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基本上就是人的一生最精华的部分了，不能说盖棺论定，也可以说基本如此了。我的四十年间，说起来也就是两件事：一是本人成了一名长江边上的学者，二是将所在机构带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术机构。而这两者都得益于田野，是从殿堂走向田野后的造就！
田野转换视角
金色十月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只是对大自然的赞美。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则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意味着人生的转折。1976年的10月，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命运有了转变的可能。1978年的10月，仅有不完整的小学学历，在农村和工厂干活八年的我，终于盼来了一纸高考录取书。
我们进入大学之后，正处于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各种新知识新理论新视野扑面而来，思想的活跃、解放和奔放不亚于1919年的“五四”期间。一套“走向未来”的丛书热销神州大地便可表现出当时的人们是何等的兴奋和激情。经历了巨大历史顿挫的人们希望美好的世界能尽快到来。也正是在巨大的激情之中，人们忽略了中国的历史根基及其对前进步伐的制约。
1982年，凭借大学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而留校，进入刚组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做助理。除了各种繁杂的日常事务以外，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安静读书。只是当时的读书和写作都难免受激情岁月的影响，不断追逐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虽然步入学术之门，但缺乏学术自觉。1986年，获得国家教委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在北京进行项目答辩时，费孝通先生等学问大家专门做辅导报告。只是当时对费先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田野调查方法还缺乏深刻的领悟。因为我当时从事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都是以宏大的国家为对象，以文献规范作为基本方法的，属于殿堂中的学问。
学术独创来自于学术自觉。人们的自觉往往来自于某一重大事件的刺激。1991年，我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文章反思了1980年代的学术不足，提出了学术方法问题。文章指出，“80年代正处于传统与未来的交汇处，对历史的轻率否定和对未来的超前追求常常将人们的思维定位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层面。这种‘应该怎样’的理想主义倾向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却也容易滑向大而不当、脱离客观实际的思维误区。随着社会思维从亢奋趋于冷静，思维方式开始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进入90年代，随着对外来文化的从容分析吸收，人们力图运用新的文化思维观照、透视本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基层社会，以求得对社会的深刻理解。”我的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因为1980年代学术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家上层，关注的是上层变革，注重的是上层变革的走向与路径，如新权威主义的大行其道，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基层，特别是农村田野却是学界的盲区。
上层的变动进一步促进我的学术反思。1992年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在书的开头，我在引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论断之后，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为什么上层政治经常发生更迭，但整个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国家上层的变化和更迭，而基层社会却被忽视，事实上恰恰是基层社会的不动，造成了上层变动的复杂结果。为此，我提出了要将政治体系一分为二：一是上层国家权力，二是基础性政治社会，并提出加强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研究。《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的出版便是这一努力。只是当时这本书的发行有限，未能产生太大影响，但它从根本上转换了我的研究视角，这就是自己的研究重心和视角转向基层，特别是为政治学界所冷落和忽略的农村田野。
田野重塑主体
从社会科学来看，田野不是大自然，而是在田野上生活的农民。关注田野，是关注田野上的农民。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从上层转换到基层时，必然要以田野上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
1980年代，中国的田野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家庭承包，农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权；二是通过村民自治，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自治权。第二件大事更不容易。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历史以来都是自我生产，家庭经营轻车熟路，国家也乐观家庭经营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历史以来，农民在政治上从来都是被代表者。记得当时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关于小农的论述，拍案叫绝，感受甚深。他强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雨水和阳光。”
中国长期历史上存在的专制政治，其深刻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社会，是作为政治客体的农民。他们在政治上要么一直跪着，要么自己站了起来而让他人继续跪着。如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中国农民“有造反而无革命”。中国之所以上层政治不断更迭，但政治形态没有质的改变，从根本上说是最广大的社会民众不是政治活动的主体，不能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改变政治土壤，由此使得皇权政治长期延续下来。中国的政治形态要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不仅仅在于少数精英的先知先觉，更在于广大民众通过政治实践获得政治自觉和自主。
1980年代，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由自己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实行自我管理。这意味着他们从政治上的客体转换为主体。其历史性的革命意义比家庭经营更大，但其存在的风险和担忧也更大。长期历史上，农民都是被人管的，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能行吗？这是当时相当多数人的担忧。正因为如此，适用于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讨论了数年，分歧甚大，只是在中央领导人强力推行下才通过，且在通过时还加以一个限定词——“试行”，这意味着随时也有可能不再推行。
对于变化中的田野正在重塑新的政治主体，政治学界是缺乏足够认识的。我所在的机构是全国最早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单位，也是最早恢复建立政治学科的单位。张厚安教授等学者比较早地将研究视野投向农村，特别是关注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研究，1988年专门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随着我将研究视角转换到基层，也加入了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而当时农村基层政治变化、争议最多，而又被学界所忽视的就是村民自治问题。有人表示，全国有9亿农民在实践村民自治，却只有不到9个学者在研究。而在这9个人当中，我们学校就占了好几位。
村民自治是实践先行，研究滞后，成果更少。1997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该书被称之为最早系统研究村民自治的著作。作为该书基础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998年，由于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村民自治突然火爆起来。时任总书记将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一并称为党领导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还被人视为观察中国民主的一个窗口，并寄予更多的政治想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村民自治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制度自上而下全面推行。2006年，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的专题，就是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本人有幸担任了讲解。
村民自治由一种农民自发的行为，上升到国家民主制度，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反映了中国的村民自治具有很强的国家建构性。遵循村民自治进程的逻辑，我开始将村民自治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下考察，不是将其作为一时的激情决策，而是视为整个国家建构的基础性部分。这与《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但是，随着村民自治由国家制度“落地”之后，也出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问题，如贿选、帮派、家族影响等，民主的价值在实践中被扭曲，村民自治进程受到挫折。记得有一次召开村民自治研讨会，有人称村民自治已死，应该召开的是“追悼会”。我以为，不能轻易下结论，还有待实践观察。
而实践确实给出了回答。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为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探索了多种自治单位和自治形式，取得良好效果。作为长期研究的学者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我于2014年专门撰写发表了论文《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至此，村民自治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我所在的团队对村民自治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即从过往的价值—制度范式转向条件—形式，以此深化村民自治的研究。
如今，我本人自觉在村民自治领域的研究已达饱和，该领域正在以接力的方式由新生代学人接续。村民自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远远不如当年那样“火爆”，研究村民自治的学者也大大减少了。但在变动的田野上生长出来的村民自治，给了我们永远的启示：当广大人民不能作为政治主体自主、自立和自治时，政治文明的进程就会永远在路上！
田野开拓方法
田野让我们转换了视角，发现了研究对象，也开拓了研究方法，这就是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科。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基本上是基于书本文献的研究。仅有的农村调查主要是为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提供依据。特别是我从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更是将“本本”视为唯一权威和研究资源的学科。而当我们将研究视角转入田野，研究对象投入到田野上的村民自治时，原有的方法已远远不够。因为，村民自治自兴起之后，便伴随着争论。村民自治愈是火爆，争论愈尖锐。理论上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据说是化名沈延生的作者在很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的5万多字长文，对村民自治持否定态度，其依据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说过。正是因为凡事都要从本本上找依据的方法，限制了学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
而当我们进入村民自治领域时，就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不能再限于理论文本研究。张厚安教授由此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即强调走出校园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以理论服务农村改革。当时的张先生已年近七旬，还带头并与我们一同到全国各地调查。到1990年代中期，田野调查提升为方法自觉。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的总序中，我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其中，“追求实际，即强调实际先于理论。我们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剪裁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理论上的发言权也只能出自实际调查。”“追求实证，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我们不否定价值取向，但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我们不排斥‘应该如何’，但首先要弄清‘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
当时的农村研究大多还是“纸上谈农”，我们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独树一帜，这对于教育部将农村研究的重点基地放在我们这所师范大学而不是农业大学奠定了基础。
尽管有了田野调查的自觉，但这种自觉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起初的调查主要是一种基于项目的调查，即根据科研项目进行的调查。项目结束，调查也结束，直到另一个项目的开始。这种调查不仅是调查成果碎片化，也容易造成研究人员的碎片化——各个研究者各守一摊，乃至因意见不同而自立门户。基于此，2006年，作为重点基地负责人的我，提出了“百村观察计划”，在试点基础上于2009年正式实施。这一计划集聚力量，在全国抽样选择了300多个村5000家农户进行每年定点跟踪观察。这一大型跟踪观察式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村情民意资料，使得基地能够在决策咨询服务方面领先一步，并助力于重点研究基地在第三次评估中获得全国总分第一，同时也集聚了研究核心力量。
20世纪的中国是由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深刻转变的世纪，农村农民问题特别突出，农村调查曾经辉煌一时。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村调查一度中断，直到改革开放才有所恢复。但无论是广度和深度，中国农村调查都很有限。特别是了解1949年前传统中国农村形态的农民正临近生命的终点。基于抢救历史的使命感，我们于2015年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工程。这一工程包括七大区域村庄、大中小农户、60年变迁个人口述等，全面深入挖掘中国农村传统底色。这项有数千人参与的大型调查工程，为传承中国农业文明，了解传统农村形态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规模之大，国内仅见。
资料是理论创造的源泉。早在新世纪之初，农村研究成为热点时，学界便流行着一句话：“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意思是20世纪日本人对中国农村调查作了十分精细独到的调查，美国学者利用这些调查资料写成理论著作，我们中国学者学生通过读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农村。中国学界要超越原有研究，借鉴他人，必须了解第一手资料。为此，在启动“百村观察计划”之时，我们就有了将日本满铁农村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计划。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大型深度调查，积累大量调查文献。由此有了“18世纪调查看英国，19世纪调查看俄国，20世纪调查看日本”的说法。在开展日本满铁调查资料和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之后，我们又启动了俄国和英国的农村调查资料的翻译。这一大型翻译同样可以称之为世纪工程，预计达到1亿字以上。
以往中国的农村调查主要在国内。随着中国走向世界，需要了解更多的域外农村。从我们翻译外国农村调查资料看，当年这些国家在走向世界时，做了足够的功课，包括田野调查。而我们这方面几乎还是空白，与走向世界的大国极不相称。为此，在以抢救为目的的中国农村调查告一段段落时，我们又启动了世界农村调查。现代化的衡量标准是农村状况。100多年前，我们睁开看世界，看的是船坚炮利；40年前，我们睁眼看世界，看的是高楼大厦；如今，这些都有了，我们还得睁眼看世界，要看美丽乡村，看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在世界比较中发现中国特色，在人类发展规律中找到中国轨道。
田野提供源泉
社会科学在中国起步较晚，甚至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首先是引进、学习，当学生。只是当学生太久，一直未能与外国学者平等对话与交流，表现为缺乏原创性成果。近年来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这一问题。但为什么缺乏原创性呢？重要原因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这就需要走出书本，寻找理论的源泉。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好处就是引导我们将视野投向大地，投向活生生的实践。没有第一手资料，就难有原创性成果。人们常说“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就是因为美国学者利用了日本人对中国农村调查的原始资料。后来，我们下决心翻译日本满铁农村调查资料，并开展“深度中国调查”，就是为了改变理论研究的被动局面。田野转换视角，重塑主体，开拓方法，有助于立足于中国大地，从田野上汲取理论智慧，从中国本体和底色出发，与既有理论对话，进行原创性研究。
伴随中国崛起，中国性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如何解释却众说纷纭。人们在解释中国奇迹时都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谁是创造奇迹的主体？在创造奇迹之时，农民占人口多数，特别是他们走出了土地，成为“世界工厂”的主体。可是学界对此事实处于漠视状态。这在于长期以来中西方理论都视农民为一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甚至是“历史的弃儿”。而田野锤炼的实证思维，告知我们首先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既有理论出发。为此，我在2010年第一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长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论文认为，“不能离开中国人讲‘中国奇迹’，也不可离开‘农民性’谈‘中国性’”。论文提出了“双重文明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但随着优势的失去，中国的发展也会步入常态。8年过去了，中国事实证明这一论点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的对象是60年前形成的人民公社体制。这一体制使得农民支付了沉重的代价。早在1998年，我写作出版了《包产到户沉浮录》一书，深知农村家庭承包改革之不易。但伴随改革深化，特别是农村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存在，对于家庭承包也有许多质疑。这些争议说明我们对中国农村的基本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田野调查思维要求我们从事实出发，不断追问问题的原由。农村改革被称之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什么要回到家庭经营？这不能不引起深思。
集体化进程中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目的是否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但如果进一步追问，中国曾经在世界上创造了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其经营制度恰恰是家庭经营。这说明家庭经营有其生命力。只是在相当长时间，我们对传统持彻底否定态度，没有全面认识历史存续已久的家庭经营，更没有将这种经营作为一种基本组织制度来认识。世界上流行的农村本体制度是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中国创造了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本体制度，岂不是咄咄怪事，也难怪中国农村发展走了一大段弯路，又不得不回到自己的轨道上来。正是基于此，我在2013年第8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文，提出了“家户制”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基因。我们开展的“深度中国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家户制的广泛深入调查。
政治学是一门外来化程度很高的学科，基本概念和命题均是外来的，且被视之为不可挑战的。中国是个政治大国，有着丰富的政治历史，但缺乏自己的概念，更缺乏能够与世界学界对话的概念。在政治学恢复时期，政治学还可以根据中国政治实践自我表达，有一定的自主性，只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独有的学术概念。但随着政治学的科学化，学界受外来概念的约束愈来愈明显，学术的自主性愈来愈弱。如何走出这一困境，通过建构自己的概念和命题，推进中国的原创性研究？田野调查，特别是2015年开展的“深度中国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源泉。“深度中国调查”的内容之一是将全国农村划分为七大区域，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度调查。
第一站就是华南宗族农村调查。因为那里还保留着大量中国农村宗族社会的传统。正是通过大量事实调查，我们发现了宗族农民的行为逻辑，他们以祠堂为生活中心，以祠堂里的祖宗为敬奉对象，以同一祖宗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这一行为的背后的依据便是祖宗赋予了后人以生命、资格、财产、地位、权利与责任。原来，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如“天赋人权”这一“唯一原则”所概括得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事实是这一概念和命题无法概括的。正是基于宗族调查事实，我于2018年第一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的长文，提出了“祖赋人权”的概念。
缺乏原创时，都在呼吁原创，但要有点原创却不容易。论文写好后要发表颇为艰难。重要原因是长久以来人们已将“天赋人权”视为“唯一原则”，更多的是从价值而不是事实层面对原创性的概念提出质疑。为此，本人不得不从方法上对此加以补充，专门撰写和发表了《实证思维通道下对“祖赋人权”命题的扩展认识——基于方法论的探讨》的文章，对自己的想法作出进一步解释。
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我们不能仅仅将自己视为“挖矿的”，让外国人利用资料加工再转内销。这就需要有“炼金术”，即对资料进行加工提炼的理论及工具。美国学者斯科特在深入的人类学调查基础上，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撰写了诸如《弱者的武器》等多部有影响的重要著作。我们在调查方面正在超越前人。如非常有影响的日本满铁农村惯行调查，仅仅是对华北六个村的调查，而我们的深度调查涉及到全国数百个村庄。但我们的开发和基于事实材料的原创性研究还在刚起步，与国际学界还有距离。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确立方向，坚持不懈，必有收获！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整个历史长河来说，是一瞬间；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一生。作为学者，伴随政治学的恢复、引进、学习、吸收和消化，特别是有了原创性研究的学术自觉，实现了四十年间的历史跨越。而实现这一跨越的起点和动力便是从殿堂走向了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