后的辽、金、元、清，有意在征服汉地的同时，重视和保持自身的传统，但同样无法抗衡上述力量。对于汉人的“中国”王朝而言，辽、金、元和清朝的前身满洲后金的威胁，在程度上远超过十六国、北朝，由此，华夏的“我群”意识高涨，甚至具备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辽、金、元和后金对“天下”的认知并未改变，汉人并未集体成为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人的国家奴隶，契丹、女真、元代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汉化趋势也难以逆转。其中，五代到金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辽、西夏、金、西辽等政权的“中国”化，包括其中制度的创新，成为元朝式“中国化”的基础。这样的族群政治现实，为王朝中国的近代转型做了准备。

整体观之，在元时期以前“中国人”的观念和制度中，“华”“夷”二分架构长期存在；元时期以后转型的“中国”，在制度中放弃了“华”“夷”二分，观念中仍有“华”“夷”二分的理念。然而，在政治实践中，无论是五代以前，还是辽、金之际的“中国”，又长期保持着“华”“夷”之间相互沟通、转化的现实渠道。17世纪末叶直至19世纪末叶，深入体会中国历史和现实政治的汉人精英，则渐次抛弃了“华”“夷”二分和“中国”“藩属”二分的观念，立足于（《尼布楚条约》等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完整的中国国家立场思考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族群政治的议题。由此，清末的汉民族主义革命派为推翻清朝而诉诸“满汉之争”的议题，最终未能成为革命的真正动力。

从“华”“夷”二分制度的角度看，历史学者可以将蒙古人所建立的“中国”朝代作为中国历史从“多元多体”到“多元一体”转变的分期点。

吴启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新史学 第13卷 历史的统一性和多元性》，钟焓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