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暴露了怎样的弱点？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弱点，就会对中国变本加厉。很显然，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克服这些弱点，那么就不仅输了这一轮竞争，今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被美国所暴露的弱点也不全是坏处。所谓的弱点就是从前被自己所忽视、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重要的领域。如果在知道了弱点之后，努力克服，亡羊补牢，无疑对国家的未来的发展是正面的，甚至具有推动性作用。

暴露的弱点无疑有很多，但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大的领域。第一、工业体系的脆弱性。如果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来说，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见的。

具体来说，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有速度、有“大而全”，但缺质量、附加值和原创。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速度”奇迹，20多年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为世界第二，不过，并没有出现中国质量和价值。工业体系呈现出“大而全”的局面，几乎什么都能生产，并且生产能量巨大，很多领域的产能占据世界第一或者第二。实际上，一些产品，如果中国开始生产，就轮不到其他国家了。在很多年里，人们普遍相信，珠三角足以加工和提供全世界所需的产品了。这也就是美国老说“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的原因。

除了少数几个领域，例如人工智能（AI）、超级电脑、航天、生物科技等，总体上说中国工业缺少核心技术，尤其是原创性技术。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单向依附性经济体，即中国依附其他经济体，而不是相反。所谓的“加工业”就是为其他经济体加工，是对人家的技术的加工，是依附于人家的，造成一种“人家缺了你可以，但你缺了人家不行”的局面。

若世界市场不存在 中国会怎样

缺少技术创新也意味着产业的低附加值。很多年里，很多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技术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很有限。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一变化，很多产业就开始面临危机了。

即使就技术的应用来说，产业界也存在着严峻的问题。如果把机械化界定为工业1.0版，自动化2.0版，信息化3.0版，智能化4.0版，那么中国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1.0版和2.0版之间，3.0版和4.0版也有，但大多是其他国家技术的应用。如果存在着容许技术自由流通的世界市场，那么企业可以从世界市场上获取技术，不断升级。但这里的危险在于，一旦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市场不存在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会发生即刻的危机。

换句话说，如果发达国家不提供技术了，1.0版和2.0版的产业仍然可以自主地生存和发展，但使用3.0版和4.0版技术的企业就要“休克”了。互联网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总以为互联网是中美两家。但实际上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互联网技术只是美国技术的应用。如果美国真的中断互联网技术供应，中国就可能要回到“内联网”时代。

在国际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际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所以企业必须遵守和服从市场规制，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一些中国企业（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要求西方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市场换技术。而另一些企业（例如中兴）尽管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技术等利益，但并没有遵守市场规则。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不企业本身有能力创造，无需依赖国际市场；要不服从国际市场规则，从国际市场获得技术。企业国内不守市场规则的行为一旦延伸到国际市场，肯定要出问题。对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看得很清楚，他们现在也知道如何来对付中国企业了。

第二、对国际层面的事物发展缺乏预判能力。贸易战绝非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但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人都相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可想象。美国学者提出了“G2论”，或者经济上的“中美国”，中国学者相信“夫妻论”。两者的依据是一样的，即中美两国之间高贸易依存度。不过，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高贸易依存度不仅不能避免贸易战，反而会促成贸易战，取决于进出口是否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的低，但最终欧洲国家之间还是发生了战争，并且是热战。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与德国和日本之间也发生了贸易战，而德国和日本还是美国的同盟，安全上完全被美国所整合。中国和美国既缺乏欧洲国家之间那样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也缺乏美国与德、日之间那样的同盟关系，因此贸易战几乎是必然的，尽管贸易战对双方都会是伤害。

基于简单而乐观的假设，中国对贸易战没有做任何准备。直到贸易战来了，人们还简直不敢相信，认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疯子”才会这样做。这种认知更没有驱使有关方面去认真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尽管多年来，中国高层也一直表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的，但在政策层面的确缺失有效性。中美双方的贸易不平衡也并非是中国的原因，更多的是美国的原因，因为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但不管是谁的原因，巨大的贸易逆差都要去解决，如果得不到解决，肯定要发生严重的后果。

第三、对事物的本质缺少判断能力。很长时间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盛行“经济决定论”，一切为了经济，考虑问题也基本上过分强调单向面的经济要素。就贸易战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贸易战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很多人停留在经济思维，仅仅从经济上来理解贸易战。理性地说，贸易战发生了，如果能够把此局限在经济领域自然是最理想的，人们也不能用其他手段来解决贸易战。但如果不能考虑到贸易战的外部影响，就会判断失误。就这次贸易战而言，一些人对中美关系演变的本质缺失正确的判断。

贸易战仅仅是其中一种体现方式（或者特朗普方式），如果没有贸易战，也会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例如在南中国海、台湾、朝鲜半岛等）。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就需要全面的调整；调整好了，就可以维持和平；调整不好，就会发生冲突。这也是历史所证明的，即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暴露了社会反应的脆弱性。对内部来说，社会的脆弱性是最为关键的。概括地说，社会的反应表现为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一些人支持美国的贸易战，幻想来自美国的外在的压力少，则促成政府降低进口关税，多则促成内部的进一步改革。

特朗普在中国可能要比在美国更受欢迎。直到今天，特朗普和美国的主流社会（尤其是媒体）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在中国则不然，一些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抱有过多的幻想。就贸易战而言，外在的压力从来没有促成内部更好的发展，这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里面可以看到。

“恐惧感”促使对华政策改变

中国并不想打贸易战，贸易战也不是中国所发起。不过，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是中国的一些人“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这里的“唤醒”主要指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面的“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仅仅是中国本身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就如德国的工业4.0项目一样，但对很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这是为了超越美国和西方的项目。“一带一路”在高层看来仅仅是中国的发展“倡议”，并且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的倡议，但发展机会属于大家的，利益是大家共享的。

通过近代以来的探索，中国的确形成了“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不存在必然的冲突，而更多的是互补。尽管中国也强调“中国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选择，但同时强调不会输出模式。但对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中国模式”的目标就是要打败西方模式了。这种过度的宣传和解读无疑给西方制造了一种“恐惧”，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西方要被中国所超越、所取代，而这种“恐惧感”又促成美国（和西方）改变其对华政策。

不管如何，现在中国的“敌人”已被唤醒，并且从各个方面开始向中国发难了，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这里的问题是，这场贸易战能够唤醒中国本身吗？如果只唤醒了“敌人”而不能“唤醒”自己，未来的前景只有更坏、没有最坏。但如果在唤醒“敌人”的同时也“唤醒”了自己，便是进步的动力。

和美国（西方）的冲突迟早总要到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应付的问题。中国所需要的既非像一些人那样毫无自信而“乞求”外力，更非像另一些人那样盲目自大而走向“义和团主义”，而是在摸清楚自己的家底之后，理性应对贸易战；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自己在一些技术领域的优势，而在更多的领域抓紧补课，踏踏实实地求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而非超越和打败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打败中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