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任后中美关系不会马上掉头向好
过去四年，特朗普总统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减少贸易逆差和提振国内制造业方面并不成功，拜登总统的就任将提供一个全新选择的机遇。
但是，首先要看到有些事情不会马上有实质性改变。例如，在涉及对外经贸政策目标方面，国内经济增长、制造业、就业等方面的优先考虑大概不会有大的改变。又如在对华经贸关系方面，关注和重视所谓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压力可能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
库尔特·坎贝尔（KurtCampbell）被任命为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凯瑟琳·戴（Katherine Tai）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说明今后两国关系可能会面临更复杂的博弈。期望中美双边关系马上掉头向好并不现实。
拜登政府可能的政策调整将有助于稳定中美经贸关系
尽管不应过于乐观，新形势下拜登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调整，总体上仍可能有助于稳定两国经贸关系。
第一，虽然美国在对外经贸领域大概不会有类似于马上重新加入WHO和巴黎气候协定的政策改变，然而也可能有一些政策能得到较早地重新评估和调整。例如，拜登政府可能会较早放松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新法官任命的阻挠，此前美国这一举动导致上诉机构无法正常行使功能。此外，美国或许能会较早重新调整对进口自美国盟国的欧盟国家等的钢、铝关税。
第二，拜登政府对外经济团队大概会很快着手积极修复改善与传统盟友——欧洲、日本、韩国等之间的关系，并修复与WTO等多边机构的关系，在G20、APEC等多边机制中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第三，拜登政府在是否要重新加入CPTPP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纠结。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身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积极参与TPP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提倡的主流对外经济政策。拜登总统本人或许希望美国尽快回到CPTPP，但是美国国内对谈判新区域贸易协定疑惧分歧造成的特殊敏感性，可能会让他很难马上采取行动。
不过，拜登执政后，美国国内以及盟友国，特别是太平洋地区国家，都会不断有美国尽早回到CPTPP的诉求。因此，我认为拜登政府和他的经济团队有可能重新评估这个问题。换言之，在新政府任期的首年，美国用某种方式重新介入CPTPP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四，与过于依赖关税手段的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可能会更注重规范或控制所谓货币操纵行为。事实上，最近美国的一些动向已经表明了这一倾向。例如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规则的修订：去年2月，美国商务部把原本分属不同政策领域的反货币操纵政策和反补贴政策进行了整合。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越南政府的货币操纵发起了301调查，这一举动极不寻常且前所未有。
在此背景下，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Bergsten先生和Gagnon先生等人多年研究倡导的“干预型美元”学说观点以及“抵消性货币干预（CCI）”、对外国购买美元资产征税等政策建议可能会得到关注。
“抵消性货币干预（CCI）”建议美国政府相关机构购买“货币操纵国”的货币来对冲相关国家汇率受到的影响，资本管制实锤性措施试图通过堵住顺差国资本输出的出路来制衡所谓“货币操纵国”行为，这些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设想。拜登政府经济团队是否会考虑这个建议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展望
如何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仍将是拜登政府对外经贸政策中的头等议题。
第一，尽管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很多可质疑之处，但美国新政府应该仍会继续实施这一协议。数据显示，尽管由于疫情的冲击导致实际进口落后于计划，但过去大半年中国进口美国商品增速近乎直线上升，表明中国方面是很认真地在执行协议。
第二，拜登政府会更加关注新的谈判，以解决诸如国有企业，政府补贴，透明度等美方眼中的所谓结构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方可能更加注重在中美双边对话与可能的多边和区域制度性规则谈判之间形成互动。
第三，拜登政府可能会在建立数字经济新规则、抗击新冠大流行、汇率和外部平衡等领域，关注和寻求与中方可能的合作。
中国应把握中美双边关系改善的契机
虽然拜登就任政策调整可能对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但总体而言，中国有理由将美国权力转移看作是一个对中美关系带来正面改变的契机。
我认为，中国仍会一如既往地在国家主权和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坚持基本原则。短期内，中方可能会要求美方尽早取消上届政府加征的关税措施，取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措施以及损害两国利益的出口管制措施。同时新形势下中方也存在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政策选项。
例如，中国或许可以考虑与美国以及意大利（2021年G20轮值主席国）联合提议，在今年初再次举行20国集团特别峰会。会议最好采取线下方式，以促进领导人就诸如合作抗击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为国际机构筹集更多资源帮助财政金融脆弱国家等紧迫问题进行深入对话，共谋对策。
去年中国与有关国家成功签署RCEP并成功结束中欧CAI谈判，从目前公开报道信息看,其中涉及诸多降低“边境内壁垒”以及“制度型开放”措施，这些将有助于推进通过对话和谈判这一机制来缩小中美之间在某些体制性规则上的分歧。
另外，鉴于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未来演变趋势，两国通过对话合作处理双边外部失衡可能性提升，两国合作探讨完善应对全球失衡机制的空间也有所拓展。
总而言之，与过去四年相比，虽然两国间复杂的竞争博弈仍难以避免，但我们后续有理由期待，通过两国相向而行共同努力，能看到相对而言较为稳定和更具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