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等人遵循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念和思维，将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优劣程度之间对应起来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但笔者在18年前的文章则指出，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会呈现出无序式的一般特征，这可以从世界列强的崛起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佐证，也可以从学理性加以更为深刻的理论阐释。

就市场化历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无序式经济增长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同时，无序式经济增长的“无序”是一种相对无序，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有序程度之间呈现出“倒U形”曲线关系；进而，无序式经济增长往往会受制于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从而也潜伏着经济增长中断的危机。正因如此，长期的无序式经济增长往往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稀缺资源的耗竭等困境，相应地，这就带来了政策转变的诉求：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具体体现在：一是通过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政策配套来缩小收入差距以促进社会正义的提升，二是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来促进真正的财富积累以推进富足社会的来临。显然，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

由此就带来两大启迪：第一，不要以经济学中的统计规律来为现实辩护，而是应该将这些规律视为特定时空下的一个耦合而没有必然合理性；第二，不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来认识和评估社会制度，而是需要发展出更为合理的分析框架来界分制度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往往不是致力于剖析和发现问题，而是偏好采用流行理论来为现状提供合理性解释，甚至凭借一些选择性的“事实”将自己打造成时代的弄潮儿。

 

一、引言

根基于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持守强烈的制度原教旨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信条：一方面，它将基于先验假设和形式逻辑所推出或构造的制度结构视为公正合理的；另一方面，它又认定由理性经济人互动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符合这种要求。前者如科斯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所说，生产建制结构的选择源于经济当事人对交易费用节约的理性计算；后者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说，制度变迁源于理性的政治和经济企业家为节约交易费用而诉诸的制度创新和变革的种种努力。相应地，流行主流经济学界的制度观就认为，自由竞争将会降低交易费用和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剔除低劣制度而促进社会制度不断优化。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众多中国经济学人也倾向于基于经济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而将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优劣程度联系起来，将持续的经济增长视为制度不断改进的结果。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降，中国经济学界就转向并极力照搬以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相应地，这些经济学人在制度问题上就持有这样两个流行认识：（1）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快速增长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逐渐成熟以及自由市场体制不断完善的结果，相应地，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也就是，首先应该建立当前西方社会所实践的那些社会制度，这些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严格”证明；（2）中国推行市场化改革后的30年间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效正是社会制度不断优化和市场体制逐渐完善的结果，相应地，他们否定现实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不合理性，反而以依旧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来证明当前社会制度处于帕累托改进之中。譬如，在当前的产业政策之争中，很多经济学人就将中国经济增长归功于市场导向的“三化”（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并强调这种方向和制度是不可动摇的。

既然如此，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好的社会制度呢？或者，是否意味着这种社会制度是合理的而不可改变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一联系实际上犯了工具主义谬误或分解谬误（Fallacy of Division）。究其原因，经济增长是包括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含了社会大环境以及偶然性因素等，从而不能从经济增长这一群体特征来推导出社会制度这一个体因素具有相同的特征。由此，我们就需要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高速增长究竟是如何取得的？要解释这一点，根本上就涉及人类经济增长中所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无序性。事实上，无序式经济增长乃至人类社会的一般通则。琼•罗宾逊就写道：“如果我们试图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解释为一种理性框架，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个经济制度。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尴尬阶段。”[①]同时，无序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中断设下陷阱。显然，一个真正的学者对经济增长中无序性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有鉴于此，本章对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由此来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适用性。

二、无序式经济增长乃西方社会之通则

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在短期内，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并不构成明显的正向关系，相反，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发生在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即社会制度还没有成熟和完善——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剖析。[②]另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在北洋军阀控制下的1914-1922年中国民族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并不能说是健全或完善的；相反，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清政府，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局势，从而被迫放松了对产业和工商业者的管制。基于同样的道理，古罗马帝国的国民之所以拥有较高的自由，也就在于他们的帝王并没有足够的强权，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都存在几个君主或皇帝共治的情形。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哈耶克的见解：无序的社会制度降低了那些当权者作恶的能力。同样，在中世纪晚期，热那亚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城市崛起为意大利北部最大、最富裕的城邦之一，其原因也不能用技术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相反，热那亚经济最初主要依赖于海盗行为（包括有组织的大规模袭击），后来则主要是建立在“特许”远途贸易的基础上。[③]

正因如此，我们就需要跳出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维窠臼，深入探究真实世界中经济快速增长所呈现出的无序性特征及其成因。事实上，即使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近代崛起而言，与其说应归因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强调的产权保护、市场竞争等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如说应归功于历史学家关注的地理大发现以及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滋生出的扩张冲动。彭慕兰、约翰•M•霍布森、弗兰克、戈德斯通以及兰德斯等历史学者都指出，工业革命时期的欧州无论是在经济体制上还是科学知识上都并不比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更为发达、更为先进，欧洲的经济起飞也远不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人所想象的那些制度，如保护私人财产、有效竞争和有限政府；相反，这主要是源于军事力量的逐渐壮大，从而得以保障它能够从新世界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点，这里举现代经济史中的几个经典案例加以说明。

首先，就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萌芽地荷兰而言。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荷兰是西欧率先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第一个地区，并将之归功于发展了比其对手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④]问题是，作为号称建立了人类社会第一个共和国的荷兰，当时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共和制的原则：一方面，它的元首继承是从贵族世袭而来的，是一位由陆海军的君主治理加上贵族集团共同组成的邦联体；另一方面，这些领主不仅拥有土地，拥有私人武力，而且还拥有铸币和民事及刑事的最高裁判权。甚至可以说，荷兰开始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半主权性质并正在为法律上的国家地位而斗争的联合省，它更像意大利北部衰落中的城市国家而不是西北欧的那些新兴民族国家。试问：在这种情势下，又何来会有有序的制度？只要探究一下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的荷兰并不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更为健全的社会制度。既然如此，荷兰又是如何取得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呢？主要原因在于，荷兰处于东西和南北贸易通道的交叉路口，它充分利用了地理位置提供的各种机会而发展了渔业和运输业，并依靠海军提供的后备力量而控制海上贸易。也就是说，荷兰的发展契机在于，一方面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争斗激化情势而发展海上力量，进而经过8年战争而打败了集权性的西班牙，并签订了确认主权地位和霸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⑤]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地理大发现和波罗的海的地理优势而发展航运业，进而将阿姆斯特丹变成了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其次，就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壮大的英国而言。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荷兰成为世界上最优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根本原因在于，它仿效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而建立起了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所有权，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⑥]但历史也表明，当时的英国并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尽管有些为现代经济人称道那些专利制度的出现），普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因为它明显侵犯了人们的公共财产权；但是，正是这种侵犯推动了毛纺业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发展，进而促成了工业革命。[⑦]同时，英国的崛起也有赖于在战场上的成功：1588年成功地向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行挑战，17世纪又通过三次战争摧毁荷兰的贸易和海运而成为欧洲最强的商业民族，在18世纪又借助了法国的扩张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尤其是，与荷兰的三场战争导致了西欧经济中心的转移：第一次是英国的《航海法》旨在将英属殖民地变成英国商人垄断的贸易区而威胁到荷兰的运输和中转贸易，第二次为争夺西非奴隶贸易的控制权，第三次是英国为阻止荷兰船只通过斯海尔的赫赫马斯河的收费机构。正是通过这三次战争，不仅削弱了荷兰的贸易控制，而且还使荷属的纽约、新泽西、特拉华等转入英国之手，进而间接地遏制了荷兰人在印度的统治和发展。1688年，威廉登上英格兰王位后，荷兰开始与英国结盟而成为英国忠实的、附属的军事盟友：一方面是英国希望利用荷兰作为一道屏障来抵御法国在大陆的领土扩张，另一方面则是荷兰要借助英国的力量以避免被法国吞并；最终在1815年，英国在荷兰金钱的资助下打败了法国，英国则把荷兰失去的殖民地交还给了新成立的荷兰王国。自此以后，英国就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的商业与金融中心而确立经济霸权，并逐渐废除一些重商主义限制政策而在全球推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说：“英国所进行的每一次战争都带来了英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⑧]

其三，就新古典经济学高度推崇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一系列抽象假设而获得了逻辑化的有效市场，它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视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和保障；但实际上，不仅荷兰和英国的崛起并非依靠自由竞争市场机制，而且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几乎都不是完全甚至也非主要依赖于此。纵观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到政府强权和军事力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早期的资本被用于海外探险、移民和贸易，而且新型的金融制度和军事财政模式也都是为了方便组织武装移民和海外贸易。同时，当时频繁出现的列强争霸所直接依赖的就是军事力量，进而以军事力量为资源掠夺和经济扩张开路。再以英国为例，英国正是通过对内实行高度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对外实行掠夺资源的帝国主义而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经济的“腾飞时期”也就是其军费、国债、税收和关税都达到了令人惊愕的高水平时期。为此，张夏准在就指出，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收入水平测量表明，1820年的英国处于比现在的印度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它当时甚至没有印度如今已经具有的诸多“基本”制度。[⑨]而且，即使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而在国际上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之后，大多数国家在权衡利弊之后都认为，自由贸易只是诱使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英国的圈套，从而大多只是浅尝辄止或干脆采取抵制政策。[⑩]进一步地，随着西欧诸国普遍进入资本主义扩张阶段，干预、武力和争夺的特征更是明显：（1）随着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逐渐降温，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单独或竞相向海外扩张，通过殖民掠夺来维持持续的高增长；（2）随着殖民地扩张的相对饱和，对殖民地争夺的竞争开始激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之间争斗的再次升级，这些事件都显著地影响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四，就西方世界崛起所衍生出的欧洲中心论而言。流行的西方中心观认为，西方社会到15世纪末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并“设计”了资本主义的轨道，整个世界都将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由此就得以逐渐摆脱贫困和悲惨的处境而进入近代化的光明。[11]相应地，社会经济理论也必须完全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经典的理论概括就是诺思等人提出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这一流行观点却面临着历史学家的两大质疑。第一，在19世纪之前，亚洲而非欧洲才是世界经济的重心，欧洲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多大竞争力；相应地，欧洲的兴起根本上也是源于特定的历史机遇：因地理大发现而拥有源源不断的美洲金银，以此可以大量购买亚洲的劳动和资源所生产出的使用商品，从而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也减轻了欧洲的资源压力。弗兰克就写道：“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而是）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12]第二，在19世纪之前，西欧资本主义之所以迅速崛起，所依凭的与其说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还不如说是政府对经济的深入干预，至少西欧诸国的政府干预要远甚于中国等其他地区。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就写道：“至少对中国来说，可以认为一个通常能够依靠现行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生存的政府，比它的欧洲同行对其商人干涉较少，但为商人创造机会和特权地位也更少……或许欧洲最大的企业通过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的特许权值得它们受政府干预，所以欧洲的政治经济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更有助于资本主义积累。”[13]

最后，就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背景而言。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各国经济的大发展往往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不是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说是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或成熟下的结果。北洋军阀时期的经济增长源于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殖民掠夺，荷兰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大发现所掀起的海上贸易热潮；显然，期间所有这些国家的相应社会制度并没有跟上：不仅没有基本的劳工权利的保障，甚至还没有相对完善的财产保护，反而存在很多诸如特许证等维护垄断的制度。同样，当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国家管制的放松等。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经济的一体化浪潮，没有技术的全球扩散，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长。经验事实也表明，每当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或制裁，都会引发中国社会经济的一阵萧条或衰退；相反，每当中国进一步拓宽了世界市场，都会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实在没有多少是那些经济学人的“理论指导”之功，如果说有的话，也主要只是体现为：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市场化的轨道后，现代经济学可以进一步昭示人们和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官员认识到并有意识主张让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如当年斯密所告诫人们和英王室的一样。而且，即使仅仅就这一层面的意义而言，似乎也很难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人的功劳。究其原因，经济学理论或实践已经表明了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但经济学人迄今没有去分析市场作用的“度”，没有为防止市场失灵做出应有的努力，反而依旧在积极鼓吹中国的经济只能在“盲目”却被“神话”的市场机制之下运行。

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一一对应起来，更不能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社会制度的优劣。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依凭其抽象理论就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认定为符合“优胜劣汰”的优良制度，并且将西方社会的现有制度视为西方社会起飞和经济快速增长的保障和原因，但大量的历史经验却表明，社会制度的完善通常会滞后于社会实践，这也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所强调。[14]进而，大量的社会发展史都表明，人类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每个时期几乎都不是制度健全和政治清明时期，反而通常处于某种程度的混乱之中。譬如，尽管英国和欧洲确实存在某种制度上的优势以推动经济起飞，但彭慕兰却指出，“在1800年以前的世界中，它们似乎仅仅适用于战争、武装的远程贸易和殖民。”[15]纵观整个西方社会的制度变革和经济崛起史，期间充满了阶级、阶层之间的对抗，而不是在和谐、合作和有序的环境下展开的。卡尔•波兰尼写道：“经济自由主义因为坚持从经济观点来判断社会事件而误读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英国都铎王朝早期之圈地并把耕地转变为牧地的运动，当时的田野及共有地都被贵族圈围起来，而且整个乡村都受到人口递减的威胁”；[16]“大约100年之后，第二轮的实力竞争在同样的对立者之间展开。不过这时的圈地者已经不是地主和贵族，而大多是富有的乡绅及商人。”[17]这启迪我们，不应该基于肯定性理性和制度达尔文主义而合理化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制度，而是应该基于否定性理性和批判性思维来审视现实制度，进而努力完善社会制度以维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转向社会经济的新常态。

三、如何理解无序式经济增长的“无序”

人类的历史实践表明，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多是在制度不很健全甚至是社会无序状态下取得的。譬如，在工业革命时期，市场的发展就不是源自经济动力的诱发，而更主要是源自政治力量的强制推行。卡尔•波兰尼就指出，“圈地运动曾经很贴切地被称为富人对抗穷人的革命。地主们和贵族们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旧有的法律和习俗，有时候甚至使用暴力，但通常是使用压力和恐吓。他们实际上抢夺了穷人在公有地上的权份，铲倒了他们的房屋。按照传统的习俗，穷人们一向将这些权份视为他们及其子孙的产业。社会的基本结构遭到破坏；荒芜的村落和倾倒的住屋证实了这个革命的残暴性，它同时也危及乡村的自卫能力，荒废了其城镇，减少了其人口，把过度使用的田地变成废土，困扰了其人民并把他们从平常的农夫变成乞丐及小偷等乌合之众。”[18]在很大程度上，无序式经济增长乃是经济发展史中的一般特征，甚至成为现实经济增长的基本通则。

（一）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基本含义

针对无序式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发展史中的一般通则，我们需要思考：“无序”的具体含义究竟式什么？这里的“无序”首先是指“相对无序”而不是“绝对无序”。进而，又如何理解“相对无序”呢？“相对无序”意味着人身和财产安全都获得了相当的保障，从而导致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易得以正常展开；但同时，经济主体的信息、资源、权力以及地位都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从而又导致社会正义存在明显不彰。相应地，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相对无序”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一，在相对无序的状态下，资源的占有往往取决于个人能力而会出现明显的不平等，资源的使用则不受法制的严格限制而会遭到滥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权势者（权力、社会关系、物质资本乃至武力的拥有者）就可以无节制地廉价使用本属于全人类乃至子孙后代所有的自然资源，而资源的大量投入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第二，在相对无序的状态下，收入分配主要由不平衡的社会力量结构所决定而呈现出明显不公正，甚至会滋生出马太效应而引发社会两极化，而财富大量集中到企业主、管理者以及一些高新技术者等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富人们得以在享受奢侈生活的同时可以将那些大量剩余财富投入到再生产中，从而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涨；另一方面，那些贫穷的生产者只能通过更勤劳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从而导致劳动力投入的增多。显然，这两者共同推动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同时，无序式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明显现象，更是古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历史特征。对此，我们可以回顾和审视一下英国的发展历程。在流行的经济史教材中，英国成功的工业化都被归因于自主的个人主义精神，归因于市场的“无形的手”作用；但实际上，英国在当时却是收入分配极不平均的国度，国家通过实行“强制性储蓄”政策而实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譬如，英国政府利用间接累退税来向金融投资商支付利息：英国政府主要从伦敦资本市场借款并所支付给伦敦金融投资商的利息款占其总利息支出的80%，而通过累退税方式由低收入阶层支付的利息款约占50%-60%。按照约翰•M•霍布森的估算，中央政府税收总额的近40%是从穷人那里再分配给了富人，在1715至1850年间约有5%的国民收入是从贫穷的工人阶层或中低消费阶层转移到富裕的金融投资商身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再分配资金总额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9%。[19]为此，约翰•M•霍布森指出，尽管“强制性储蓄”政策往往与后来苏联的专制政权或计划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它通过对的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来投资于工业，但显然，更早的英国也是如此，只不过苏联是将税收直接用于投资，而英国则是间接的，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军事的、工业的、金融的、税收的政策而将来自贫困消费阶层的资金再分配给了那些大金融投资商，而后者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中。

在某种意义上，无序式经济增长体现出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其原因在于：（1）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带来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资源占有，少数强势者就可以将他所集中的资本和资源投入到再生产中而推动经济的增长；（2）在不公正的收入分配下，绝大多数没有财产积累的弱势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劳动以维持基本生存，从而创造出更大量的社会财富。譬如，针对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约翰•穆勒就写道：“政府课税过度虽然会造成很大危害，但从对经济的影响来说，所造成的危害却不如轻得多的政府官吏的压榨那么大，因为这种压榨或者使纳税人受到政府官吏的专横对待，或者使技艺、勤劳和节俭处于不利地位。在我国，赋税给人们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可是由于人人都知道赋税的限度，缴纳的赋税很少超出人们的预料和计算，由于课税的方式不那么挫伤人们勤劳和节俭的积极性，因而赋税几乎没有减少繁荣；有人甚至认为，赋税反而增加了繁荣，因为它使人们更加勤劳以减轻赋税带来的压力。但在许多野蛮而专制的东方国家，课税就是要束缚那些已经获得了财产的人，没收他们的财产，除非他们用巨款进行疏通，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人们是不会自愿勤奋工作的，只有巧取豪夺才能致富。”[20]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一些国家同样存在着相对无序，但经济增长速度却并不高。实际上，相对无序的制度是否能够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还取决于这样一些条件：（1）剩余产品的流向，如果流向必需品的生产领域通常就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而如果流向奢侈品的消费领域则通常会抑制经济的快速增长；[21]（2）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在人们的容忍限度内就会促发改善生活的更大劳动努力，如果收入分配不公程度超出了人们的容忍限度，人们则很可能转向掠夺手段而非依靠生产手段来改善自身生活，从而就会激发出相互争斗乃至仇杀的现象。

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无序”，就不是指极端的社会失序和失范，而是相对的社会失序和失范；相应地，它凸显出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市场竞争和经济放任，而不是反映“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丛林或战争状态。事实上，在极端无序的社会中，财产权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产权和行为预期极不稳定，人们又如何展开长期而有效的分工合作？人们又如何为追求更好的未来生活而辛勤劳动和积累财富呢？相应地，推动经济增长的社会秩序所呈现出的相对无序则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由市场机制引导的逐利行动已经兴起，但一般规则和市场伦理还不成熟；（2）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也已经初步建立，并由此来制约人们行动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法律制度更多地体现为“法制”（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3）具有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政府，但政府及其官僚行为还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绝大多数个体的生活水平取决于既定制度下的劳动努力程度或劳动贡献大小，但人们的所得并不一定完全与其努力程度或劳动贡献相等同或同比发展，社会收入分配更是无法体现出每个人的应得权利。

（二）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历史呈现

基于无序的相对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剖析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与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从中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倒U形”曲线关系。可见图1-1。进而，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呈现出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由此可以发现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大致呈现出一个“倒U形”曲线轨迹。下面就“倒U形”曲线的三个阶段展开具体阐释。

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

 

图1-1  “倒U形”曲线的无序增长

首先，极端无序状态体现在中世纪或更早的“野蛮丛林”时代。这是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或亨廷顿意义上的“普力夺”社会，此时的社会中充满了不断升级的争斗性，“强权即正义”得到充分的展现；相应地，不仅积累的财产得不到保障，甚至人身安全都很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关心暂时的生存，而对未来的生活缺乏信心，自然也就不会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物质的生产和积累，而更倾向于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既定资源和财富的争夺。马歇尔就写道：在无序状态下，“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才有力量保持他们所积蓄的东西，勤劳和克己的农民积蓄了一点财富，却眼看它被强有力者夺去，这种情况下对他的邻人不断提出警告，叫他们在能享受时就享受快乐和安逸。”[22]显然，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所经历了这一阶段，这是长期以来人类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内都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马歇尔就举例说：“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边境，只要抢劫一天不停止，就不会有什么进步；在十八世纪中法国农民的储蓄是很少的，当时他们只有被人看作贫穷，才能条避税吏的强取豪夺。”[23]同时，纵观近现代社会，那些处于军阀混战的社会大致也属于极端无序的情形，从而也很难有明显的经济增长；甚至在当今世界，非洲一些国家内部依然存在严重的种族冲突，北非和中东一些国家内部则存在宗教争斗，这都是无序性的表现，从而也就可以解释这些国家为何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失败者。

其次，工业革命开创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则进入了相对无序状态。此时，社会整体上已经跳出了“野蛮丛林”困境，人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获得了相当的保障；相应地，人们开始依据契约而不是武力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纠纷，特别是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之后，人们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活动中。但同时，社会制度并没有充分体现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正义，市场规则以及资源分配等都存在明显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相应地，强者通常会利用一切可以支配的资源来获取和积累财富，并通过迫使劳动者付出更多的劳动或努力来攫取高额收益，由此也就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各国的经济起飞时期大体上都处于这种相对无序状态，相应地，在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也就伴随着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进而导致了社会分层；同样，当前中国社会大体上也处于这一状态，因而无序式经济增长的特征就非常明显。

最后，在社会制度能够真正体现每个人之应得权利的有序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这表现为社会基本权利得到不断深化和拓展；此时，人类生活和安全的权利而不是私有财产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公平而不是效率得到更高程度的推崇。相应地，这从两方面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1）人们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从而限制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2）人们对公平和自由的关注，使得收入分配更为平均，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降低了资本积累和投资水平。事实上，人们日益关注环境、心灵以及自由等社会性需求，而不是囿于对物质财富增长的追求；相应地，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准往往因社会性需求的不断满足而提升，但经济增长速度或GDP值却呈现下降趋势。显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一阶段，此时，国民生产总值通常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震荡（就像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一样），而往往都是围绕1%-3%的支点上下波动。[24]

关于社会有序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对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史进行比较：英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交率先现实了工业革命和经济成长，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则在半个世纪之后才迈入这一进程。如通常认为，英国的经济起飞时期是1793-1802年，而法国是1830-1860年，德国则是1850-1873年。为何会出现如此差异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英国在19世纪初之前就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内秩序和社会制度，从而激发起了创业投资浪潮；与此同时，法国等国家却正在经受长期革命和战争，此时财产往往还无法获得切实保障，当然也就不可能致力于创办企业和发展贸易，甚至大量的发明也无法运用于生产。英国历史学家托尼就指出，“16世纪和17世纪是决定性的时期。除了荷兰以外最重要的活动场所是英国，因为英国具有作为欧洲和美国之间货物集散地这种新的地理地位，它在法国之前两个世纪和在德国之前两个半世纪就已经取得了内部经济的统一，它进行了宪政革命，它有强有力的银行家、船主和商人构成的资产者，它最早、最迅速并且最彻底地完成了社会结构的转变。”[25]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法国，德国则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依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况。

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下法国同一时期的社会情形：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发布《人权宣言》，1791年颁布宪法而使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1792年8月国民大会打退普法联军干涉而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雅各宾派上台并处死了路易十六，1794年发生热月政变，1799年发生雾月政变而使得拿破仑成第一执政，1804年拿破仑又加冕为皇帝而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14年拿破仑退位而流放厄尔巴岛，1814年5月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1815年6月拿破仑回到巴黎改帝制为君主立宪制国家，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而再次退位，1815年7月路易十八再次复辟波旁王朝，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七月王朝，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52年路易•波拿巴称帝而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中战败的第二帝国被革命推翻而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般认为，法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快速增长期：1850-1870年、1896-1913年、1920-1929年、1946-1970年。显然，这四个时期几乎都是国家战争和社会动荡之后，是社会极端无序趋向相对有序的时期。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深刻认识奥尔森的总结：经济快速增长通常是紧随政治抗议和动乱之后。[26]

可见，社会制度的相对无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无序式经济增长似乎也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由此，我们可以审视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并可以更深刻地认知到：尽管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总体态势，但这与其说表明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或完善了，不如说更主要体现出社会已经趋于总体稳定状态。事实上，中国现在所出现的主要是一种自发而无序的经济增长，这与世界其他先发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历程非常相似。为此，要真正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我们需要从广泛的社会兴衰史实中作系统的考察，而不是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学理论和说教。究其原因，活生生的历史比抽象的理论更有助于拓展我们分析问题的视野，更有助于提供观察现实问题的有意义启迪。譬如，按照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等正统经济学的观点，自主经营的企业才是社会经济中有活力的细胞，才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翻看西方发展史就可以发现，早期殖民“企业是对领土限定范围，目的（很像一个国家）是把其他所有人排除在它们的地理范围之外，而不是在一系列跨越很多地区的具体的生产领域或劳务领域专业化。总之，它们像原始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它们获得特许权常常既由于经济目的也同样由于军事/政治目的”。[27]再如，现代经济学往往将新型金融制度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视为西方经济起飞的重要润滑剂，但纵观西欧经济成长史，早期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是为方便不动产交易而发放短期和即期贷款，而创业所需要的资金主要依靠自身的积蓄、向亲朋好友的借贷以及设备租赁；当这些来源的资金还不足时，通常就会通过发行股票等形式吸收外部伙伴，而这种新型股票的出现也伴随着大量的投机行为，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英国南海公司。

四、无序式经济增长的两大特征及问题

一般地，无序式经济增长典型地呈现出这样两大特征：（1）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2）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卡尔•波兰尼指出，市场的无节制扩张通常会使得人类和自然资源都被商品化，进而也就遭到掠夺性使用以及剥削等现象。米尔博格也写道：“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动态性，也就是说，它们是不断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通常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经济增长与贫困，更多的财富与更严重的污染，技术创新与工作保障下降，消费便利与健康状况恶化。早在18世纪初叶末，亚当•斯密就已经看出了这种‘进步的悖论’，即积极进步的社会（即道德）成本。”[28] 相应地，无序式经济增长的两大特征也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无序性表现

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市场化改革之后的30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体上就是在无序状态中取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市场机制的无节制发展一直延续到现在，以至于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还得到明显呈现。为此，这里从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和收入的不公平分配这两方面做一解说。

第一，经济增长是以无节制的能源消耗为代价。就此而言，只要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加快市场化改革之后所取得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我们就可以认识其隐藏着的深刻问题。例如，据测算，在早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结果，2005年中国GDP仅占全世界GDP的5%，但石油、原煤、粗钢、氧化铝、水泥等资源消耗量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8%、39.6%、31.8%、24.4%和47.7%。[29]特别是，由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高污染性或高能耗的产业，如果考虑今后对环境的治理成本，那么实际GDP值就将大幅度下降。例如，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显然，如果扣除这部分损失，那么中国实际GDP增长将大大减少；有人估计只有名义上的78%，而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认为，山西省2002年度的绿色GDP值为全部GDP值的66.6％。[30]

基于资源的粗放式耗费来审视中国社会经济的无序式增长，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增长迅速的几个城市略见一斑。（1）鄂尔多斯，这个曾经名不经传的内蒙古三线城市因丰富的“黑金资源”而创造出一系列的经济神话，其煤炭产业占经济总量近70%，占财政总收入近50%；但2011年底后煤炭量价狂跌，鄂尔多斯这个富裕煤都自此陷进债务危机。（2）陕北神木，500多亿吨的煤炭储量使它迅速成为陕西十强县、中国百强县；但多年对煤炭的过度开发使用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煤炭市场低迷导致资金链短缺，并出现大额非法集资案件。（3）甘肃玉门，解放前十年间石油产量占同期全国总量的90%以上，奠定中国石油工业的基础；但是，过度开采导致石油产量不断下滑，环境破坏严重，2009年3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4）湖北黄石，金矿保有储量占全省的88%，铁矿石保有储量虽只占全省储量的23.7%，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对资源的高度依赖性，导致技术生产能力不足，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5）云南东川，是中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铜的地质储量仍占全国第二位，精矿含铜量占全国第三位；但是，经过上千年的开采导致矿产资源已濒临枯竭，也被列入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第二，经济增长是以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为前提。关于这一点，只要对等下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变动状况做一剖析，我们也就可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但是，有统计表明，2004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1倍，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而且，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还有不断提升的趋势。[31]

最后，巨大的能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恶化也是那些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的基本特性。最为典型的就是“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1970年被日本人贴切地称为“公害元年”或者开启环境挑战时代的一年，相应地，“日本可能比其他任何一国家都更倾向于将耳熟能详的‘GNP’理解为代表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的缩写。……（因为）此前二十年的超高增长率，无疑是以各种无处可买的舒适环境为代价换来的，而且也是导致公众蒙受非货币损失的主要原因”。[32]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每1000平方公里可居住土地的石油消耗量是8770万桶，相比之下，西德是4990万桶，英国是3150万桶；同样，日本每1000平方公里可居住土地的用电量是2680亿千瓦，相比之下，西德是1330亿千瓦，英国是1090亿千瓦。与此同时，随着填海造地运动的展开，原本拥有无与伦比的自然风景和弥足珍贵的渔业资源的濑户内海海岸线上的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全日本53%的钢铁产能、40%的石油提炼亚、35%的石油化工业、63%的炼铜业和76%的炼铅业；结果，赤潮或海洋植物群的异常增殖在1974年就发生了298次，而1970年为79次，1950年更是只有4次。[33]正是这种无节制的经济增长，仅在1971年6月到1973年3月不到两年实践，日本就爆发出四起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由镉中毒引起的“痛痛病”，由汞中毒引起的“新潟水俣病”，四日市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以及又汞中毒引起的熊本水俣病。[34]为此，“世界经济论坛”创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就指出，“已经从战争、贫困和废墟中走出来的社会，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现实：更加富裕，却是以发展不判断能和不可持续为代价。”[35]

（二）无序式经济增长潜伏的危机

尽管相对无序的社会制度往往会激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无序式经济增长通常并不能持久，它必然受制于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进而也会被社会冲突而打断。相应地，如果无法实现增长方式的改进或转变，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不断下降，以至于可能会引起政治的动荡和制度的革命。这里继续从理论和实践这两方面加以剖析。

首先，理论上的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由于无序式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源粗放式投入而非生产率提高所促动，从而会导向无发展的经济增长。显然，这种增长动力必然是有限的且会逐渐枯竭，如果无法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那么社会发展最终将趋于停滞。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后劲都跟不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粗放型的发展耗竭了资源，进而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克鲁格曼就据此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产出增长是没有什么值得宣扬和推崇的，因为这主要是粗放式投资的结果；相应地，“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因为“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36]其实，不仅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东亚新兴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不仅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经济起飞是如此，而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也有此特性。有鉴于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否则就会犯“由结论正确推导出前提正确”的逻辑谬误。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无序导致那些强势者或投机取巧者从经济增长中攫取了大部分收益，从而使得财富分配极不合理。显然，这种发展以正义不彰为代价，最终必将会引发社会矛盾而导致经济增长之路突然中断。第一，如果劳动收入与其贡献很不相称，那么就可能会引起不满，而不满情绪的累积则会导向社会动荡。正如贝茨•克拉克所说：“如果他们只创造了财富的很小一部分却得到了全部财富，他们可能就不会追求革命社会了。但是，如果他们看似生产了很多但却只得到了一部分，很多人就可能变成革命者，而且全社会都有权这么做。”[37]第二，即使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会将社会劳动时间引导到价值攫取而非价值创造上，引导到财富再分配而非财富生产上。关于这一点，即使是观点右倾的巴罗也承认：“如果差异十分巨大——比方说，用潜在收入上的不平等衡量——那么人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将它们的精力花在重新分配收入上，而不是用在生产商品上。”[38]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在以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但这种增长却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连贯性，经常是大起或大落，形成了周期性的冷热循环，这无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稳定都造成了明显的不良影响。

其次，实践中的两方面困境

在实践上，我们可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做一比较性考察。一方面，尽管一些经济学人乐于将西方社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与被认为具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相联系，但实际上，西方社会的经济高速增长却发生在古典经济学时期。显然，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社会制度还非常不健全，收入两极化和贫困现象则非常突出；正因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等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都关注现实制度的改革，以致当时的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形成所谓“完善而严密”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尽管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建立起了严密的分析逻辑和研究范式，但实际上，自新古典经济学取得支配地位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大大地降低了。当然，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就逐渐从粗放式发展道路转向了集约式发展道路；相应地，西方社会的总体发展保持了相对稳定，人们的福利水平也得以长期处于较高水平。

无序式经济增长在近代的典型例子就是南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南非国内生产总值都呈现持续的高增长。例如，在1932-1972年间平均7.3年翻一番，它堪与当时经济发展速度为世界之最的日本相匹敌；同时，1965年人口占非洲6%的南非却占有全非洲1/3以上的经济产值，成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业化国家，被称为“非洲经济巨人”。问题是，南非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黑人廉价劳动力以及利于白人圈地的土地制度所支撑的：一方面，白人政府可以随意圈占黑人土地并用于基建和工业，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成了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长度的高速公路；另一方面，大量的黑人只能在白人的农场工作且工资只有白人的几分之一，以致那些南非的“进城黑人”就为南非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他们既没有工会又缺乏博弈能力、既吃苦耐劳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又无福利“成本”）。此外，那些“进城务工黑人”不仅无法拥有城市土地，也没有城市市民身份，从而也就免除了南非政府的众多负担。这样，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其他廉价要素就为南非大规模招商引资提供了“最好的投资环境”，南非政府也充分利用特定的国际情势而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导致产业外移的潮流，南非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而融入国际市场，并依靠“低人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事实上，南非一度成为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另一方面，尽管南非因多数人口（黑人）消费能力低下而长期“内需”不足，但它成功地利用外资、开辟“外需”。事实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南非，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都领先于GDP值而呈“超高速”增长，1957年-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39]

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也提高了那些被欺负和被压榨的黑人的社会生活：从纵向看，南非黑人的生活比以前要好；从横向看，与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相比，南非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正因如此，南非白人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问题是，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南非“经济奇迹”背后存在的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一方面，南非的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正式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规定，许多领域只能由白人从事，且即使从事同一工种，白人的工资在70年代中期也是黑人的两倍；相应地，南非的收入差距是当时所有有统计的国家中最高的，吉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最高峰0.55。另一方面，种族隔离政策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侵犯依然在延续乃至扩大。事实上，早期黑人是不允许进入城市定居，而只能进城短暂打工并且必须出示通行证；后来，工业的发展使得黑人涌入城市，即使如此，他们也需要随身携带通行证以便检查，一旦发现没有带通行证就会被拘留，仅在1984年被拘留的和人就达16.3万人次。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和种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南非的奇迹也就难以为继了：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开始减速；到了80年代，政治极端不稳定以及国际金融制裁导致南非的投资环境恶化，从而使南非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1982年还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在这种情势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南非就不得不开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1993年的多党谈判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体现种族平等的宪法；随后，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取得了政权，开始全面推行社会变革，努力提高黑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然而，政治改革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因为它丧失了原先那种低成本劳工的优势，导致民主化后的南非的经济竞争力下降；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南非人还是认为现在南非的状况比原来好，并且认识到用种族隔离制度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是不可取的。[40]

由此来审视当前中国社会：如果继续维持无序式的经济增长，那么，也将面临着经济增长中断的危险。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珠三角地区在进入21世纪之初所呈现出的情形中窥见一斑。事实上，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起步最早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同时也曾是非常无序的地区之一，长期采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结果，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就成为制约广东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例如，在2005年，广东省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广东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31个省市中居21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41]而且，即使到2010年，广东省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等污染源也达60万个，占全中国的10.1%，居全国首位，其中，尤以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江门五市的工业排放总量就占全省65%以上。[42]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无序状态，一方面，经济就呈现出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这成为制约广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阻碍；另一方面，无序产生的收入差距正在导致大量的劳资矛盾，这成为广东省曾不断爆发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随着这些问题的大量呈现和暴露，广东省政府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尤其以亚运会为契机积极采取改进措施；相应地，在随后的十年里不仅避免了社会经济的继续恶化，反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居民的社会幸福感也在逐年提升。同样，日本之所以走向平稳、健康的发展之路，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日本民众和政府都认识到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数来反映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不足，从而在公私两方面都发起了反公害政策和运动，进而制定了比其他工业国家严格得多的空气质量和汽车排放标准。[43]

五、无序式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政策转向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中国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市场化改革之后的30年间取得了高速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出了无序式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目前大体处于社会制度的无序程度与发展速度之间所呈“倒U形”曲线的第二阶段：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平和的状态，没有剧烈的武力冲突或专制压迫，但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依然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强势者和既得利益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各种廉价资源，弱势者则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支出更多的劳动，两者的共同作用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因如此，在这种基于供求决定的纯粹市场中，社会分配规则往往会遭受极大的扭曲，以至于个人收入所体现的主要是其势力大小而非贡献大小；在这种情势下，整个社会的合作就必然缺乏坚实的信任或认同基础，自然也就不存在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私利和公益之间自然和谐的预定协调”。显然，这些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继续和持续增长，进而也就带来了政策转变的必要诉求。事实上，随着经济增长所促生资源瓶颈日益显现，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不断加剧，由此反过来就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继续和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势下，政策治国下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就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同时，政策治国模式不仅为政策转变带来了可行性，而且也赋予了在实践中因应形势的灵活性。[44]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究竟该如何进行调整和转变？根本上说，这就需要着眼于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由此就可以为政策转变指明合理方向并夯实学理性基础。为此，这里首先就当前政策的转变路向作一探寻，由此来为政策治国提供更清晰的决策思路。

（一）缩小收入差距以促进正义

无序式经济增长带来的第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这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基尼系数的快速提高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已经并必将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而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就应该成为当下关注的重点议题。

正是在无序式经济增长这一发展通则的作用下，收入差距的扩大通常就成为那些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的基本特性。譬如，尽管斯密以降的英国社会以经济自由主义而著称，但当时英国实行的实质上是军事工业主义，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在1688至1815年期间英国至少有52%的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1715至1815年的国防费用几乎是1850至1913年期间的300%，甚至也超过了1914至1980年期间的费用总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是1850至1913年期间所有公共开支的两倍。[45]类似地，“二战”后的美国也是如此。那么，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来自何处呢？基本的措施就来自征税和借款，而征税和借款的方式显然就会衍生出收入再分配效应，从而进一步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同样，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取得迅猛增长，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制造业方面的廉价劳动力。这也反映出，日本的工人工资并没有与其劳动生产率以及相应的贡献实现同步提升。

显然，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拥有更好的条件可以且应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经验和汲取教训。然而，一些经济学人恰恰倾向于以这体现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来为当前现实进行辩护。他们的逻辑是：你看，西方国家也曾经如此，所以中国社会的当前状况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为便于读者深入认识当下收入分配的问题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诉求，这里对广为传播的“倒U形”曲线假说做一剖析，因为“倒U形”曲线常常被一些经济学人用来为当下中国收入差距进行辩护的依据。在这些经济学人眼里，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改变它呢？恰恰相反，如果你要致力于解决社会正义、收入分化问题的话，那么，就必然导致“为公平而牺牲效率”的结果，必然会导向整个社会的贫困化。其理由是：经济学已经告诉我们，公平和效率是个二律背反呀！正是根基于西方社会的历史，进而把中国的当前现实与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西方进行比较，一些经济学人就热衷于为当下的收入分配现状辩护。这些经济学人甚至质疑：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收入差距还不够大，相反，只有进一步拉大差距，效率才可以提高，社会才能进步，进而才有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和谐社会的希望。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西方社会中有多少人在流离失所？当时的学者穆法兰就写道：“最大多数的穷人并不在贫穷或野蛮的国度，而是出现在那些最富庶与最文明的国家”；另一学者奥特斯则宣布了一个公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其人口相对应，而且痛苦程度也与财富相对应。”[46]

面对这些经济学人的惊人语录，我们可以逐层加以考问。首先，谁告诉你效率和公平是不能相容的？是奥肯吗？前面的分析已经明确表明：两者之间在长期上存在着正向关系。当然，你千万不要把公平误以为平均或均等，现代道德哲学界已经做了非常深入而精微的探索。同时，尽管公平的含义非常广，但其本意上还是指获取自己的努力所得而不受剥削；显然，这样理解的公平对人的努力必然最具激励性，从而也必然与效率是相容的。其次，又是谁告诉你“倒U形”曲线是收入分配的必然规律？是库兹涅茨吗？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倒U形”曲线仅仅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收入分配情形而提出的一个假说。一方面，正如库兹涅茨自己所承认的，所谓的“倒U形”曲线是基于“脆弱数据”，因为它是来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创下“二战”后经济奇迹的那段相对短暂时期的数据。[47]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则反映出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显现出的一个基本现象，也体现了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完全由纯粹力量博弈所决定的收入分配结果，进而对应着社会制度不公正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映像。正因如此，库兹涅茨假说就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1）早期挑战，它无法解释在极端贫困国家转变为相对贫困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平等上升这一现象；（2）新近挑战，它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普遍上升这一现象。根本上说，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市场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同时，“倒U形”曲线后一阶段中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呈现出缩小趋势，正是人类对自发市场机制的干涉而非自发市场机制的自我演进所形成的结果。通过考察历史就可以非常清楚：一方面，鉴于18世纪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现状，古典经济学家在几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努力地探索社会正义，并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推进社会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再次发生作用，由此导致收入差距急速而持续地拉大。由此可以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30、40年代曾经历了一次不平等现象的缓和过程，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不平等现象又明显加剧了。显然，这至少反映出这样两点：（1）市场经济国家中不平等现象的加重和缓和呈现出周期性特征；（2）不平等现象的加重通常是市场机制的强化结果，而不平等现象的缓和则主要是源于对市场机制的人为干预。皮凯蒂就写道：“（19世纪）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有显著改善，这种不平等的改善很大一部分应归因于政治机制而非经济机制。”[48]

政治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体现：一是在个人收入差异上所呈现的“倒U形”曲线，二是地区收入差异上所呈现的“倒U形”曲线。这也可以在库兹涅茨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得到佐证：第一，在“二战”之前，美国已经发展成一个主要经济强国，但收入和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第二，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日趋繁荣，阶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出现了快速缩小趋势；第三，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推行，阶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譬如，在20世纪30年代，密西西比州的人均收入只有马萨诸塞州的30%，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则提升到了70%，而到2018年又回落到了55%左右。[49]所以说，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仅仅描述了特定一段时期的情形，而没有普遍意义。根据一波又一波的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政策落实，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甚至推导出一条螺旋式波浪的不平等曲线，并称之为“库兹涅茨波”。[50]

最后，从历史上看，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们艰苦卓越的探索，才逐渐奠定了西方社会如今这种相对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制度；但是，一旦背离了这一逻辑和事实而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政策，就会重新出现急速的社会分化。所以，卡尔•波兰尼说：“只有在市场经济之制度背景中，市场规律才是相关的；并不是都铎时代的英国政治家背离了事实，而是现代的经济学家们背离了事实，他们的责难蕴涵着市场制度的存在”，“英国经得起圈地运动的大灾难而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是因为都铎王室及早期斯图亚特王室运用皇室的权力来阻缓经济进步的速度，直到进步的速度变成社会所能忍受的程度——使用中央政府的力量来救助这个变迁过程中的受害者，并且试图把变迁的过程导引到比较不具破坏性的方向。”[51]显然，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早期探索以及相应的社会实践不仅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起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也为当前政策治国的政策转向指明了方向和途径。这意味着，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问题，需要从古典经济学中汲取营养，而不能像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样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或市场深化。

（二）改变增长方式以提升福祉

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资源的粗放式投入，这可以从中国单位GDP能耗的高居不下以及一些城市的资源枯竭中窥见一斑。例如，对内蒙的鄂尔多斯、陕北的神木、甘肃的玉门、湖北的黄石以及云南的东川等所做的考察表明，这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存在着严重资源耗竭。由此就可以基于资源的粗放式耗费来审视中国社会经济的无序式增长：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起到越来越的制约。为此，如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应该成为当下关注的重点议题。

正是在无序式经济增长这一发展通则的作用下，西方社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曾造成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譬如，英国伦敦之所以称为“雾都”，重要原因就是，工业革命带来了煤炭的大量燃烧所排放的烟尘与雾混合在一起，这些黄黑色烟雾笼罩在城市上空经常是多天不散。甚至到1952年12月5日至9日期间，伦敦出现的雾灾导致1.2万伦敦人死亡和10万人生病。10年后，在德国重工业中心鲁尔区，一场雾霾导致156人死亡。[52]更进一步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高污染行业污染了土地、河流和空气，导致自然水域、河流和湖泊的死亡，导致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进而不时地爆发出大规模的疾病危机。既然如此，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何以能够享有较高质量的自然环境呢？

根本上说，西方社会当今所享有的清洁环境不是自然演化或市场深化的结果，而是源于相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这样两方面：一是将高能耗和重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二是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并花费大量的成本对本国环境进行整治。这样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欧美国家的环境才有改观。譬如，针对1952年的伦敦雾灾，英国政府1956年就推出《空气清洁法案》禁止在伦敦部分地区使用产生浓烟的燃料，20世纪80年代以降更是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这才使得伦敦的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观。事实上，到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就开启了一场环境革命，如欧盟仅在1983年至1986年间就引入了近100项新法规和指令来限制环境污染。[53]

显然，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该引起当前中国社会的足够重视。然而，一些经济学人却倾向于将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引入到环境污染中：污染程度开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日趋严重，在达到“倒U形”的顶部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污染程度开始下降。也就是说，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先变坏再变好。进一步地，这些经济学人通常还会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佐证。但实际上，环境的变化与其说经济发展的自然作用结果，不如说是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环境政策的结果，由此，诺德豪斯就总结了三条发现：（1）“绿色运动的许多挑战只能通过政府政策来应对。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一套法律框架，让实体对其有害行为负责，以及对污染和传染病等最重要的溢出效应制定监管政策”；（2）“环境政策往往落后于科学发现许多年。……出现这种滞后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甚至民主国家的政策在其行动中有很大的惯性”；（3）“需要合作与协调以克服国家层面的派系利益和国际层面的搭便车行为”。[54]正是由于没有充分吸收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当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长就依然以资源消耗和浪费为重大代价，由此也就严重制约了社会大众的真实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55]

事实上，国民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净值（NDP）与国民收入（NI）之间之所以会呈现出巨大的剪刀差，人们的真实收入或者财富拥有量之所以会远远低于GDP数字，根本上就在于这种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其原因是，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了全部生产量，不仅包含了大量的生活成本，而且包含了大量的制度性，甚至还包含了被商品化的大量自然资源；但是，它没有考虑用于生产的各类资本的贬值，没有考虑住宅、建筑、设备、机器等的损耗，没有扣除税款以及各项费用。按照这种统计体系，一场火灾、地震以及飓风所造成的损失都不会从GDP中扣除，但所有用于修复损失的支出却计入了GDP值。由此就会呈现这样的背反：一方面，体现流量的GDP数字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另一方面，体现存量的国民财富往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增加，反而会出现下降。进一步地，这种背反随着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而出现出明显的差异：那些推行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国家往往出现更为明显的背反。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两种极端情形。第一种极端情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完全是依靠新创造的价值，那么，以r的年增长率发展t年后，它的总财富就是： 。第二种极端情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完全消耗过去的资源为代价，那么，以r的年增长率发展t年后，它的总财富就是： 显然，如果r取8%，t取30；那么，就有： ， 。也就是说，在初始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经过30年的发展所实现的财富存量竟然相差了12倍。再将假设设定得更现实一点，假设前一类国家的耗费率是0.5，而后一类国家的耗费率是0.8；那么，就有： ， 。显然，最后的收入依然相差1.5倍以上，当然也就分属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上述分析也得到了现实的验证。譬如，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等人在2010年估算，中国总财富在2000-2005年间的增长率为3.86%，美国和印度分别为1.39%和2.60%；相应地，中国人均财富增长率为2.92%，美国和印度分别为0.22%和0.86%。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民财富增长率要大大低于GDP增长率。[56]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关键就在于，作为存量的财富和作为流量的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一个社会消费掉的大于生产出的，那么，尽管该国的GDP可能还会增长，甚至还可以更快增长，但它拥有的实际财富却在减少；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GDP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粗放式资源投入、环境破坏、拆东墙补西墙以及重复建设，那么，它的实际财富增加就要小得多。基于这一差异也就可以明白：西欧诸国以及日本等在“二战”后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便进入了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自1992年启动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以来取得了更快的速度增长，但经历了至少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只是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迄至2007年，美国人均财富积累接近15万美元，而中国只有两三千美元。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几乎以近10%的速度在增长，但30年间所积累的人均财富还不到美国的零头；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从1955年到1973年只是经历了18年的高速增长，它的人均财富就大体赶上了美国。[57]事实上，日本从1950年到1975年的高增长期间人均GDP增长为年均8.1%，它的人均GDP在1950年时只是美国的20%，而到1990年就达到了美国的81%。[58]同样，从1950年到1970年，联邦德国的经济也以年均增长率10％以上在增长，由此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如何解释中国与日本、德国以及西欧国家的生活状态差异呢？根本上说，这就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究其原因，即使西欧和日本等也经历了粗放式增长的阶段，但它们后来都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换。相应地，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以粗放式投入并注重流量而不是存量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会显得越来越庞大，但真正进入富裕社会还要漫长的过程。

尤其是，由于经济增长过程存在明显的无序性，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将会面临中断的巨大危险，进而也就很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显然，从提防和避免这一风险和危机的角度，当前中国也需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切实转变，根本上在于改变或优化依然很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无序式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都偏重于经济增长和GDP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就在于促使各级政府官僚转变其政绩观：要用群众的标准来衡量政绩，真正关心人们的需要，而对百姓负责，对后代负责。一方面，只有对百姓负责，各级政府才不会专注于GDP值等数字指标，因为对普通百姓来说，能获得满意的生活质量要比GDP值有意义得多；另一方面，只有对子孙后代负责，才不会施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而大上那些高度污染的、耗能极高的项目和工程。

最后，需要指出，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才能真正通向高福利水平的富足社会。宇泽弘文将富足社会定位为：“这样一种社会，人人都能在其中充分发挥先天和后天的禀赋及能力，参与社会分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并在实现自身理想和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获得相应的回报，拥有幸福而稳定的家庭，尽可能地拥有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度过高文化水准的一生。它必须满足以下各项基本条件：（1）能够稳定、持续地维持美好、富足的自然环境；（2）能够给人们提供整洁的居住环境，以及舒适生活的文化环境；（3）能够建立良好的学校教育制度，让所有的孩子都发挥自身多元化的禀赋和能力，成长为均衡发展的社会有用人才；（4）身患疾病和受到伤害的人能够随时接受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5）拥有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使各种稀缺资源的分配更加高效、均衡，从而实现上述各项目标。”[59]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过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积极采取改正措施。早在温家宝总理时期，中央政府就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即政府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十九大以后，中央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无序式经济增长所潜伏的危机，从而致力于把工作精力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科学发展之路上来，使得经济发展在近几年来逐渐步入了新常态。

六、无序式经济增长引发的流行理论反思

无序式经济增长不仅出现在致力于实现经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如当下中国社会），而且也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史上所呈现出的基本特性。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条件可以且应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经验和汲取教训，从而减少社会良性发展过程中的摩擦成本。冯兴元就指出，“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走；别人未走过的弯路，我们也不走；别人走过的近路，我们照样走；别人未走过的近路，我们要领头走。”[60]然而，一些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对历史提供的明显事实以及前人提供的知识沉淀却毫不在乎，而是热衷于以新古典经济学教材所宣扬的一套市场有效论为现实提供合理化解释；或者，将当前中国社会与英国的启蒙时期以及美国的拓殖时期所发生的情形加以比较，以其他国家的历史情形为中国的当前现状辩护，由此重新蹈西方社会曾经走过的曲折之路。正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尽管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了各种社会问题，但经济学人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可行的建议和方案。由此，由现实问题意识就激发出了理论问题意识：究竟该如何认识和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

（一）如何认识现代经济学的那些规律

一般地，要真正理解和吸取发达国家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关键就在于尽力避免流行的理论学说以及先验信念遮蔽我们的眼界，由此展开对一些重要经济现象的深层次思考。然而，当下社会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些经济学人往往在缺乏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就开始鼓噪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甚至要重走欧美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于是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就不再有区分，进而也不须辨别黑白，以至于一股脑儿将那些好的和不好的制度或者具象性安排都引进国内。譬如，德国的何梦笔就指出，“对德国经济秩序的了解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外国一般都是扭曲的：其原因是，那些报道往往都只是起着镜子作用，反映报道人对其本国政治的看法，但不是起着反映客观信息的作用。比如谁在中国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会乐意表扬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应成就；比如谁在美国抱怨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日增，就会强调德国卫生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充斥着许多问题。这就使人感到难以获得一个清晰的全貌。认识、利益和兴趣这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61]在很大程度上，何梦笔的刻画在当前中国社会得到了鲜明的印证。试想：那些力图照搬一个现代制度的功利性改革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整体性地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实质呢？

事实上，这些经济学人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在特定时空下尤其是从欧美社会的历史轨迹中所获得的统计规律当成了普适性的经济规律，并由此来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形辩护。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对经济学中有关收入分配的几个常数做一审视。20世纪上半叶，英国统计学家亚瑟•鲍利对英国“一战”前一代人（1880-1913年）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中首次发现：劳动在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中的比例保持稳定。这一发现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鲍利定律而广为接受。例如，克莱因就将劳动收入份额的恒定列为经济学的“五大比例”之一，并在建立经济学模型时将其处理为常数。后来温特劳布进一步发展了鲍利定律中的神奇常数，他通过美国的数据观察到，企业国内生产净值中的工资份额是个常数，其倒数为介于1.9至2.0之间的一个常数，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轻微的下降趋势。

问题就在于，鲍利定律以及其他各种统计规律所揭示的仅仅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甚至仅仅是特定时空下的一个耦合。例如，后来马克卢普对美国的研究就发现了份额的变动：美国1945-1960年间的劳动份额在63.6%至68.9%之间，而1929-1960年间则在58.2%至73.4%之间变化。[62]为此，萨缪尔森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道：“半个世纪以来，各种具有相反趋势并相互抵消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巧合，并且无法保证它们将重复发生。（我）意识到经济学‘法则’在经济生活中时多么的变化莫测：例如关于工资份额为常数的鲍利定律、关于劳动力的参与率为常数的龙氏法则（Long’s Law）、关于不变的收入不等式的帕累托法则、关于财富-收入常数比例的莫迪利安尼法则以及关于真实工资和（或）利润率下降的马克思法则、关于资本-产出常数比例的无一例外法则（Everybody’s Law）。如果这些都是法则，那么大自然就是一个罪犯。同时经验也告诉我需要对巧合保留必要的怀疑，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它们不能解释事实，它们也能描述事实，直到他们丧失描述的功能。”[63]

然而，一些经济学人却倾向于将它们转化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而成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基本依据。相应地，这些经济学人往往不对真实的历史进程展开深入的甚至起码的探析，就基于所谓的历史主义观点而把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教材上所宣扬的西方经验进行比较，进而以西方社会两个世纪之前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的中国。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收入差距拉大、贫困化现象以及社会矛盾尖锐化等就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必经过程，从而也就是正常而合理的。但显然，这恰恰暴露出这些经济学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乐于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其学说，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将社会问题视为不得不为此付出的代价。既然如此，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又怎能被说成是这些经济学人的功绩呢？恰恰相反，如果说当前这种现状确实都是经济学人所积极推动的话，那么，他们的真实作用就值得重新评价了。

最后，需要指出，经济学人的职责根本上在于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完善社会制度，[64]而社会制度的好坏并非没有标准。一般地，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根本上要能够对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要能够协调利益关系以及缓和社会矛盾，从而可以促使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在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状况实际上就反映出社会制度或分配规则的健全程度：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其分配制度或规则越不公正。[65]由此来看，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以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当下时期，社会矛盾通常都呈现出迅速激化之势，都造成了社会贫富极端的两极分化。基于这个标准可以说，当前社会制度恰恰处于失范状态中，自然也就是不好的。正因如此，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在自然环境、社会矛盾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开始重新评估和反思经济学人在当前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二）不能滥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

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为，通过牺牲公平来获得效率。但是，这种牺牲也必须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否则就会引发冲突而造成更为严重的低效率。由此就要思考：一个社会的容忍界限究竟在哪？一般地，影响人们对不公平收入分配之忍受限度的有两大因素：（1）与不公平的严重程度有关，进而与社会制度的有序性程度有关；（2）与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进而与宗教信仰和种族分布有关。其中，宗教文化往往会影响人们的公平观和忍耐性，种族结构则会影响社会组织和对抗状态。事实上，不像生产活动主要决定于个人或社会的劳动投入，掠夺活动往往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同时，当人们难以忍受不公平而转向采取掠夺手段来获取利益时，他首先需要加入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来提升力量。更进一步地，大规模组织形成的难易又与社会结构的紧密相关：一般地，如果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分层，这包括由阶级、种族、宗教形成的不同共同体，那么，具有相同“缘关系”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形成组织，进而就更容易出现激烈的对抗和掠夺行为；相反，如果社会具有单一的高度的流动性，并主要由单一的种族和宗教构成，那么，通常就难以形成稳固的对抗组织。

由此就可以更好地认识当前中国社会：在收入分配不公日益凸显的情形下，中国经济之所以还能在较长时间内取得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有关。一方面，儒家文化塑造出了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秉性：（1）中国文化注重现世的幸福，这促使人们从小就学会为未来幸福而忍耐当下；（2）中国文化注重集体和家庭，这使得父母愿意为了子女的未来幸福而承受巨大苦难。另一方面，儒家社会结构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淤结：（1）中国社会具有高度流动性，这使得人们对未来或者对后来抱有希望，从而不倾向于采用过激手段；（2）中国社会也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这使得受压迫者很难集合成大规模组织来进行掠夺活动。事实上，除非必不得已（如不公平程度超出了上限或者人们失去了改善生活或维持生存的所有渠道），中国大众通常不会采取会导致两败俱伤的激烈对抗手段，而宁愿默默地劳苦以求得自己的生活改善和子孙的未来发展。

进而可以对照地审视一下非洲的经济发展情势，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试图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显然，非洲在上述两方面都与中国社会存在很大差异：（1）在社会文化上，经过西方的长期殖民和文化渗透，个体主义和享乐主义也盛行于非洲和中东的国家或地区，社会大众通常只是关注个人的享乐和追求而不像中国人那样关注子孙的成长和未来，并且，对权利的追求也比中国人更加容易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2）在社会结构上，很多非洲和中东国家或地区内部存在了各种严重对立的种族、宗教、部落和党派，人们往往被自然地归属于某一组织，因而个体感受到的不公平很容易上升了共同体之间的对抗和掠夺，如在卢旺达就曾发生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种族杀戮，一些穆斯林国家中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也存在相互仇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制度还处于“倒U形”曲线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极端无序的阶段，内部充满了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以及部落的争斗，这使得人们的财产得不到基本保障，从而就无法致力于生产活动和经济增长。进而，正因为非洲以及中东国家和地区在制度和文化上与中国存在着这些显著差异，因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也就很难被成功移植到非洲和中东地区。

最后，正是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与独特的文化制度环境有关，因而就不能简单地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来加以解释，更不能由此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一方面，凯恩斯经济学具有短视的操作性关注，它把经济政策视为一门艺术，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而不考虑长期的制度建设，因为“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究其原因，凯恩斯经济学仅仅把资源创造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将有效需求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考虑需要背后的制度因素，不考虑劳动有效配置、生产的协作机理，从而不涉及社会制度变革。我们举凯恩斯学派的克鲁格曼为例，他最早指出中国以及“东亚四小龙”在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式特点，并成功地预言了198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剖析这种粗放式发展的制度根源。事实上，张五常对克鲁格曼的评论是：此君推断无数，错得离奇，但大名依旧。[66]另一方面，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具有长期的制度性关注，它的政策也着力于长期的制度建设，包括长期低税、削减福利支出（供给学派）、指数化收入、教育券发放、单一货币规则 、浮动汇率制 、统一所得税率、负所得税政策（理性预期和货币学派）、放松管制、取消转移支付、建立市场规则（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等等；但是，由于采用了自然主义的分析方法，它不仅将所有人视为理性的，而且还认定个人逐利行为将会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从而就将整个理论建立在“私恶即公益”这一信条之上。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却看不到自发市场的内在缺陷，而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显然证伪了这种理论。

七、无序式经济增长引发的制度思维审视

基于对无序式经济增长通则之特征和根源的探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去认识和评估一项社会制度安排，可以更好地辨识制度的合理性和现实性，进而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制度现状展开更全面的审视。显然，对制度评判的首要原则就是正义原则。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正义？罗尔斯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即一个由一种共同的正义观有效调节的社会里，对何为正义非正义也有一种公开的理解。”[67]然而，当前中国社会所充斥的恰恰是正义的不可知论，以至于正义被视同如普洛透斯的脸(Protean face)那样变幻无常而具有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尽管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出了相当成熟的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这包括资源平等、福利机遇平等以及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的现代平等主义等；但在当前中国社会，众多“主流”经济学人对这些理论进程通常都不甚了了乃至视而不见。更为甚者，不少经济学人还会借口评价标准的主观性而想当然地宣称，制度好坏没有一个直接而一致的评价标准；进而，他们就会歪曲地利用“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一“尚方宝剑”，由此来为那些功利性的现实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辩护。为此，这里继续就社会制度的认知和评判思维作一审视。

（一）研究社会制度的基本要求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旨趣在于，在相对完善的制度下探究个体的（理性）行为。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恰恰是不完善的，以至于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修正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学所着重关注和研究的基本对象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进而也就必然导致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有所差异。一般地，要理顺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完善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基本着眼点是要理解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作为“应然”的理想状态；同时，要分析当下现状这个“实然”与改革方向这一“应然”之间的差距及其成因，由此探究缩小这种差距的途径。那么，如何确定这个“应然”呢？根本上，这就要探究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则隐藏在现象背后。从本体论上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其理论研究都在于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其原因在于，只有认识到了事物的本质，才可以为了解现状树立一个对比的参照系或者提供一个发展的基本方向，并在对现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究问题所在以及寻找解决的途径，这就是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68]

一般地，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有其原初目的，都会渗入特定时代有关社会正义的认知，而不是仅仅建立在纯粹力量博弈所形成的社会均衡之基础上。其原因在于，后者通常只是反映强势者的意志和要求，是社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异化形态；同时，正是由于现实制度往往是某种异化形态，从而也就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显然，这条研究路线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它不同于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流行思维：或者在先验的前提假设下进行抽象地模型构造并由此寻求最优行为或制度设计，或者在供求分析框架下进行计量实证并由此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现状。其实，无论是纯粹的理性建模还是纯粹的实证分析，都无法为社会改造提供有意义的思路，前者涉及抽象性和现实性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后者则涉及从“实然”过渡到“应然”所面临的沟堑。第二，它也不同于当前中国学术界的流行思维：在理论上往往会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当成是普遍性的原理，在实践上也往往会把西方既存的现状或模式视为中国模仿的对象或发展的方向（尽管有时也会根据国情而作些适应性调整）。其实，这是单向一元的发展思维，它忽视了西方社会中本身的异化特征或者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从而不仅无法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成因，而且更无法看到其内含的缺陷。

根据制度共生理论，制度具有与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相关的普遍性和多重性的特征，因而制度之间必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可以看作是制度间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安排；并且，决定制度的一些细微方面根本上难以察觉，而这些隐性的东西出现稍许变化都会产生出巨大的蝴蝶效应。同时，根据制度异化观，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现存制度或多或少地被都异化了，也都偏离了本质。这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制度本身都必然会存在某种缺陷，尽管这种缺陷在西方社会中可能因受到抗衡力量的制衡而不怎么明显，但一旦移植其他环境中就会凸显出来。这就产生两点认识：一方面，社会事物的独特性要求我们，不能为纷繁复杂的现象所困扰，不要为一些热点所牵制，更不能简单照搬所谓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社会事物的发展性告诉我们，不能迷信于流行理论，不能简单地套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供求和博弈分析方法，更不能盲目地宣扬和推广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衍生的“物竞天择”价值观。

例如，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的最优税收设计理论，如税率太高，那么人们就失去了工作的兴趣，从而导致整体经济的下降；推而广之，如果将税收泛化为一般劳动（收入）剥夺，就会得出“劳动（收入）剥夺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般论断。然而，当前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情形恰恰提供了反证：一方面，近年来收入差距加速拉大，这反映出劳动（收入）剥夺现象非常严重；但另一方面，近年来的整体经济却在飞速发展。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像呢？大体上可以这样解释：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劳动者被剥夺的现象严重，相应地，劳动者就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努力来维持生存或者为子孙积累财富，由此也就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来审视莫里斯的理论：它主要适用于人们已经可以享受一个体面生活的社会，从而不需要通过支出更多劳动来维持生存；相反，基于劳动负效用原理，当劳动所得减少时通常会减少劳动支出，由此也就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

正因如此，每当有经济学人援引西方主流理论或者欧美经验而大加效仿时，笔者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诫说：不要总是讲别人是如何做的，也不要总是照搬别人的做法，而是要形成自己对事物的深层认识，要具有对流行认知的反思能力。我们可以想一想，别人或他国的做法就一定是完全对的吗？你真正了解别人行为及其制度中体现的精髓吗？同时，你又看到他国制度所隐藏的缺陷吗？更不要说，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适用于私人领域，是在既定制度下探求私利最大化的手段和途径。然而，时下一些经济学人却似乎不管这一点，而是义无反顾地借用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上的一些流行理论就来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实践开出处方；与此同时，他们对目前明显失序的社会现状却视而不见，或者将之推卸给其他领域的学者。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学人却依然沾沾自喜地自视为中国制度变革的推进者，依然好大喜功地自视为经济发展成就的贡献者，以至于把经济增长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问题是，经由经济学人照搬或“精心设计”并通过权力部门正式付诸实施的那些源自欧美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成熟”体制在中国社会有多少是有效的？

最后，需要指出，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学人错误地将根基于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结果往往就忽视了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质；尤其是，方法导向所驱动的抽象研究进一步扭曲了公共领域的关系：造就了掠夺性、畸形的市场，使得社会制度进一步失范，并强化社会发展的无序性。[69]显然，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就需要反思：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制度的完善程度之间是否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其实，马克思本人很早就对此做了回答：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但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这种制度就是不完善、不成熟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作进一步的改革，否则就会制约生产力的有效利用和进一步提高。推而广之，在社会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今天，我们就有必要静下心来借鉴马克思的洞见对当前现实以及未来走向做一番好好的思考：中国40年来市场化改革的路径究竟如何？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这应该是当前经济学界的根本任务。

（二）正视当下中国的问题及诉求

为深刻理解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其原因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深受自然科学的支配而倾向于探析普适性原理，致力于构建基于抽象而静态的数理模型；相应地，它就会无视现实世界中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而也就无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时性。张夏准写道：“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正面临采用一整套‘好政策’和‘好制度’——诸如自由贸易和投资以及强大的专利法——来促及其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当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示出并不情愿采用这些制度时，提议者们往往就会对这些国家不接受这一已经实验并被发展所证明的处方之愚蠢行为感到难以理解。毕竟，他们争辩说，这些是发达国家在过去使用并变得富裕的政策和制度”，“自然地，这些被推荐的政策和制度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还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奇怪的是，即使那些对这些政策和制度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仍抱怀疑的人，也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政策和制度是那些发达国家在处于发展阶段时所采用的”，而“与这些传统看法相反，历史事实是，这些富裕国家并不是在这些他们极力推荐并经常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的政策和制度上取得发展的。不幸的是，这一事实在目前已经很少为人所知，因为资本主义的‘官方历史学家’已经非常成功地重写了历史”；显然，“如果富裕国家推荐给贫穷国家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并不是它们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富裕国家正试图踢掉那个让他们爬到目前这个高度的梯子”。[70]

不幸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那些拥有话语权的经济学人恰恰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背离。相应地，他们或者极力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盲信于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机制，并盲目地搬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私人领域的工具、方法和理论来指导中国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或者简单地搬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热衷于对经济热点开出各种治标不治本的药方。于是乎，尽管经济学的地位在中国社会如日中天，但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却并没有显著理顺，反而呈现出进一步扭曲的趋势，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创造之间的背离也呈现日益拉大的趋势，由此就造成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无序性。在这种情势下，现代经济学理论就必然会遭遇逻辑检验和经验检验这两方面的强烈挑战。第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转换，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们之间的协调合作，依赖于人力资本主动性的发挥，依赖于优先能源的节约化利用；相应地，传统那种高耗能的和分配不公的无序性发展路径就会越来越严重制约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第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从而对社会制度改革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相应地，传统那种注重个人理性行为而忽视公共领域建设的经济学理论在应用上就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

其实，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本身就是启蒙运动传播的自然结果。美国政治学家威洛比（Willoughby）在《社会正义》中就写道：“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都要把社会和经济状况交由合理性和正义性的标准加以同等的检验，就如同他们曾经在过去对政治制度的制度性提出质疑一样。”[71]同时，对社会正义的认知也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深化。阿马蒂亚•森就指出，“随着历史的演进，‘平等’和‘公正’这两个概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层分化及阶层间的社会隔阂也变得越来越不为社会所容忍，不平等这一概念本身也因之发生了重大变化。”[72]譬如，早期人们追求的是工作的权利、市场交易的权利以及机会和教育的平等，后来则进一步重视分配的正义以及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方面的应得权利。正因如此，随着社会发展带来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基于力量决定的社会制度就越来越难以运作和维系；相反，我们需要将人类不断积累的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道德逐渐渗入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中，否则就会造成社会扩展秩序的中断。

最后，需要指出，就经济学和伦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来说，众多道德哲学家以及出身于社会哲学领域的早期古典经济学都有深刻的认识。例如，约翰•穆勒就强调，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只有在世界上落后地区，增加生产仍然是重要的目的；在进步国家中，经济上所需要的是一种较好的分配制度。显然，在物质资源已经较为丰富的今天，社会福利的改进就需要转移到分配这一层面上来。对此，约翰•穆勒也指出，一个有利于实现扩大平等目标的手段是再分配，这不仅是收入的再分配，而且包括了财富的再分配。[73]正因如此，笔者一直强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有序化，而社会协调也就是要探究市场和政府这两类协调机制及其内在缺陷，从而化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大问题。不幸的是，当前一些经济学人却盲目地信守和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致力于从纯粹力量博弈的角度来解释和涉及社会制度，这就非但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扭曲了社会制度。

八、尾论：再论经济学人在改革中的角色

一般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依赖于这样两方面：一是注重资源开发和环境利用的可持续性，要关注自然资源利用上的代际公平；二是注重人与之人之间分工合作的可持续性，要关注财富分配上的社会公平。相应地，这两个问题得不到重视和解决，由此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必然是无序的，必然不具有可持续性，相应的制度安排也就不能称为合理和优秀。同时，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特定时期所出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大体上都具有明显的无序性。在很大程度上，无序式经济增长就是人类社会的通则，它根源于制度的（相对）不完善，或者由无节制的市场机制所驱动，或者是由强有力的政府部门所推动。同时，正是由于长期推行的无序式经济增长，这使得社会经济陷入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及稀缺资源的日见耗竭等困境，由此也就促使社会经济政策做相应的转变。有鉴于此，本章集中对三大议题展开逻辑探究和学理解析：（1）考察无序式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其政策转向；（2）基于无序式经济增长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3）基于现实经济增长的无序性来反思主流的制度思维。

大体上，在经历长期无序是经济增长之后，一国政策转变应该体现这样两大诉求：一是通过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政策配套来缩小收入差距以促进社会正义的提升，二是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来促进真正的财富积累以推进富足社会的来临。正是通过对无序式经济增长基本动因的揭示，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增长与制度优劣直接相联系。由此就带来两大启迪：第一，不要以经济学中的统计规律来为现实辩护，而是应该将这些规律视为特定时空下的一个耦合而没有必然合理性；第二，不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来认识和评估社会制度，而是需要发展出更为合理的分析框架来界分制度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显然，这对当前中国改革实践和相应的政策制定具有重大意义：它要求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保持高度警惕，尤其要反思对流行的制度思维进行深刻反思。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往往不是致力于剖析和发现问题，而是更偏好采用流行理论来为现状提供合理性解释；相应地，他们不愿意做时代的牛虻，而是更乐于凭借选择性的“事实”将自己打造成时代的弄潮儿。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市场化改革之后的30年间，中国社会尤其经济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由此，一些经济学人开始居功自傲，自视为制度变革的推进者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并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宠儿。例如，21世纪初就出现了有关价格双轨制功劳归属的争论，甚至还在以“是否上山”为荣耀标尺。[74]然而，尽管一些经济学人往往以此来标榜其学术成就，但试问：价格双轨制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吗？连莫干山主报告起草人徐景安业说：“价格双轨制”很难说成是经济理论创新，而只是改革技巧、改革方法、改革艺术的一个创造。[75]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改革技巧、改革方法、改革艺术又是应时而行的，随着环境的变迁往往就会不再适用。而且，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大多只不过是刚刚接触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几个研究生或者毕业不久的青年经济学人，他们具有期望改变现状的理想并由此萌发出了这些“大胆猜想”。例如，会议发起者之一的黄江南就坦言，那些文章被选中上山的人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过，一旦被选中后现在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76]

同时，随着“价格双轨制”逐渐成了国家改革的战略思维，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指导的价格改革却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试问：当时又有谁勇于站出来承认“价格双轨制”是自己的“杰作”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暴露出，这些经济学人具有相当的功利性。其实，双轨制发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降，相对于俄罗斯的改革困境，此时双轨制发展战略也已经为国际所认可，争夺“价格双轨制”发明权可以获得明显的名利。更不要说，又有多少人预测到了由“价格双轨制”酿成的1989年社会大动荡这一结果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暴露出，价格双轨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它甚至还不是一个系统的改革理论。进而也反映出，那些知识还相当狭隘的青年学子往往是运动式的“大胆设想”有余，而求索式的“小心求证”则不足。[77]因此，梳理和回顾整个40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我们不免要问：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真是一些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官僚或经济学人的“巧思构想”吗？

其实，双轨乃至多轨、多重价格是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渐进式推进和价格放调相结合的自然产物，莫干山会议的意义不过是提出要因势利导地把这个有意无意的做法变成自觉的战略；同样，“莫干山”会议一年后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所提出的“特区实验场”“地方分权”“金融改革”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还是基于“错了再试”这一基本思路。[78]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大多是盲目尝试的结果：行不通就换一个思路。这就像当年价格改革还是产权改革一直在相互争斗一样，也像当前各级政府所“批发”的那些几无意义的课题一样，很少能够有通盘而深入的理论认知，甚至往往是对最新理论的一知半解就将之推向实践。正因如此，尽管这种盲目的不断尝试确实可以带来了实用主义的结果，但通常都是在曲折中前行的，甚至说往往是以大量的牺牲或以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自然造成社会财富的无效配置或巨大浪费。

当然，在实践中完善理论也是大规模社会改造或创新性实践的一般通则，因为此时大多是无经验可循的。譬如，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懵懂之时开始建党并且在革命过程中才吸纳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完善理论认知的，因而在革命实践中都出现了明显失误和重大牺牲。问题是，在和平年代的经济改革是否也必然需要以巨大的浪费和大量人员的牺牲为代价？是否可以尽量地减少这种浪费和牺牲呢？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利用这和平的环境和时机对社会问题展开深入而系统的思考并由此提出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由此，我们就要反思：经由经济学人照搬或“精心设计”并通过权力部门正式付诸实施的那些改革措施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了呢？显然没有，诸如国有企业改制、新农村建设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攸关民生大计的改革等几乎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或与其的成效。甚至还相反，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所推行的一些改革往往使得社会矛盾更为尖锐，以致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被破坏25年之后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建设。

因此，通过对过去40年市场化改革历程的梳理，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两点清晰认识：（1）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市场机制的建设，与其说是那些“主流”经济学人所设计的制度改革之功，不如说是激发社会大众的主动性所致；（2）通过产权界定等对社会大众的主动性激发，与其说是那些经济学人或决策者有意识地加以引导的结果，不如说是受社会环境所倒逼的结果。尤其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熏陶，现代经济学人越来越不关注现实问题以及公共政策，即使承担一些政府课题也抱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在这种情形下，古典经济学家那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和关注公共议题的责任在当前中国经济学人身上明显式微了，绝大多数人甚至对现实问题的基本直觉也都丧失了。相应地，这些经济学人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指导往往就只是搬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上所宣扬的原理和教义，以至于所谓的变革往往只是强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其现实结果就是，社会制度总体上依旧严重扭曲，市场机制总体上依旧残缺不全；相应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却呈现出日益分化之势，社会大众的应得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也呈现出日益增大的背离。

最后，正是通过对无序式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其问题的剖析，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经济政策转变的时代诉求及其方向：中国社会面临着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从高速而震荡到低速而平稳的转变。根本上说，这是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历程，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历程，进而也是维持和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显然，欧美诸国在没有外来竞争压力的情形下经过200-300年才逐渐调整过来，而东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则在经受了明显阵痛后也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实行经济计划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迄今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这种调整，相应地，在经济增长受到过内外的因素限制之后，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就在短期内急速地爆发出来；同样，尽管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如果没有增长方式的相应转换，社会矛盾也会不断积累乃至总有一天会出现总爆发。托夫勒早就告诫说：“只有那些以国内最少的失序和动乱来完成第三次浪潮转型的国家，才能赢得全球性的竞争。”[79]显然，不仅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的30年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这就很值得当前社会中的那些“主流”经济学人和相关主政者加以深思。

[①]琼•罗宾逊：《经济学的尴尬》，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页。

[②]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③]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④]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⑤]在荷兰寻求从西班牙独立期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为英国消灭，1590年开始又陷入与法国的王位之争，这迫使西班牙在1609年与荷兰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而事实上承认荷兰联省共和国；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则彻底削弱了西班牙，西班牙被迫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正式承认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

[⑥]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⑦]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⑧]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5页。

[⑨]Ha-Joon Chang,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How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Have Been Re-Written to Justify Neo-Liberal Capitalism,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5(September), 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review/issue15.htm.

[⑩]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8页。

[11]参见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2]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3]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14]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5]Pomeranz K.,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rket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66.

[16]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17]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9页。

[18]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7-98页。

[19]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20]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67页。

[21]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49页。

[2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2页。

[2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2页。

[24]当然，这里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归属于为较为有序状态，这仅仅是从西方社会所认知的市场体系这一维度而言的。但实际上，不仅纯粹市场机制的发展本身具有无节制性，而且还会衍生出日益加剧的马太效应，这些都会导致收入与劳动贡献以及应得权利的背离，从而使得社会收入差距快速而持续地拉大。

[25]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沈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页。

[26]奥尔森：“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统一”，载阿尔特、谢泼斯主编：《实证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

[27]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28]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米尔博格的前言（代序）。

[29]“距供暖还有10天物价部门解读资源短缺矛盾”，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8-11/04/content_14826172.htm.

[30]“山西算出我国第一个省级绿色GDP”，http://news.sohu.com/20040820/n221635281.shtml.

[31]杨圣明、郝梅瑞；“关于构建和谐分配关系问题”，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4343859.html.

[32]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刘柠、傅蔚冈、余世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0页。

[33]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刘柠、傅蔚冈、余世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1-162页。

[34]参见朱富强：《真实市场的逻辑：市场主体的特性解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页。

[35]施瓦布、万哈姆：《利益相关者》，思齐、李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5页。

[36]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37]Clark J. B., 1899,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ew York: Macmillan, P.4.

[38]巴罗：《自由社会中的市场和选择》，沈志彦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39]“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http://star.news.sohu.com/s2010/economicmiracleinsouthafrica/.

[40]“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http://star.news.sohu.com/s2010/economicmiracleinsouthafrica/.

[41]翁淑贤：“广东‘应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5年9月21日（第一版），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9/15754/1393414.html.

[42]林琮盛：“全中国污染源广东占一成”，《联合报》2010年6月8日。

[43]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刘柠、傅蔚冈、余世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9页。

[44]朱富强：“警惕产业政策所潜伏的破窗谬误：政策治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局限性”，2021年，未发表。

[45]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46]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47]施瓦布、万哈姆：《利益相关者》，思齐、李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8页。

[48]皮凯蒂：《财富再分配》，郑磊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49]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余江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280页。

[50]施瓦布、万哈姆：《利益相关者》，思齐、李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56页。

[51]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52]拜伦德：《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徐昂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03页。

[53]拜伦德：《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徐昂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08页。

[54]诺德豪斯：《绿色经济学》，李志青、李传轩、李瑾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179-180页。

[55]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一方面，较大的收入差距带来了较高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进而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较大的收入差距也引发了较严重的资源消耗和浪费，从而又会严重限制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获得进一步提升。

[56]林双林：“除了GDP，我们要更多关心国民财富积累”，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923/c1004-22995483.html.

[57]“国民财富与GDP增长严重不成比例”，https://news.ifeng.com/special/jingjianquan/200907/0721_7444_1261487.shtml。

[58]霍奇森（即霍奇逊）：《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7页。

[59]宇泽弘文：《社会共通资本》，李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序 富足社会”第9页。

[60]冯兴元：“译者的话”，载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董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1]何梦笔：“前言”，载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董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2]参见布朗芬布伦纳：《收入分配理论》，方敏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63]Samuelson P., 1964, A Brief Survey of Post-Keynesian Developments, In: Lekachman R. (ed.), Keynes' General Theory: Reports of Three Decades, NewYork: St. Martin's, p.336.

[64]朱富强：“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审视：经济学的人文性反思”，《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65]朱富强：“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当前中国分配状况的误导”，《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66]张五常：“凯恩斯学派的不幸”，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124145064.html.

[67]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68]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13期。

[69]朱富强：“分配体制缺失与收入差距扩大：基于社会原则的分配问题研究”，《改革与探索》2008年第10期。

[70]Ha-Joon Chang,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How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Have Been Re-Written to Justify Neo-Liberal Capitalism.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5(September); 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review/issue15.htm.

[71]转引自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72]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王利文、于占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73]参见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8页。

[74]1984年9月３日至10日在浙江召开的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主要参加者有黄江南、张钢、朱嘉明、刘佑成、翁永曦、王岐山、徐景安、田源、王小鲁、周其仁、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华生、张少杰、张维迎等；由于会议所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想等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因而后人称之为“莫干山会议”。

[75]“价格双轨制的由来真相：莫干山主报告起草人徐景安答本报问”，《香港商报》2012年1月19日。

[76]“莫干山会议”，http://baike.baidu.com/view/1952944.htm?fr=ala0_1_1.

[77]陈平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参与组织全国科学大会的农业政策辩论时就用普里戈金的开放系统和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自给自足封闭经济的弊端，在出国前就发现“包字进城”是不成功的，但自己从不会去争什么包产到户或双轨制之类的发明权。究其原因，中国改革是老一代革命家推动的，而中国经济学家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多少话语权；同时，这些革命家有时会听听年青人的意见，但政治风险却是自身承担。

[78]1985年9月2日至８日在“巴山”号游轮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会议请来的中外嘉宾都是重量级人物，并且对中国宏观经济学改革方向提出重要战略思想，因而人们通常把这次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

[79]托夫勒：《创造一个新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陈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