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在制度建设方面成绩显著，那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主要是什么？在扩大开放中应该怎样更好地化解外部环境的挑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四十年成就巨大

《21世纪》：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如何衡量这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

郑永年：可以用一个坐标来衡量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成就，这个坐标包括了三方面：物质、心理和制度。物质坐标，是直观的，比较容易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心理坐标，就是指人心，这个坐标比较主观，当然大部分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制度坐标，就是指国家的制度建设。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他们崛起的过程中，制度建设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瞩目。具体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主要在三个方面成绩巨大：第一是经济发展，解决了发展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前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00美元，发展到现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9000美元，并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尽管现在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从比较的角度来观察，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第二是制度建设，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从经济制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建立了基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混合经济体制已经形成，民营经济已经撑起了半壁江山，从投资总量占比看，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候达65.4%。

从政治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之后，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

继续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21世纪》：我们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实现哪些目标呢？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性的政党。你放眼世界，能有这么长远规划的执政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政治制度和秩序的发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忘初心的政党。

中国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贫困群体需要得到发展。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项任务的意义和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就如邓小平南方讲话时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发展必须要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中国才能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多少富人，解决贫富差距也是社会均衡发展的要义。脱贫攻坚战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发展观和人权观，即社会要均衡发展，普通民众要分享发展成果。

《21世纪》：国企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企发挥了巨大作用，平顺经济主要依靠国企的力量，国企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方经济体调节经济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财政，二是货币。而中国有三种手段，除了财政、货币，还有国企。因此，得益于国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当下，舆论也在讨论民企的发展，其实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最重要的都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需要完善的规制、法治的环境。并不是说，民企发展困难了，给民企多点融资扶持就可以了。现在重视营商环境就是在往这个方面努力。

至于国企，其实中国也出台了不少改革方案，比如要求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不能与民争利。对于国企来说，要在该去的领域（自然垄断、公共服务等）发展，应该理顺国企的发展空间，并推进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现在这些改革方案已经基本形成，关键在于执行。

《21世纪》：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推进？

郑永年：中国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土地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推进，在这项重要的改革中，最关键的有两方面：第一是要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在基层中，要避免“强人”占有土地权益，而侵占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第二是要允许宅基地的合理流动，加大流动性。盘活闲置宅基地，可以为中国经济作出很大贡献。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在于多建几所公共厕所，或是简单地整顿村容村貌，更重要的是要在农村农民与城市中产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双向流动，即农民可以通过城镇化流动到城市去务工，而城市中产人士也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流动到农村去。这种双向流动，一方面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很大帮助，因为城市中产阶层不乏一些有能力的人，并且他们有技术、有学识、有社会资本、有吃苦肯干的创业精神，他们流动到农村后，可以为农村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与眼界。而且，如果他们能在农村得到发展，那么也可以避免城市中产阶层的衰败。

未来关键是加强执行力

《21世纪》：下一阶段改革开放的关键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首先是增强执行力。我们已经有好的政策与明确的目标，重点在于落实与执行。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出台了1500多项改革方案，下一步重点是落实好这些方案，加强执行力。在落实改革方案与政策方面，可以考虑出台改革促进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保政策落实，确保执行的每个重要细节。这就讲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依法治国。

中国正在不断地向依法治国转型。中国的制度建设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了很大发展，法治是制度建设的最高目标。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说，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于2018年组建。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向依法治国转型，可以为下一步改革开放更好地保驾护航。

《21世纪》：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应该完善哪些方面？

郑永年：大的基本方向已经确立。大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主要是政策要落实好，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前面说的决策、执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还有完善的空间，决策需要更为科学，以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多一些，现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比较多，那么决策的科学性需要保证，而且需要处理好央地的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性，才能在具体实践中更好地落实中央政策。执行层面，执行好每一项政策，就是刚才谈到的，首先需要政策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监察层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已经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监察权的边界在哪里，确立边界能更好地行使这项重要的权力。

以深化改革应对环境变化

《21世纪》：改革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永年：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与世界发生良性互动。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运气已经是非常好了，中国已经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在经济发展领域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已经使得大部分中国人脱贫，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1980年代，中国的策略主要是“请进来”，即把外部世界先进的技术请进来，招商引资；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通过谈判加入了WTO，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特征是“走出去”，这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也可以在国内资本与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在外部世界寻求更多的发展。在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个倡议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1世纪》：欧洲的形势变化对国内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吗？

郑永年：现在外部环境似乎与以往不太一样了，除了中美贸易摩擦，欧洲近来也不太安宁，法国“黄马甲”抗议示威运动仍未平息，德国总理默克尔卸任党首对德国未来政情的影响也会十分巨大，还有英国脱欧悬而未决。因此，欧洲内部的变化将会十分巨大，这不是一个好的方面，因为众所周知的是，地缘政治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应该集中精力加快推进国内的各项重要改革。对外方面，中国一直主张多边主义，这是非常好的原则，在多边主义原则之下，双边关系也需要非常重视，因为经济贸易往来毕竟最终是要落到双边关系上，做生意都是一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