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颁奖季，特别是东瀛又有一位学者斩获生理学或医学奖，再一次让国内大学和科学研究界产生反省的意识。事实上，近三十年，每次的诺贝尔颁奖季都是一次反思科学研究和大学科研目标、策略和管理的契机，但每一次契机都很轻易地被滑过。俗话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那么，中国科学界和大学教育界又如何准备去把握机遇呢？

其实，这三十年把握机遇的呼吁和行动并非没有，但问题不在于呼吁和行动，而在于怎样从战略上把握、引导以及相应的末端监督和管理。

以中国足球为例。从国家队到各个中超俱乐部，聘请的外籍教练都是世界知名的“大牌”，但从各级国家队的教练看，有来自意大利、荷兰的，也有法国、比利时出身的，简言之，形成了所谓“多国部队”。这除了牵涉到各方利益平衡以外，也说明有关的管理部门根本没有统一的战略思维。反观日本，不仅是各级国家队，就是各个俱乐部也几乎都是学习巴西足球的“技术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注重整体加之“小、快、灵”的风格，近些年他们称雄亚洲就与此有关。

相对统一的思维是经过科学论证后达成的共识。这一共识既涉及理念、目标，也包括具体的实施方案。

从理念上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一个基本点。而现实地看，科学研究也需要有相对具体的目标。日本2001年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要在“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就属于这类具体的目标。近几年，凡有日本学者获得诺奖，就有人津津于此。大概这样的具体目标非常适合于亚洲人的思维习惯。但应该看到，日本大学在以往的科学经费投入上实行的基本是普惠制，制定这样有争议的目标后，经费也是在原来相对合理的基础上有所侧重，他们瞄准的也主要是基础科学。

与日本相比，国内的科研经费投入并不算少，以至于大学教师在社会上被问到的最多的不是工资，而是“经费”。虽然对于科学研究而言，经费是多多益善的，但经费投入本身绝不能天然地成为“数字政绩”——只问投入，不问效果。现在国内科学研究的进展虽然迅猛，却与大量的国家经费的投入难以匹配，大学的科研环境正在唯经费化、实用化，教师与教师之间经费上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正说明投入的方式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

科研经费是科学研究的辅助项，它的目的是给科研提供支撑，科研工作的优劣需要以最终的成果来检验。但现在的状况是，科研项目（经费）不仅成了指标，而且成了衡量教师和科研人员科研水平的标准。

这样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重复计算。既然获得科研项目的经费资助是为了更好地完成科研工作，获得相关经费本身已经是一种奖励，随后的奖励与否应该是看成果与经费的达成度。但科研项目成为指标后，不仅获得项目经费要奖励（或可称“为学校、学院争光奖”），晋升职称、评定先进、申报各级奖项，它都占据表格的重要位置。结果就是，科研成果的权重被稀释，诸如文凭、项目都大于成果本身，形式重于内容的评价方式也直接造成了为获得科研项目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这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本末倒置。科学研究本身是对未知的追问，但追求科研项目（经费）成为目的或目标，影响教师、科研人员的专注度不说，一旦养成乐此不疲的气质，以此为荣，幻化成“项目专家”“项目专业户”，必然会让科研工作失去了应该具备的单纯性。正因为不单纯，在有的学校形成了“申请经费——找人写论文——出版面费发表——晋升职称、官职——获得奖励、荣誉”的“一条龙”团队。科研项目变得一本万利，科研成果自然会滥竽充数。

由此也可见，如果目标和策略在执行或操作时缺少末端监督和管理，忽视尾部效应，很容易在热热闹闹中落空和变形。

诺贝尔奖是颁发给基础科学的。从事基础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最需要抱持理想、超越功利，耐得住寂寞，这正好和获奖与否无关。而诺贝尔奖一贯实行的专家推荐制也是在鼓励科研人员超越自我的功利化。从这个角度上看，过分关注诺贝尔奖也并非益事。

因此，中国有关教育和科研管理部门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在科研发展目标和整体战略上达成共识。与之相关的具体政策也需要调整。比如改变各级各类基金投入和发放方式，将单纯的“抓重点”转变成普惠制基础上的提高，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培养和选拔人才。而简化评价程序和机制，真正关注科研成果的学术贡献，才有可能让真才实学者安心于学，为形成中国内地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的整体效应奠定基础。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18-10-09，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