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倾向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理解历史进程，并以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提供事实支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它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市场和多元政治体制来解释国家的兴盛和社会的繁荣。但是，这种简单化的历史重构具有明显的非历史取向，从而内含着严重的缺陷。该书的问题就表现为：（1）简单地在社会的繁荣和贫困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之间画上等号将会面临着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挑战；（2）以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民主政治来解释和审视人类历史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3）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和制度变迁理论去解释经济发展史犯了“先射箭后画靶”的错误；（4）由实践来界定“有效集权”等概念犯了同义反复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5）以偶然因素来解释“有效集权”的成因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取向的态度；（6）过于夸大民主制度这单一因素对国家兴衰的作用反而陷入了“见树不见林”的视觉盲点；（7）以囿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信条的事后性分析来指导社会实践会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8）以汲取性制度来揭示无序式经济增长对“无序”内涵也存在片面性理解；（9）根本问题在于囿于特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而犯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错误。事实上，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的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与其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果；与其说是社会经济繁荣程度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主要是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非历史取向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色，这根基于它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思维之中。
一、引言
基于肯定性理性及其派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尝试依据特定逻辑思维来理解乃至重构历史，倾向于将现实存在的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制度安排视为合理的存在；进而，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出的普遍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还致力于将这种认知推广到世界各国，由此来构建出“普适性”的抽象模型和原理性学说。显然，这一思路深深地嵌入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中。[①]同时，正是根基于抽象分析思维所构造的数理模型，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倾向于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偏好以一个更新的数理模型来取代旧的数理模型，以更优的简化理论来取代旧的简化理论，进而以数理逻辑和智力进步来宣扬当下流行的理论学说。
正是受这种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偏好以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观以及西方世界的当下制度来评估和指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社会改革实践，却甚少考虑不同国家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文化传统。进而，由于缺乏对不同时空下历史社会环境的深入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就偏好搬用流行理论和静态思维来阐释不同时空下的历史现象，这种分析就嵌入了强烈的非历史取向。显然，这种非历史取向深深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研究：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基本原理，把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当成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以及改革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进而将任何纠正市场失灵的行为都视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无理干涉，结果就彻底否定了在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中产业政策和政府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②]
同时，正是基于非历史的科学主义信条，那些将历史简单化或者以新古典自由主义来解读经济发展史的著作就广受时下经济学人的欢迎和传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它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维和理论来解析西方国家何以兴起以及其他国家为何衰落，从而得到不少经济学人的高度赞誉。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张夏准的《过河拆桥》更早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发展史并由此来审视和反对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却一直得不到中国经济学人的很大关注，甚至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主流经济学圈子的严重漠视，因为它揭示出西方社会发展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完全不同的道路。有鉴于此，本章尝试通过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集中解读来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非历史取向，进而可以更好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论断。
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中心思想审视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正确地强调：“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比如世界上几百个政体不同经济和政治路径的起源，都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使得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避免寻找单一原因的、简单的、广泛使用的理论，而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的看似相同结果做出不同解释。相反，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简单理论，并用它来解释新石器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概况。我们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简单认为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问题，而是认为一个理论能使我们关注类似事物，又是会以牺牲某些有趣的细节为代价。”那么，又该如何认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简单理论呢？
一般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简单理论就是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与社会繁荣相对应。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写道：“比起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却无法保护产权或者刺激经济活动的汲取性制度，实施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在新技术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相互支持的，也就是说，以多元主义方式广泛分配政治权力并能够实现一定政治集权以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制度是安全的产权和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基础。同样，汲取性经济制度跟汲取性政治制度是协调联系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保持并发展汲取性经济制度，运用他们获得的资源，巩固对政治权力的控制。”[③]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阿西莫格鲁等人对经济政治制度所做的包容性与汲取性区分以及对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的高度评价与新古典自由主义流派的二分学说几乎完全一致，这包括波普尔区分的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哈耶克区分的自发扩展秩序与人造控制秩序，诺思、瓦斯利和温格斯特等人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中提出的“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和“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等等。问题是，这些一分为二的简单化理论能够解释复杂的人类历史吗？事实上，人类历史也根本不是按照特定理论模式演进的。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就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想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④]当然，人类也确实总结了一些理论来解释历史的一般现象和发展趋势，但这些理论往往也充满了争议。由此来反思：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维有助于为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吗？爱泼斯坦就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派误读了前现代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原因，贬低了首先在欧洲大陆出现的中央集权是主权与统一的司法管辖权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构成了经济有效率的必要前提。[⑤]
然而，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阿西莫格鲁等人在这部著作中却对复杂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做了过于简单化的解读，并且借助对历史的阐释来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提供经验支持，从而获得了那些深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熏陶的现代经济学人的欢呼和赞誉。同时，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以及利益冲突日益加剧，构建包容性制度和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也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价值和诉求；相应地，他们的这部著作及其表达的观点也就会得到社会大众的青睐和支持，以至于“包容性增长”成为广为流行和传颂的词汇。问题是，只要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窠臼，进而拓展视野去接触和思考更广泛的史料，我们就可以避免为一些流行观点所提供的“事实”所欺骗，可以清楚地洞察《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在案例诠释和所提论断上的片面性。例如，按照爱泼斯坦的研究，18世纪之前英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政府最有效率的国家，与其说是因为英国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不如说是因为英国有统一的中央集权；进而，爱泼斯坦指出，经济发展是封建社会中经济分权（市场经济体系）和政治集权或专制（财政体系）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表现为市场交易的许可带来的广泛尝试，后者表现为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发展带来的效率提高。[⑥]
尤其是，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理解根本上还根基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它将西方推崇市场竞争以及由权力制衡构成的政治经济制度视为包容的，进而将一切差异乃至对立形态都视为非包容或汲取的。譬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将英国视为民主的典范而将新加坡视为非民主的，甚至将新加坡政府为中低收入构建的公寓都视为加在新加坡人身上的无形胁迫。[⑦]在现代社会，“民主”已经被赋予了比“非民主”更好（更为平等，更为自主，也更为高效）的价值观，相应地，当我们对一个社会或国家做出“民主”和“非民主”的界定时就已经对其相应体制做出了优劣比较。[⑧]但问题是，西方目前盛行的那种“利益结盟、赢者通吃”体制难道就是民主的本义吗？相应地，儒家历来重视的“全民协调、照顾少数”理念反而是违背民主的吗？根本上说，民主仅仅是有关公共事务的一种决策方式，良善的民主制则是社会成员的诉求能够在公共事务的集体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的一种方式，由此才能将公共偏好转化为公共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的根本特性在于协调和合作而不是竞争和掠夺，在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收集社会大众的诉求并将之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决策。就此而言，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民主的理解显然是狭隘的，甚至根本没有认真了解过德沃金的“合伙制”民主思想。试问：如果对民主的本质内涵和现代认知都缺乏基本了解，又如何基于民主视角来评估政治经济制度的包容性，进而将民主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呢？
其实，即使按照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解：“民主通常是一种政治平等的状况，更多地关注多数人的利益。而非民主通常由一个权贵集团控制，可能更关注该集团的利益。用简单的、极端的话说，非民主是权贵和享有特权者的政权；相比较而言，民主是更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权，会制定对多数人更为有利的政策。”[⑨]特别地，阿西莫格鲁等人还认为，“亲多数政策往往是与亲穷人政策相一致的，特别是其更强的劫富济贫倾向。”[⑩]我们也应该审问：被阿西莫格鲁等人归为非民主的新加坡等国属于权贵和享有特权者的政权吗？在这里，阿西莫格鲁等人将欧美社会视为劫富济贫的国度显然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与此同时，阿西莫格鲁等人又认为，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通常没有民主的诉求，或者不存在对现存非民主体系的挑战；理由是，此时的民众已经从经济增长中获利，从而也就没有对政治民主的进一步要求。阿西莫格鲁等人由此来解释新加坡为何能够维持非民主体制。[11]但显然，这与前面将“平等与民主相挂钩”的做法矛盾。这种矛盾的成因在于，一方面，阿西莫格鲁等人之所以将新加坡等排除在民主体制之外，就在于他们以时下西方人的理解或盛行的民主模式来定义民主：每个人都有一票来影响政治结果；另一方面，阿西莫格鲁等人之所以将“平等与民主相挂钩”，就在于赋予西方社会盛行的民主模式以合理性，因为平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追求的价值。
正是囿于西方社会的流行观念，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当权力集中在一部分身上时，这就是非民主的权贵政治。问题是，在民主体系下，也会存在着精英或“权贵”，如现代代议制中的议员以及选举成员就是如此，他们所拥有的权力远大于普通大众。只不过，这些精英或“权贵”是由开放的阶级而不是传统那种封闭的等级所组成。就此而言，如果拥有权力的“权贵”本身就是流动的，一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一定程序（如考试）而拥有政治权力或者说成为“权贵”，然后行使其公共决策的权力，这与基于选举程序来体现个人偏好和影响公共决策的流行民主制有本质的区别吗？如果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我们又如何称这种体制是非民主的呢？更不要说，按照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基于多数的民主选举必然会导向独裁。同时，基于流行的选举制民主，阿西莫格鲁等人还采用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等人对民主的定义：只有我们观察到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丧失权力时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尽管它也实行了选举制度。[12]问题是，这种含义的民主显然只是反映了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根本上偏离了民主的本质。试想：一个政党轮番上台但社会分化的国度能够称得上是民主的吗？更进一步地，即使平等化的社会更容易导向民主（因为此时革命已经没有必要，即使出现革命，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再分配来化解革命危机），但这也不意味着，基于多数票的选举民主就一定会导向社会平等（这涉及社会权力结构）。
根本上说，民主的本质体现为公共决策能够反映人们的应得权利，而公共决策又是人们力量博弈和策略互动的结果；相应地，公共决策能否反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的应得权利，关键就在于人们的力量分布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是否亲多数和穷人与是否实行基于多数票的所谓民主制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更主要与该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相应的抗衡力量有关。究其原因，无论是私人领域的市场交易还是公共领域的民主选择，都体现为社会主体之间的策略行为及其互动结果，而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本身则与由势力等决定的可行选择集有关。就此而言，当一个社会的力量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时，市场交易的结果通常就会有利于强势一方，公共选择的结果也会受到强势者的操纵，这在现代欧美社会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体现社会平等的良善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社会力量分布相对平衡，社会主体处于大体平等地位；相应地，市场交易和集体行动的起点就较为平等，所遵行的规则或程序则较为公平。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力量不平衡时，就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来提升抗衡力量，由此才能真正帮助弱势一方以实现社会平等。正是考虑到自然状态中人际异质性及其衍生的不平等，新加坡等国对弱势者的关注和扶持显然就要比崇尚自由放任的欧美诸国更好。既然如此，阿西莫格鲁等人又如何将新加坡等国归为属于权贵和享有特权者的非民主的政权呢？新加坡等国存在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说的权贵从民众向自身进行再分配这种非民主特性吗？所有这些考问都表明，简单地划分民主和非民主尤其将民主与西方政治体制相挂钩的做法存在严重局限。
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九大逻辑考问
柯林伍德在评论后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人的著作时说：“有可能以任何规模的戏剧统一性来写出一部新历史，只要历史学家能搜集到它的材料并且能把它们熔为一个单一的故事。”[13]显然，深受现代经济学熏陶的经济学家和相应的经济史学家就是如此。同时，柯林伍德还进一步举例说：“李维的全部任务就是搜集早期罗马历史的传说记录并把它们熔成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即罗马史。……（此后）罗马人严肃地相信他们自己对其他一切民族的优越性以及他们垄断着配得上称作唯一的德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唯一值得叙述的，因此像李维所叙述的罗马史，在罗马心目中就不是许多可能的特殊历史中的一种，而就是普遍的历史，就是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世的历史。”[14]同样，目前占主导地位欧洲中心观也将欧洲的历史看成是全世界的历史，将欧洲的经验看成是普世的规律；更进一步地，这种欧洲中心观又经历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塑造，从而成为一种从封闭到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历史，这些信念都深深地嵌入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嵌入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的此类问题，这里从九个方面对该书进行学理性考问。
（一）在社会繁荣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间画上简单等号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历史发展的解读持有一种明显简单化的观点，这就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和现实的连串挑战，因为人类社会根本上是复杂的，而且还会日益复杂。
（1）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多神教的儒家所主导的中华社会几乎都比创唱一神教的基督教所主导的西欧社会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地方精英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整个社会对经济活动的看法也更积极。既然如此，儒家社会为何没有能够自发地跳出低收入的马尔萨斯陷阱？彭慕兰、戈德斯通等历史学家都将之归咎为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像西方世界那样从外部世界（殖民地）获得额外的资源。沃尔特•韦伯（Walter P.Webb）在《大边疆》一书中也指出，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一下子得到了总面积大约2000万平方英里的富饶土地（欧洲原有的土地是375万平方公里），并收获了欧洲以金、银、林产品、皮毛、龙涎香以及牛和种植作物等意外之财。[15]
（2）西欧社会中也存在着包容性程度不一的具体政体。譬如，荷兰往往就被视为最早建立包容性民主体制的地区，诺思也认为荷兰率先建立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既然如此，荷兰的经济中心地位为何会被英国取代呢？王国斌将之归咎为荷兰的政治没有像英国那样利用经济变化以牟利，[16]另有些人则认为荷兰缺乏强有力的主权而致使无法在军事对抗中获胜。
（3）从整体上说，西方世界崛起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也伴随着对外扩张、征服、殖民和掠夺，同时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国际贸易都依旧存在大量的管制。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简单地将之归功于所谓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呢？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崛起于重商主义时期，此时不仅在政治上依旧是专制的，而且在经济增长上也主要凭借从外部世界的攫取。
（4）从人类历史上看，阿西莫格鲁等人也认为古罗马共和国已经建立了包容性的经济政治制度，而后来的古罗马帝国却逐渐走向了汲取性的经济政治制度。既然如此，我们又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为早期的经济发展比后来更为成功呢？更不要说，在原始公社时期，几乎所有的部落、城邦或共和国都采取了某种集体决策的民主体制，而只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才出现以法律形式保护的财产权。对此，福山就指出，将罗马帝国的衰落归咎为包容性共和国向绝对主义帝国的转变无异于是南辕北辙，因为罗马的权力和财富在奥古斯都之后的两个世纪都呈持续增长和繁荣之势。
（5）就当前现实世界而言，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类似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和市场机制，更不要说这些制度比西方社会经济腾飞时期要健全得多，但经济发展状况似乎并不好。既然如此，又如何解释这种悖像呢？张夏准就举例说：1875年的意大利经济水平与现在的巴基斯坦差不多，但当时的意大利没有实现成年男子的普选制度，没有专业化的官僚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也没有竞争法；同样，1913年的美国经济水平与现在的墨西哥类似，但当时的美国的制度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现在的墨西哥。[17]
（6）阿西莫格鲁等人似乎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之间的不相容视为极为少见。但果真如此吗？明显的反例是，犹太人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遭受政治上的迫害，但他们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且，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转化或替代似乎还成为一种普遍性现象，如东普鲁士人、俄罗斯境内的波兰人以及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被当地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但他们却以异乎寻常的力量发展起了经济实力。更进一步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发展在人类长河中显然是不平衡的：在古代社会如古希腊，几乎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提出自己对城邦发展的意见乃至参与决策，但当时的经济活动却受到严格限制；相反，在现代社会，人们在市场活动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无法真正参与公共领域的决策。有鉴于此，贡斯当就认为，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而现代人则主要在私人生活领域享有自由。贡斯当写道：“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都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房主乃至处死。与此相对比，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他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且几乎常常被中止。”[18]
（二）以现代性的民主政治来阐释过去数千年的人类发展
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和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只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才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阿西莫格鲁等人却以此来解释和批判历史实践。显然，这就犯了“绝对主义”错误：对历史进程的判断有一种“绝对正确”的标准，并由此来审查历史上的错误以避免今后再犯此类错误。实际上，这是否定了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多样化。
众所周知，现代民主体制发源于英国和法国，但两国分别通过渐进和激进这两种不同方式实现了从专制到民主的社会转变。同时，两国在不同阶段的经济表现也相差很大：一方面，激进变革使得法国社会出现巨大的社会动荡，因而受到崇尚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人和新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和诺思等人的贬斥；另一方面，曾经称霸全球的英国进入20世纪之后却逐渐陷入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以及社会僵化之中，因而备受政治学家如奥尔森等人的反思。但是，为了避免潜在的反对和挑战，阿西莫格鲁等人却连这些显著差异都不愿稍做比较分析，却简单地以被西方社会高度概括的民主多元政治作为理论分析的共同前提。试问，这种分析又有多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呢？
同时，尽管在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中，英国正是通过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战胜了实行干预主义政策的对手——法国，从而成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的霸主；但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英国的关税税率都比法国更高，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也更为强烈。李斯特就指出，“如果英国人过去一直实行自由贸易，以其制成品交换外国产品的话，很难想象英国会达到如今这样的繁荣程度。”[19]那么，又如何基于包容性理论来加以解释呢？再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将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南方制度视为是汲取性的，但按照当时的标准或者新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当时的南方恰恰是在推行一种自由主义制度。更不要说，南方实行的奴隶制也不见得是低效率的。福格尔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运用国家强力，根本无法就无法促使奴隶制解体。
为了对历史上更多经济增长现象提供解释，阿西莫格鲁等人又创设了一些新的术语。不过，这些关键性术语的含义却非常含混。例如，什么是“包容性”和“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等人用“充分集权和多元政治”来定义“包容性政治制度”，而用“缺少充分集权或多元”来定义“攫取性政治制度”，以此来逃避现实世界中那些处于经济困境的民主制度所招致的批判。阿西莫格鲁等人就承认，“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没有变为民主国家，而且远不是民主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正式代表；但重要的是，英国的制度是多元主义的。”[20]但问题是，又如何定义“充分集权”和“多元政治”呢？如果不界定清楚，同样就会成为一种“口号”和政治宣讲。更不要说，（1）民主往往会滋生出极端行为和寡头政治，没有自律的多元通常也会引发社会对立和掠夺；（2）民主和多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运行如何根本上又涉及文化和宗教等问题，而这又会强化术语内涵的含混性。
其实，民主宪政仅仅是现代性概念，也主要是与现代社会环境相适应。相应地，我们不能以此来对古代社会进行对照分析，更不能以此来评判历史的进程。爱泼斯坦就指出，“前现代宪法权利方面的差异对经济绩效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宪法只是规定了自由的政治与制度规则时，在经济上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国家对权利与规则的事先承诺以及它在相互竞争的冲突主体之上运用司法管辖权的能力”；相反，“在前现代的国家中，主要的制度瓶颈并非来自于契约式统治的缺乏、专横君主的随心所欲或议会的软弱，而是来自于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政治经济事务进行管理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主权的缺乏及其导致的内部协调失败。多元主权的存在是政治经济无效的根源。由于国家在它的领土范围内缺乏垄断的权力，封建领主、城市、法团组织以及其他的‘公共的’或特许的机构都可以从它们的司法管辖权中获得收益，而这些管辖权阻碍了斯密式增长的发展，并对国家主权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挑战。”[21]
（三）以流行的有效市场和制度变迁理论去解释经济发展史
阿西莫格鲁等人认识历史进程时所持的基本路线是，先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而以此来分析和诠释一些历史案例。显然，这是一种“先射箭后画靶”的分析方法，进而犯了一种流行的交叉混同谬误：以一种先验思维去展开分析和寻求答案。
这种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仅仅看到了伴随着西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市民社会的演进而带来的制度变革和现实形态，就以这种事后的制度形态来论证和解释事前的社会经济现象必须具有这种制度特性；或者，根据后来的经济发展来评估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制度，并以西方后来的经济增长来证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即使不是最优的也至少是最适的。在这里，阿西莫格鲁等人论证其观点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所有富裕国家都是采用民主制度、尊重民权和人权并享受健全市场的国家。问题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同样采用民主制度、尊重民权和人权并享受健全市场的另一些国家为何没有走上富裕？如果再附加以“市场的健全性”这一条件，那么，又如何界定市场的健全性？更不要说，在市场机制和政治制度几乎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那些被视为成功的欧洲国家为何却正在逐渐衰落？
进而，为了使得解释显得合理，阿西莫格鲁等人又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术语来躲避各种批判，这也就是拉卡托斯所讲的保护带策略。譬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中的根本性作用，但是，当人们发现一些具有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如海地、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并没有取得兴盛时，他们则转而将之归咎于缺乏足够的权力集中；相反，当一些不具有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如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等）也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时，他们转而就质疑这种增长的持续性。这样，“包容性政治制度”又转而被定义为民主制度+有效集权。但是，这种弥补也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如究竟要经济发展多长时间才能算得上持续？儒家制定的社会规范使得中国社会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都处于社会领先地位，这能否证明其制度规范的优越性？相应地，如果以古罗马帝国的后期衰落来论证汲取性制度不如包容性制度，那么试问：有哪个国家和哪种制度能够维持数千年的昌盛呢？阿西莫格鲁等人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说明。
尤其是，只是在资本主义崛起之后，市场才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而在前现代社会却不具有如此的效能。在前现代社会中，通常只有较为集中的主权才能将分散的资源动员起来并加以有效利用，才能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公共收入并将之用于公共建设；相反，如果主权过于分散，就容易造成相互牵制，这不仅不能形成快速行动，而且也无法获得规模经济。爱泼斯坦写道：“前现代制度无效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几乎到处都存在的主权分散的局面，这种局面极大地限制了国家协调或约束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能力。……司法管辖权的多元化给前现代增长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根本限制：它混淆与抬高了获取财政收入的成本，它抬高了贸易的关税与其他壁垒，它引发了……无所不在的囚徒困境与市场失灵。”[22]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以现代经济学的有效市场说来评断前现代社会的制度优劣呢？事实上，福山在美国时评杂志《The American Interest》上发表的书评就指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对何谓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定义得过于模糊，因为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并不等同于民主制度，相反扩大政治参与度往往还会破坏政治稳定；同时，这本书并没有能够在宏大理论框架下完整地铺垫历史事实，相反，往往是刻意地选择用于支持理论的事例，或者是通过结果来反推逻辑。
（四）基于实践来界定“有效集权”而具有明显的同义反复
阿西莫格鲁等人也几乎没有对他们提出的概念术语进行明确的界定，如将“有效集权”解说为“多元但足够集中”就显得非常含混。同时，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很多术语也主要是诉诸由实践来定义：只要是经济发展不好的就判定为没有实现“有效集权”，甚至将经济繁荣地区的衰落也归咎为包容性制度的逆转。试问：这不是同义反复吗？这导致他们所提出的包容性制度等根本无法进行证伪，从而在波普尔意义上也就不是一个科学论断。
阿西莫格鲁等人之所以有此论断，又在于，他们的研究和分析思维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之中：诺思将一般社会制度的优劣与交易费用的大小进而与经济效率的高低联系起来，阿西莫格鲁等人等则进一步将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进而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譬如，基于英国在17世纪的持续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霸权地位的确定，阿西莫格鲁等人就先验地认定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具有包容性，进而以光荣革命对国王和官员权力的限制作为多元社会的例证。但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举出诸多反例：自14世纪尤其是“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一直就受到容克地主的制约，但为何德国就没有走上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道路呢？
面对人类历史所呈现的这些差异性现象，更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1）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权力集中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因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往往因时空而异；（2）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谁（哪个社会阶层）拥有权力，而更在于获得权力的人会将资源用于何处。就英国而言，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推进经济的迅猛增长，根本上在于权力转到追求物质利益的商人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资本家手中，从而就会制定一系列有助于提高物质利益的政策。关于这一点，阿西莫格鲁等人也承认，“大大方便了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更加包容的政治制度的出现”的“第一个因素是新涌现的商人和实业家”。[23]
然而，正是由于商人们取得了社会专制的权力，经济效率而非其他社会价值就成为国家决策的主要依据，进而国家权力也被利用来为经济扩展服务。显然，这又会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包括把土地、劳动者在内的非劳动品被严重商品化，由此加速了贫穷的形成和社会的分化，这些都已经为卡尔•波兰尼所刻画；另一方面，基于个人私利的最大化，东印度公司等排他性的垄断组织开始蓬勃兴起，这显然又不是包容性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真实存在并且日益严重，最终就爆发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阶级对抗。但是，囿于现代经济理论框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阿西莫格鲁等人却无法看到这些，甚至也不愿看到这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新古典自由主义论断对现实世界的认知通常只是一叶障目，对现实实践的指导必然只能是在“路灯下找钥匙”。
（五）用偶然因素解释“有效集权”的成因明显不够深刻
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差异性制度之成因进行比较时，阿西莫格鲁等人通常还简单地将之归咎于某些偶然因素；进而，随着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初始差别在演化过程中不断放大，由此就孕育出不同制度，这就是所谓制度漂移。实际上，这种偶然因素观等同于将社会发展视为无意识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后来的社会发展往往是由前人的或历史的“错误”所决定的，这是一种明显的非历史取向。
正是受这种非历史取向的影响，阿西莫格鲁等人没有努力挖掘影响历史演化过程中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因素。譬如，从历史上可以看到，相类似的偶然因素发生在某些地区可能引发制度转变，而在另一些地区却没有。这如何解释呢？例如，就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所引发的大西洋贸易而言，尽管阿西莫格鲁等人着重对此做了剖析，但他们并没有深层比较这同一偶然事件对英国和西班牙的差异性影响，同样也没有分析西班牙和英国先后来到美洲时遭遇的环境差异所引发的不同殖民方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制度改变通常是经济基础变动的结果，只是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后又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在审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时，不能简单地以单一因素加以解释，而是要考察内在于事物的对立力量。由此，我们来审视制度变迁就可以发现：（1）制度变革本身是一个连续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初始敏感性条件可能会导向特定的发展路径，但其他因素或后来出现的事件也可能对之进行改动或修正；（2）在不同时空下，地理、文化、资源、人力以及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同样的因素在某一时期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但在另一时期则可能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然而，阿西莫格鲁等人仅仅从偶然因素就导出了制度变革，进而将民主制度视为决定经济发展的终极因素，却没有追究由偶然因素导向制度变革这一蝴蝶效应背后的时空背景和传导机制，也没有考察与包容性制度变革相适应特定的地理文化因素。[24]譬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将工业革命视为英国崛起的关键性偶然因素，但试问：如果英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遭受失败，又何来会有光荣革命呢？正是囿于一些偶然因素，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论断往往就会受到其他历史证据的质疑和挑战，由此来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就必然会遭遇到极大困境。
（六）夸大民主制度这单一因素而致使分析存在视觉盲点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历史解释基本上囿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偏重于局部均衡的数量分析，凸显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却无法展现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相应地，这种分析方法往往就会夸大自己所关注的那些因素的重要性，进而将之视为影响社会演进路径或发展进程的关键性因素，以至于往往会出现“见树不见林”的视觉盲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集中关注那些“明显”或“主要”因素，阿西莫格鲁等人就陷入自身曾认识到的单一性思维之中，以至于也就不再对这些因素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进行考察，反而美其名曰“一个成功的理论不会如实地再造细节”，而必然“会以牺牲某些有趣的细节为代价”。
例如，在对威尼斯衰落的分析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将归咎于少数狭隘精英垄断了经济机会和政治权力进而建立了汲取性制度。但问题是，（1）他所谓的汲取性政治制度主要建立于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这要远早于威尼斯的经济衰落，此后还出现了文艺复兴；（2）16世纪后，不仅威尼斯衰落了，曾经沟通中西方间贸易的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共和国都显著衰落了，难道这些地区都同等地转向了汲取性制度？历史学家通常将1297年视为威尼斯宪政发展的里程碑，但实际上，此时建立起的是一种排他性的寡头政治，是一种封闭的、世袭的贵族制度，通过关闭大约有2500名成年男子参与的大议事会来扩充被承认为贵族的家族的数量，而且，这一制度直到1797年拿破仑占领之前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动。既然如此，威尼斯的经济发展情形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动呢？同样，美第奇家族在1434年正式取代皇帝当而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它所建立的政体根本上属于僭主政治，但是，佛罗伦萨在其治理下却出现了繁荣昌盛。这又如何解释呢？
在很大程度上，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威尼斯衰落的解释远不如传统的历史学认知来得有说服力：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新大陆的大发现以及新航线的开辟，原有的贸易垄断利益被分流乃至消失了，而新航线的起点如里斯本、安特卫普以及汉堡等则开始兴盛和繁荣了。李斯特就写道：“西班牙因为发现新大陆中了头彩，葡萄牙则因为发现好望角到印度的新途径中了二等彩。东方新航线的开辟，使葡萄牙成为一个强大的贸易国和海上强国，因而给威尼斯的繁荣以致命一击。”[25]更为典型的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于阗、吐鲁番等城市后来之所以日趋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地理位置（贸易路线）的变更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动，引发了新商路的开辟，进而也就改变经济活动乃至世界贸易的方向。例如，近代商埠香港、广州、上海、泉州的兴起主要也不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是海外贸易的兴起，而郑州、石家庄、蚌埠等城市的现代崛起则源于近代铁路的建设，洛阳、扬州以及武汉和重庆在不同时期成为商业中心则源于河运交通。
再以斯密的故乡格拉斯哥为例。在19世纪晚期，格拉斯哥曾被视为大英“帝国第二大城市”，在艺术、涉及、建筑以及工程、创新和贸易等众多领域都超过首都伦敦，甚至被称为“现代罗马”；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格拉斯哥曾雄冠全球的造船业消失了，与严重失业现象相应的就是酗酒、吸毒、暴力和自杀，以至于格拉斯哥郊区卡尔顿的男性只有54岁的平均预期寿命，而有27%成年人患有艾滋病的斯威士兰的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有57岁。[26]这一变化如何解释呢？显然不能归咎于社会制度问题，而更主要是源于自由而无序的市场竞争。戴维斯写道：“格拉斯哥对所有现代城市的警示是：任何‘无处不在’的经济效应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在达里恩峡谷，负外部性恶化了环境，伤害了每一个人，但又不能特别归咎于任何人。因此，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这种效应。……劳动力队伍、技术和供应链的好处惠及城市中的每个人，但没有人特别负责维护它们，格拉斯哥显示出的风险是保护这些条件的措施太少的。” [27]结果，随着“二战”后汉堡船厂和日本船厂的迅速重建并且做了重大改进，格拉斯哥原有的市场份额就迅速流失并最终解体了。
最后，杨虎涛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某国的包容性制度之建立可能与另一国攫取性制度之建立存在联系。[28]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东亚“四小龙”的当前经济困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崛起造成了利益分流；相反，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其经济政治制度已经从包容性转向汲取性，因为不争的事实是，东亚“四小龙”的当今经济政治制度显然要比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60-80年代更为包容。面对这种质疑，阿西莫格鲁等人又要转向“有效集权”的解释。但问题在于，他们又确定何种最佳“有效集权”了呢？阿西莫格鲁等人甚至还挖苦说：“今天，威尼斯除了有一点渔业之外，唯一的经济就是旅游。”[29]但试问，这有什么不对吗？威尼斯曾经的贸易优势已经不再，而旅游恰恰是它现在的比较优势，充分发展这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显然是恰当的。
（七）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信条而构建了事后性的解释理论
阿西莫格鲁等人对历史所做的事后性解释还受制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单一信条和思维，这就是市场竞争的有效性。显然，这一信条往往会遮蔽我们以更广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复杂而多元的世界历史，并且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实践也会带来“南橘北枳”的结果。
正是由于阿西莫格鲁等人将民主政治制度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由此推演，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就应该从政治领域着手，首先应该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显然，这种思路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是一致的。但试问：“休克疗法”迄今在多大程度是成功的？同时，即使在历史认识方面，以单一的事后性学说来加以解释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甚至是牵强附会的。譬如，就西方世界的兴起而言，经济史研究最新成果也表明，英国自发地产生工业革命有其独特的条件。其中，广为接受的是英国史学家雷格莱(E.A.Wrigley)的观点，近代工业化有两个条件：（1）在制度层次上的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2）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相应地，英国而非荷兰或法国得以逃脱斯密型增长限制的原因就在于，它同时拥有这两大条件，尤其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煤矿大开发而为新的机器提供了以蒸汽形式的热能。[30]王国斌也认为，煤的开发对西方兴起起到关键作用，因为“近代农业中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以能源使用效能降低为代价的，因此，近代农业中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之增加，与能源之大量使用密不可分。”[31]
同时，历史学家的大量考察都表明，欧洲世界在17-18世纪之所以能够普遍地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它们从新大陆的发现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32]进而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一方面，正如雷格莱等指出的，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2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正是煤矿的开发和新大陆的征服使得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而节省下来的土地和劳动力直接推动了棉纺织业的技术变革和规模扩张。[33]另一方面，从新大陆获得大量的金银，不仅可以用来购买东方尤其中国社会的更高质量的产品，而且还有足够的资金以资助由好奇心驱动的科研发明，以至在18、19世纪出现了“发明爆炸”，这种“发明爆炸”又以纺织企业为先导，进而引发了工业革命。为此，埃里克•琼斯就指出，“地理大发现是头一个其量级能够促进全系统的增长的正面经济冲击”；譬如，“在1500年的西欧，人均土地面积为24英亩，地理大发现把它提高到了人均148英亩”。[34]弗兰克则认为，欧洲在19世纪最终确立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根本上在于从新大陆攫取了金银，进而获得了进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并站在了亚洲的肩膀之上进行赶超发展。[35]事实上，美国的加州学派对这种历史偶然性在西方兴起过程中的意义就给予高度关注。例如，彭慕兰就将中西方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归结为源于发现新大陆这一历史机缘，[36]而不是如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谓的建立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
更进一步地，任何历史事件根本上都不可能由任何因素单一所引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世界的兴起或者英国的产业革命归结为专利制度、私有产权或者其他特定的制度安排，更不能简单地将特定制度称为汲取性的或包容性的；究其原因，任何制度都有其特定的适应环境，而且需要依赖其他一系列的相容性制度。譬如，针对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何以发源于英国这一谜题，顾准就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分析：第一，就历史背景而言，那时的英国承受了古代及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进而，英国还基于本身的特殊条件而发展了这些有利后果。第二，英国还拥有这样一些有利条件：（1）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力量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而且，这个统一的王国还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2）这个统一的王国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殖民扩张，而且，这不是以建立一个罗马式的拿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而主要是建立古代希腊式的以对母国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殖民地。第三，英国在航海、商业、殖民扩张初期不仅利用了个人冒险的私掠形式，更主要采取了赋予商业冒险精神的贵族所组成的垄断公司，尽管产业革命并不是这些垄断公司的业绩。第四，产业革命之后，英国放纵资本家无限制地剥削童工，用公债来搜集所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以收买大陆上的王侯与拿破仑作战。因此，顾准强调，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7]
（八）基于汲取性制度的双重性而揭示出无序式经济增长
鉴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还没有实行西方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增长成效，者迫使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原先相对强硬的立场后退了一大步。但同时，阿西莫格鲁等人又指出汲取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也可能带来某种经济增长，因为精英阶层为了攫取更多利益往往也会鼓励增长，这在最低限度的政治集权下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很多国家都在达到汲取性增长的极限后就走向衰落或解体。
在这里，阿西莫格鲁等人所持有的理由是：“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创新，而创新必然伴随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就是新的取代旧的，在之领域内就是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由于控制汲取性制度的精英阶层担心创造性破坏，他们将会抵制它，汲取性制度下萌生的任何增长最终都是短命的。第二，控制汲取性制度的那些人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获得大量收益的能力，意味着汲取性制度下的政治权力是非常令人渴求的，这使得许多集团和个人为获得它而斗争。因此，在汲取性制度下，许多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走向政治动荡。”[38]
显然，如果将阿西莫格鲁的最低限度政治集权视为一种相对社会无序状态的话，那么，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也就揭示了无序式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与制度有序程度之间存在某种“倒U形”曲线关系；进而，也就面临着无序式经济增长相同的危机：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方式从无序到无序的转变也就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39]在这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往往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如阿西莫格鲁等人所当作的先决条件，这显然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然而，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无序式经济增长中“无序”内涵的理解却存在明显的片面性。（1）阿西莫格鲁等人主要关注政治权力相对集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无视不受制约的市场膨胀所带来的负效应。（2）进而，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经济制度往往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因而主要或仅仅关注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但实际上，政治权力的集中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往往是可以独自发展的，在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乃至偏盛的经济权力往往可以同期并存。（3）接着，阿西莫格鲁等人将经济问题简单地归咎为人们缺乏政治权利的结果，进而将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打上政治性。但实际上，对政治权利的争夺往往是由少数政客主导的，社会大众更需要安定和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而，政治权利的争夺不仅会引起社会动荡，而且还会进一步扰乱经济秩序，这可以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中窥见一斑。
（九）根本问题在于受制于特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
根本上，囿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阿西莫格鲁等人仅仅关注到政治精英对新的创造发明的破坏和阻滞，却无视对新发明的破坏和阻碍更多地来自那些试图维持其垄断地位的商业精英或所谓的“企业家”，这在凡勃伦的著作中有充分的刻画；甚至仅仅将汲取性制度的创设归咎于政治权力的集中，却无视金钱权力也存在集中并同样会造成汲取性制度，这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刻画。事实上，按照西莫格鲁等人的分析进路，企业垄断当然也应属典型的汲取性制度，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篇却不见着墨。
同时，阿西莫格鲁等人还通过历史数据来支持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论点，这一做法承袭了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其基本特点就是：从假设推到出结论，再以案例或数据印证结论，由此来论证假设的合理性。正是按照这种分析思维，只要搜集到足够的史实能够证明制度包容性与国家兴衰之间存在正相关，那么，“包容性制度是国家兴衰的关键要素”这一假设就被当作合理的，进而成为不言自明的分析前提。
相应地，在面对中国过去30年里的经济快速增长，阿西莫格鲁等人也就简单地将之归功于摆脱汲取性经济制度而走向更包容经济制度的结果。例如，在很多经济学人看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三化”改革就是在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不过，作为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我们应该作更进一步的提问：中国正在发展的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释放多大的经济能量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了“三化”改革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如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如果有这样的追问，我们又何以会将中国改革的成功简单地归功于“三化”改革这单一要素？进而，在当前世界中，还存在不少经济政治制度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包括“三化”改革也更为彻底的国家，它们为何没有取得向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呢？
其实，如果进一步放宽我们的视野，就更容易明白，经济政治制度的所谓“包容性”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这种单一制度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发展的状况。再以巴西为例，阿西莫格鲁等人以巴西军政府倒台后的经济发展来论证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的作用。也许，在阿西莫格鲁等人写作本书时期巴西还处于经济上坡时期，但巴西自2012年开始就在经济困境越陷越深，在推崇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博索纳罗上台后更为严重。试问：这又如何解释呢？
正是根基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缺陷，尽管诺思提出了“制度决定发展”理论以及阿西莫格鲁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政体决定论”，但他们后来都没有基于这些理论对人类历史作广泛而深入的剖析，也没有在理论逻辑上作更严谨的学理分析，而仅仅是在孤立的著作中通过案例分析方式做一泛泛的归纳性陈述。试问：这样的“一般性”理论又如何让人信服呢？尽管如此，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单一性思维，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论断却往往被用于在不发达国家或者“非民主”国家鼓吹激进的“制度革命”，其理由是，“制度革命”这一“偶然性因素”将会持续导向经济繁荣，而时下“非民主”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只是暂时现象。
可见，阿西莫格鲁等人致力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提炼出了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即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这一单要素并将它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础和根本因素，进而为这一假设性命题构建严密的数理模型加以证明并寻求历史案例的佐证。这既承袭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还原主义思维，同时也犯下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惯例性错误：不是去洞察和辨识不同历史进程中的细微性差异并由此不断深化人们的认知，而是抓住某些特定维度的认知来运用数理模型和经验计量加以证明；但实际上，基于不同数理模型的认知通常只是在更换不同的认知维度，由此所获得认知只不过是在“常识性”的不同偏见之间不断转换，以至于将对社会的认知永久性地停留在最为粗浅和直白的层次上。针对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最新文章“War Socialism,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史学家Vanda Wilcox在推特上就讽刺性评论说：“一定是有什么法律禁止经济学家阅读史学吧。否则，没有任何理由来以为这个陈旧不堪的史学解释在2022年是新颖的发现。”[40]事实上，即使就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也证明不了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洞见：因“二战”遭受重创的欧洲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复兴，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所谓的包容性制度，而更因归功于美国基于“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以重振位于其势力范围内的欧洲地区的经济。[41]
总之，经济增长并不决定于某单一因素，而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而，在此过程中通常还会受到偶然性影响的影响，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往往也相差很大，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譬如，就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崛起而言，韦伯将之归功于体现在加尔文派和路德派身上的那种崇尚节俭和勤奋的新教精神。对此，马上就有批评者指出，在意大利这样的非新教国家，不仅私人储蓄和净财富水平超过德国，而且工作时间也超过德国，但经济发展为何明显逊于德国？又如，托克维尔将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视为美国社会孕育出众多创新企业家的原因，现代流行的比较优势原理更是将自然资源丰富视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但是，阿诺德•汤因比却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最早拥抱创新的国家，恰恰是因为在气候和自然资源面都不具有优势，从而只能通过创新和冒险来获取收益，后来一些学者更是提出了“资源诅咒”一词来揭示一些拉美国家的产业困局。[42]进一步地，与其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单纯地归功于所谓的包容性制度，不如更深刻地剖析地理大发现这一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斯密就写道：“美洲的发现确曾使欧洲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43]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增长与竞争的自由度相对应，由此来放大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而以此来诠释乃至重构历史。
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非历史取向批判
上面从十个方面来剖析了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的分析思维：它将经济增长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包容性这单一因素相挂钩，而且还以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来界定政治经济制度的包容性；相应地，这就不仅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而且还会陷入狭隘的意识形态思维而难以全面地看待现实世界。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运用抽象理论来审视和解释复杂的人类历史，从而具有显著的非历史倾向：夸大了“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进而严重忽视了对其他更为重要因素的挖掘。尽管如此，阿西莫格鲁等人却以奥卡姆剃刀为这种简单化分析辩护。如阿西莫格鲁等人写道：“由于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会经常使用这个原则（奥卡姆剃刀原则），不仅仅是为了简化复杂问题的答案，而且，也许更为大胆的是为了简化问题。事实上，为了集中考虑基本问题，我们相当残忍和极具英雄气概地使用‘奥卡姆剃刀’。我们抽象掉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也将一些同样重要的问题排除在我们的调查之外。我们希望这一开局棋法能让我们得到关于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相对准确的答案。”[44]譬如，基于奥卡姆剃刀原则，阿西莫格鲁等人不仅将欧美社会盛行民主选择的国家统一归纳为民主国家，而且还将由此产生的政府视为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偏好。但试问：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所组织的政府如何又体现出全体人民的偏好呢？新加坡等更为注重全民协商和利益协调的政府决策又如何不是民治民享呢？更为重要的是，阿西莫格鲁等人在使用奥卡姆剃刀原则时忘却了紧接着“Do not multiply entities beyond necessity”（“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下半句话“but also do not reduce them beyond necessity”，从而导致对奥卡姆剃刀原则的滥用，由此获得的研究结论也就很可能会误导我们的认知和实践。
（一）《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的非历史取向
正是由于滥用奥卡姆剃刀原则，被广大经济学人誉为“上乘佳作”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嵌入了深深的非历史取向，它无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没有挖掘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政策和制度的时空环境，更抹杀西方社会走向包容性制度的特定历史条件；相应地，它的分析和论断往往就停留在信念、口号乃至泛政治的层次上，而无法真正为当前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实质性建议。当然，这不可否认，“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对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确实具有重要作用，而竞争则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瓦解等级制专制以及构建现代包容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使如此，“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更明显地体现在对持续性的维系上，而不是对经济起飞的促进上。简要的解释就是，往往在有一定的生产和投资规模之后，才会迎来包容性竞争和有组织管理的需要；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阶层的崛起，他们也越来越要求享有更大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力。基于上面的系统分析，我们就可以推演出这样一些基本认知。
（1）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的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与其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毋宁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果。事实上，阿西莫格鲁等人看到1688年英国、1989年法国以及1868年日本基于政治革命而建立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几乎都是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多元主义思潮。至于经济增长的原因，直接地就表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在西方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原始资本积累首先源自地大方向带来的财富，接着才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些显然都不属于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
（2）阿西莫格鲁等人强调的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与其说是社会经济繁荣程度的决定因素，毋宁说主要是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坚实基础。事实上，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手段是多重的，而且，甚至往往是在社会秩序并非公正合理的条件间下实现；但是，无序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也会造成人类之间的冲突和内耗，从而就难以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3）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认识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潜含的危机，与其说主要体现了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威权增长特征，毋宁说是失去自律性的市场偏盛所呈现的无序增长特征。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还存在着有效集权，但包容性经济制度却出现了明显的无节制性，表现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已经压倒了其他一切社会价值。
（4）在经过一轮无序式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往往会产生制度变革和有序化的诉求；但是，它要求建立的是一种卡尔•波兰尼意义上的自律性经济政治制度，而非阿西莫格鲁意义上的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事实上，经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本身就比“自律性”更难界定，更重要的是，强调经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实际上内含了对各种逐利行为的允许和放纵，进而可以会滋生出不受节制的无序市场。有鉴于此，卡尔•波兰尼就特别强调，市场经济的过快发展必须由其他力量加以牵制，政府在其中要发展积极作用。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非历史主义及其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非历史取向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分析中的重要特色和缺陷，这是由它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决定的。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特定引导假定下逐渐蜕化成了一种解释共同体，致力于为社会经济现象提供新古典主义的解释，进而将经济学研究导向为一种故事构造。Gibbard和Varian就写道：“模型……是一个有着具体结构的故事……对经济学家而言，模型的一个解释性用途还在于讲述故事。”[45]问题就在于，故事既可讲述想象的世界，也可以讲述真实的世界。
然而，在日益功利化的学术界，大多数人都是基于论文发表的目的来讲述故事和构建模型，从而也就会囿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和范式来讲述一些自足的故事；进而，这些构造的故事往往就会脱离真实世界，甚至出现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的自我演化。同时，为了提高其论文被接受和发表的程度，大多数经济学人还会大肆使用数理逻辑和数学符号以便伪装成客观的研究科学，如通过回归分析来“构造”出似乎可信的故事。
正是由于数学措辞的泛滥，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被打造成为一门追求逻辑严谨和形式优美的艺术，它注重的是研究结论的优美以及研究本身带来的乐趣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和揭示。何梦笔曾写道：“新古典模型只是为计量经济学工具服务的。它不需要声称是对现实真实的描述。如果通过统计检验，经验上得出了有意义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理论是正确的。”[46]进而，正是由于经济学被当作一门艺术以及经济研究蜕化为一种故事构造，就导致一个个远离现实的漂亮水晶球被创造出来；但是，这种做法却根本上无助于社会现象的理解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也就没有推动经济学科的实质进步。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些经典例子加以说明。
例1.曾为数位学者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信号机制理论表明，教育仅仅是对社会成员之能力或智力水平进行刷选的过滤器而对受教育者的劳动效率则没有帮助。但试问，入学和毕业考试能够完全甄别出人的生产能力吗？尤其是，一个人在孩童时代就会决定其教育水平吗？显然，这种假设没有任何现实依据。
例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计量分析认为，19世纪的铁路建设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将同样费用投入水路运输建设会更有价值。但试问：当今社会还有多少人会否认铁路具有比运河更大的作用呢？其实，在当时，铁路更主要的贡献在于促进了一场生产和运输的变革，不仅使得生产地域不再受原先河流的影响，而且引发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革，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计量分析所能够揭示的。
例3.现代计量史学家根据留存的工资等资料将被传统定性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正名为农业革命，理由是工资水平及其购买力总体上是上升的。问题是，基于留存下来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果真就比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学家的基于更为全面考察得出的结论更为可信吗？事实上，即使工资水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而不断提高，这也不意味着工人生活水平的相应改善，因为失去传统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后的工人需要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更不要说，当时工人的贫困生活、糟糕的卫生条件、震惊的车间事故不仅为大量的调查报告所证实，而且也为大量的文学作品所刻画。
其实，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理论贵在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去揭示事物的本质，通过实然和应然的结合而打造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说体系。但是，故事构造式的艺术取向却明显将两者隔离开来：嵌入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思维的计量实证集中关注对实然的解释，从而往往是“道中庸而极不高明”；嵌入自然主义和唯理主义思维的数理建模则致力于逻辑真理的追求，从而往往是“极高明而不道中庸”。但是，不少经济学人却依然津津于为目前这种故事构造和艺术臆想式的研究取向辩护。例如，瓦里安就说：“没有人抱怨诗歌、音乐、数论或者天文学是‘没用的’，但我们却常常听到有关经济理论过度深奥的抱怨。我想，我们可以按照纯粹审美的理由来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47]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挖掘现象背后的实在或规律，而不是构建与现实脱节或局限于现象解释的故事，这种讲述故事式的研究在功利主义氛围下往往会蜕变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或者在选择性的“客观”数据上来臆造出一种“事实”描述；同时，任何科学在性质上都与艺术截然不同，以追求美感的艺术来类比追求真理的科学，只会导致经济学科越来越偏离科学的轨道。当然，对现实和历史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如果要硬生生地将丰富的历史故事套在一个极其抽象而封闭的框架之中，那么就会导致历史的扭曲或消失。麦克洛斯基（McCloskey）就指出，作为比喻的模型与体现历史的故事之间往往存在背反关系：模型越不清晰，故事就越能较好地与历史世界相适应；模型越精确，历史就会被描述得越荒谬。[48]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还热衷于将特定时空下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他领域，从而就会犯下严重的工具主义谬误。
同时，基于故事编造式的艺术追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还呈现出强烈的方法导向而非问题导向：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及其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或者基于先验的理性假设进行数理建模和逻辑推导，或者基于局部的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和回归分析，目的都只是为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理论和定理提供逻辑的或数据的支持，进而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来来压制其他学派和学科的挑战和批判。但也正是囿于这种方法导向，现代经济研究往往只是提供某种自圆其说的解释，而并没有揭示真实的历史发展，更无法为现实实践提供合理的指导。
举个例子，一些经济学人基于收益-成本的静态分析而编造了交通规则“左侧通行”向“右侧通行”的演变：早先的骑士是佩刀的，靠左行驶是为了便于在与敌人相遇时快速攻击；而后来随着枪支取代了刀，于是就开始靠右行了，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拔枪射击。问题是，这种分析如何解释目前两类交通规则依然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并行的事实呢？其实，从历史上看，交通规则的改变源于法国大革命，并且随着拿破仑军队的扩张而逐渐移植到他所占领的其他国家，并由此形成了自西向东的扩散。[49]
同样，姚洋也以阿西莫格鲁对西方选举权扩展的分析为例来说明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的谬误。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20世纪初扩大到女性。对此，阿西莫格鲁提出的理由是：当权的强势集团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从而试图形成与潜在反抗者间的权力分享让后者失去了暴力反抗的理由。但实际上，姚洋认为，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主要与人文主义的伸张、特别是与妇女本身的自我觉醒有关。[50]
最后，众多现代经济学人之所以盲从这种具有明显非历史取向的常规范式，很大程度上又在于它根植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以自然科学的一元进步观来看待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同时，与自然主义思维相伴随的肯定性理性又派生出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它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果思维自然秩序和社会正义的体现，并以交易费用降低以及帕累托有效原理等为现实的合理性提供辩护。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倾向于基于社会发展状况而对社会制度作好坏评价，并由此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好的制度和政策还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基于西方中心观，好的政策和制度往往是有利于产权清晰和经济自由并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的那些政策和制度，这包括民主宪政、私有产权的保护、高效的司法机构、严控的货币制度、健全的财政体制、宽松的金融监管以及市场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等。相应地，在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解释下，这些制度就被视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历史广泛采用并且发挥出重要作用的制度，进而也就被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以及相应著作广泛宣扬和论证。
（三）政治-社会自由与经济自由和增长间关系
新古典自由主义不仅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即所谓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将现代西方社会的相对富庶生活与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由此来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甚至将国强与民富对立起来。正因如此，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思维的新制度经济学就以西方现有制度为标杆，不仅用于对国家制度和历史演变进行优劣评估，而且也作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是，正如张夏准质疑的：“发达国家现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政策和制度，真的是它们自己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用过的吗？”张夏准通过大量的历史案例证明，“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使用那些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政策和制度而得到今天的地位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频繁地使用了‘不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如保护幼稚产业政策、出口补贴等。这些措施在今天都是为WTO所不造成，甚至坚决抵制的。”[51]
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对经济史的解读往往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关注重点、研究思维以及兴趣观点的变化而改变，从而出现了借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和产权观点来生搬硬套地重构历史的明显倾向，以致在经济史的研究以及经济理论的创设中就打上了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格兰诺维特写道：“经济行动和制度基本上来自行动者的复杂网络欲执行的多种多样的目标，而且如果不了解历史演化过程和相关行动者的社会网，我们就很容易误读它的经济结果。”[52]在很大程度上，阿莫西格鲁等人的目的也是在借所谓的历史分析来推销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主张，倡导所谓藏富于民的有限政府。例如，田国强就认为，建立有限政府是富民强国的必然要求，其内在逻辑是：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53]固然，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就是提升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但问题是，国强和民富是否存在冲突？国强是否一定会限制民富？这里基于对人类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来加以说明，由此可以更好地为国际冲突日趋加剧的当前社会提供更开阔的认知和政策思维。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繁荣时期几乎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为只有在国家的保护下，个人间的生产和贸易活动才可以有序展开。譬如，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出产的丝绸等奢侈品就通过“丝绸之路”运抵古罗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大部分路段的控制权都掌握在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手中，由此就可以降低途径帝国的滋扰。李伯重就说：“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正是得到沿途强有力的各国政府的保护，比如汉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54]相应地，随着两大帝国的衰落，古老的“丝绸之路”就迅速衰落了；直到出现了版图更为广阔的蒙古帝国，“丝绸之路”才得以恢复并发展到新的高度，于是就有了马可•波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55]再如，李白之所以出生在如今属于吉尔吉斯坦的碎叶城，玄奘之所以向西沿着河西走廊出关进入新疆、中亚，然而南下到达印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亚已经处在唐朝的管辖之下。同样，由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默罕默德原本就是一位著名的商人，贸易被刻在伊斯兰教及其信徒的基因里，相应地，随着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穆斯林商人就主导了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尤其是，随着穆斯林将包括东非、波斯、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岛纳入伊斯兰世界的版图后，印度洋贸易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才出现繁荣。[56]同时，任何国家的普遍民富都有赖于国家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外来的掠夺和剥削，这恰恰就需要国强；更进一步地，早期国家的强盛，往往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生产，而更主要来自国外财富的转移，而这更有赖于国强。譬如，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难道不正是凭借国家力量进行殖民扩张的结果吗？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斯密就强调，国防的重要性胜于国家财富的增加，如果自由贸易最终促使别国的军事力量提高或英国军事力量削弱就应该遭到反对；为此，斯密赞成作为英国重商主义堡垒的《航海法》和政府在国防上的大量开支，尤其注重国防相关产业的保护。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明显地认识到，在一个国力不强的国家，即使会出现少数富豪甚至是巨富，但社会大众必然是普遍贫困的。其原因在于，少数人往往可以依附政权或者与外国势力相勾结而致富，如晚清的胡雪岩和盛宣怀等红顶商人以及郑观应、徐润、唐廷枢、席正甫等著名买办，当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尽管国强不是民富的充分条件，却是普遍民富的必要条件。为强化这一认识，我们再看一段历史。赵宋开国者防止黄袍加身再现，不仅建立了由科第出身为基础的文官行政体系，而且还创造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权力制衡体系。显然，这种“以防为主”的理念使得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制衡在宋朝达到了极其精微的程度，灵活运用权力的空间则被降到了极低的限度。[57]结果怎样呢？确实，宋朝取得了文化和商业上的空前繁荣，但整个行政体系却效率低下；结果就导致民富有余而国力孱弱，以至于被迫常年向强势的北方政权进贡并最终为异族所征服。正是由于缺乏强有力国家的保护，人民富庶与社会繁荣就无法维持和持续壮大，社会迅速勃兴之后也就潜伏着危机。
同样，这一结论还可以在西方社会中得到印证。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是西欧最为繁荣国家，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南部有那不勒斯及西西里王国，北部有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等，中部是教皇辖地罗马等），不仅城邦之间有旷日持久的冲突，各城邦内部也有派系纷争，最终也使得意大利的工商业走向崩溃。李斯特写道：“威尼斯衰亡原因与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共和国如出一辙，不外是国家统一观念的缺乏、国外强邻的优势、国内教门的统治以及在欧洲更加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勃然兴起。”[58]相应地，通过对西方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转型的考察，爱泼斯坦指出，“（这）既要求建立绝对的产权，同时也要求建立绝对的主权，即把权力落实到每个具体的臣民身上与将权力落实到独立的主权实体身上相结合。资本主义市场的建立与单个个人产权的建立都要求政治主权的集中，并要求以社会阶级与特权为基础的分权寻租活动的废除；换句话说，就是要清晰地确立国家的产权。”[59]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这里以呈现勃兴和衰落交替的四个经典历史事例进行解说。
例1.诺思详尽剖析的荷兰。尽管荷兰是西欧率先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第一个地区，并被现代经济学人归功于发展了有效的政治经济组织，尤其是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共和国。但实际上，当时荷兰的元首是从贵族世袭而来的，是一位由陆海军的君主治理加上贵族集团共同组成的邦联体。在很大程度上，荷兰的崛起和繁荣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地理位置提供的各种机会而发展了渔业和运输业，并依靠海军提供的后备力量而控制海上贸易；究其原因，荷兰处于东西和南北贸易通道的交叉路口，从而得以垄断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和贸易。譬如，荷兰商船将波罗的海沿岸的粮食、蜂蜡、黄麻和木材等经由阿姆斯特丹运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这使得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中期就成功取代汉萨同盟各城市的贸易地位而成为波罗的海沿岸商品转运的第一大港口和世界商业中心。为避免荷兰各商业机构进行竞争，荷兰还在各地区成立特许公司，最知名的就是垄断亚洲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不仅展开正规的贸易，而且还进行抢掠。最为知名的一次抢掠时间发生在1601年：受阿姆斯特丹联合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前身之一）委派前往东印度购买香料的船队在船长海姆斯凯克的率领下袭击了刚从澳门装载货物航行到摩鹿加岛的葡萄牙商船“圣卡特里娜号”，获得了约350万盾的收入，这相当于1601年“阿姆斯特丹联合公司”总资本的3倍。[60]
与此同时，随着荷兰在17世纪70年代末逐渐建立起成型的共和体制，规定战争、和平与税收等国家大事由各加盟城市基于一致同意原则决定，荷兰也就开始衰落了。爱泼斯坦就写道：“它的宪制框架无疑是它1680年代以后经济地位日益走向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则永久性地削弱了国家的领导能力，并使城镇之间的博弈决策与协调合作能力大打折扣。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的和平条约签订之前，由于所有的对外战争都是针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因此，拥有共同的敌人暂时弥补了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异与分歧。然而，一旦政治上生存的威胁消失了，内部的利益之争就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各城镇之间的利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协调联邦内部关系的权威的缺乏、相互竞争的各政治中心之间主权的分散以及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要求，严重降低了荷兰共和国在税收与外交政策方面的决策效率。……荷兰是以它的经济相对衰落为代价来维持其城市的自由权力的，作为荷兰城市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前提政治条件，实际上却成了其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的制度性障碍。”[61]
例2.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英国。尽管英国被诺思等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建立起了有效的产权和专利制度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也被阿莫西格鲁等人认为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促进了竞争，但实际上，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制度远没有现代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一方面，即使在英国鼎盛时期，它的贸易政策也算不上是自由的，至少关税比很多欧洲大陆国家都高。关于这一点，李斯特就写道：“即使英国这个世界主要工业国——它如果实行普遍自由贸易会获得最大的好处——也一直没有被英国世界主义经济学家说服而放弃关税保护政策。英国对外国政府解释时的托辞是，之所以还不放弃关税政策，是因为从现行进口关税所筹集到的收入不足以弥补海关方面的预算支出。但是国会的争论表明，最近英国关税调整的真正动机是保护英国工业。”[62]另一方面，英国对西班牙和荷兰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取代并不能归功于它的自由贸易政策及其带来的经济实力，而毋宁说凭借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战争打败前两个国家。首先是在荷兰和西班牙战争中通过与荷兰结盟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通过三次战争摧毁荷兰的贸易和海运，最后将荷兰纳入附属的军事盟友而向全世界扩张。[63]更为甚者，在打败西班牙的过程中还借助海盗的力量。对此，凯恩斯也公开承认：“我认为英国对外投资的端绪导源于德雷克1580年由西班牙盗窃来的大批财物。他在那一年回到英国时满载而归，都是从富饶的印度掠夺得来的战利品。伊丽莎白女皇，是为这次远征筹措资金的辛迪加的一个大股东。结果她大有所获，就把所得的一份，用来偿清英国全部外债，弥补预算亏欠；这样做了以后，她手边还剩下四万镑。她就把这笔款子投入东方公司，这个公司又大发利市。东印度公司就是靠了这个公司名下的利润组成的；而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又为英国此后的对外投资打下了基础。”[64]海尔布隆纳指出，伊丽莎白女王投资海外的收益，以复利算相当于1930年时不列颠的全部海外资产。[65]
例3.阿莫西格鲁等人所重点剖析的威尼斯。威尼斯之所以能够伴随着十字军东征而迅速崛起并在14世纪前后成为地中海贸易中心和强大富有的海上“共和国”，其重要基础就在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强调的军事力量。事实上，在大西洋周边民族掌握大量航船技术和海军射击技术之前的相当时期内，威尼斯控制了地中海地区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是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威尼斯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并在14世纪开始获得了对邻近意大利本土的政治控制权；同时，威尼斯还及时得到了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掌握了东方的海上航线。这样，威尼斯商船不仅可以在政府护舰队的护卫下出航，而且还得到威尼斯拥有的海军基地和遍布东地中海的条约和占领地的支持，从而可以避免海盗或其他国家的袭击。正因如此，威尼斯才成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和所有经过东地中海的产品的集散地。既然如此，威尼斯为何会衰落呢？刘景华就指出了这一两点：第一，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商业城市所从事的主要是转运贸易，它主要是为广大西欧内地而不是为意大利服务的，相应地，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贸易路线的转移，西欧的贸易中心也就出现转换，从而就会导致原有贸易城市的衰落；第二，意大利迟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相应地，它也就无力利用地理大发现这一契机从新大陆和东方世界获取财富，不仅无法于新兴民族国家在新贸易体系内进行较量，甚至无法抵御传统强国奥斯曼帝国的侵扰。[66]正因如此，到16世纪，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新航线的开辟以及荷兰和英国向威尼斯对东地中海沿岸贸易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在经历了几次战争失败之后，威尼斯就开始走向衰落，而欧洲商业中心自此移到大西洋沿岸。然而，这种转变却使得威尼斯在不同时期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早期）威尼斯共和国不但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受到极大的歆慕，许多观察家把城市的成功归结于它的非同寻常的政治制度”，“（后期）‘威尼斯神话’——它作为一个模范的共和国的声望——从欧洲政治文献中消失并为一种‘反神话’取而代之，后者把共和国描述成不但是向后看的，而且是堕落的，道德上和政治上是腐败的、邪恶的和有害的。”[67]
例4.爱泼斯坦剖析的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城市共和国。新古典自由主义通常将政治-社会自由与代议制议会的出现相联系，由此来为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辩护。然而，如果以此为度量指标，爱泼斯坦认为，“君主制国家就是一个比城镇更为‘自由’与宽容的议会发源地”，其理由是：（1）“议会是君主制的发明，对赋予它的城镇与乡村居民政治发言权不感兴趣的共和国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建立议会”；（2）“即使用更为复杂的检验标准来衡量，城镇居民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权利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君主制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68]究其原因，在这些城市共和国中，寡头统治集团同时控制着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力，他们把新领土既当作政府税收和官员个人收入的来源，又当作自己独占的垄断市场；于是就有，“当君主们通过公平地对待全体居民征税来最大化自己的收入时，共和国却是通过征收不平等的税收来最大化自己的收入”。[69]例如，佛罗伦萨在1330年至1434年间将一个城市共和国体系扩展到拥有一万两千平方公里的领土，但它在从城市共和国向领土共和国的转变过程中却并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也就在于受到美第奇家族等寡头的控制，而这些寡头往往把新领土既当作政府税收与政府官员个人收入的来源，又把它当做自己独占的垄断市场。爱泼斯坦的解释道：“这些精英们没能把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利益与作为商人及土地所有者的而利益区分开：[70]他们没能在政府与国家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作为领土的治理者，他们被赋予了公平地协调相互竞争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重任，但由于他们不仅是政治精英，而且同时又是经济精英，因此，他们的利益与协调的结果密切相关。”[71]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深刻审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思维逻辑和主要思想。事实上，阿莫西格鲁等人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将伴随着包容性经济制度，进而导向经济增长和与社会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自由就是经济中的基本条件，这一假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体现出政治-社会自由与经济自由和增长不可分割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但是，人类历史上存在大量的反例。例如，路易十四之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建设起一个辉煌的法兰西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财政部长柯尔贝尔实施了强有力的重商主义政策而统一起混乱的财政体系和经济秩序并大力推动工业化和对外贸易。又如长期落后的德国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后期迅速崛起，根本上就与俾斯麦的强有力领导及其实现的全国统一和经济政策有关。所以，爱泼斯坦指出，“我们正在得出一个结论：政治自由与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互不相容的，也可能是互不关联的。关于统治模式是否决定了经济绩效的问题，一个直觉的回答是，并非如此”，“从政治自由中去寻找对经济的正面激励的理论，从任何的角度讲都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尽管从原则上讲，缺乏宪法制约的独裁政府不可能诚实地遵守它保护产权的承诺，但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事先就相信民主政府为何就会更可信地遵守宪法的规则。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民主的自由权利同样可能会威胁到经济的增长。第一，民主会落入压力集团的操控之中，而这些压力集团选举的民意代表并不追求集体的利益，而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小集团目标；这种做法有利于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目标，而不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第二，在有选举资格的大多数都同意且没有宪法性约束的情况下，民主有可能颠覆以前的法律与决策；这种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并进而阻碍了战略性的规划与投资的顺利推进。”[72]爱泼斯坦所剖析的这两方面原因有大量的历史和现实依据。[73]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追求政治自由和民主，而仅仅是说政治自由和民主相对专制独裁的好处并不能从经济增长这一维度上得到充足的论证；同时，这也不是要否定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尤其是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是要提防夸大单一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纵观人类发展史，迄今为止的经济高速增长恰恰呈现出明显的无序性，几乎都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并不成熟和完善下取得的。[74]根本上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将经济增长与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单一要素相挂钩，由此来为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提供支持和辩护。这种错误根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化思维，而这种抽象化思维又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导。但实际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清楚地表明，那些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且通常还存在相当的偶然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实现普遍富庶的国家通常还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通过国强来实现民富是历史的常态。这反映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认知具有显著的非历史性，将现代西方社会的相对富裕与其所推行的市场经济相挂钩，并由此来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否定有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更是犯有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任何政治经济制度都根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将会导向不同的社会制度。显然，这也就告诫我们，应该致力于从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人性的完整等维度去探究并形塑社会和政治自由，这更主要体现为哈耶克等奥斯利学派学者而非弗里德曼、阿莫西格鲁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路。
五、结语
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运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进而以时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为标准而不是从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和评判各国的现状和道路选择。显然，这种分析具有强烈的制度达尔文主义色彩和非历史取向。譬如，早期诺思的著作如《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等就潜含了这种倾向，它以交易费用的大小来论证社会制度的优劣进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从而将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集中到产权保护上。吴承明就评论说：“诺思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分理论、历史两大篇。在理论篇中，讲得头头是道，而在历史篇中，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史部分，则往往与理论脱节，甚至抵牾。许多重大变迁，只能归之于战争、政治、黑死病，而非制度。”[75]再如，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是最新的典型例子，它从竞争的自由度来论证社会制度的优劣进而解释了看似相似国家和地区为何出现发展分岔，进而将社会发展的焦点集中到单一的民主政治上。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史分析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史观根本上体现了自然选择思想，而这种自然选择说因得到弗里德曼“as if”假说的支持而为现代经济学人所广泛接受。例如，威廉姆森在分析生产组织的效率时说，“（不是所有的商业主管）都能精确地掌握他们的商业机会且正确地反应。但是时间一久，（垂直）整合会走向让有较高理性者（基于机会成本与规模经济的计算）拥有较大的生存能力。”但是，正如格兰诺维特所批评的，“这项亟待阐释清楚的道理却被晦涩不明的达尔文论点一笔带过，以为在生物界自然淘汰的结果自然产生有效率的解决方式，不管方式从何而来”，“（这种）达尔文式的论点，带着骑士传统的风味，不管分析哪一类制度，都倾向一种潘格罗斯式的过分乐观。自然淘汰的压力如何运作，既不是一个研究主题也不是可证伪的命题，而是一个信心的产物”；进而，格兰诺维特强调，“用生物进化的比喻，视它们为突变而来只是在逃避问题而已。”[76]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进化与自然生物进化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审视阿莫西格鲁的分析：它将汲取性和包容性制度在一个社会的形成归结为偶然因素所触发以其后产生的制度漂移，但显然，这没有揭示制度的真正成因。例如，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史教授康罗思（J.Komlos）就指出：（1）不同于政治革命，产业革命是长久累积的缓慢变动过程；（2）在产业革命时期，整个欧洲实际上是在平行成长的，如法国和德国都有很多行业比英国先进；（3）在产业革命时期，初棉纺织业和蒸汽机外还有许多产生有重要的发展。[77]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增长与制度安排尤其是政治制度安排相联系，否则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因此，简单地以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派生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认识和重构历史就存在重大的理论误区，也必然会对社会实践造成严重的误导。宋丙涛就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制度的过分强调，掩盖了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显然，这样一种学术偏见很可能不利于我国研究水平的提高”；事实上，“由于生活于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研究者，都把市场体制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讨论前提，于是多元化的政治结构与对政府的宪政制约就都成了经济分析的前提，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因此，当有人进一步追问，有利于增长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时，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历史的解释就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78]
最后，基于对新古典自由主义历史观的反思，我们可以体悟柯林伍德的一段话：“像各门科学一样，历史学是自律的。历史学家有权利并且有义务，以他自己的科学所固有的方法来下决心去追求在那门科学的过程中相他所呈现的各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他决没有任何义务或任何权利，让别人来为他下决心，如果任何另外一个人——不管是谁，甚至于是很有学问的历史学家，或者是一个目击者，或者是一个对于做出了他正在探讨的那件事的人很有信心的人，或者甚至于是做出那件事的人，——对他的问题给了他一份现成的答案，那末他所能所的一切就是拒绝它；这倒不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资料听着想要欺骗他，或者他本人受了欺骗，而是因为如果他接受了它，他就放弃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自律性，而允许另外的某个人去为他做（如果他是一个科学的思想家的话）只能是由他自己去做的事情”，“当历史学家接受又另外的人对他询问的某个问题给他提供的现成答案的时候，这个另外的人就被称为他的‘权威’；而由这样的一个权威所做出的、并为历史学家所接受的称述，就被称作‘证词’。只要里一个历史学家接受一个权威的证词并且把它当作历史的真理，那末他就显然丧失了历史学家称号的荣誉”。[79]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借鉴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并以此来认识和指导当下社会实践时，也应该避免受制于传统智慧和固有框架。
[①]朱富强：《肯定性理性与自然秩序的诠释权之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批判》，《福建论坛》2021年第10期。
[②]朱富强：《政府的功能及其限度：评林毅夫与田国强、张维迎的论争》，《政治经济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7卷）。
[③]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14-315页。
[④]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页。
[⑤]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⑥]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4-245页。
[⑦]阿塞莫格鲁（即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⑧]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反映了美国国内的基本认知和舆论思潮。譬如，美国在2021年和2023年举为两次全球“民主峰会”以加强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在邀请120多位国家领导人中却没有新加坡。
[⑨]阿塞莫格鲁（即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
[⑩]阿塞莫格鲁（即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11]阿塞莫格鲁（即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页。
[12]阿塞莫格鲁（即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5页。
[13]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页。
[14]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页。
[15]埃里克•琼斯：《欧洲的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1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17]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18]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贯、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19]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6页。
[20]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页。
[21]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3-54页。
[22]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4页。
[23]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页。
[24]方绍伟：《<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逻辑失败》，《东方早报》，2016年11月29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0524.
[25]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6页。
[26]戴维斯：《极端经济学：韧性、复苏与未来》，冯毅、齐晓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第139页。
[27]戴维斯：《极端经济学：韧性、复苏与未来》，冯毅、齐晓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第144页。
[28]杨虎涛：《<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逻辑失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617/c40538-25157684.html.
[29]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30]Wrigley E.A., 1988,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15.
[31]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32]Jones E.L.,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4.
[33]卢汉超：《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4]埃里克•琼斯：《欧洲的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35]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36]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7]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5页。
[38]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315-316页。
[39]朱富强：《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40]https://weibo.com/3702002507/LD5Rd54T2。
[41]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采购美国商品，这显然也有利于美国工业的重建和发展。同样，欧洲利用美洲金银来购买中国产品，进而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显然对中国经济也是有利的，至少促成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但不幸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工业时代的来临，从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来发展工业和经济；而且，不久之后，欧洲列强就通过鸦片贸易和武力战争来阻止白银流入中国，并反向地攫取中国的大量财富，自此中国社会就日益贫困。
[42]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94页。
[43]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0页。
[44]阿塞莫格鲁（即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45]Gibbard A. & Varian H.R., 1978, Economics Model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5(11): 664-677.
[46]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47]Varian H.R., 1989, What Use is Economic Theory?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ugust, http://people.ischool.berkeley.edu/~hal/Papers/theory.pdf.
[48]McCloskey D., 1990, Storytelling in Economics, In: Lavioe D. (ed.), Economics and Hemeneutics, London: Routledge, PP. 61-75; McCloskey D., 1994, Knowledge and Persuation in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2.
[49]H.P.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50]姚洋：《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读书》2006年第12期。
[51]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52]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53]田国强：《对当前中国改革及平稳转型意义重大的三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有限政府的建立》，《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0月24日。
[54]李伯重：《综述：大国的兴衰》，载李伯重、韦森、刘怡等：《枪炮、经济与霸权》，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11页。
[55]很早就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都频频因为各地的军事冲突而中断。
[56]李伯重：《综述：大国的兴衰》，载李伯重、韦森、刘怡等：《枪炮、经济与霸权》，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11页。
[57]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58]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页。
[59]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9页。
[60]施诚：《荷兰：海上马车夫的黄金时代》，载李伯重、韦森、刘怡等：《枪炮、经济与霸权》，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83-84页。
[61]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0-51页。
[6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8页。
[63]朱富强：《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64]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8页。
[65]海尔布隆纳：《经济学统治世界》，唐欣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66]刘景华：《威尼斯共和国：最早的资本主义之国》，载李伯重、韦森、刘怡等：《枪炮、经济与霸权》，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40-43页。
[67]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5页。
[68]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7页。
[69]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0页。
[70]由此，我们也可以审视商人特朗普当选总统对美国带来的影响。
[71]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8-49页。
[72]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2页。
[73]朱富强：《庸人政治、偏激取向与民主社会的异化》，《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8期。
[74]朱富强：《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75]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97页。
[76]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
[77]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78]宋丙涛：《新制度经济学从私人产权向国家主权的拓展》，载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译者序第1、2页。
[79]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5-3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