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化发展面临着两大明显问题：（1）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这比新古典经济学所偏重的工程学内容更不适合大量使用数学推理；（2）经济学数量化的基础——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就存在问题，它否弃了马克思极力强调的人类行为意向性。此外，原子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放弃了人际异质性的关注，忽视了社会交往中的权力和地位不平等，从而也就必然看不到异化和剥削等熟视无睹的现象。正因如此，马克思经济学数量化偏盛的基本趋势就是走向庸俗化，失去剖析和改造现实世界的能力，这是马克思经济学者必须清楚和堤防的。
一、引言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往往存在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思辨逻辑，关注的是历史演化和宏观社会制度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偏重于数学逻辑，关注的是现实现象和微观个体行为问题。不过，由于逻辑思辨往往因逻辑前提的不可通约性以及逻辑关系的多样性而衍生出一种“空泛”特征，这种特征越来越与科学主义的要求不相符；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通过引入分析哲学而关注细节、阐释的明晰性以及论证的严密性，这就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分析马克思主义源于这样的认知前提：否定马克思经济学拥有自身独特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法，而试图运用现代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方法来重新分析马克思所涉及的问题及其相应理论，以使马克思学说在表述上更为精确、在论证上更为严密。正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向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靠拢，日渐推崇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从而出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的明显迹象。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无论是懂数理还是不懂数理的，也开始致力于发展所谓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而很少再去探究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具体观点是否会因个人的视界和历史的局限而存在诸多片面性；同时，在方法导向盛行的现代经济学界，这些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文章却开始出现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刊物上，这些文章的发表也很快获得了物质的和学术的种种回报，从而进一步引起其经济学子的效仿。问题是，这些技术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呢？它究竟是发展了还是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见解呢？显然，由于当前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其分析结果往往就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使得马克思经济学被进一步庸俗化。里普斯坦就指出，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的发展“在获得清晰和严谨的同时也丢失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经典批判”，“把适用于异化领域的选择模式普遍化就掩盖了马克思提出的与此不同的观点。”更甚者，以形式逻辑来审视具有丰富社会道德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会得出“反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结论，以致许多学人都把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何会出现这种背反结果呢？本文从两方面加以解析：（1）数理化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性并不适应；（2）基于理性选择框架的数理模型必然会导向新自由主义的结论。
二、研究对象特性之辨识
一般来说，研究方法必须与研究对象的特性相适应：数学分析和数理逻辑主要适用于对自然现象的刻画和描述，却在根本上无法刻画大量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数学语言和在实验室中作定量试验往往都缺乏可行性。一般地，社会经济现象远比物理现象复杂多变，社会科学领域往往难以借助数学工具而获得一个固定的量关系。哈耶克曾写道：“不像物理学科中存在的情况，在经济学和主要讨论复杂现象的其他科学中，在需要解释的事件中，我们能得到定性数据的属性必然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不包括重要的属性。在物理科学方面，一般假设，或许有好的理由，决定被观察事件的任何重要因素本身将是直接可以观察和测量的，在研究决定于许多人的行动的市场之类的复杂现象时，由于以后我将解释的原因，将决定一个过程的结果的一切情况，会永远难以完全知道或测量”，“这种（数理化）要求十分人为地限制了可以认识的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实践的可能原因。这种见解常常很天真地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要求，有一些可说是矛盾的后果。”尤其是，在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方面，数学工具更是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对此早就提出了质疑，他在给瓦尔拉斯的信中写道：“我们怎么能通过数学的方法获得对本质的认知，例如价值的本质、土地租金的本质、企业家利润的本质、劳动分工的本质、复本位制的本质，等等？”
这意味着，即使数学工具确实有助于简洁地阐述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问题，但一旦涉及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不更全面地考察那些各种影响因素，根本就解释不了现象，也解决不了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的洞见中获得启示。他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受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但）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平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种比较情形也可以以中西方的土地制度为例：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自中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的土地开始可以买卖，导致了土地的集中，从而就衍生出了资本主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土地历来是可以买卖的，却没有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
正是基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相对应的角度，我们说，数理工具往往比较适合于工程学方面的内容而不适合伦理学方面的内容。数理经济学家乔治斯库-罗根就认为，数理模型主要适用于两类情形：（1）工程学经济学，它主要处理给定环境的情形，如在给定的价格和给定的生产系数寻求最优化的解决；（2）当数理模型被用于解决一个在模型化考虑之前已经存在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具有辩证特性，而模型仅仅是这种辩证推理的明喻化说法。就此而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转型问题、剩余价值率计算、总资本流通等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通过数学逻辑而严密化，也需要通过数学分析来加以表述和证实。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显然含纳了其他更为广泛且更为根本的社会性议题，这些议题涉及具体时空下的社会文化和伦理规范，涉及具体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涉及行为主体的心理意识和行为动机，从而根本上属于伦理学内容。就此而言，这些议题的分析就必须引入社会哲学观的思考，需要进行规范性的评价，而不是基于某种先验假设进行数理逻辑的推导。很大程度上，数学逻辑只是一种同义反复或逻辑游戏，相应地，数量经济学也很难促进理论和思想的真正进步。具体表现为：（1）数理模型仅仅是思想的表达方式，将已经发现的思想简洁化、条理化，从而易于交流和传播，但它并不能（往往难以）创造出新的思想，发现现实中的问题；（2）计量实证所得出的结论大多是基于特定时空下的数据，从而不具有普遍性，也就不能简单地被应用到实践中去。
在绝大多数社会性议题上，相对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优势不在于数学化的程度。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程度应该不及新古典经济学高，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人与物之间的单向关系，主要涉及人对物质资源的控制或配置，这具有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从而比较适合使用数学工具和数学逻辑；相反，马克思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关系，集中在由互动产生的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这具有强烈的社会科学特性，从而很难用物的逻辑或数的逻辑来处理，而更适合用行为逻辑和思辨逻辑来分析。（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对现象的解释和描述以及分析现象之间的工具性关联，分析它们之间的功能联系，这可以转化为数学符号；相反，马克思经济学注重于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剖析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分析它们之间因果联系，这方面更多地需要运用人的知性思维。因此，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研究时，过度使用数学工具和极端地将思想模型化应该受到限制；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数学工具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理论表达上，以及对引发现状偏离本质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上。
其实，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更难以数量化”这一认识，即使是倡导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翰.罗默也是承认的。他写道：“数学肯定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中扮演部分角色，这甚至在任何社会科学中或任何科学中都是如此。确实，一门科学的最本质之处在于其理论与客观事实的对照，而数学并不能提供历史。……因此数学所应用的问题必须严格限制于数学的特定角色范围——即数学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这样一门以某种方式解释历史事实的学说中的角色范围——之内。”不过，约翰.罗默还是认为，我们可以纲要性地抓住我们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基本假定的某些要素，从而尝试建立数学模型。譬如，不同于长期以来流行的传统观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些特殊概念如阶级、权力、斗争、意识、霸权等都不能像价格、产量和技术等概念那么容易被数学模型化；罗默就认为，情况却并非如此，这种观点的流行只是因为迄今没有人尝试将它们数学化。
不可否认，马克思本身也深受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影响，因而在分析中也广泛地使用抽象、还原以及均衡的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就写道：“一切固定的前提本身在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都会成为变动的。但只要一开始就把它们固定下来，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就可以避免把一切都弄乱。”显然，这反映出，马克思在分析时已经审慎地运用各种简化的和量化的假定而达到精确性，埃尔斯特还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定价格与劳动价值直接成比例来说明马克思在分析中对抽象假定原则的遵守。并且，马克思在不同场合也宣扬数学在科学研究中重要意义。所以，埃尔斯特说，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模型的优点，马克思不仅没有和恩格斯一道试图使数学成为一门神秘的“辩证的”学科，而且还尝试为其主要论断提供代数的与算术的证明。这种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和方法承袭了配第、魁奈、斯密和李嘉图的传统，但马克思学说的抽象程度明显要低于李嘉图；为此，在忽视哲学思维的差异基础上，萨缪尔森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一百周年时把马克思视为“一个较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而埃尔斯特则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一观点。
无论如何，马克思本人在其著作中毕竟很少使用正式的数学分析（超算术水平的）。为什么呢？一些学人往往乐于将之归咎为马克思的哲学出身，从而对数学的使用和掌控能力比较薄弱。但显然，这似乎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马克思晚年也曾广泛地学习了代数和微积分，就如李嘉图也只是在业余时间自学了学术和物理学一样。相反，更为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马克思所集中研究的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很适合用数学来表述或进行静态而抽象的分析，其整个理论体系具有较长的历史跨度而很难通过某些局部的数据进行计量验证。其实，现代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往往乐于运用主流经济学思维来分析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致力于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模型化。但是，这种数量化和模型化的结果往往不是发展了而是解构了马克思学说。沃斯利说，这些学者与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如更恰当地称为马克思学者（Marxologists）；他们像研究任何其他思想家一样研究马克思及其学说，而在政治或学术上并不认同马克思，甚至还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曼德尔则认为，尽管“埃尔斯特不能划入自大的和不诚实的马克思的攻击者行列，不过他仍然是一个马克思的攻击者。”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上就在于，埃尔斯特和罗默等人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又是建立在原子还原论基础之上；因此，这就严重混淆了马克思学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哲学思维上的差异，进而无视两者的认识论差异。
总之，基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对目前马克思经济学中日渐严重的数量化倾向持审慎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集中关注的社会现象是由个体间的社会互动而产生的，从而必须符合人的行为逻辑；与此不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人的行为逻辑还原为数学（形式）逻辑，从而就无法真正理解社会运动。很大程度上，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整个社会科学，都并不很适合使用过多的数学推理，因为它们所分析的都是具体的人及其行为而不是抽象的原子运动。霍布斯就曾指出，“几何学把人们联结起来，社会科学把人们分开。”相对于自然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首先来源于对日常经验的直觉，然后再通过人的知性思维将之系统化而形成理论，最后再加以逻辑化表达和严密化检验。罗默也承认，“一个理论就其本性并非是数学化的，理论产生于直觉领域”；而且，用数学模型只能达到检验一个社会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而不能达到检验其有效性或正确性。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使用大量的数学，主要在于，新古典经济学首先将自己的研究内容缩小在稀缺性资源的配置这一狭隘范围，从而开始打造接近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重新获得拓展以后，其研究方法却没有作相应的调整，从而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自圆其说的公理体系，而离社会现实则越来越远，这也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所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数学使用已经严重过度了。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何还要刻意地模仿这种不好的倾向呢？
三、理性选择框架之反思
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极力模仿现代主流经济学而努力将马克思思想模型化，而这种数理模型往往建立在一个抽象的微观行为假设之上：完全理性。根本上，现代主流经济学走上数理化道路就与这一研究思维有关：将丰富复杂的社会经济行为都视为一种理性选择；这样，现代经济学成为从事挑选研究或可选择目标进行研究的学科，而基于理性选择的个体行为则可以转换为数学运算。问题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理性选择的学科、并运用大量的数学公式进行推导、演绎以及使用复杂的计量工具进行描述、解释，真的符合经济学的本性吗？真的有助于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解吗？显然，这涉及两方面的顾虑：（1）它根本上抹杀了最优选择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区别，忽视了人类行为所具有的有意向的能动性；（2）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和数学公式，使得选择退化成了单纯的数学计算而不再需要“决策”。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框架，所有行为主体在面对同一情景时就只有一种选择：即收益最大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一种选择的选择也就是根本没有选择。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不仅个体的意向性在选择中是重要的，而且，深层的社会结构和因果机制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生活表层的事件，影响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但是，这些却很少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考虑，甚至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产生了根本性冲突。
其实，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在分析人类行为时往往采取一种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方式，它将刺激和反应都视为可以独立定义的实体，它们位于其观测值之间的习惯性的外在关系之中。这种认识也就是机械因果论，它将因果关系解释为存在于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无论这些实体在本体论进路上是被构想为对象，还是在认识论进路上被构想为理念或感觉印象。问题是，人类行为毕竟不同于物质运动，它具有目的和意向性；为此，马克思将因果性解释为代理人的活动与活动的客体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通过引入人类因果活动这一概念而把它视为从根本上说是目的性的、构成社会世界的活动。例如，在分析阶级成员以及阶级的行动时，马克思就特别区分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两种类型。其中，自为阶级是指阶级觉悟提高，认识到自己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和革命理论的指导，从而开始自觉地为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集体行动；相反，自在阶级则是自为阶级的对称，是指阶级觉悟不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和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尤其是未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组织，对利益的追求还主要停留在个别的局部的自发的经济层面。显然，埃尔斯特利用理性选择理论来重构马克思学说时恰恰否定了行为的意向性，正如他写道的：“有一种特殊的、研究社会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一种可以被广泛运用甚至能为那些不赞成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的人所运用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在今天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运用，以致很少有人想起提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然而，历史地看，马克思是运用这种方法论的一个先驱。甚至在今天，他的全部洞见仍未曾枯竭。简言之，他强调了人的活动的非意向性后果。”
当然，埃尔斯特并非完全没有关注到个体行为的意向性，不过，他却集中在理性选择的解释上，并“把它当作意向性解释之更为宽泛的范畴的子集”。固然，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维度之一，但问题是，何谓人的理性？实际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往往是一种短视分析，它典型地基于行为功利主义之上，这样分析的个体只是自在的个体；相反，如果个体能够更长远地考虑自己的处境，那么就会变得更为理性，从而实现个体的自为存在。例如，一个弱势阶级的成员会意识到，只要通过联合行动，他才能得到比自己孤立行动时更多，而如果试图搭联合行动的便车，最终只能获得囚徒困境的收益。事实上，为此，埃尔斯特将（积极的）阶级意识定义为：在实现阶级利益中克服不劳而获者的问题的能力。但显然，这在个别阶级成员的利益与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利益之间产生了一种冲突，那么，阶级成员是如何克服这种冲突的呢？埃尔斯特使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概念，认为每个成员是否参加联合行动必须考虑与集体行动相关的预期得失，包括合作得失、搭便车得失和独立行动得失，而这些得失则决定于自身的互动结构相关的那些因素，包括群体的规模、群体成员之间的距离、群体成员中的转换率、群体同质的程度以及集体行动的技能等。
一般来说，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所有的主观实体在本质上都是分立的，只有对个体行为和动机的剖析才可以理解整个社会现象；因此，分析社会现象必须从构建这个社会的单位入手，而不应从一个无目的、无意志、无自我的聚合体出发，经济学研究只有从个人行为的有目的性这一抽象概念出发才可以真正揭示和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个体主义方法论强调，社会现象必须由单个的人类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果来解释，从而关注社会现象是如何通过个体行为而产生的；并且，它强调，研究经济现象最适当的方法应当在个人的水平上进行，所有社会科学的纯理论都可由个人行为以及该行为所依赖的特定条件或范围演绎而来。不过，对个体主义内涵的理解本身却存在的差异和争论：尽管所有的个体主义分析思路都承认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人组成的，但不同学科和流派赋予个体主义的含义是不同的。例如，古典经济学的个体是一个伦理的存有，奥地利学派的个体也是充满个人知识的异质体，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个体则是一个十足的单向人、一个没有任何情感的经济人。
事实上，学术界往往会区分不同层次的个体主义以改进方法论的立场，如极端的还原论个人主义和温和的非还原论个人主义。其中，极端的还原论个体主义否认社会性事实的存在，认为仅仅运用宏观方法描述社会现代都是不充分的，从而倾向于将社会性事实还原为个人的事实；相反，温和的非还原论个人主义则认为宏观成熟有时也可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从而并不要求将宏观解释还原为微观解释。同时，温和的非还原论个人主义又被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它认为个体的相互联系是解释社会现象所不可或缺的；相反，极端的还原论个人主义则导向了原子论个体主义，它否认这种联系是一种真正的解释。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遵循的恰恰是原子论个体主义，它撇开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伦理考虑，而平均值的经济人则成为原子个体主义均衡分析的必然手段。显然，正是在原子个体主义的基础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普遍性和唯一性视为基于个体主义解释方式的基础，并基于理性的抽象得出了市场出清和社会和谐的结论，就会相信“私恶即公意”命题，从而就会为有效市场说进行辩护，至多退而求其次而拥护“as if”假说；同时，正是基于原子个体主义方法论，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石来构建整个理论体系，而作为逻辑原点的“经济人”变成了“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是能够“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是一个个数学方程式中的数学符号。
埃尔斯特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全部社会现象——其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是可以以各种只涉及个人（他们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的方式来解释的。”而且，方法论个人主义构成了马克思大多数著作的基础，尽管马克思本人也经常违背这一原则；相反，方法论集体主义则源于黑格尔启示的功能性解释和辩证法演绎，正是使人误入歧途的方法论集体主义框架造成了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失误。也就是说，值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是整体主义而是个体主义。埃尔斯特写道：“存在着一种对个人活动融入了其中的聚合现象的因果性解释”，“乃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独特贡献。”不过，由于埃尔斯特所追求的是“在今天得到如此广泛运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而也就转向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思维。其实，尽管马克思确实注重从个体行为来研究社会现象，强调“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其所关注的剥削、资本积累、阶级斗争以及国家理论等都存在一些微观的基础；但是，他所主张的个体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而所运用的也就不是原子论个体主义方法论。事实上，即使社会在本体论上可以被还原为个体原子，也并不意味着，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可以还原为对个体行动的解释；这就如同，心理现象往往是伴随着生理现象发生的，但心理现象却不能还原为生理现象。
当然，埃尔斯特也对原子论个体主义也作了解释：（1）它没有在个体活动的层面上预设自私自利，甚至也没有预设合理性；（2）当聚合性实体出现在各种意向性关系中的时候，它们不能还原为低级实体；（3）个人的许多性质乃是内在相关的，因而对一个个人的准确描述可能涉及他人；（4）还原的这种可欲求性不应使我们对早熟的还原论的各种危险视而不见，试图根据个人的动机和信念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可能导致各种贫乏的和武断的解释。问题在于，埃尔斯特承袭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还是打上了严重的原子论个人体主义印记，从而就造成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当埃尔斯特试图简单地借鉴主流博弈论的“互动理性”原则来分析社会互动及其社会现象时，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合成谬误；另一方面，当埃尔斯特试图借鉴理性选择理论中不劳而获思想来分析社会现象和集体行动，就难以真正理解阶级斗争这类集体行动。事实上，要真正了解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象就应该考虑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把人的活动置于被经常视为根源的社会关系背景中，这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反还原论整体主义或非还原论个体主义分析思路。为此，韦尔、曼德尔、麦克卡尼、克里斯蒂等人都对埃尔斯特等倡导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例如，曼德尔批评埃尔斯特粗暴否定了马克思的辩证发而采用机械决定论，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看成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克里斯蒂则认为，罗默的著作中充满了与社会主义并不相容的现代微观经济学观点，这些有效数理推理并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哲学解释或政治经济学解释。
总之，人类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和目的性，这种意向性受社会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影响，从而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原子个体的机械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将人类行动的语境视为一个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人类心智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都与社会环境以及对此的认知有关；相应地，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就不是固定的而应被看作是历史地变化的，个人不能离开他们的关系而被理解。同时，即使孤立的个体行为是可行的，这却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共同行为是可行的，否则就会犯合成谬误；同样，即使所有人共同行为是可行的，这也不意味着孤立的个体行为是可行的，否则就会犯分解谬误。例如，任何人都可以从银行取回其存款，但不能由此推出所有人都能够同时取回他们的存款；所有人共同拒绝命令可以迫使穆巴拉克下台，但一个人的行动却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充分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思维，尤其是要警惕原子论个体主义思维，它实际上已经不是在分析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在做一个永恒不变的数学命题。很大程度上，源自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正是建立在原子论个体主义之上，从而也就无法刻画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互动关系；进而，基于理性选择的数理模型主要是构建一种静态的幻想，从而不能解释和分析马克思经济学所关注的那些社会性议题。
四、结语
一般来说，分析逻辑的引入有助于严密化马克思经济学说体系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清晰化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概念术语，也有助于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断，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和成熟。例如，诺曼就认为，“柯亨（即科恩）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作出定义，澄清了该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通过对人类状况宏观而实际的概括——纯粹非分析哲学家所诅咒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做了实质性的辩护。”从这一点上说，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值得欢迎的。问题是，当我们的分析是借助形式逻辑而非思辨逻辑，尤其是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思维或相关分析工具时，就需要慎重了，需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的差异，否则就会造成更大的负效应，会导致马克思经济学的庸俗化。例如，针对罗默借鉴现代微观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数理分析，克里斯蒂就写道：“数理逻辑要求精密的解释，而罗默的有关效用功能的每一种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要么其论点的前提是不可信的，要么相关的‘效用功能’在数理上解释不通”，而且，“无需数理逻辑的严谨性，就可以发现罗默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几个公理，以及他们何以必须要做到效用均衡的原因。”关于对马克思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提防，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剖析。
一方面，就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而社会经济现象在两方面根本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资源配置等问题。（1）社会现象本身是人类行动的产物，马克思援引维科的话说：“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功能性分析，不能将我们分析的对象与我们本身的心智区分开来，而心智又是社会的产物。（2）社会现象之间本身是不可分割的，相应的马克思经济学也是一个整体理论；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局部分析思维来解构和批判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学说，这会造成一叶障目的问题。费彻尔写道：“把我们的当代以及当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与马克思分离开来的历史间隔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马克思的整个批判理论都能够进入我们的眼帘；这不是因为它变得陈旧或过时了，而是因为对这个批判理论各个单独部分的现实运用或者滥用的种种形式都已经破产，甚至说是必定破产，因为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代这一批判理论的整体。”
另一方面，就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特性而言。理性选择理论以自然主义思维的基础，它将具有能动性的异质化个体还原为没有意识的同质化原子，从而没有真正分析行为者的选择问题。事实上，显示性偏好理论等都只是停留在行为的表象上，是一种封闭式的事后解释，相反它根本没有考虑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差异以及由社会性因素引发的意向性差异；相应地，它也就不可能对个体行为作事前的预测，更不能对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预测和改造。尤其是严重的是，正是由于流行的理性选择说将个体视为同质平等的，从而无论是在社会互动还是市场交换中就不存在剥削，相反获得的是剩余，是收益；同时，正是由于流行的理性选择说将个体视为（完全）理性的，从而社会互动和市场交易中就不会遇到障碍，相反导向的是市场协调，是分工合作的持续扩展。事实上，只要根基于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无论是采用数理建模推理还是采用文字思辨逻辑，最终必然会得出市场有效的新自由主义结论。无论是李嘉图、瓦尔拉斯、阿罗、莫迪利亚尼等数理派提出的一般均衡原理、福利经济学三大定理、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李嘉图等价原理还是斯密、巴斯夏、哈耶克、科斯等文字派提出的“无形的手”原理、利益和谐论、自发秩序原理、科斯中性定理等都是如此。相反，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体的异质性，考虑到市场交易中的权力和地位不平等，那么，就会得出反新自由主义的结论。但同时，异质性和权力结构等都很难得以量化，从而也就难以构建严格的数理模型，而更多的只是运用思辨逻辑的文字表述。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热衷于数理建模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为何充盈着新自由主义者，而更擅长思辨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则会出现更多的反新自由主义学者。进而，我们也可以理解并预测，随着在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下的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发展，得出的论断将会越来越偏离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而越来越亲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最后，需要指出，马克思学说本身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其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并不难懂，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置身于现实的社会场景中加以体会，能否承袭马克思直面现实问题的态度和思维，有无一种关怀社会大众的社会责任；相反，不是脱离现实去构建一套看似深奥实则无用的超验理论，更不应致力于将历时性发展的理论模型化。这类抽象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马克思很早就作了解释：由于人的行动在工商业和政治的实际世界中四处碰壁，被压抑的创造性心灵的力量才转向了纯粹思想，这导致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昌盛。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取向也是如此：大量理工科出身的学人进入经济学领域，由于知识结构的偏狭和理论素养的不足，他们面对现实问题越来越无能为力，从而只能转向抽象的逻辑分析。也即，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热衷于数理建模，并不是源于对社会经济现象认知的深化。事实上，无论是数理建模还是计量实证，根本上都不可能带来新的知识，而最多是对旧问题、旧观点的形式化表述，从而不过是拾人牙慧之举。问题在于，经济学毕竟是一门致用之学，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模型化研究取向也遭到越来越大的批判。不幸的是，这种已经大受质疑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现象，现在却转而被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作挽救其生存危机的灵丹妙药了，岂非是一种讽刺。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当前日益盛行的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保持审慎的态度，防止数学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泛滥而遮蔽马克思的真正洞见。实际上，国内学者张文喜就曾写道：“不管‘分析马克思主义’怎样不满于黑格尔主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诩自己已从写所谓的‘辩证’论证过程、或者只满足于从命题中追问问题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且自认为已经通过数学化的方法建立起没有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剥削的模型，从而建立起科学地研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是否存在的客观标准，事实仍然改变不了，所有这些都太简单了。他们充其量只是数学的劳工，不辞辛苦地把未知数当作已知数来演算，就像一个中学生做代数题，与现实历史了无相干。”
主要内容改编自《谨防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过程中的庸俗化》，《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