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是一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著。该书的第一章是形而上学，第二章是经济的形而上学[科西克《具体辩证法》一书第一、二章的解读，笔者将另文评述]。第三章是通过一种文本学的研究试图揭示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本质，这里有解读方法，也有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具体评点。第四章的主题被明确标注为实践，这可能也算是一种从马克思哲学视域上的全书总结。本文在此主要讨论一下《具体辩证法》（以下凡引自此书均只注页码）中第三、四两章中值得认真讨论的三个理论质点：这就是科西克关于文本解读和模式的观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界说，以及实践哲学的原则。
1、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文本学
第三章一上来，科西克就是文本学的方法论讨论。从语境上看这似乎是科西克作为进入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提。这是有道理的。我注意到，这里的论述大量是解释学的观点。科西克指出，过去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理解它的经济学意义，但却不是去探究它的“总体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他的结论是，问题出在解读方法。在此，科西克特别指认了一个存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极重要的文本学（原著研究）解读盲点，即教科书架座中的非科学文本阅读。
科西克深刻地指出，在传统的文本研究中，人们通常是通过教科书的原理来理解文本的，比如经济学教科书座架中的《资本论》。第一，由于经济学教科书阅读视域仅仅开启了狭义经济学狭窄视点，于是“所有可能有碍于阐释狭义经济学问题的东西，都一概被从文本中删除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悲剧，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建构正是以他独特的丰富历史视域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物性目光；第二，“那些从‘严格的学术眼光’看只是猜想的段落，以及与经济问题无直接关系的可有可无的哲学深思也被删除了”（第117页）。这也就是说， 深植于马克思经济学实际运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被遮蔽了。科西克说，在这种座架式的阅读中，“教科书是研究文本的指南”，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栅格化过程，其中发生的事实是：“这已经不是在阅读卡尔•马克思所写的文本了，而是在阅读一个不同的改动过的文本”（第117—118页）。即经过教科书那种“绝对真理”条条框框重新编码后的文本。科西克指出，如果人们不批判地对待教科书的局限性，看不到这只不过是文本阅读的“一种特殊解释”，结果必然是一种文本学中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将不自觉地从事一种完全不同的活动；非但没有解释文本，反而改变了文本，以一种不同的意义对文本做了非批判的修正”（第118页）。 我认为，科西克的这一论述是非常重要和深刻的，它直接指认了传统理论框架的深层弊端。
而以科西克此时理解的文本学研究方法，文本并直接不等于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第118页）。因为在文本中， “作者可能并未实现他的意图，也可能超越他的意图”。在后一种情况下，“文本（作品）所包含的比作者预期的‘更多’”。科西克站在解释学的立场上说：“文本的历史就是它的解释史”（第119页）。 因为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解释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强调同一文本的不同方面，赋于它某些方面以特殊的重要性。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会关注文本的不同方面，一些东西在此时是重要的，另一个时期中又会突现另一些方面。“文本的生命就在于给它赋于意义的过程”（第119页）。所以， “文本的客观意义和内在问题，必须放在一定的‘理智环境’和社会历史实在中加以解释方能揭示出来”（第125页）。
居此，科西克提出了一个文本解释的三要素说：
第一，“它在文本中没有留下不透明的、未加说明的或‘偶然的’段落”；
第二，“它对文本的各部分和整体都做了说明，它是完整的，没有内部矛盾、逻辑缺陷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第三，“它保留并捉住了文本的特征，把这个特征当作文本结构的构成要素和对它的理解的构成要素”（第119页）。
读下来，科西克的文本学与他模仿的解释学相比还是粗糙的。不过有一点，科西克将解释理论的一些重要原则引入马克思的文本学研究是重要的，特别是科西克明确地提出不能将任何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意识形态地误指为绝对真理。因为，我们“对文本的每一种解释都同时是对它的评价”（第120页）。这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的， 当我们在界说马克思文本中的“意义重大的和意义不大的、恰当的和过时的、重要的和将要的”时，这已经包含了不可避免的“隐晦的评价”。这一点是正确的。
有了这样一种文本研究方式，科西克很快就转到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上来。于是，他又涉及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逻辑问题，即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解读模式问题。科西克明确表示了对马克思哲学发展过程特别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状况的不满，对其，他用了“千篇一律肤浅无聊”的评价。科西克明确反对在过去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居统治地位的那种他称之为“马克思理智发展动力学”的观点。通俗一些说，也就是以一种目的论模型解读马克思思想进程的研究方法。依他之见，这种研究模式有两个功能：一是“理智及其整体动力系统的直观表象”，它会延伸出特定的发展轨道的“方向、曲折、倒退、复杂性和偏离”；二是这种系统“为理解个别著作、个别时期和个别观点提供概念手段”。再具体点说，这种理智发展动力学模式又可以有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是“经验—进化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种世界观的思想基质不断发生，在不断消除错误确立真理中越来越深刻。这实际上是一种波普式的试错论的量的渐进发展论。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这种模式并不多见。
第二种模式是革命模式，也称“通过危机实现进化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中世界观的发展表现为一些“截然分开的阶段”，它们意味着“从一种世界观突然地转变到另一种世界观”，“在这种转变中，过去或前一个阶段被当作片面的、错误或虚幻的东西加以否定”。这有些像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分期理论。
第三种模式是“历史具体化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一定阶段形成一种丰富的世界观，“它的基本主旨和基本问题永远不会被放弃或超越，而是被进一步发展，被精确地提出来”（第126页）。 以我的理解，这主要是指前苏东理论界的认知模式。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涵盖以人本主义来统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派。
科西克当然反对这一切。遗憾的是，科西克忘了说明一下他自己到底主张什么以解读构架来面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全程，便急急忙忙去论说其它问题了。
科西克声称，他还进而发现所有这些研究模式都内含了一种假定，即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从《手稿》到《资本论》的转变是从哲学向科学的转变。不管对这种发展作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评价，不管把它看作是前进还是退化，人们总将它描述为逐步抛弃哲学及其问题，而代之以科学和精确的科学问题”（第127页）。集中为一句话，即扬弃哲学。 扬弃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后来主要是走向现实，即通过“现实化”和“转变为辩证的社会理论”。科西克认为，把马克思的思想最后定位于对哲学的扬弃（实际上是放弃），必然会导致“双重的扭曲”：“第一，显露经济之本性的历史实在被模糊了。第二，人被囚禁于他的主观性之中。因为如果所有概念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范畴，只表现人的社会存在，那它们就成了人的自我表现形式，而每一种对象化形式也都只是物象化的变形”（第132—133页）。科西克认为，哲学是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核心理论构架。即便在马克思的晚年经济学、历史研究中，离开了马克思的哲思，都不可能真正科学地理解马克思。
2、马克思的《资本论》本真语境
按照科西克的文本学方法，也按照他上述对马克思哲学逻辑的看法，他立刻发现与传统理论框架对《资本论》不同的解释：“《资本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构造经济学，把它和社会学、历史哲学、哲学拼接在一起”了。所以，科西克界定《资本论》文本的关键线索是“科学（经济学）与哲学（辩证法）的关系”（第121页）。在他看来，“《资本论》不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 而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第149页）。这是非常对的。 依他所见，除去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结构和客观规律的批判性描述，与此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还重点研究了“对这个系统实行革命性摧毁的主体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我认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一种重要进程，因为无论是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是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这一点上都是不甚明确的。
科西克说，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是通过三大卷描述了社会主体的某种“奥德塞式漂泊历程”。他认为，马克思这是承袭卢梭、歌德和黑格尔的一种文化“隐喻式基调”，即为了认识自己，主体必须周游世界，遍历磨难，才可能回到自身的真正体悟。他说，《资本论》是“具体历史实践的‘奥德塞’”（第139页）。实际上， 就是历史进程意义上的异化逻辑。所以，科西克必然要指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系统，一个由‘无意识主体’（价值）的运动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从整体上表现为一个剥削他人劳作的系统，表现为一个大规模地再生产自身的系统，亦即一个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的机构。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物像化和异化的动力系统”（第137页）。 这一段分析也是精深的。
更重要的是，科西克对马克思经济现象物化和异化的批判是十分独特的。他不同意马尔库塞指认马克思《资本论》中每一个经济学概念都是哲学规定的说法，而是通过认真界划专门科学的经济学与哲学思考的异质性。他认为，经济学范畴是不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实在，弄清社会——人类实在是如何形成的”，因为“经济范畴是人类对象化的历史形式”，它们对社会的生活起一种类似象形文字的作用。只有哲学，才能批判性地揭示出实在的本质和科学认识的方法，才能进一步说明“经济范畴的外表是它们隐蔽本质的必然表现”。在科西克看来，人类社会真正的“实在是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人的实践过程”。这种新的实在概念有三条：一是“人的社会—历史对象化的特定形式”；二是“主—客体关系的某种具体的历史水平”；三是“历史与超历史的辩证法，即本体论限定和生存限定的统一”（第 143页）。科西克的这一表述真的说明了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当然这也已经掺杂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在科西克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在经济现象的背后深刻地揭示出了实在的本质。“马克思在客体世界的背后，在价格、商品、资本的各种形式等等的运动背后，揭示出了客观的社会关系世界，亦即主—客体辩证法”（第144页）。这是哲学透视镜的认知结果。这样， 人们才有可能发现“经济是人及其社会产品的客观世界，它不是物的社会运动的客体性世界。物的社会运动掩盖着人及其产品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上转瞬即逝的经济形式”（第144页）。 马克思“把经济范畴的真实运动当作人的社会运动的物像化形式展示出来”，这也是说，“物的社会运动范畴是人的社会运动的必然的、在历史上暂时经过的存在形式”（第144页）。 这是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的观点，这完全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基本原则。但是，科西克没有注意认真区分一下，他这里所批判的“经济”，实际上只能是狭义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而不能简单地泛指一切。
科西克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物与人是可以互换的。物被人格化了，人则被物像化了。物被赋于了意志和意识，它们的运动成了有意识和有意志的；而人则变成物的运动的代理和执行者。物的客观进程决定着人的意志和意识；物的运动把人的意志和意识当作它的自身中介”（第145页）。这是马克思加青年卢卡奇。我觉得， 这里的分析也可以视为科西克前面所谓伪具体世界批判的具体化。“从物的社会运动中引出的规律性，植入人的意识而成了鹄的和目标；主观性的目的客观化，它作为物的趋向或存在目的不依赖于个人意识起作用”（第145 页）。“人（经济人）只是物的社会运动的代理人或人形面具”（第145 页）。这是物化现实对人的意识的渗透。实际上，马克思“证明物的社会运动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历史形式，而物像化意识也只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形式”（第145页）。由此，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也必定是历史的暂时的，而不是代表人的自然本性的水恒不变的公理。
基于这种批判性的分析，科西克最后从正面提出，真正的“社会存在不是坚硬的或动力性的实体（Substance）， 也不是不依赖主体实践的先验实体（entity）。它是社会实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即人类历史实践及其对象化形式”（第146页）。说到位， 真正的人的本体论就必然是劳动的本体论。但是，科西克还是忘了说明一下，这里的劳动规定与前面他描述的真实实在的关系。从逻辑上推论，这也应该是那个抽象本体的具体规定。进一步说，科西克认为“劳动不是人所从事的劳作（work）活动或工作（a job）。劳作活动或工作也影响人的心灵、 习性和思维，但只影响人类存在的有限方面。劳动则是一种渗透人的全部存在并构成人的特征的进程”（第149页）。 这已经很像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种作为与现实劳动对立的代表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主的创造活动的劳动。我们再看科西克的说明：“劳动是一种进程和行动，其中发生着与人和人的存在相关的事情”（第150 页）。劳动在动物与自然关系中插入一个中介，使人超出了动物的本能，形成了人类独一无二的行动。在劳动中，自然降低为人的存在的纯质料，而人则创造出人化的需要。并且，只是劳动才创造了“人类时间的三维性”，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别是那个未来时间向度。“只有那个在劳动中超越了虚无的动物性需要的存在，才能在约束自己需要的行动中展示出未来是他存在的一个向度”（第 151页）。动物被时间控制，而人则通过劳作控制时间。同时，劳动的基本要素是对象性。“在劳动过程中表现时间之前进的东西，在劳动产品中则表现为时间之流的凝聚或扬弃，表现为滞留和持续。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在实现未来竭力时改造着过去劳动的结果。作为人类存在基本向度的人类时间的三维线性锚定在人的客观行动——劳动之中”（第152页）。科西克认为， “时间的三维性和人的暂存性以对象化为基础。没有对象化，就不存在暂存性”（第152页）。这一段分析， 显然有海德格尔的痕迹，特别是时间的三重性的统一，以及作为与时间相关的暂存性（即海德格尔所说人的有死性或有死者）。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深层支配科西克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海德格尔式的新人本主义哲学逻辑。所以，科西克一定要说：“作为‘人学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第163页注41）。
3、实践的哲学逻辑
《具体辩证法》的第四章好像是一个理论小结。这个总结以实践为关键词。科西克说，哲学意义上的实践不能从实用的意义上理解为外在对象的操控和支配。马克思提出实践的规定，主要是回答“人是谁？社会人类实在是什么？这个实在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三个本体性的问题。在这一理论尺度上看，实践是一个“本体实在性”的规定，因为只有“实践是人类存在的界域”（第170页）。那么， 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依次为：人是一种通过实践创造存在的存在，这种存在的本质是特殊的社会实在，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这个实在才得以形成。科西克认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一个近代的产物。这倒暗合了后来福科说的“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一语。
科西克认为，就实践的本质和普遍性而言，实践是人的秘密的揭露：“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实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第170页）。 由于实践是人类社会实在的唯一基石，所以实践是“人类存在（即构造实在的过程）的决定因素”。也因此，科西克常常指认“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在他看来，实践是能动的、在历史中自我生产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更新”。它是在客观活动中“不断建立起来的人与世界、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产品与生产能力的统一”（第I71页）。 一般而论，科西克这里对实践的表征并无大错，但是总体上看，这种描述本身由于严重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的意味。所以，科西克如下对实践的这些玄而又玄的规定就不奇怪了：“人的存在就是社会—人类进程与超人类实在以特殊方式接触和冲突的所在。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的存在以社会—实在的实践性生产，和人类实在、超人类实在乃至一般实在的精神上的再生产为基本特征”（第190 页）。这真够理解一阵的。
科西克还认为，“人在实践中形成了于一般实在的开放性。人类实践构造存在（onto—for—mative）的过程是使本体论成为可能的基础，它使对存在的理解成为可能。构成社会实践人类实在的过程是展露和理解一般实在的必要前提。实践是构造人类实在的过程，也是从存在方面揭露宇宙和实在的过程。实践不是封闭在社会性和社会主观性的偶象中的人的存在，而是人对实在和存在的开放”（第173—174页）。实践的开放性创造世界，因而使世界产生意义。“人是在行动中把意义给予世界，并在世界中构造出一个意义结构的”（第183 页）。更重要的是，人类实在不是前历史的、超历史的不变实体，它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当然，在实践构造实在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改变了。“实在是人的实在，但这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在自然中构造超自然的社会—人类实在，并通过历史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第189 页）。这是一种被重新设置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本身就是自然的。同时，他又通过主宰‘外部’的和他自身的自然，在自然中构造了一个新实在。这个实在是不能还原为原有自然的。人建造的社会历史实在世界是从不依赖于人的条件中产生的，没有这些条件它是不可想像的。但它又表现为一种不同的质，不能还原为那些条件”（第88页）。这样，“作为人类本质的社会实在与它的产物和实存形式是不可分离的，它就存在于这些产物的历史总体之中，这些产物决不是外在附属‘物’，它们揭示出（实际上是倒溯地构造出）人类实在的特性（即人的本质特性）”（第105页）。
也是在这个语境中，科西克表示他反对将环境与人分裂开来的二元论，他自认为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科西克认为这种二元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造成的。因为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社会实在的主体运动从客观运动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一种相互对立的状态：“一边是纯粹的主观性，另一边是物像化的客观性”（第93页）。而一元化的“社会实在比环境和境况要丰富得多，具体得多。这恰恰是因为社会实在包含着构造这些环境和境况的人类客观实践。境况是社会实在的固定下来的方面。就在与人类实践即人的客观活动相分离的那一瞬间，它们变成了某种僵化的无精神和东西”（第93页）。科西克指出，“实在不仅以‘客体’、环境和境况的形式存在，而且首先是作为人的客观活动存在。正是人自己把环境当作人类实在的客观化成分构造出来”（第94页）。“历史之外的环境、没有主体的环境不仅是僵化的、神秘化的人造物，而且还缺乏任何客观意义”（第95页）。
科西克还指出，实践的对象化劳动规定必然会导致的有死性，这种人的对象化使“实践渗透人的整体，在总体上决定着人”（第171 页）。实践不是人类存在的某一特征，而渗透在人类存在一切方面的本质。他以为，文化和文明，或曰社会—人类实在，不是人为抵御必死和有限而建造的盾牌。但是，“只有在文明的基础上，即在人的对象化的基础上，人才发现自己的必死和有限”（第171页）。 实际上这是一种被绝对化了的历史性，并且显然是透过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视镜。可科西克的认证是奇怪的。他说，人是通过劳动的对象化才意识到死是自己的“未来归宿”，如果人是从未来的基础上构造现在，也就是向死而生了。
同时，“除了劳动的要素之外，实践还包括生存的要素。它既表现在人的客观活动中，又表现在构造人类主体的过程中”。在前一种劳动的对象化活动中，人改造自然，并把人的意义雕凿在自然材料上面；在后一过程中，焦虑、恶心、恐惧、愉悦、欢笑、希望等生存要素是作为切实的“体验”而作为争取承认的斗争（即实现人类自由的过程）的一部分表现出来（第172—173页）。科西克认为，“没有生存的要素，劳动就不能成为实践的组成部分”。没有生存的追求，没有渗透了人的全部存在的斗争，实践就真的“降低到工艺和操控的水平”，即“拜物教化的实践”。
最后，科西克以这样一个断言回到《具体辩证法》文首的一段话：“辩证法探求‘物自体’。但‘物自体’不是平常之物，确切地说，它根本不是什么物，哲学研究的‘物自体’就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换句话说， 它是人在历史中发现的世界总体和存在总体中的人 ”（第190页）。这算是一种自己提问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