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方向，特别是对古巴政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再次开启与该国的冷战。不仅如此，华盛顿方面将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两国政府视为威胁，企图颠覆两国政权。2018年9月，特朗普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称再次将“门罗主义”原则作为美国一项正式的外交政策，拒绝别国干涉西半球和美国自身事务。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直接暗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改变对中拉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特朗普政府正通过政治施压和激烈言辞遏制中国的参与。美国将门罗主义重新引入对拉政策的做法是否妥当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过去特别是冷战时期保证该政策有效的环境如今已不复存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冷战时期两种对立经济模式的竞争，而拉美地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该地区很难再调整自身策略以适应美国的利益需求。

关键词：门罗主义 拉丁美洲 美拉关系 中拉关系 中美贸易战

作者简介：马科斯·C.皮雷斯（Marcos C.Pires），经济史学博士，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和科学学院教授、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孔子学院董事会成员；卢卡斯·G.德纳西门托（Lucas G.do Nascimento），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社会学—国际关系与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金砖国家青年能源署（BRICS YEA）成员，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地缘政治、区域一体化和世界体系”课题组研究员。

2013年11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洲国家组织（OAS）总部发表演讲时称，“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理论上，该宣示结束了美国对拉丁美洲命运长达190年的强硬操控。此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4月10日第七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美国与拉美关系将迎来新时代，双方应超越过去的意识形态障碍，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启新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自美古双方2014年12月17日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古巴领导人首次参加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方向，特别是对古巴政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再次开启与该国的冷战。不仅如此，华盛顿方面将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两国政府视为威胁，企图颠覆两国左翼政权。另外，2018年2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德克萨斯大学发表演讲，告诫拉美国家警惕中国的影响：“拉丁美洲不需要只想为自己的人民赚取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列强。”这一说法使人联想起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2018年9月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称再次将门罗主义原则作为美国一项正式的外交政策，拒绝别国干涉西半球和美国自身事务。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直接暗示。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改变对中拉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特朗普政府正通过政治施压和激烈言辞遏制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参与。这与前总统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当政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截然不同，这两位总统大体上认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活动不会与美国的优先事务发生冲突。

因此，本文旨在分析美国在与拉美关系中转变立场的动因，以及这一转变将如何影响中拉关系。为此，本文将努力探索以下几点：一是简要论述门罗主义在美拉关系史上发挥的作用，二是讨论中美对拉美政策的演变，三是梳理中美两国政治、贸易和科技争端及其在拉美的表现。

一、门罗主义和拉丁美洲

门罗主义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名字命名。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国家纷纷独立，为了保护新生的主权国家免遭欧洲列强的干涉，门罗总统于1823年提出了该项政策。门罗主义包含三个要点：一是划分美洲和欧洲的势力范围，二是欧洲各国不得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进行殖民，三是欧洲不得干预美洲的事务。尽管当时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执行这些原则，但却依靠英国的暗中帮助保护了美洲各国的主权，正如该地区的独立进程那样得到了英国的强力支持。

随着美国不断谋求自身发展，其干预拉美事务的能力显著增强，在1846—1848年美墨战争中取得胜利。20世纪初，美国开始实行“罗斯福推论”政策，该政策是对门罗主义的扩展，允许美国使用武力保障自身在拉美地区的利益。由此，多个拉美国家被军事占领，如古巴（1906—1910年）、尼加拉瓜（1909—1911年、1912—1925年、1926—1933年）、海地（1915—1934年）和多米尼加（1916—1924年）。除了干预政策，美国还实行了所谓的“金元外交”，即“用金元代替枪弹”，主张支持美国的金融资本在拉美扩张，使得该地区形成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美国强行让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并建造巴拿马运河，正是体现该政策的显著例证，这与发生在中美洲的多起武力干涉如出一辙。巴西学者巴斯托斯曾说道：“即使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武装干涉拉美地区，尽管佯装使用美元代替枪弹，但不断地在该地区攫取财富仍将导致诉诸武力。实际上，维持一个财政金融保护国地位的问题就在于难以将干预仅限于海关控制。为了维护政治秩序，掠夺他国财政盈余用以偿付美国债权人，美国需要更多地干涉别国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镇压拉美民族革命运动的需要与日俱增。例如美国掌管了多米尼加的税务当局，最终演变成1916年对该国的军事占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尼加拉瓜（1927年打击桑地诺领导的反美游击队）和海地（1917年）。”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奉行孤立主义，加之大萧条的冲击，美国宣称对拉美的政策要在之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只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时，美国才宣布改变自身立场。从此华盛顿方面开始调整对拉美地区的政策，提出了所谓的“睦邻政策”，意在寻求将整个拉美地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欧洲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过去使用的武力和经济胁迫政策被日益增强的合作所取代，美国希望借此扩大对拉美投资，并在文化上建立前所未有的美拉友好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时代开始，美国通过1947年签署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TIAR）寻求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联盟。该文件规定了西半球共同防卫条款，即西半球之外国家（当时特指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美洲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攻击。数月后，美洲国家组织于1948年4月成立，主要任务便是打击拉美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此后，美国再次采取干涉主义立场，蓄意破坏拉美左翼政府，资助多国政变。

随着古巴革命的爆发、卡斯特罗政府加入苏联阵营，美国对拉美的干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古巴革命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分水岭。1961年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寻求与拉美建立新关系，准备实施“争取进步联盟”（APP）计划，另一方面却秘密策划了一次失败的入侵，即“吉隆滩事件”。关于“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原则，肯尼迪阐述到：“……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达到适当的生活标准、所有人都能享有尊严和自由的半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治自由必须伴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我们的‘争取进步联盟’是一个由自由政府组成的联盟，必须致力于消灭在西半球毫无合法地位的专制统治。”

“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短暂实行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美国的外交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支持右翼军事政变，扼杀拉美人民的民主和民族主义愿望，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做法与拉美人民要求民主化和民族自决的声音背道而驰。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卡特总统当政时，美国才真正扭转了支持独裁的政策，转而捍卫人权并支持南美洲的民主过渡进程。然而，到了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加紧在中美洲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违反人权的活动变得十分猖狂。同时，令美国担忧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这不仅严重困扰该地区的经济，而且威胁到美国银行业的稳定。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政策。例如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12月举办的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进入21世纪，美国国务院在拉美地区的政策重点首先是打击毒品贩运，其次是阻止非法移民。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普遍退潮，在拉美多国因左翼和中左翼政府上台掀起的“粉红浪潮”也加剧了美国的这一趋势。事实上，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对亚洲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担忧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最终在2005年于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召开的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被埋葬。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恢复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承诺与拉美国家之间建立公正的地区关系，这使得门罗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改变。如媒体所言，这一改变肇始于2013年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结束长达190年的门罗主义方针。然而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后，重新将干涉主义原则带回华盛顿对付拉美地区的政治工具中，扰乱那些被认为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政府，并企图阻止俄罗斯和中国等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在该地区的活动。对此本文接下来作进一步分析。

二、拉丁美洲成为中美

政策争取的目标

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对粮食、矿产和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中拉关系自21世纪初期以来不断强化。从贸易总量来看，中拉双边贸易涨势惊人：2000—2016年间，双边贸易额从约150亿美元增加到2440亿美元，其中2014年高达28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主要的贸易伙伴有6个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此外，促使中拉关系增强的因素还包括持续的融资优惠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投资集中在石油、电力、农业综合企业和耐用消费品等领域。

除了经济层面，中国还希望与拉美地区深化政治交流，突出双方作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广泛合作空间。2016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重申了2008年出台的第一份对拉政策文件中的要点，指明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具体的合作机遇。这一合作前景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年）》中得到体现。该文件由2015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其结构可以被概括为“1+3+6”合作新框架。“1”代表该规划本身，阐明2015—2019年阶段将开展的具体项目；“3”是指三个关键的合作引擎，即贸易、投资和金融；“6”是六大重点合作领域，即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

为了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水平，2018年1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号召拉共体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议双方共同建设陆洋一体的大联通，培育开放互利的大市场，打造自主先进的大产业。这也是该倡议的题中之意。

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越来越多的参与引起了美国政府对这个西半球外来者的关注和反应。美国外交家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尽管2005—2013年间美国并不担心中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当时中国仅被视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将产业转移到亚洲尤其是中国，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策略，可以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苏珊·伯格就此评论道，生产转移和外包的过程以及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大型科技公司（例如苹果公司）能够与分包商（例如高通、富士康）合作，加快新产品（智能手机）的上市。实际上，2015年之前中国公司仍然在全球化中居于次要地位，主要从事无需创新能力、低附加值的生产工序。但从那以后，中国在多个产业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公司的强劲对手，如高科技消费产品、复杂的系统和应用程序，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理论上讲，中国在拉美的活动对美国而言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中国在该地区购买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用于生产廉价的消费品，保证消费者满意，同时也保证美国公司的利润。但问题在于这一假设是静态的，忽视了中国自身也可以掌握尖端技术、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及其高级官员曾经就抱有这样的观点。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历任助理国务卿香农、巴伦苏埃拉和雅各布森的言论均可作为例证，他们都曾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关于拉美的次级对话。2006年香农与中国时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戴秉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曾钢举行会晤，他后来到访日本时表示，美国认为中国突然对拉美地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会产生消极影响，相反，可能会带来积极因素；中美双方开展对话，像本次就拉美问题进行次级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强烈需求使得美国将中国在拉美的出现视为稳定因素，有利于缓解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国际收支压力。

类似地，2010年8月19日，时任助理国务卿巴伦苏埃拉在参加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关于拉美的次级对话后表示：“我们不会将中国视为威胁……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为拉美地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美两国都将受益于一个繁荣稳定的拉美，该地区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贸易当中。”2013年11月13日，雅各布森在主持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关于拉美的次级对话会议后作出同样的声明，即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参与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美双方在拉美的活动不应被当作零和游戏。另外，她还指出：“我们看到中国在（西）半球越来越多的参与，无论是中国与该地区的商业往来还是投资关系，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

特朗普上台后，正如前文所述，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极端保守派的压力下，美国结束了对中国参与拉美的“友好”政策。2018年2月，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警告拉美国家：“……尽管这种贸易带来了好处，但是中国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造成失业并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拉丁美洲不需要只想为自己的人民赚取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模式使人联想到过去……这不见得必须是这个半球的未来。”如果蒂勒森的立场还能被认为是“克制的”，那么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Mike Pompeo）就任国务卿则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拉美事务所采取的立场即使不是攻击性的，也将变得更加强硬。在特朗普针对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使用保护主义措施而引发贸易战的背景下，这无疑令人担忧。对此本文将在接下来进行简要的探讨。

三、贸易和科技纠纷下

中美在拉争端

中美贸易和科技争端加剧，严重影响了主要拉美国家在政治和贸易上的选择。需要强调的是，当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不足以与美国抗衡时，它从未被当成一个真正的挑战者。然而，中国在生产、金融和科技方面的进步改变了争端的格局。中国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其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中国具有强大的进口能力，可与美国的进口量相匹敌；中国拥有支持全球生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即“一带一路”倡议；再加上近期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如在5G网络和人工智能系统方面都形成了能与美国相媲美的竞争基础。

鉴于中美争端对拉美国家的影响，下面首先介绍两国争端的概况，然后分析这些争端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表现。

（一）中美争端概况

美国对中国态度从接触转为对抗的改变肇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在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自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于2011年在夏威夷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了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转变：“……然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有活力、更加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一个更加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从而促进安全和繁荣，推广普世价值，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倡导信任和责任，在今天存在的种种挑战面前鼓励有效合作。正如美国在塑造跨大西洋架构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一样，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也正在这样做。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是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充满活力而又复杂的地区收获前所未有的成就和伙伴关系的时期。”奥巴马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定试图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自由贸易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因为美国的退出，导致该协定失败。

事实上，自特朗普于2017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不断升级，涉及政治、贸易、科技和防御问题。围绕本文的主题，现将争端的有关方面罗列如下。

1. 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自尼克松访问中国以来，美国一直承诺遵守1972年《上海公报》所载的这一原则。在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因此，对于2016年12月特朗普在上任前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的行为，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行为。而美国向台湾地区当局出售武器、派军舰多次通过台湾海峡等行动都加剧了中国的不满。此外，美国于2014年和2019年公然支持“港独”，亦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2.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是中美两国分歧的焦点所在。该海域岛礁众多，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对海域归属存在争议。中国主张“九段线”以内的海域属于中国管辖范围，美国对此提出异议，于是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逻辑：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民用和防御设施，美国则组织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FONOP），在中国所属的岛屿附近通行，挑战中方对相应海域的主权。南海是国际海上交通运输最繁忙的交通线之一，可以想象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乏矛盾因素。

3.贸易战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从多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包括中国。2018年4月中国政府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采取了反制措施。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由此开始并延续至今。这个话题十分复杂，双方不断有新进展，但纷争远未解决，因此需要单独讨论。

4.科技战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禁止美国向中国智能手机公司中兴通讯出口产品。2018年7月中兴通讯向美国司法部支付14亿美元罚款后，美国宣布解除对该公司的禁令。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美方指控该公司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案。2019年5月特朗普颁布一项政令，禁止美国企业购买和使用华为产品，也禁止向华为公司出售零部件。2019年6月，习近平与特朗普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同意重启经贸磋商，美方撤销对华为公司的制裁。然而,事态依然紧张。美国当局一方面向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施压，阻止它们使用华为公司的技术，另一方面限制向华为公司出售零件和系统。例如，2019年10月2日，华为智能手机Mate 30不再拥有直接访问谷歌应用程序商店（Google Play）的权限，导致该款手机无法使用谷歌邮箱、谷歌地图等程序。

5.“一带一路”倡议和“建造法案”（BUILD Act）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宏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项目，旨在扩大和增强区域合作。该倡议包含两条路线，一条是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条是海上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聚焦互联互通和相互合作。开始主要是连接亚欧国家，后来通过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建设扩大到非洲和拉美国家。为了向该倡议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在2014年设立了丝路基金，规模为400亿美元，此外还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有利于弥补亚洲开发银行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

然而，华盛顿方面却批评“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向贫穷且负债累累的国家提供贷款将导致贷款缺乏标准、债务国违约。在美国政府门户网站“连线美国”（Share America）上，“一带一路”倡议遭到了严厉指责，并用漫画的形式描绘了一位男士被肩上印有中国国旗的包袱压得步履蹒跚。该网站称：“各国开始意识到轻易获得贷款要付出的真实成本和掉入债务陷阱后要承担的后果。提供贷款的国家借助债务获取战略性资产，例如港口或政治影响力。当斯里兰卡面对难以偿还的贷款时，该国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将一个重要的港口租赁给中国，租期为99年。”

美国两党派多名参议员甚至于2018年8月联合致信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发展中国家可能提出的纾困请求，警告“一带一路”倡议贷款所隐藏的风险。在信中，参议员们提出以下问题：“您计划如何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基础设施融资的风险？”“您认为其他国家是否会因为‘一带一路’倡议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纾困？哪些国家将这样做？”“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捐助国，如何运用其影响力确保纾困条款能够阻止仍在进行的‘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或者阻止新项目启动？”“美国如何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向各国通报中国基础设施贷款的风险？”“美国如何与盟国和伙伴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投融资替代方案？”

有趣的是，美国在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领域横加干涉，其本国精英便借此粉饰美国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方面的态度以及该国设置的陷阱。正如1979—1981年间，美国突然连续调整利率，拉美国家深受其害。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做的改革，减少了对水电堤坝、港口、道路、灌溉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为了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美国于2018年10月通过了《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根据其英文缩写BUILD，亦被称为“建造法案”），设立了自己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由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运作，以加强与中国在该领域的竞争。该法案称：“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是一家新设立的机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下属的发展信贷管理局（DCA）整合而成。该机构将推出创新型金融产品，更好地促进私营部门资本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美国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据估计，美国这个新的基金通过协调公私部门，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贷款。至于是否与世界银行信贷额度具有相同的规则，则需要相关贷款要求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如果相同，发展中国家很难从美国获得比中国更加有利的贷款条件。

上文提到的大部分问题都促使美国在拉美地区抑制中国的影响力，接下来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

（二）美国向中国在拉美的活动施压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华盛顿精英将中国视为战略挑战，正如美国2018年公布的《国防战略》文件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者：“长期战略竞争再度浮现，是美国繁荣与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现在日益清楚的事实是，中国和俄罗斯想要重塑世界，将世界纳入其威权主义模式的轨道，同时获取对其他国家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否决权。”

这种担忧也反映在美国学界，无论是偏自由主义观点的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还是新保守派研究机构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该中心的高级专家埃文（Robert Evan Ellis）主张明确识别中国在拉美的参与所带来的战略风险，鼓励美方采取更加强硬的防御姿态。他说道：“中国的战略性经济需求导致拉美发生了一系列挑战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在（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并且中国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挑战了优势国家的活动和经济利益，所以中国无疑正在试图重塑全球制度和关系框架，以便实现自身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既要改变拉美政治结构，也要改变商贸和金融往来结构。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倡导多极化，对拉美残存的民众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委内瑞拉）都表现出了战略兴趣，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和态度阻碍美国在拉美围绕开放市场、西方民主和人权理念加强思想共识。”

冷战时期大国博弈的情形重现，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引发了华盛顿方面的担忧。美国重新推出了门罗主义（被称为“新门罗主义”），矛头直指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利益。因此，重启《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应对委内瑞拉危机看似不合时宜，实则是要加强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力，特别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委内瑞拉事务、坚定地支持马杜罗政权的立场。

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的摩擦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外交承认和一个中国原则，二是“一带一路”倡议，三是围绕5G网络标准展开的科技战。

首先，中国大陆外交取得积极进展，台湾地区当局“外交”空间不断缩小。近年来，中国同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多米尼加正式建交，这些国家历来与华盛顿的利益紧密相连。中国取得的最新进展是2019年9月，所罗门群岛宣布与台湾地区“断交”而与中国建交。为了表示对拉美国家选择的不满，美国国务院于2018年9月7日召回美国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巴拿马最高使节，就三国决定不再承认台湾地区当局一事进行磋商。2018年9月5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该法案由美国四名跨党派参议员共同提出，授权美国国务院对与台湾地区“断交”的国家采取降级外交关系、暂停或改变对该国援助等措施。

其次，拉美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美之间的另外一个重大分歧。“连线美国”在其YouTube频道中发布了题为“切莫陷入债务陷阱”的视频，着重介绍了厄瓜多尔的债务情况。厄瓜多尔与中国公司签约建造了辛克雷水电站，并以本国石油偿付中国的贷款，损害了该国的偿付能力。美方据此断言厄瓜多尔已经陷入“债务陷阱”。无论华盛顿方面施加何种压力，目前已有19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关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或合作协议。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尽管尚未签署协议，但它们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巴西建设了贝洛蒙特输电线项目（Belo Monte line），购买了该国电力资产，如巴西电力公司CPFL的部分股权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电力公司（CEMIG）旗下的水电站，并拟参与建设位于里约热内卢伊塔博拉伊的石油化工园区（COMPERJ）。表1显示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情况。

最后，中美双方争议的第三点是美国政府竭力阻止拉美国家使用中国华为公司提供的5G网络技术。美国高级官员两度就此向该地区国家施压。2019年4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智利期间，警告拉美国家要谨慎对待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他称这两个国家“设置陷阱”“无视规则”“传播混乱”。对此，中国驻智利大使徐步在接受智利主流媒体《三点钟报》（La Tercera）专访时予以严厉驳斥：“历史上，美国就把拉美视为‘后院’，动辄对拉美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或制裁。”2019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在接受巴西《经济价值报》（Valor Econ?mico）采访时，特别提到5G网络的重要性和选择供应商应注意的问题：“5G技术跟3G和4G技术有很大不同。在3G和4G技术中，很容易将核心和敏感部分与外围部分分开。而5G技术由于其软件和物理系统的属性，使得这种分离很难做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5G比3G和4G更容易受到攻击。试想一下没有全球定位系统（GPS），没有通信网络，经济将如何运行？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瘫痪，别人将借此毁掉你的整个产业。这些都需要认真考虑。万物互联在很多方面都无可挑剔，但是也会增加脆弱性。因为这意味着与技术没有那么先进时相比，网络入侵造成的破坏范围更广、威力更强。因此，我们敦促各国要非常非常清楚谁是5G技术的供应商，存在哪些潜在风险，什么样的销售关系会对（技术）接受国产生负面影响。”罗斯警告巴西政府使用华为公司的5G网络技术将带来的麻烦，突出强调了安全问题和中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我们截然不同。您应该知道，中国有一项法律要求民营企业与国家军事和情报部门合作，并隐瞒合作情况。美国不会这样做，巴西也不会这样做。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我们与中国在做事方式上的差异。”

作为回应，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在接受巴西《经济价值报》采访时，驳斥了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言论，指责其毫无根据、肆意捏造：“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美国官员的此番言论意在抹黑中国产品，称其存在安全隐患，意图扰乱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美国官员经常诉诸政治手段来干涉经济活动，‘连续制造谎言’，违反国际规则，破坏‘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合作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使用了更加激烈的言辞，尤其是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府的领导下，因此两位中国大使回应的语气也比外交对话中通常使用的措辞更为严厉。这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手段：将侮辱性言辞变成政治活动的工具。

四、结论

我们应该带着怀疑的目光去审视美国重新将门罗主义引入对拉政策的做法。过去特别是冷战时期保证该政策有效的环境如今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由于多数重要的国际问题无法单方面解决，美国不再具备以往的条件。另一方面，当前技术革命的进步以及中国作为数字经济有力竞争者的崛起，使得美国维持生产力进步、创造就业机会甚至维系所谓“美国梦”的能力都与美国“黄金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任何其他国家能使美国的发展蒙上阴影，毕竟该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创新体系、庞大的军事能力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被效仿的文化。

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冷战时期两种对立经济模式的竞争。中美两国在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流动方面都有着内在联系。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抑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但是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度和相互依存度使得美国不可能在中国周围拉起一道“防疫线”。甚至美国阻止中国建立亚投行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行动不但未能取得德国、法国和英国等传统合作伙伴的支持，这些国家还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美国近期向盟国施压以阻止它们将华为公司的5G网络技术纳入本国通信系统的行动同样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谈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由于它们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该地区很难再调整自身策略以适应美国的利益需求。巴西的博索纳罗政府就是很好的例子。博索纳罗参加竞选期间公开支持美国、批评中国，待他上台后其领导下的巴西政府却对中美争端持中立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奉行实用主义、不使本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为难，要比在政府部门特别是外交部作出意识形态突破更为重要。这一做法对目前由右翼执政的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都适用。由于农产品和矿产品在出口关税上的特点，美国无法取代中国的需求，很多情况下两国在国际市场上是竞争对手。因此，面对中美两个重要伙伴之间的争端，审慎保持中立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最好的选择。（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