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早年应一些同仁之劝说而将长期积累的一些学术思考整理成文以示人，后由经不断补充而成。这也是对此生学术的一个记录，一个学者的自白。笔者常自谓是强烈的现实关爱者和无可救药的理论思考者，正是基于人本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关怀，笔者对经典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爬梳和契合；进而，在对经济学各流派以及社会科学各分支的思维和知识进行契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由此展开了对人类行为、社会秩序、组织制度以及现实问题等的系统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了《经济分析的行为逻辑》《经济科学的方法论探索》《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发展》《社会秩序的扩展机制》《组织治理与社会分工》等7大系列丛书（共32部著作），这些都是一个自由学者基于“为往圣继绝学”理念而在当世所做的理论思考。

一、引言

笔者的学术生涯并不长，原初的人生规划中也没有学问追思这一项。事实上，儒家历来崇尚立功、立德，立言则被视为等而下之之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笔者自然不能“免俗”，以至于自小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而图为国家之发展和强盛“建功立业”。[①]所以，初三时就为自己规划了这样的人生路径：先考上所能报考的最好高中——江苏省丹阳中学，继而考上中国最好（按当时看到的排名）的大学——北京大学；高三时则进一步规划：考上北大国际金融专业（这是深受高中校友刘明康——时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部门经理——回校所做的一个报告的影响，后来填报高考自愿时才发现北大并没有国际金融专业——这是后话），毕业后选择到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工作，努力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再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充分认识和熟悉中国经济问题后，最后立志成为像总理周恩来那样毕生为社会促经济发展和为人们谋福利提升的历史人物，由此实践“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信条。不过，这一少年时期的人生“憧憬”和“规划”很快就因为莫名其妙的高考失利（高考分数远低于预期，也远低于历次考试和最后的模拟考）而被击得粉碎，即使后来博士毕业后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并走入仕途，也因感到已离理想甚远而放弃了。尤其是，笔者生性木讷，不喜应酬，既不就阿堵物，更不附中山狼，这根本无法适应当下的政治生活。因此，博士毕业后经过短暂的彷徨，还是进入了高校，踏入了课堂，自此重回和践行本性。

正是自入高校那一刻起，笔者就决心以“追求知识、探索学问”为己任，把人生的主要精力都寄托在思辨的追寻之中，希望能够踏寻孔老夫子的人生轨迹：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难以企及而又是读书人不忍舍离的自由王国境界。基于这种旨向，笔者二十多年来几乎把所有能够支配的时间都用于对经典著作的广收博览和对基础理论的深思苦索上，希望通过对经典文献的系统梳理来实现与古之仁人的神交，由此来提升对人类社会及其未来发展的个人认知。正是由于长期的静坐悟修以及种种的生活压力，以致身体状况在2007年左右就已渐感不适。不过，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说：“独立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即使我生活在一片不毛的荒地上，我也要减低我的需求以取得独立。”[②]受这种信念的支撑，在略显贫乏的物质生活以及极其边缘化的学术环境中，笔者抱持“只争朝夕”的精神对长期所读、所思、所悟、所识的东西做了梳理和总结，并逐渐完成了由三十多部系统著作所构成的七套丛书，希望留待后来解语者。[③]先哲黄宗羲曾写道：“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山居杂咏》）。笔者固然“不是为学术而生”，而今却“宁愿为学术而死耳”。“为往圣继绝学”乃中国知识分子之传统和本职！

同时，笔者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学术之途上也没有受到学问大家的教导和熏陶；相应地，笔者几乎所以识见都来源于对社会科学各分支著作的独自阅读，进而转化为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和对流行理论的审问，由此努力摆脱特定学说和人物所施加的思想禁锢和视野束缚。发展经济学大家赫希曼曾写道：“很长一段时间，当人们问起我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时候，现成的回答是：我在1952年初去哥伦比亚时，对经济发展问题尚一无所知。这反而成为一种实际的优势，使我不带有任何理论上的先入之见看待‘现实’。后来，在有了四年半的官方和私人顾问的切身经历再回到美国，我才攻读了相关文献，并且发现，我已有了一种与流行的理论信条迥然不同的独立见解。”[④]大体上，笔者的学术思考和历程也是如此，只是笔者更偏重理论的逻辑考问和非实践的宏伟构想，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智慧的个人认知。

当然，由于这认知体系不同于日趋专业化的流行学说，而是源于对经济学各流派以及社会科学各分支的契合，为此，其中涉及的概念、术语、定理及理论等都需要有前后连贯而系统的分析和解读，由此就逐渐形成了近两千万字的文稿（包括近1400万字的理论著作和500多万字的教学资料）。就此而言，不少同仁都曾建议对这些思想加以提炼而写个概述本。但问题是，太阳底下本无多少新事物，学人所能做的主要是将那些为世人忽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学说加以考察、梳理、转化和传播，在此过程中对思想进行辨析和解读以使认知更加精微。相应地，如果世人对你的工作和思想还没有任何认识，又有谁会来关注你的那个简写本呢！在学说史上，只有在某大家的思想和学说引起众人的关注以至于不少人都想来了解和掌握它的时候，才有人对之加以逻辑化的简写概本，目的也只是便于忙于其他杂务的众人更方便地学习和掌握其思想的基本要旨，不是为了学术研究和思想推进而主要是提供谈资。欧肯在《国民经济学基础》的结语中曾写道：“谁如果没有时间或没有兴致来阅读这整本书，谁希望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个概述或者允许一刻钟内了解主要内容的简短的重述，那我必定会使他失望。”[⑤]笔者也是如此。更不要说，真正的学者一辈子都在致力于提升其认知和完善其理论，而没有多余的时间花在宣传和劝说他人上。

这篇跋文只是对笔者过去二十多年的学术思考和历程所做的一个简要梳理和总结，而无法展现更为具体的观点以及更为详细的分析。笔者相信，只要抱持对学问的热忱和对学者的尊重，只要抱持对思想的敬畏和对无知的反省，只要抱持真正的学术理念和求知精神，那么，即使对这些丛书所探究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也会从中发现一些给人以启迪的分析和见解，而不是先验地认定为错误而弃置一旁。

二、洞察世界的学术触角：社会协调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特性在于批判性，不仅要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审视，而且要对左右人类思想的流行学说进行拷问。相应地，真正的学者往往会持守这样的信念：流行的理论未必正确，那些前沿理论更是没有经受充分检验，从而必须堤防它们的滥用。从这一逻辑看，现代经济学就远不能称为一门成熟学科，从而需要引入批判性思维以对传统智慧和流行学说的提出背景、研究思维及其内在缺陷进行深入而系统地剖析和审视，由此才可以推动经济理论的不断进步和成熟。那么，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科理论进步的基础何在呢？根本上在于理论和思维的契合，需要充分吸收和借鉴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所开辟的思维和所积累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学科交叉和知识契合的途径来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科的进步必然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庞大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文献进行梳理、咀嚼、总结和提炼。相应地，人类思想和社会认知就具有这样两大显著特性：（1）内省性，思想来自学者基于内省的观察，由此需要漫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2）批判性，思想往往源自学者在认知上的紧张，由此产生出对各种思想间矛盾和偏至的调适。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开启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其基础就是对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在方法论、认识论及知识论上的异同做系统的考辨和比较。为此，笔者一开始就将大量精力投放于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哲学等领域，试图通过剖析和汲取它们的研究视角以及相应理论来审视和发展现代经济学。进而，正是以对整个社会科学理论所做的文献爬梳、思维比较和知识契合为基础，笔者大体形成了以协调为基本视角的社会认知思维和理论分析框架。由此获得了这样两点基本认知：（1）社会发展将从涂尔干意义上的机械团结状态向有机团结状态演进，这也是分工半径逐渐延伸和劳动协作日益和谐的过程，其关键则在于分立的劳动之间的协调水平能否获得持续而不中断的递升；（2）在短期的演化过程中，社会发展往往会受到现实中各种异化力量的影响而呈现出内卷化倾向，这是分工出现失范、社会陷入无序的基本原因。既然如此，社会的异化形态如何向其合理状态或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回归呢？其关键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协调机制是否得以顺利调整和增进。

基于这一认知逻辑，笔者就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协调机理及其变异形态，努力发掘协调机制的演化轨迹及其未来趋势，进而剖析那些诱发社会异化的各类因素。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洞察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并迈向理想状态的协调机制。对此，笔者从两个层面加以探究并界分了四种基本方式。第一个层面是基于微观行为角度，由此区分市场和组织两种协调机制：（1）市场协调机制，市场中的主体行为主要由价格来引导，自由平等的市场交易又是价格趋向合理的保障，而其要点则在于存在健全的退出机制；（2）组织协调机制，组织内的成员行为主要由规则来引导，自由平等的民主选举又是规则取向合理的保障，而其要点则是在于存在完善的呼吁机制。第二个层面是从宏观运行角度，由此区分社会和政府两种协调机制：（1）社会协调机制，社会上的主体行动通常受到一般规则的引导，一般规则为大众所遵循的基础又在于社会合理价值，而其要点则是存在良善的法院机制；（2）政府协调机制，一国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活动往往受到特定政策的引导，特定政策是否有效贯彻的基础又在于社会合理目标，而其要点则是存在高效的行政机制。显然，这四大协调机制涵盖了市场、企业（组织）、法律和政府这些基本层面。

根本上说，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抑或政府，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组织，都是人们进行分工合作的协作系统，尽管有自发形成和有意构造之别；法律则是这些社会组织内外的粘结剂，是人们进行分工合作时所遵循的规则，尽管也有自发演化的习惯法和人为设计的制定法这两大渊源。进一步地，基于起源学的考察以及基于本体论的审视还可以发现，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对象就是作为协作系统的社会组织；同时，正是以组织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将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基本议题。正因如此，笔者对协调机制的探索也就围绕组织展开，不仅关注微观经济组织（如企业）及其运行机制，而且探寻了宏观社会组织（如政府）及其协调机制，由此就勾勒出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和学说体系。尤其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议题为基本面，笔者在过去十几年着重考察和阐发了这样一些基本机理：资源创造和配置机理、组织运行和治理机理、财富生产和交换机理、社会分工和收益分配机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机理、制度变迁和法律设计机理、人类行为和社会合作机理、社会秩序扩展及可持续发展机理等。这里择其要者作一概述。

首先是社会资源的创造和配置机理。就此而言，笔者试图把资源（财富）的创造和配置统一在一个理论体系之下。经济思想史表明，古典经济学关注财富的增长和资源的创造，从而深入探究了分工和协作问题；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完全抛开了这一诉求而将资源看成既定的，并从效用最大化角度局限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由此更为重视竞争和策略问题。即使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貌似复归到了财富创造问题，但也与古典经济学存在根本性差异：古典经济学关注组织运行的有效性，从而关注社会劳动的有效配置，关注分工和分配机制问题，进而又与社会制度有关；相反，凯恩斯经济学关注个体财富的总和，从而关注孤立资源的投入，而很少考虑这些既定资源之间内在的配置机理及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更少涉及制度性安排议题。其实，在较短时期内，由于受人类使用能力的限制，资源确实可以被看成是既定的；但长期来说，随着人类使用能力的提高，自然资源又是不断增长的。显然，正是由于资源的配置和资源的创造这两大问题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两者的统一也就成为当前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相应地，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就在于：如何不断提高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技术和效率？这就涉及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人类劳动或劳动时间这一根本问题。

其实，只要不把财富或价值的创造视为孤立的活动，而是在一个协作系统中考虑社会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问题，那么，即使沿着古典经济学开辟的劳动价值论进路，我们也需要考虑从劳动投入到劳动凝结的转化，需要考虑劳动之间的协作状态对这种转化以及对价值创造的影响。为此，笔者基于协调视角考察了社会化生产中的劳动价值创造问题，不仅剖析了组织内部的生产协调，而且还挖掘了生产与需求之间的流通协调及其意义。正是基于协作系统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把资源的创造和资源的配置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下。当然，在协作系统中，由于价值创造是各类劳动合力协作的结果，而在价值创造出来之后则衍生出收益分配问题；同时，基于各类劳动及其所有主体的地位和力量不同，在社会化生产的价值创造过程及其随后的分配中都可能出现异化和剥削现象。基于这种分析思路，笔者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出版了《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和《有效劳动价值论的现实阐释》两书：其中，前者探究社会财富创造的一般原理，后者探究财富创造与应得权利之间在增长速度和方向上相脱节的现象和原因。

其次是微观组织的运行和治理机理。就此而言，笔者试图把社会组织当成一个协作系统并从协调机制的演化角度加以剖析。显然，这是以偏重生产的组织(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而不是以偏重交易的个体为基本分析对象，这种研究思路显然不同于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主流企业理论。后者的基本特点是：（1）基本上只是着眼于企业运行的外在表象，对企业组织、扩张、治理以及产权结构的分析都是基于力量博弈的考虑，并试图从市场交易成本的静态比较中说明企业存在的原因，相应地，它不仅没反映企业组织从其他生产组织演化而来的史实，而且也没为企业的运行机理提供真正的认识以及可操作的建议；（2）根本上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基本思维，不仅把企业视为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且把雇佣工人以及管理者都视为外在于企业，相应地，它并没有真正打开企业黑箱，也没有分析企业内部真正的运作和生产过程；（3）大大拓展并强化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化思维，不仅集中考察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而且认定企业内部契约与市场契约没有实质性差别，以至于当前包含在企业理论标题下的内容远远少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为重要角色的市场理论。

显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主流企业理论不仅没有揭示企业组织的实质，更没有真正去剖析现状偏离本质——即企业组织本身发生异化——的原因，而是先验地把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存在视为合理。因此，尽管当前有关企业的理论和分析视角精彩纷呈，但由于它们并没有为观察企业现状提供一个合理支点（而非基于纯粹假设之上的参照系），从而几乎都无法有效地预测企业组织的走向，也无法提高对企业的实质性认识。为此，《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基于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一书就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对企业的本质和归属，对企业组织的现状和治理绩效做了系统的剖析，由此深刻反思了现实组织偏重于监督和竞争而忽视协调和合作的制度安排。相关研究在2004年左右完成，只是到2016年才偶然获得一些资助而出版。随着对企业理论探索的总体框架之完成，笔者希望有时间对企业簇群内部的合作和竞争机制作更深入的剖析，也希望有机会对组织内部的文化伦理做更深层次的揭示；进而，在计量实证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簇群企业、网络企业以及家族企业的适应环境、治理特点及其相应优劣等多方面一一加以剖析。

同时，从协作系统的角度看，家庭、国家等社会组织都与企业组织具有相似的本质特征，并遵循类似的演化轨迹。为此，除属于传统经济学领域的企业组织外，笔者进一步思考了家庭组织和国家组织，并规划了《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和《性·生育·婚姻：家庭那些事的经济学解说》两本书稿写作。尽管这些研究也是在2004年左右就开始酝酿和构思的，但随后因兴趣旁移而致使研究进程停顿下来。其实，早期社会科学大师们往往会不断地转换他们的研究领域，在搞通了一个领域或者取得一些自我洞见后很快就会转向另一领域，而不会在一个狭隘领域皓首穷经，这就使得他们在短短一生中尽可能地思考整个人类社会。这种取向明显不同于现代社会科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绝大多数经济学人一辈子都集中于非常狭隘的领域反复地搞一些数理模型、计量实证和实验室试验，相似的文章发表了一大堆，于是就被称为“专家”；进而，在“赢者通吃”规则的作用下，这些“专家”越来越能够并且热衷于对其他领域发表意见，尽管他们并没有对这些领域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的见解，更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笔者似乎受到了古之仁人的感染，而在早年学习生涯中几乎每过一段时期都会变换关注领域，这与当今社会的学术达人显然相距甚远。

再次是社会秩序的演进和扩展机理。就此而言，笔者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去考察维系和推动社会秩序持续扩展的伦理基础。其实，《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一书对国家组织展开考察时，实际上就是要剖析社会这一大协作系统的运行机制，尤其是要考察这个大协作系统中的协调特征和治理特点，由此挖掘出推动社会秩序不断扩展的基石。一般地，对社会协作系统的有效性之评估必然涉及社会秩序的扩展特性，即涉及社会秩序的扩展机制问题。显然，在国家组织这一协作系统中，维持日常社会秩序的有两个基本机制：市场和法制。其中，市场机制是人们日常经济交往的基础，法律则不仅构成了市场交易的基础，而且也调节着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行为。因此，笔者又对法律和市场展开专门研究，在2007年左右大致完成了两部书稿。这样，社会秩序的扩展机理丛书就包括了3本著作：《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真实市场的逻辑：市场主体的特性解析》和《法经济学批判：法理的经济分析思维》。例如，《真实市场的逻辑》一书就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来辨析主流经济学教材宣扬的逻辑化市场和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市场逻辑，挖掘了市场机制的两大基本内容：抽象规则和市场伦理；进而，剖析了基于纯粹抽象规则的资源配置所存在的缺陷，揭示了市场运行的伦理基础。

其实，根基于自然主义的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如同自然世界一样的方案，基于自然神学而偏重一般性抽象规则的建设，由此却忽视了市场秩序所内含的市场伦理，这反而片面理解和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了社会秩序扩展的内卷化现象。为此，《真实市场的逻辑》一书强调市场机制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绝不等于一般抽象规则，从而注重市场伦理的培育和塑造。《法经济学批判》一书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一般规则和市场交易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事实上，西方社会强调基于市场和法制的自发秩序是建立在对“经济人”认可的基础之上的，但这种行为必然会产生机会主义而不利于社会契约的自动履行，从而会导向法律失败。为此，《法经济学批判》一书主要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1）梳理了法律的两类基本渊源，特别关注法律的非正式渊源，这主要是习惯、习俗和伦理的转化；（2）辨析了法律制定的两个基本原则，特别是强调正义原则，而正义本身就与特定的文化和习俗相联系；（3）剖析了伦理与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方面的互补性，以及未来法律在功能上的变化。

最后是真实世界的人性与行为机理。就此而言，笔者主要通过引入嵌入人体身上的亲社会性来反思“经济人”概念中的无伦理性，通过引入交往理性来审视主流博弈论运用的工具理性。事实上，人类行为机理不仅是所有协作系统中隐性协调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以合作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秩序不断扩展的行为机理；同时，基于对人性的考察，也构成了笔者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抽象范式的出发点，因而也成为从2003到2007这几年的研究重心。为了探究人类行为的协调机理，笔者从人类本能之扩展的微观视角入手，通过揭示人类倾向合作以及合作得以扩展的亲社会性的人性特征，期望挖掘出与分工演进相适应的协调机制及其演化规律。一般地，基于生理的需要，人类的本能性冲动首先在于实现自身不断提升的需要，而单个人的生理条件往往又限制了其需要的实现程度；因此，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人类的亲社会性开始孕育、萌发并成长，而这种亲社会性的基本特征就体现为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来更有效地实现“为己”目的。相应地，基于将人的先天本能与后天生成的亲社会性相结合这一思维角度，笔者提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剖析人类合作秩序得以形成和扩展的基本机制。其中，“为己”是人类行为的（生物性）基本目的，“利他”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亲社会性）有效手段；同时，“己”的外延具有圈层扩展性，“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也就可以揭示出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性。显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这一人性设定有助于克服“社会人”的社会化过度和“经济人”的社会化不足等弱点，从而可以更好地分析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人类行为特征。

为此，基于协调演进视角，笔者在2005年左右完成了考察人类社会隐性协调运行机制的两卷本书稿《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反思和人类行为分析》：第1卷为《基于真实人性的经济学反思：以协调探索真实世界中“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第2卷为《面向人本主义的伦理经济学：基于“为己利他”机理的一个分析框架》。其中，第1卷是从本能与亲社会性相结合的角度探索真实世界中人类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特别探究了以伦理认同为基础的隐性协调如何形成和发展；第2卷则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对人类行为展开分析，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构建出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也即，上下两卷都是基于共同的人性分析框架：一个是探索行为机理，一个运用此机理分析社会现象；不过，这两卷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独立成册的，它们更像姊妹篇，具有各自完整的结构。显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揭示了人类作为自我保存的生物性本能，也反映人类在长期合作互动中孕育出的亲社会性，从而更全面而科学地反映了人类理性的根本特征；同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行为，它将社会文化伦理内化在行为者的偏好中，而不仅仅将之视为“经济人”这一先验目的的约束条件。正因如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更贴近社会实际，有助于具体剖析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人类行为；同时，建立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更为可信，这也是笔者倡导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修正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理论之硬核的根本原因。

三、徜徉学海的学术结晶：七大丛书

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人类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相应地，人性及其行为机制设定就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这就意味着，针对人性及其行为展开考察以及由此对经济人假设所做的修正和完善，实质上也就开启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思维、研究方法以及整个分析框架的反思。一般地，作为集中关注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其理论应该根基于日用人伦的生活经验并将上升到超验的理论层次，由此才能促使理论框架和学说体系呈现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品质。基于这一逻辑，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审视和推进也就可以且应该从两大问题意识展开：（1）理论问题意识，它强调理论体系必须具有自成一体的严格逻辑关系，因而注重理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2）现实问题意识，它强调理论必须来自经验事实并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和指导日常生活，因而体现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任何理论都体现为形而上的认知体系，都根基于“假设前提+逻辑推理=理论命题”的分析框架之中。基于这一逻辑，对一个具体理论进行考问和修正也就可以且应该沿着这样两大视角展开：（1）逻辑前提，主要体现为理论知识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它关注逻辑推理据以依赖的基本假设的现实合理性；（2）逻辑关系，主要体现为理论知识的抽象性和完备性，它关注推理逻辑的严格一致性。当然，审视学说体系的两大问题意识和拷问具体理论的这两大视角之间也是互为交叉的：对逻辑关系的一致性检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学说体系推进过程中的理论意识问题，对逻辑前提的合理性检验则体现了学说体系推进过程中的现实意识问题。

从学说发展史看，每当一个学说体系或具体理论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认知思维和方法论的突破，由此最终引发新研究范式的出现。当然，对经济学范式的反思、修正和构建本身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涉及众多领域并需要广博知识。正因如此，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笔者几乎花了所有时间和精力从上述两大维度和四个层面对现代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的适用性展开剖析，由此形成了六大批判：“数理逻辑批判”“流行范式批判”“研究定向批判”“理论硬核批判”“普适性批判”和“纯粹市场批判”。随着这六大批判不断深入，就逐渐形成了互为联系的四套丛书：“数理逻辑批判”和“流行范式批判”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研究定向批判”和“理论硬核批判”是对作为经济学硬核的人性假设的反思，“普适性批判”是对经济学本土化的探索，“纯粹市场批判”则是对社会秩序扩展性的审视。同时，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思考不能局限于批判层次，而是需要从批判中对理论进行发展和推进；而且，只有能够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和可行的替代方案时，批判才会具有真正的建设性，才会显著地推动理论发展。因此，这几套丛书都致力于将理论批判与理论构建结合起来，不仅有解构，更有建构。正是基于从解构到建构的逻辑，就形成了这样四大丛书系列：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及其行为机理、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及方法论、经济学的本土化及中国经济学范式、社会秩序的扩展性及其协调机制。

作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经济人”是抽象的，没有体现人类在不同时空下的行为差异；相应地，随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转向更为广泛的由人与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集中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从而可以为分析具体社会经济现象提供更为合理的研究视角。既然如此，拥有如此优势的中国学人为何却弃之不顾而盲从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呢？这就涉及当前中国社会的学术风气和学术精神问题。对此，笔者早年在每本书的绪论和跋文都曾对这些方面做过分析和阐述。譬如，早年为《研究定向批判》一书时就撰写了“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当前学风”，这个“跋”的篇幅随着后来的持续补充和细化而不断伸长，以至于不得不把它单独抽取出来并与其他书中探讨经济学分析思维的相关内容整合在一起；由此，就形成了一本系统书稿——《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精神》，它为经济学的理论探究提供更为全面和清晰的剖析，进而为那些真正感兴趣于经济理论的读者提供启迪。事实上，该书根据对经济学科的学科特点深入地探析了其内在的方法论要求，并进而对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误区和学风上的扭曲作了剖析，特别是将经济学理论研究所需的学术素养与目前中国社会的学术环境、社会风气以及共生的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做了交叉性的思考，这就有助于激发有此兴趣的青年学子展开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正是经过长期的文献爬梳和思想提炼，笔者迄今完成了32部系统专著，并集中体现在《经济分析的行为逻辑》《经济科学的方法论探索》《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思考》《社会秩序的扩展机制》《组织治理与社会分工》这7大系列丛书中。这些系列丛书具有显著的前后逻辑性，尽管它们的写作大体上是在同时进行的。波普尔曾说：“一旦我们进行写作时，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发现所写的书不成熟，就会抛开这本书转向其他工作。”[⑥]笔者也是如此。这里就这些丛书的主旨和相互关系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经济分析的行为逻辑》丛书。任何理论体系都建基于特定的引导假设，对经济学而言，人性及其行为机理则是其核心假设。事实上，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互动所产生的，因而经济学根本上就是有关“人”的科学；同时，正是由于受到不同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的促动，不同社会塑造出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并衍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由此也就有了经济学的本土性和根植性要求。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微观逻辑基础就是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因为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都由中国人的行为互动所产生，而这种行为互动又根基于特定的文化和心理意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并没有辨析中西方的文化和行为差异，却将根基于西方行为机理的现代经济学范式视为普适性的；甚至说，现代经济学根本不关注真实的人性，因为它所设定的理性经济人是先验的。正因如此，在对现代经济学体系进行批判性审视时，笔者率先抓住的就是经济人假设及其行为机理这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而探寻现实社会中人们何以进行合作的内在机理。因此，对人性反思的这套丛书也是这7套丛书中最早着手并完成的，它包括四部著作，分别是：《关注“人”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定向批判》《经济分析的行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批判》《协作的策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博弈思维》和《合作的文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它们分别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路向、经济人假设的时代脱节、真实世界的行为机理以及伦理文明的社会塑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并着重解决了这样五大问题：经济人假设为何必须修正？经济人假设如何修正？“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何更为有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如何塑造伦理文明？

其中，《关注“人”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定向批判》一书是对经济学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展开思考，核心问题是：“经济人”这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为什么必须修正？根本上说，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必需与其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相适应。就此而言，就可以发现一个背反：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大大拓宽了：已经从传统局限于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私人领域拓展到无所不包的社会现象，并且越来越关注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着重处理的客体也从稀缺性物质资源的配置转向了社会资源或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协调，并特别关注人们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同向发展问题；另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在刻意遵循并强化传统的自然主义分析路线，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考察人之“理性”行为，这就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本身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因此，此书通过对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梳理以及对两者内在逻辑的剖析，来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潜含的内容和方法之间越来越大的割裂性；特别是，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发展历程出发来说明，为何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人”，为何要考察基于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之行为，而不是局限于抽象的原子人如何最佳利用或配置自然物这一层面。

同时，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沿用传统的自然主义分析思维和研究线路，关键就在于它依旧保持了原先核心假设。这意味着，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中，人们在处理和控制（自然）物的行动与在和他人进行互动时所采取的行为具有同样的机理，这个硬核就是“经济人假设”。但试问，我们在具体社会关系中面对他人的行动可以像对待物那样冰冷吗？我们对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会采取同一行为方式吗？正是基于这些问题的追问，接下来的《经济分析的行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批判》一书通过剖析人与人之间发生互动时的行为特征及相应的社会关系中人类理性之内涵而提出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这一替代，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对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进行修正？此书从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极度扩张的背景出发，指明源于工程学意义上的“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仅仅体现了人的动物性本能，而根本上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合作问题，也无法体现出真实社会关系中的互动理性；相反，基于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和社会性手段相结合的考虑，这本书提出了更为真实而可行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它不但可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基本现象，也是人类社会中分工增进和合作深化的基础。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契合了人性中的动物性本能和亲社会性，进而为理解和剖析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夯实了微观基础，并且也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借助于“己”的可塑内涵而实现了“利己”和“利他”的有机契合，从而与现实世界中人类的差序性行为方式更趋一致。由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是否具有比经济人假设更强的分析能力？建立此上的社会秩序是否更为和谐而合理？因此，《协作的策略》和《合作的文明》两书就对此展开具体解析。其中，《协作的策略》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协调行为，从而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主流博弈理论的缺陷，而且也有助于反思人类互动行为中的理性特点及其内涵；《合作的文明》则从人类“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中探究了社会伦理的本质特点，并由此进而剖析了人类文明所内涵的合作性特质，从而可以对现实文明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反思。

由此还会引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正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以及分析线路已经远远不能适合于当前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类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则可以对纷繁芜杂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现象提供更为有效的分析框架，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人为何还要如此地固守这种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呢？根本上，这就关乎西方社会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种自然主义思维不仅倾向于将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还原为孤立的个体，而且还将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发展的杲矢。在很大程度上，《儒家的高次元精神：文明特质与认知思维》一书就是对西方社会的行为认知特质及其社会背景展开深入的解悉，它揭示了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社会认可的思维逻辑和文化基础，同时又对比式地考察了儒家社会的认知思维及其社会背景，由此提炼出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并进而对中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文化伦理、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等做了广泛的比较分析。

第二，《经济科学的方法论探索》丛书。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学体系不仅建立在根植于日用人伦的行为机理之上，也依赖于合理的逻辑关系。但是，由于深受“科学至上主义”的误导，现代经济学却以形式的数理逻辑来取代实质的行为逻辑，进而塑造出一种形式化、功利化和媚俗化的学术取向。正是深感于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这种学风，笔者早年就追索“钱学森之问”（这些思考大体在“钱学森之问”提出之前完成的），相关文稿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考的深入而不断丰富，以至于形成长达近200万字的《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精神》文稿。为此，笔者不得不将该书拆分成四部书稿，分别从经济学数理化的理论思维逻辑、数理化的应用分析范式、理论发展的契合路径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现实困境这四个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剖析，由此揭示“逻辑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相脱节的方法论原因。其中，《数理逻辑批判：经济学的建模和计量》一书是从科学内涵及划界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学科的特性，从社会经济现象的特性角度提出了整体论的研究思维以及四大层次，并以此对当前相对割裂的基于逻辑主义的数理建模和基于实证主义的计量实证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分析范式批判：经济学的庸俗化取向》一书是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进一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展开批判和反思，尤其集中在具体经济学文章的方法性导向及其内含的庸俗化、一元化弊端；《帝国主义批判：经济学的契合式发展》是基于整体论思维及与其相应的研究路线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向以及知识结构要求，尤其是从批判经济人假设这一非现实的抽象入手探究如何完善和发展主流经济学及其引导假定的途径；《中国经济学怎么走：学术精神和制度批判》则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系统地探索当前中国经济学所存在的扭曲性研究倾向及其深层原因，并试图从社会制度、学术制度、学术认知、人才培育等几方面寻找变革和改进的途径和方向。

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发展》丛书。方法论探索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对方法论的思考促使笔者转向马克思经济学。一方面，系统辨析了嵌入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高次元分析思维，进而提炼出更为合理的研究路线和分析框架；另一方面，面对马克思经济学衰微的现状，又对其中的问题及其成因展开深入考察，揭示了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在演化过程中的异化，由此来推进马克思经济学的合理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大部分就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时代化研究”系列的2本书稿：其中，《从本质到现象：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一书集中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路线的逻辑化提炼，它辨析了马克思在经济分析中有别于哲学思维的高次元精神和认知逻辑，提炼出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和相应的分析框架，由此来发现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社会经济问题；《“蜕”与“进”：马克思经济学何去何从》一书侧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现状的系统剖析，它运用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来对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展开全面审查，对它的根本特性、实然具象、存在问题及其主要成因展开系统的剖析，由此来思考和探索马克思经济学的合理化发展路向。此外，《生产、交换和劳动价值通论：契合市场经济的有效劳动价值说》一书则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劳动价值论——进行发展，它运用思辨逻辑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所依据的一系列假设前提和逻辑推理进行考辨和解构，通过引入劳动有效性概念而在劳动价值论与市场机制之间架起了桥梁，由此来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并且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有效劳动价值说。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体现为一种观察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和方法，而本研究系列则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化、时代化和本土化，从而极有助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

第四，《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丛书。受马克思经济学以及更广泛的古典经济学的启示，笔者还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组织，确立并探索了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这政治经济学乃至一般经济学科的四位一体核心议题，进而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劳动分工的效率来源、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等方面来构建与公共领域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由此形成了相互关联的五部书稿：《重新定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议题和思维》从起源学和本体论上确定了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的一般名称，进而系统探究和辨识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主要内容、分析方法、逻辑思维和逻辑前提等；《经济增长的逻辑：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深入从劳动分工和生产率角度为经济增长确立了基本理论依据，进而探究了制定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和方向，并由此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政策做了审视；《分工与效力：基于协调机制的考察》一书集中考察企业组织中的分工与协调间的关系，并从协调机制的演进角度揭示了企业效率的根源；《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蟑螂性生存法则与收入再分配》一书致力于揭示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机制，并由此剖析了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社会制度的分析思维：制度不及的主流经济学及其问题》一书则探究公共领域中制度等社会事务的一般研究方法，这根本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集中于工程学和个人行为等私人领域问题的研究。此外，探究了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之后，笔者还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中的波动展开研究，由此形成了《物价与危机：内生于市场体系的经济周期》一书。该书逻辑性地论述了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带来的价格分层，进而从价格分层中剖析了对高级产品的过度投资和消费，并由此揭示内生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

第五，《社会秩序的扩展机制》丛书。自确立以组织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之后，笔者就以国家组织为例展开分析。一般地，组织的有效运行依赖健全而有效的组织和协调机制，相应地，国家组织有效性的考察也集中在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上。为此，笔者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对市场、国家和法律关系及社会秩序展开了系统考察，进而界定和理清了市场、政府和法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范围，由此来批判性审视新古典自由主义将市场与政府对立起来的二元观，并探究了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的内在互补性以及架通两者的法律机制。由此形成了四部书稿：《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一书从本体论、起源学和演化论角度对国家性质及其相应的政府功能进行了探究和界定，由此不仅全面解释了国家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异化发展历程，而且系统梳理了政府功能在显性协调与隐性协调之间的更替，进而清晰洞察了国家和政府的未来发展方向；《真实市场的逻辑：市场主体的特性解析》一书从人的有限理性和人际相异性来分析市场竞争中的盲目性和不平等性，尤其是剖析了私（金钱）权力的不平等性所导向的市场竞争之后果，进而对“无形的手”原理、福利经济学定理、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帕累托优化原则以及自发秩序原则等流行定理和命题作了深刻解析；《法经济学批判：法理的经济分析思维》一书则将法律置于社会协作系统地规范角度分析法律的起源、演变及特性，集中剖析了社会规范的应然形态和实然形态以及两者发生背离的社会历史原因；《自由的逻辑与自由主义辨识》一书则从起源学和本体论角度对自由的内涵和自由主义的主旨做了深层次的考辨，由此来对流行的认知谬误进行正本清源。

第六，《组织治理与社会分工》丛书。除了国家组织之外，笔者还对企业和家庭这两大基本社会组织展开研究。事实上，关注组织的政治经济学探索离不开系统的社会组织理论，这涉及组织的形成、性质、目标、演化和行为等。为此，笔者以协作系统的演化轨迹为基本观察角度，以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为基本范式，以探究组织的本质及现状为基本研究内容，以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力量对比的考察来阐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由此将协调机制的演进、分工的深化以及组织形态的变迁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四部书稿：《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基于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一书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分别考察了企业组织中体现协调本质的协调收益和体现控制现状的转移效应，从这两个视角分别剖析了企业组织的运行状况以及相应的效能和效率，并基于协调的视角探究了企业组织内部的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企业治理的逻辑：企业家精神和有为政府》和《国企改革的逻辑：回归企业组织的本质》两书则是对企业组织的治理逻辑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所做的进一步探索，由此构成了对企业组织的合作本质、治理机制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等方面的系统考察；《性·生育·婚姻：家庭那些事的经济学解说》一书则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分析视角相结合对涉及婚姻家庭的一系列问题——如家庭组织的历史形成、功能承担和形态演变，家庭成员间的人伦关系、互动规范和社会习俗，女性的趣味偏好、职业选择及其行为特征等——展开的系统、全面且深入的探究。

第七，《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丛书。上述分析都关涉现代经济学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问题。如《社会制度的分析思维》一书就是致力于基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问题来对制度研究的基本路线的探讨，《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一书也是基于现实意识将收入分配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议题，《经济增长的逻辑》一书则集中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而展开。事实上，正是基于理论和现实两大问题意识，笔者早年就曾系统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并撰写了《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探索：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一书，随后又从经济学范式的双重要求、范式本土化的理论意识、范式本土化的现实意识和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探究了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要求；相应地，这些研究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形式逻辑与儒家社会偏重的行为逻辑契合起来，以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来修正和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及其理论体系，由此来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范式。由此也形成了四部书稿：《问题意识与中国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普适性批判》一书致力于从两大问题意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审视反思，这涉及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也涉及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属性；《儒家的高次元精神：文明特质与认知思维》集中于理论问题意识方面尤其集中在行为认知的文化意识方面，它通过中西方的系统比较而挖掘出嵌入在儒家社会的高次元精神和认知思维，由此来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微观行为基础；《财税体系的改革逻辑：收入分配与民生保障的视域》则集中在现实问题意识方面，它深入剖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公共属性和制度结症，由此来为财政制度尤其是个税体系改革提供指导；另外的《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也属于这个研究系列，它进一步探究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

最后，《高级经济学说通史：史实和认知的双维解读》丛书。2023年春，受林毅夫先生委托，笔者作为牵头人之一来组织编写教育部“101”教材中的《高阶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教程》。由于经济学说史的内容和思维极为庞杂，不同学者对相关内容的偏重和解读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在编写组教师致力于撰写各部分内容的同时，笔者决定对整个经济学说史框架作独自的梳理和解析，进而统稿时保障教材内容的连贯性和认知的一致性。事实上，如果不能熟知经济学说史所有内容并形成较为明确的思想和逻辑主线，笔者是断断不敢对教材作内容框架设计以及对其他学者所写内容加以统稿的。经过大半年的潜心梳理，完成了近300万字的《高级经济学说通史：史实和认知的双维解读》，它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对经济学说中的各种理论与流派进行批判性审视和深层次解读，由此来为具有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提供积极的养分和思路。鉴于书稿过于庞大和厚重，从而将每一篇单独成卷出版，由此形成：第一卷《经济学科的诞生：从思想孕育到学科独立》、第二卷《经济科学的成熟：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三卷《经济科学的转向：边际主义各学派》、第四卷《经济学科的迷乱：宏观经济学之争》和第五卷《经济学科再定位：非正统经济学视角》。同时，将主要经济学家的生平和学术历程介绍以及与课程相关的社会科学思想介绍独立放在一本书中形成了副卷一《经济学的智慧：人物的成长和思想的识见》，对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核心理论进行解读和审查的内容也收集在一本书中形成了副卷二《识辨现代微观经济学：核心市场理论的审查》。这样就形成7卷本的经济学说通史，这体现了笔者对经济学科发展的系统审查和认知。事实上，尽管笔者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业，却往往更倾向于“究诸子百家之学而成一家之言”，因而过去主要是对各种理论学说加以萃取、综合而形成系统的理论著作；同时，尽管笔者以前也曾对经济学说进行梳理和解读，但大体是零星的，且分散在不同的著作中。但是，这套丛书则集中于对经济学说史作系统而逻辑的梳理和解读，这套丛书的完成使得此生的学术憾事又少了一个大头，想必后人从中也可以获得系统而深刻的经济学说认知。

四、苦心孤诣的学术旨趣：博学明辨

上面七、八套丛书大体体现了笔者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做的学术思考，意图“究诸子百家之学而成一家之言”，由此为后世留下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这些研究都是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它所依赖的只是个人长期的精力（心智）投入。这对自然科学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当下学术界更是被视为不可思议，有不少认识笔者的人曾都发出这样的感叹。究其原因，当前学术往往推崇团队作战和共同研究，以至于一个课题动辄组织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研究团队，申请的资金动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元（如有计量模型课题就获得了6000万元的国家经费）；更为甚者，一项研究的重要程度以及研究者的学术高低往往还以其所获得资助的课题数量和资金多少相挂钩（乃至相等同），由此作为职称晋升的基本标准。但试问：学术史上有哪个思想是团队攻坚的结果？哪个有真正价值的思想出现不是少数思想大家进行长期之个人思考的结果？米塞斯就写道：“科学史是一些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的记录，这些个人孤独地工作，常常被人漠视，甚至遭到同时代人的公开敌视。你无法写出一部‘没有人名’的科学史。要紧的是个人，而不是‘团队工作’。你无法组织新思想的出现，无法使新思想的出现制度化。新思想恰恰是搞组织活动和制订计划的人不会想到的思想，而且新思想会使他们的计划落空，使他们的意图受挫。”[⑦]尤其是，就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来说，通常需要漫长的阅读和思考乃至经历一个顿悟的过程才会得到一个豁然开朗的认知或论断。既然如此，又岂能在研究之前就有明确的方向乃至结论并以此申请课题立项？

纵观思想史，几乎所有理论学说尤其是那些基础性的思想洞见都来自真正学者的长期所学、所思和所悟，这种思想又如何能够凭借几千字的概介就为那些根本没有从事过相关思考的匿名评审者所能理解并赞同？要知道，真正的思想洞见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和默会性，其他人至少要经历过较为深入的交流和学习之后才会有初步的认知。更不要说，真正的学者不是商人，他致力于探索未知并提升自己的认知，但不会也不擅长揣度他人的想法和需求，更不懂得甚至不屑于向他人和社会推销自己的认知，新知识的传播通常有赖于好的社会机制。就笔者而言，笔者所有的理论见解都源自长期的读书和思考，是在读书和思考过程中才不断增进乃至改变自己的认知；同时，笔者读书、思考的基本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没有时间也不会去刻意地宣传和推销本就具有个人性的认知；更为甚者，笔者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人能够真正理解笔者的那些思考和认知，即使将那些已成系统的著作和丛书放在他们面前也是如此，甚至大多数人也根本不愿意去了解他人的看法。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学说是学者长期潜心追索和思考的结果，而不是专门组织展开团体“作战”的结果，更不是由特定的机构或机制评选出来的。否则就会出现当下这种备受调侃的情形：到处都是“一流的学者”，就是不见“一流的学术”！因为“一流的学者”依据的是“帽子”，“一流的学术”则以理论学理的深邃来体现。既然如此，又如何能够以课题数量、资金多少、刊物档次乃至引用率多少来衡量学术和考核学者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涉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整个经济学界的学术取向及其所塑造出的当前中国学术生态。

（一）孜孜以求在博识

我们首先思考这一问题：一个经济学人在没有资金支持下能否完成庞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特点，进而可以更好地评价理论经济学的工作并有效地规划和引导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就此而言，米塞斯就曾写道：“经济学家——与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一样——研究的是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并起作用的那些东西。……经济学家无须离开自己的家；不管人们怎样嘲笑，反正他可以像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那样，坐在扶手椅上完成其工作。经济学家有别于其他人之处，不是他有秘传的技巧探究其他人看不到的某种特殊物质，而是他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观察事物，能发现其他人注意不到的地方。”[⑧]当然，尽管经济学家以“独特的方式观察事物而发现其他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但每个经济学家的“独特的方式”也存在优劣不同。就此而言，经济学界的“独特的方式”必然不同于数学家和形式逻辑学家，否则就会导向与现实无关的“黑板经济学”。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辨识“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并起作用的那些东西”？其中，奥地利学派关注人们追求货币的动机，由此先验地确定了人类理性并将行动等同理性；这也为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认同和接受，进而打造出了一套基于数理逻辑的学说体系。

然而，流行的理性经济人并没有揭示真实的人性及其行为动机，这导致它们所得出的往往只是“理性的真理”。就此而言，米塞斯也说：“将人与野兽区别开来的，是用社会合作取代了你死我活的敌对态度。与生俱来的侵略本能得到了抑制，以免它破坏保存生命和满足人类特殊需要的共同努力。”[⑨]那么，导向社会合作的根本性机制是什么？笔者在《经济分析的行为逻辑》丛书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它将人的动物性本能和亲社会性契合起来，并且可以根据两种成分的比重而预测社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显然，这一行为机理的发现不是承袭特定某种学说或学科，而是源于对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知识契合。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的任何真正洞见和理论推进都是建立知识契合的基础之上，因而需要学者毕其一生的精力投入。笔者历来坚持，所谓的学问就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对以往知识加以系统萃取和提炼，进而结合时代的新形势而提出个人的一点管见。这个管见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提出了前人之不曾思以及他人之没有，由此可以启发当时以及后人的思维和眼界；同时，这个管见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之所以能够说服世人，就在于它不仅有分析过程的严密逻辑，而且还得到了经验和数据的坚实支撑。

当然，支撑新管见的逻辑和事实是开放式的，既可以是数理推导也可以是逻辑思辨，既可以是故事案例也可以是统计数据，从而不必囿于现代科学主义所倡导的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问本无定法，文章也无特定格式，这也就是费耶阿本德主张的方法论无政府主义。由此就可以审视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条基本进路：一是既有范式下的数理建模；二是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前者注重的是将已有的非编码知识编码化和明示化，从而便于传播和传承；后者则是创造和丰富非编码知识，进而对非编码知识进行逻辑检查并剔除那些具有缺陷的非编码知识。根本上说，数理逻辑只是同义反复，从而不能产生真正的新知识。就此而言，数理建模通常只是将已有思想模型化和逻辑化。这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模型化和逻辑化的思想怎么来的呢？思想根本上来自人的头脑，根源于人脑对人类所积累知识的不断综合和契合。第二，如何避免数理模型中“坏”的思想客体？这就需要对思想本身展开严密的思辨逻辑考问，由此才可以剔除那些“过时的”“肤浅的”“与现实无关”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要获得真正的理论推进，关键就在于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致力于对既有理论的系统性梳理和学理性考问，而这又有赖于学者的广博知识结构和缜密思辨能力。

正是基于这一学术认知，笔者从没有打算成为时下那种运用特定分析范式尤其是流行工具对特定议题展开“一辈子”研究的“专家”，而是不断地改变阅读和思考的领域，毕生都在学习新的知识和理论。譬如，早期就偏重中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制度经济学、法和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后来又拓展到博弈论、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分配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经济周期理论等。同时，在对这些领域的专门议题进行思考时，不仅综合比较并契合了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派、奥地利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等各流派的知识和思维，而且还广泛萃取并运用哲学、神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各分支所提供的知识和思维。可以说，笔者每年重点阅读的学科领域以及集中关注的社会议题几乎都在变动，不变的只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不断拓展的知识和思维则持久地推动着笔者对社会认知的提升以及思想理论的深化。

最后，正是基于知识和思维的契合，笔者运用严格的思辨逻辑系统审视了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经济理论。一方面，笔者批判性反思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供求均衡价格、最大化原理、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萨伊定律、时间偏好利息说、资源稀缺性假说、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科斯中性定理、比较优势原理、帕累托优进理论、社会总效率理论、显示性偏好理论、消费者主权理论、现代租金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分工效益理论、协作博弈理论、期望效用理论等，由此来剖析这些理论、命题背后的社会哲学观及其嵌入的意识形态，其中部分内容收集在《识辨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审查（微观部分）》一书中。另一方面，笔者又基于学理性考问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商品规律、等剩余价值率规律、劳动力价值理论、李嘉图二难困境、价值衡量尺度、劳动的复杂性内涵、价值悖论、反比定律、劳动还原问题、价值转形问题、生产性劳动的界定标准、使用价值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以及劳动价值与市场供求关系等，这集中体现在《生产、交换和劳动价值通论：契合市场经济的有效劳动价值说》一书中。以至于林毅夫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向在座的同仁（主要是他的学生）介绍时就说，“中山大学的朱老师几乎知道所有的理论。”其实，类似的评价笔者也经常从一些同仁那里听闻，[⑩]而且林毅夫先生在通信中多次表达了对笔者之学识和学品的欣赏和钦佩之意。不过，笔者还是更愿将这句话归源于林毅夫先生“平生不解藏人善”的高尚品质。[11]所以，笔者赶紧补充说：“我只是对一些理论有些个人的看法。”林毅夫先生却接着道：“朱老师对众多理论都有独到的见解。”

（二）茕茕孑立为初心

根本上说，做学问的旨趣在于求得自己的认知并为社会添加一点认知，而不是固守并宣扬特定的思维范式和理论学说；同时，要为这个认知提供至少能够说服自己的充足依据，而不是凭借一些绚丽的辞藻来迷惑他人或者使用各种措辞来说服他人。这也就是学术作为“为己之学”的本色。显然，作为探究未知的“为己之学”，学术本身必然只能是少数人所能从事的事业。黄宗羲就说：“学者志不立，一经患难，愈见消沮”（《宋元学案》）。所以，当笔者最初进入中山大学任教时，就为当时所宣扬的校旨深深吸引，这就是“给天才留空间，为庸才设台阶”。其内在原因是，庸才通常不会安于现状而会躁动不安，如果没有一定的上升台阶来引导他的行为，就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无聊或破坏性行为；相反，天才则沉浸于思想，其创造性的发挥需要不受约束而自由驰骋的空间，同时这种创造性又不是容易为常人多辨识，更不是靠多数投票所决定。约翰•穆勒就写道：“首创性这个东西，是无首创性的心灵所不能感到其用处的。他们不能看到它会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怎能看到呢？假如他们能看到它会为他们做些什么，它也不成其为首创性了。首创性得为他们服务的第一件事，乃是把他们的眼睛打开；这件事一经充分做到之后，他们便有机会使自己成为有首创性的人了。同时，人们都要记住，没有一件事不是有某一个人第一个做出来的；人们还要记住，现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首创性所结的果实。”[12]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天才数量是极少的，每个时代能够传誉后世的思想家也就是几个人（有的时代甚至一个人都没有）。米塞斯就写道：“在同一时期对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人，从来不超过十个。有原创力的人，在经济学方面如此之少，在其他知识领域也同样地少。”[13]钱钟书先生则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由此就可以明白，一方面这些天才和思想家是不可多得的，另一方面天才们的首创性又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石和阶梯；正因如此，这些天才就需要得到善待和呵护，需要给他们留有足够发挥的空间。约翰•穆勒就写道：“这些少数人好比是地上的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还不仅是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们”；所以，“（尽管）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需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个性的，唯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假如他们因怯懦而同意被迫纳入那些模子之一，听任其在压力下不能扩展的一切个人部分不扩展，那么社会也不会因有他们的天才而变好多少了。”[14]正因如此，一个制度良善的社会就体现在，能够为这些少数天才和思想者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为他们思想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舞台；相反，在一个制度扭曲的社会，这些极少的天才和思想者往往会受到由政治带来的少数专制和由社会孕育出的大众极权这双重打压，从而还没有开花就凋敝了，自然也就无法在社会中留下什么果实。

由此扪心自问：当下中国社会还有什么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吗？甚至自然科学理论又有哪些是中国学者的贡献呢？要知道，按照随机分布律，中国大量的人口基数自然也就会有更多的天才和思想家。那么，为何不见这些人呢？大体被扼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要对照下当下中西方的学术界情形就大体清楚了。在西方社会，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大体上有这样两类：或者是那些功成名就且创造力衰退的学者，或者是学术水平一般但具有较强公共意识和责任感的人；相应地，那些真正学者则可以在其擅长领域进行长期乃至一辈子的思考，由此才会在各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的杰出思想家和学者。反观当下中国社会的学术情形：博士毕业之后在较短时间内努力“搞出”几篇为规则所认可的文章，以此来获得职称晋升，进而凭此年强和职称优势开始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然后凭借际遇担任（副）院长，接着就是校部门（教育处、人事处、财务处等）领导、（副）校长乃至调到高校之外担任行政官员，这几乎构成了当下中国学人生攀爬的明显轨迹。试问：除了年轻时“精心”炮制出几篇“似乎”符合规范的文章外，后面的大好时光都“忙于”琐碎的行政杂务，这能够搞出什么真正的学术吗？没有长期的学术沉淀，社会科学领域能够有任何的学术创新吗？

既然如此，中国学人为何如此地热衷于遵循和利用规则去追求那些远离学术的爬升呢？关键就在于，行政人员被赋予了巨大的学术权力：不仅这些行政人员往往成为各个重大研究的牵头人，而且成为学术规划和学术奖惩的执行者和决策者，甚至还制定各种规则来引导学者的研究方向和旨趣。试问，在这种环境中，哪里还有学者在专业领域自由徜徉思索的空间！怎么可能出大才、出英才！更为甚者，随着庸才们通过这些台阶得到快速晋升，在取得高位之后，他们自然就不愿被人目为庸才，进而就会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天才”，由此就出现了“圣贤而王”道“王而圣贤”的转变。在基于“逆向选择”行为而获取权位和荣誉之后，为了巩固和合理化其所拥有的这些权位和荣誉地，这些人还会积极采取“道德风险”行为：一方面刻意地漠视和打压那些游离台阶之外而沉于思考的学者，另一方面则不断地打造便于庸才晋升的台阶。正因如此，尽管“给天才留空间，为庸才设台阶”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却值得警惕：为庸才所创设的台阶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给天才所留下的空间则越来越窄、越来越小。[15]

从经济学上看，自科学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盛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就离“为己之学”的本质越来越远，以至于已经蜕化为向他人炫耀其能力的“体育竞赛”。“竞赛”式学术必然会导向这样的局面：学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文章的格式规范而不是文章的思想观点，高级经济学课程所着力训练的则主要是文章的写作套路而不是理论的思想辨识；进而，整个经济学科都不关注对学科要旨和主要理论的理解，而是训练一些常规工具然后炮制论文。正是在这种学术导向下，无论是数理模型还是计量实证，都被当做用以增加文章之“科学性”和说服力的措辞，而不是致力于发现未知事物的有用工具；其结果就是，在经济学科创立250年的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的认识都远远达不到创始人斯密的水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如此。尤其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界还存在严重的学派对立，每个学派都致力于宣传和普及自身的逻辑和知识体系，进而局限于狭隘的学科领域内展开“体育竞赛”，却全然不知社会科学领域那些能够被普及的恰恰是庸俗的。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研究就呈现出显著的方法导向而非问题导向特征。进一步地，在奖励制度和晋升体制的激励下，经济学人大多热衷于炮制那种“使他人相信而自己却不信”的八股文章，而这种学风造成实证之风弥漫于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自然就没有多少人对基础理论的思考有兴趣，没有多少人关心其他可能的思维和知识审问，更不要说去关注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学术反思和批判；进而，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一个新观点要被接受就变得异常地困难，一个新体系要被广泛接受则更是难上加难。

问题恰恰在于，真正的理论和学说创新必然会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必然需要对流行的传统智慧进行深层考问；进而，基于知识的萃取和契合来探寻并构建新的研究范式，再由新的研究范式导出新的知识体系。奥地利学派学者多兰就专门对两类研究作了区分：一是常规科学研究，其特点是，“经济学家们的相互交流主要依靠的是代表对知识有所贡献的期刊文章，而不是关于基本原理的教科书。有牢固确立的教科书传统，学生们只是在他们训练的高级阶段才粗略地接触古典和当代经济学家的原著。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是确定显著的经验事实，把事实和理论对照，并扩展理论的应用领域，很少关心什么构成一个正确的问题或什么构成经济分析中一个正确的解之类的基本问题”；二是非常规科学研究，其特点是，“他们（经济学家）写出了较多的著作，而在现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他们不写教科书，他们的学生直接向大师们学习。他们都十分重视方法论和哲学基础。”[16]根本上说，要创建一个真正的学说体系，必然就需要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或科学纲领，所从事的也必然是非常规科学研究。

一般地，非常规科学研究必然具有这样两大特征：第一，它具有浓郁的学理性，需要对新学说关注的研究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根基的哲学思维展开系统的思辨逻辑阐述和解悉；第二，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所产生的成果通常会形成整体性的理论著作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证论文。米塞斯就强调，“学术界的传统使要求每位教师都发表原创性贡献以证明自己的学术价值，而非编写一些教科书和手册。一位大学教师的声望和薪水，应该由他的学术性著作而不是他的教学能力来决定。一位教授不得不出版几本书。如果他觉得自己没有相当的能力去写经济学书籍，他最好转向经济史或描述经济学。但因为怕丢了面子，他还是要坚称他处理的问题是纯经济学的，而非经济史。他甚至强词夺理地说，他的论著并未越出经济研究的正当范围，而且只有这些论著才是经验的、归纳的和科学的，至于那些‘讲坛’理论家纯抽象的著作，才空洞无物。如果他不这样说，他就得承认经济学教师当中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曾经有贡献的人，一类是那些在思想方面没有贡献，但在其他方面，如最近的经济史领域做得不错的人。”[17]在很大程度上，米塞斯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当前严重专业化和计量化的经济学界。尤其是，在强调“出思想、出理论和出流派”的当前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界，要真正实现这一时代诉求和历史使命，根本上就需要重视非常规科学的研究取向，需要鼓励学者沉下心来撰写系统性的理论专著。

然而，庸才们并没有深入思考过基础理论，进而也没有能力去辨识学术的真谛；相应地，他们所擅长的主要是原先在课堂上所接受的一套研究范式和写作程序，所熟悉的主要是主流教材上所宣扬的一些理论与命题。正因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庸才借助既有台阶而掌握了学术话语权和教育行政权，他们通常就会轻视理论著作而放大期刊论文的价值，尤其是还会功利地规划各类重点研究项目、炮制各种学术奖惩制度，并且还美其名曰“集中资源搞好特定学科建设”。但试问：学术尤其是基础理论能够通过重点规划而获得真正推进吗？哪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发现不是某个学者独自地长期思考的结果？其原因就在于，任何理论根本上都是形而上的，一个系统化理论则来自人脑对所观察到事实的长期思考和咀嚼，而这种长期思考和咀嚼则根基于一个真正学者的学问精神和学术兴趣。显然，考虑到学术研究的这一特质，大学和学院所要做的主要就在于提供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平台，没有多元化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的真正研究。相反，如果诉诸重点规划和政策激励，所产生的只是一些可以用于宣传的“政绩”，而这个“政绩”的背后通常还伴随着其他更重要学术的丧失，这是“破窗谬误”所警惕的。

其实，在道德沦丧、学术衰败的当下社会，要真正出思想、出理论、出大才，关键是要培育和保护学术的种子并提供促进其成长的土壤。就此而言，一个好的大学或学院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宽松而自由的学术交流环境，通过自由交流和争鸣来提升学者的认知和学术水平，乃至于形成一个良善的学术共同体；相应地，随着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水平提升，其思想和学术就会得到传播并逐渐为其他院校的学术同仁所知悉，进而就会在更大范围被认可和接受，由此就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术流派。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生物学中的“小生境”概念获得启迪。在生物学中，任何物种的生存和发展都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所含有的营养、温度和水的供应等非生物因素往往会决定生活其中的动植物类型。相应地，德国技术哲学先驱卡普（E.Kapp）就借用“小生境”概念来解释新奇从创生到成熟的过程，这里的“小生境”就是之一个得到暂时保护而市场和其他制度压力的特定领域，只有以此为平台技术和组织才会有创新并且有序地从出生发展到成熟。基于同样的逻辑，新思想、新理论乃至新流派的出现和顺利成长也依然与这样的“小生境”，这也就是大学、学院或系所所塑造出的学术环境。

不幸的是，当下的学术情形恰恰相反：即使在一个学校、学院乃至系所内部，老师们之间也几乎没有任何学术的自由讨论和交流，但往往要求他们寻求那些并没有任何（深度）交流的外部人员的认可，并且以所获得的外部认可度来作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标准；在这种情形下，所获得的“学术”通常就只能是服从于流行认知或庸俗范式，所选拔出的学者也必然是由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所产生的庸俗者。更不要说，当下社会之所以呼唤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也就在于当下流行的那一套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依然承袭当下这套枷锁来限制学术的探索呢？我们必须清楚，正是在功利性学术风气和扭曲性学术制度的支配或诱导下，现代经济学的激励政策和学术取向就严重偏离了“提升认知”这一学问初心，明显地重于形式规范而轻于思想内容；相应地，学术文章就蜕化为“八股”之学，进而造就了只有“章句之师”而无“传道之师”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自然就出不了理论思想，出不了学术大师，更不提什么天才了，[18]由此也就有了“钱学森之问”。

最后，我们回到一句古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实际上就是千古困局，只是在不同时空下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已，在当前中国社会就显得尤其严重。有学者就写道：“在西方，学术阵地是玩思想的；在中国，学术阵地是玩人家的思想的。一个中国学者，若自己有一个原创性思想，要找一家中国学术刊物为其发表，那是很难的，相反，如果这个思想是由洋人原创，中国学者对其进行综述、阐发、诠解，那就是最受编辑们欢迎的东西了。在中国，思想不是学术，阐发别人的思想才是学术。”当下社会之所以见不到什么天才，甚至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根本原因就在于，天才及其学术都被恶劣的学风和制度所扼杀和埋没了。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局则在于，在一个单向度的学术界，尽管理论和思想的丧失如此严重，但依然得不到真正的重视，甚至根本就不会被流俗所提及。这也是“破窗理论”所警示的：人们往往只关心看得见的一面，而无视看不见的一面。正因如此，无论是求学问还是订制度，我们时不时地需要考问初心：目前之所为果真是我们原初之所求吗？每每念及于此，心中就不免回荡起孔老夫子的古老而雄浑的声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五、尾声：弘毅几时能致远

琼•罗宾逊写道：“那些久居芝兰之室闻惯了芬香之气的人，已经失去了判别芬香的能力。面对局外人对这种缺乏生气之情况的抱怨，局内人则愤愤地回答说：‘你的感觉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要的是不偏不倚、科学而合乎逻辑且不带任何价值批判的东西’。”[19]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热衷于理论思考和探索的青年学者，尽管充满了热情以期望能够自由地表达和交流其在长期“学”与“思”中提炼出的一丝认知，但学术界却似乎没人有“闲心”来给予稍许的反应；相应地，在自我欣喜的理论思考得不到学界任何积极反馈和共鸣之后，他就只能效仿西斯蒙第、戈森、门格尔、霍布森、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独自而静静地梳理并系统化自己的思维乃至将之作长时间地冷藏。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考的深入，所积累起的文稿就像“裹脚布”一样越拉越长。显然，在商业化不断偏盛的当下社会，出版社通常都不愿出版巨幅的学术著作，因为它无利可图；同时，由于功利主义的盛行，各种基金的控制者也几乎都不屑于它，因为操作性和实用性成为主导原则。进一步地，商业社会使得享乐文化越来越盛行以及功利主义越来越膨胀，结果，不仅社会大众失去了阅读和思考的真正兴趣，而且活跃在学术界的那些大忙人也热衷于各种申报和评选而根本无暇读长篇著作。

与此同时，文人对自己多年所积累下来的东西通常又总是敝帚自珍的。青毡旧物又何忍丢弃呢？因此，在目前这种学术环境中，笔者就只能将逐渐形成的想法和不断拓展的思考尽可能地记录下来，以期待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关注人生、思考社会，致力于追求自己的真正认知，而不愿为大众意识和流行思潮所左右。显然，这是个有深度的时代，从而也就是真正文人的时代。当然，在这个时代来临之前，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笔者自然也希望这些文稿能够出版面世。大体上，这也是基于美国社会评论家诺克所给出的两点理由：（1）“如果在任何思想领域任何人有某种清晰明了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见解，或者他觉得他有，都应该公开写下此种见解，不要考虑实际后果将如何，或者担心他的见解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他应该认为，自己必须如此做是处于理论上的责任，而非为推销或营销自身的见解，或者试图将其强加于人。绝不要这样！他丝毫不应该考虑是否能被接受或者被否决，而仅仅记录下它”；（2）“每个文明中，无论普遍人群何等庸庸碌碌，或者沉溺于对人类事务的各种流俗的看法，总有些许精神迥异的异类，他们表面上遵从出身于其中的文明的要求，却仍保持了对清晰明了的事物法则的无私的热爱，无论实际后果如何，他们富有求知精神，偶尔深怀感情地感怀自然威严的秩序；他们深受对自然秩序的种种沉思的吸引，想要尽可能了解，即使实际环境中自然秩序的贯彻明显将无助于其最热切的希望与心愿实现。……那些接触到该书的人会意识到，这本书是为他们这些的人，也仅仅为他们这样的人而作。”[20]

林毅夫先生第一次与笔者见面时就曾说：“你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陈寅恪式的学者。”笔者深深地知道，自己的知识自不能、也不敢与陈寅恪相提并论。不过，在学问过程中，笔者确实是遵循了陈寅恪的学术旨趣，践行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也自认为一直在作独立的学术思考。笔者深信，真正的理论和学说来自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知和探索，来自在长期的静心思考中不断拓展的视野和认知，而决不是围绕层出不穷的热点议题和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打转。固然，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但它主要是提供前瞻性的思维和方向指导，而不是给出操作性的具体措施。黄宗羲就告诫道：“为学作事，忌求近功；求近功，则自画气沮，渊源莫及”（《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庄裕徐养斋先生问》）。为此，在过去十几年里，笔者不断地拓展思考领域，致力于对所接触的众多理论展开学理性审视，尽可能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由此来西欧桃花和理论化自己的认知。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促成的利己主义偏盛以及政治强化带来的意识形态对立，服从流行文本范式和既有政策导向几乎成了经济学人在当下社会和学术环境中的生存之道；相应地，本质上是“为己之学”的学术探究就蜕化成了相互展示和攀比的逻辑游戏，从事学术研究所追求的也不再是认知的增进而是名利的获取。但显然，真正的学者不屑于此，从而也就只能被边缘化。所以，当林毅夫先生对笔者说，你的很多文章都可以发表在顶刊呀！笔者的回应是：让谁去审查这些文章呢？要知道，现在经济学界各流派都充斥着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基于各种理由来维护其学术传统和理论观点；相应地，经济学界就盛行开了庸俗的实证主义，因为这些计量文章主要是数据上来支持和推广自己所接受或相信的那些理论学说。但是，笔者的文章恰恰几乎都是对流行理论学说展开学理性反思，而且这些反思并不是基于特定流派来反思和批判另一批判，而是基于各流派、各学科的综合和契合。相应地，这在当今学术界就面临两大问题：（1）缺乏特定学术圈子或学术共同体的支持；（2）缺乏具有相近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的评阅者。试问：当下有多少学人真正具有跨学科知识并且能够进行实质性的交叉研究！又有多少人能够有足够的胸怀和学术理念接受其他流派和领域的批判！

孟子曾正告君子士大夫：“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受此熏陶，面对恶恶相加的流行风潮，真正的学者往往会真诚地指出其问题并致力于改进它；进而，在得不到有效回应之后，真正的学者也必守其道而不附庸俗，从而就会自然地远离而不是刻意地迎合世俗。正是由于不认同也不接受“无道之世”，历史上的真正学者往往就会成为一位独行者，偶尔会发出一些孤声的呐喊。学术孤寂，学者孤独，自古如此。钦慕于古之仁人，笔者也长期游离于当下学术圈之外，独自地静静思考和写作，以至于几乎没有学术交流者。所以，在后来一次交谈中，林毅夫先生说：“你的知识如此广博，学生一定会非常喜欢听你的课。”笔者苦笑道：“有多少学生能够明白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哪些是有真正价值的？又有几个学生会感兴趣那些具有真正洞见的理论思考？”林毅夫先生后来又好奇地问：“你的思考如此深广，平时周边还有哪些人可以交流吗？”笔者也只有无奈：“在当前这种学术环境中，可以找谁去真正探讨学术尤其是基础理论呢？”林毅夫先生说：“我想也是，应该没有多少人能够与你交流的，也应该没有多少人能够像你一样潜心读书二十多年的。”

在笔者看来，在当前中国社会，没有十五六年的潜心读书和学术沉淀，几乎是不可能产生出什么真正的学术创见，这大体上要到40岁之后才会形成较为系统的学术认知。[21]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学人在受教育阶段因为受到传统智慧的强大禁锢而开始独立思考的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使得知识积累得越来越人多，而要理解经济学几乎需要通晓所有这些知识。当然，经济学学说史上众多经济学大家的重大成果似乎大多是在30岁之前完成的，熊彼特还为此提出一个“神圣十年”理论。这也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人类知识积累不多，这就给予了众多学术和思想创新的空间；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教育具有显著的批判性，因而这些经济学大家自小就开始了学术思考。事实上，格劳秀斯11岁就进入了莱顿大学并在14岁获得博士学位，休谟12岁就进入了爱丁堡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斯密14岁就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论理学、数学和政治经济学，边沁12岁就进入了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并在15岁取得学位，约翰•穆勒在14岁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要知识并达到40岁的博学之士水平……。正因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创见，需要越来越博学的知识，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因而当前流行的“publish or perish”就根本不适合当下社会科学的需要，它只会找来急功近利的学人，只会激发形式规范的文章，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思想和创见。显然，这就引发我们对当下学术制度的深刻反思和革新。

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曾指出这一基点：（1）真正的大学老师既不需要打卡也不需要考评，你给他们闲暇，他们自己就会不可遏止地要去读书、写作、或者上课和学生交流；（2）因此，大学就要找到这样的人，容纳这样的人；（3）进而，当一所大学找到足够多的这样的人之后，大学就可以基本“无为而治”了。[22]由此来审视当前中国大学，其问题恰恰在于，大多数官僚并不愿接受“无为而治”，而是希望老师们围绕他的指挥棒转，否则就体现不了他的“重要性”以及“存在意义”。对此，笔者深有体会：一辈子在读书、写作和教学，但每年都要接受各种考核，遭受各种条条框框的评判和约束，一些不学无术的上位者还要指指点点。事实上，在当下中国大学，几乎所有权利的分配都不是基于应得原则，而是需要每个老师去争取；相应地，如果一个学者的本性不争，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人在乎你的（应得）权利。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笔者一辈子就只能是个学校最低等级的副教授，即使是这个最低等级的副教授，也是在早年更为友好的学术环境中凭借当时的“书生意气”而“争”来的（填了职称申请表并作了称述），否则现在早已被解雇了。

北京大学的阎步克教授又写道：“受聘教职，可能会被两种对待，一种是这里有一套条条框框、标准内容，我们聘用你，你照本宣科；另一种，知道你是一名有造诣的学者，所以聘用你，请你把独到见解讲给学生吧。”[23]阎步克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北京大学及其历史系用后一态度对待他们。不过，北京大学或许还有古风遗韵，但笔者却远没有这么幸运，或许是自身的浅陋之学不入在位者之法眼，更或许是当下叶公好龙者众。进一步地，阎步克的成长和晋升在处于中国学术环境较好时期，而此后在商业和政治的侵蚀下就每况愈下了。毕竟在2010年左右，一些前辈学者在某次学术会议间隙交流而谈到笔者时还在说，如果朱富强能够早出道十年，学术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发展。林毅夫先生也曾对笔者说：“你的看法不为众人所知，这对我们社会来说太可惜了。”然而，时也命也，奈何！[24]笔者一生效仿康德而作孤独的学术思考，也曾希望有康德那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和学术传播途径，但笔者实际遭受的却是凡勃伦那样的生活和学术境遇，甚至还远远不如。毕竟凡勃伦尽管生活凄惨，但学术声名已著，而笔者深处大众极权和政治隆盛之时，大量文稿都不得不“束之高阁”而少有人知晓。所以，凡勃伦只是在沉浸思考之余将脑中灵光一现的思想告诉其同事和学生就促成了美国制度学派的出现，而笔者卖力地引导大家去审视社会现象和流行理论缺应者寥寥。此乃笔者之不幸乎？还是社会之悲哀！

笔者深深地知道，人类思想往往为少数人所拥有，只不过，以前是少数人凭借其身份地位和财力而占有知识并展现其思想以与大众相区别，现在则是多数人通过贬低思想而主动让出思想。在以前，知识和思想成为高贵地位和身份的标识，不仅思想者会得到社会大众的仰慕，而且社会大众也会努力地掌握知识以与思想者看齐，相应地，思想发展大体上就处于康庄之道而顺畅；到而今，知识和思想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人生鸡肋，思想者成为无用书生的代名词而饱受社会的轻谩，相应地，思想的成长就会遭致各种压制而内卷。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宗教精神的体现：以前的社会宗教通过将灵魂救赎与社会财富相联系而贬斥居上位的那些少数人，时下的学术宗教通过将知识真理与大众见识相联系而贬斥有思想的那些少数人；其共同点就是，迎合多数人的处境和认知，赋予它们以合理性和高贵性。这两类宗教的差异则在于，前者遭受贬斥的上位者或富人享受到了富足的世俗生活，后者遭受贬斥的思想者则过着形影相吊的独孤生活；同时，前者严重制约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后者则严重制约了精神财富的创造和人类思想的进步。

回顾思想史，几乎所有的真正思想者都是孤独者，如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其原因是，思想者既没有时间也不善于交际，更是遇不到真正的知音。[25]在经济学说史上也有大量的例子。例如，作为现代福利主义思想的先驱，西斯蒙第的思想在其时代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不仅没有朋友可以交流学术，而且没有学生可以传授思想，终其一生只是独自经营农庄并从事孤独的学术思考。所以在万念俱灰中去世时，西斯蒙第叹道：“我要走了，一生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以后也将一无所成。”[26]笔者此生对学术和周遭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面对当前的学术环境，笔者情愿追随陈寅恪，致力于探寻那些“礼失而求诸野，百姓日用人不知”之物。所以，当林毅夫先生竭诚邀请笔者一起为中国学术发展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共同努力时，笔者只能回应：“心已淡了。”

其实，像林毅夫先生一样，作为儒者，笔者也希望“有道而谷”“泽加于民”“达济天下”。但奈何今世社会或许还需要林毅夫，并不需要朱富强，故而只能“独善己身”“修身见于世”。就此而言，笔者之所以选择孤独地思考和写作，并不是如林毅夫先生以为的那样“一心只为将所思所写藏之名山而不愿与世同流”，而是因为笔者的这些文稿在当下还没有面世的条件和机会。早年时，曾为凡勃伦的生活际遇鸣不平，看而今，笔者自己的学术境遇远不如凡勃伦，毕竟与凡勃伦发生联系的是贝茨•克拉克、伊利、萨姆纳、劳洛林、陶西格、杨格、奈特、汉森、米契尔、霍克西、达文波特等一批真正学者。陈寅恪先生曾道：“这块土地、这些人，终其一生，大多所行，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苟且有术；行路坎坷，不过苟且无门。基本不过如此而已。”看来笔者属于“苟且无门”。吾亦曾呵壁问天，奈何牛入泥潭！然“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笔者在中学读到屈原此句就将之作为了座右铭。这岂非历来社会牛虻者之现实归属欤？噫吁嚱！吾谁与归？

朱富强

2006/6/20 初稿

2009/8/22 一校

2014/9/22 二校

2020/6/22 三校

2022/9/22 四校

2024/6/22 五校

[①]事实上，笔者自小读的是“圣贤书”，对书中人物的勤学、励志、孝悌等德行深以为然，对那些为社会大众的忘我和大无畏的革命志士深感敬佩，并以此来激励和反省自己，在30岁之前也几乎会做到“日三省吾身”（因为每天晚上写日记时都会对一天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回顾和审视）。

[②]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王蓁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页。

[③]事实上，孔子、苏格拉底等早期先哲倾向于“述而不作”，因为他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从而急切地希望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能够被用于实践；为此，他们选择收徒授业和学术辩论的方式来引导青年学子去实践其理念，从而也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撰写大部头著作。与此不同，在言论思想受到严格管控的当下社会，不仅国家权力和政策实践为少数权势者所垄断，而且功利主义的青年学子更是热衷于学些流行理论学说去“混世”；为此，笔者只能“作而不述”，将毕生所思所识写来下留予后来者。

[④]赫尔希曼（即赫希曼）：“一个离经叛道者的自白：《经济发展战略回顾》”，载米耶、西尔斯编：《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刘鹤、梁钧平、杨焕昌、陈研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⑤]欧肯：《国民经济学基础》，左大培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34页。

[⑥]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版序言。

[⑦]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44页。

[⑧]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90页。

[⑨]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00页。

[⑩]从笔者从学早期为一些同仁口中所称的“江南才子”“怪才”“真正的学者”到后来邹恒甫在给我的邮件中所写的“You are much much better than our mathematical economists from Harvard, Yale, MIT, Stanford, Oxford, Cambridge……”；期间也有不少青年学子和刊物编辑来联系笔者，在与笔者一番交流交流后往往感叹：您的思想太有启发了，过去10年的经济学白读了；甚至于2011年时的中山大学人事处处长骆腾在与笔者交流后也向学校领导报告说：在中山大学终于找到一个真正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老师了。

[11]林毅夫先生这一温良谦和且热心扶掖后进的品质足以“行为世范”而影响后学者。从历史事变来说，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有两类：一是通过自身行动影响事变发展的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二是通过智慧、意志和性格等影响他人行为或事变发展的事变创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同样，从学术发展来说，在思想史上留下印迹的人物通常也有两类：一是以新学说之创始人或奠基者的身份留下宝贵思想和理论遗产并传给下一代学人，二是感召或引导一批学生或追随者而使他们成为新学说的创始人或奠基者。中国思想史上就不乏这种扶掖后进的伟大学人，蔡元培、梁启超等大抵属于此。

[12]约翰•穆勒（即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7页。

[13]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97页。

[14]约翰•穆勒（即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6页。

[15]笔者在进入中山大学伊始就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并抱着一时的少年激情而向当时学校领导反映过，但没有得到回应；这样的情势持续近十年，以至于后来就“逐渐心淡了”。

[16]多兰：《作为非科学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载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17]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897页。

[18]既然根本没有什么天才人物，却有如此多的破格晋升和提拔的教授、博导和“**学者”，岂不怪哉！

[19]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7页。

[20]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彭芬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17页。

[21]笔者也是到45岁左右才从渐悟到顿悟，得以将众多社会认知串联起来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体系，才真正感到时不我待的学术使命；而在此之前，尽管也一直自以为有新的认识，但大体都是破碎的。

[22]https://view.inews.qq.com/qr/20221116A01R3M00。

[23]阎步克：《我身所安 我心所安》，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6077637561/16a4163b901900yvv4?finpagefr=p_104_js。

[24]朱自清先生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这种精神和气节长期激励着中国青年，尤其是为像笔者之属的后学所钦佩。不过，朱自清先生如果活在现在，想必也会饿死，至少会穷困潦倒。

[25]叔本华就指出，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而一个人越是具备独特的个性，那他就越是难以做出这样的牺牲；因此，一个人逃避、忍受抑或喜爱独处是和这一个人自身具备的价值恰成比例。

[26]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下），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