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与功臣，一个要防范“黄袍加身”这类事情的发生，另一个则要设法使“黄袍加身”成为现实，彼此攻防转移的结果使君将关系永远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对于那些拥有军队，威名日著的功臣宿将而言，要使他们耐得住寂寞，“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不滋生觊觎非望之心，简直等于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纯属一厢情愿。在他们意识深处，做皇帝、君临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独掌生杀予夺之大权的诱惑，实在太厉害了，是怎么也抵挡不了的，只好是“跟着感觉走”。所以，他们中间为数不少的人，都愿意冒毁家灭族的危险，想方设法为这种诱人的前景殊死一搏。他们的人生哲学，早已由那位东晋王朝的大军阀（也是大野心家）桓温所一语道破：“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
政治上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若有十倍的利益，便不惜硬起心肠侥幸一试；若有百倍的好处，便可以丧心病狂地把老本全豁进去。于是乎，抱着“成者王侯，败者贼寇”豪赌一把的亡命心理，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权欲熏心的功臣宿将不安于位，要跳将出来导演以武力抢班夺权的一幕幕闹剧。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除了著名的郭威、赵匡胤等人外，还有王敦、桓温、桓玄等一些个次量级的家伙。只是王敦、桓温等人运气不如赵匡胤，他们“为山千仞，功亏一篑”，在距离龙椅一步之遥的地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皇帝梦无情破灭。真所谓“青山留不住，毕竟东流去”！
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腐朽的西晋王朝在内乱不已和少数民族贵族武装打击下最终覆灭了。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晋室藩王——琅邪王司马睿为晋王，次年正式登基称帝，是为晋元帝，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
东晋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门阀士族的联合执政体。田余庆先生在其《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将东晋政治界定为典型的“门阀政治”，乃是不刊之论。与西晋皇帝关系并不十分亲密的藩王司马睿能够当上皇帝，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琅邪王导及其族兄王敦的翊戴拥立功不可没，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文一武，运用政治韬略并借助武力后盾，把资质平庸、经历平凡、恩威未孚的司马睿送上了皇帝的宝座。司马睿知恩图报、投桃报李，亦以高官厚禄来酬劳答谢王氏兄弟。他委任王导为丞相，执掌中枢大政，掌控财经命脉，主宰人事任免；策命王敦作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几乎包括当时东晋的整个辖境）诸军事、江州刺史，控制全国的兵权，执掌天下的征伐。王氏兄弟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以致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当司马睿初登帝位，接受群臣百官朝拜之时，他居然让王导“升御床共坐”（尽管圆滑精明，老于世故的王导本人很识相地推辞了）。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之高，威权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山望着那山高”，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在王导身上还有所收敛，因为他毕竟是文官，胆子略微要小一点，加上他富有政治头脑，明白轻重得失，知道觊觎帝位只会引起内部动乱，使好不容易才初具规模、刚入正轨的东晋王朝毁于一旦，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东晋王朝倘若玩完，则王氏家族的好日子也就会走到尽头。所以，他的基本宗旨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晋书·王导传》）。虽然独揽大权，却没有篡晋自立的狼子野心。
然而，他的族兄弟王敦便完全不同了，他是赳赳武夫，从死人堆里跌打滚爬炼就出来的，只认一个理，就是凭借手中的刀枪纵横天下，为所欲为。东晋的天子之位是凭他的武力扶植起来的，合自己的心意则保驾护航，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反水跳槽，若机缘凑巧，亦不妨践行西楚霸王项羽的“豪言壮语”：“彼可取而代之。”从他大醉酩酊后用铁如意击壶吟咏“乱世之奸雄”曹孟德“慨当以慷”的诗句，以至击破壶口的下意识举动来看，王敦素有野心乃是不争的事实，无非是欠缺一个发作的契机而已！
但晋元帝司马睿的作为，却使王敦下决心摘下了“同心翼戴”的面具。晋元帝依靠王氏兄弟才登上皇位这一点固然不假，但是，和任何一个君主一样，他也喜欢乾纲独断、大权自握，信奉“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原则，所以，对王氏兄弟尤其是执掌兵权的王敦也要玩过河拆桥的危险政治游戏。他不满于王氏的骄横，总想削弱王氏的势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引用善用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在暗中悄悄作对付王敦的军事部署：充实中央朝廷的军事力量，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编成军队；任命江南地区士族头领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州诸军事，各率领万人，分驻合肥、泗口，防御王敦在长江上中流的军事势力。
王敦他正发愁找不到趁火打劫、乱中篡权的借口，如今见晋元帝有防己甚至诛己之意，马上就逮住不放，“你不仁，我不义”，是你司马睿先萌生猜忌之心，那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于是他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清君侧”为口实，阴谋篡夺皇位。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大举起兵，顺流而下，一举攻占建康，诛杀戴渊、刁协等人。刘隗见势不妙，也顾不得晋元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了，撇下主子，狼狈逃窜，投奔石勒。
但是，由于王导等主要朝臣不愿动乱扩大，危及高门士族的根本利益，而没有同王敦展开合作，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王敦一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篡夺野心，只好悻悻退回武昌大本营。
公元323年，晋元帝司马睿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加紧篡权谋划，自武昌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次年，王敦身患重病，去日无多，早已对他恨之入骨的晋明帝乘机下诏令征发大军讨伐王敦。王敦不甘心坐以待毙，孤注一掷，派出军队进攻建康，
但此时他患病的消息已在军中流传，军心涣散，实力急挫，结果大军受阻于建康城下。王敦眼见篡位之志难以实现，忧愤交加，病益转沉重，遂致不治。一场血风腥雨的军事政变终于得到了平息。
王敦虽然死去，但东晋王朝内部君将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舒纡，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也是皇权专制与将权离心倾向互为冲突、形格势禁的必然结果。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就有苏峻拥兵自立、觊觎非望以及庾翼欲开藩镇世袭恶例的事件发生。这些叛乱虽然因种种原因而得以及时制止，但它们的发生，本身已经说明了企图搅局变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所以，到了桓温、桓玄执掌兵符之时，又上演了新的谋篡皇位的剧目。
桓温是东晋一朝军事才干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出身于世族官宦之家，迎娶晋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为妻，官拜附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后来又替代庾翼坐镇战略要地荆州。
此人在军事上绝对是一把好手，志在收复中原。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大大的野心家，在掌握了一部分兵权之后，即处心积虑经营自己的地盘，攫取更大的权力，希望通过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进一步提高个人的声望，以便寻找机会代晋自立为帝。
正因为包藏着这样的狼子野心，所以，他对王敦的行径兴趣盎然、情有独钟，处处效仿王敦的做法作派，并且对王敦的“壮志”未酬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史载其“自负才力，久怀异志”，曾经“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尝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野心家的嘴脸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出任荆州刺史是桓温将个人野心付诸实施的一个重要起点。他有了一个施展拳脚的巨大舞台，是不会让它空闲在那里的。公元347年，桓温统兵攻灭成汉国，生擒成汉国主李势，使得蜀地重新置于东晋的控制之下。这场军事胜利使桓温威名大振，他的野心越发膨胀，企图再接再厉，乘机北伐，为自己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东晋朝廷并不蠢笨，它的政治嗅觉可灵敏着呢，何尝没有看清桓温的真实用心！为了阻止桓温北伐立功，它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遗憾的是书生本色的殷浩（时任扬州刺史）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于军事一窍不通，领兵北伐惨遭大败，桓温趁机上表弹劾殷浩，朝廷有心无力，没法庇护，只好将殷浩罢官免职，一撸到底。
殷浩去职，桓温权势日炽，遂不可复制。于是他先后三次北伐，攻打前秦，进击前燕，每次征战在初期都取得重大成果，兵锋曾抵达长安东面的灞上，并收复洛阳，一时间威震天下，东晋朝廷的权力亦基本上为其所控制。公元363年，桓温被正式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军事，次年又加扬州牧，到了公元369年，再兼任徐、兖二州刺史，从此，荆、扬两州，由桓温一身兼任。
至此，桓温篡晋自立的资本已基本具备了。“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为了使自己的夙愿尽快实现，桓温计划发动更大规模的北伐前燕之役，企图借军事上的更大胜利，来为自己的篡晋活动创造必要的充分条件。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是封建统治者共同奉行的圭臬，东晋朝廷完全明白桓温北伐如果最终取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所以，处处掣肘和破坏他的行动，让他进退维谷、左支右绌。这一点早为前燕政权的谋臣申胤所预料到：“以（桓）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桓）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桓）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事态的发展果真是如此，桓温的三次北伐都是先胜后败，无功而返，尤其是最后那次攻伐前秦之战，更是惨遭枋头之败，军队主力损失惨重。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使得桓温的实力与威望急剧下降（这也证明了中国传统统治中的一条铁律：打败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英雄或奸雄的，从来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来自自己内部的消耗与捣乱）！
桓温不甘心自己的“雄心壮志”付诸东流，变本加厉加快了篡夺的步骤，于公元371年废皇帝司马奕，拥立司马显为帝（晋简文帝），次年又更立司马耀为帝（晋孝武帝），并要求朝廷锡加九锡，为禅晋自立准备最后条件。
但由于遭到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的强烈抵制，桓温未及圆自己的皇帝之梦，便患病身死(看来即使当野心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不法的勾当，也需要有身体这个本钱，否则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从自己身边溜之乎也)。东晋朝廷也终于再一次转危为安。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桓温虽死，但桓氏势力犹在，其子桓玄才干能力远远不及乃父(正好印证了“一蟹不如一蟹”的道理)，然而，野心之大、贪欲之盛则不亚于乃父分毫。他在东晋末年出任荆州都督，手中握有东晋王朝近半的兵力。适逢孙恩、卢循大规模起事，攻城掠地，劫杀官吏，东晋王朝仓促应对，倾其全力镇压，导致京师空虚，防守薄弱。桓玄乘机吞并东晋上游战略要地荆州，占有了东晋三分之二的地盘。
实力坐大之后，桓玄的篡逆野心遂暴露无遗，准备用武力颠覆晋室。东晋王朝不能容忍桓玄的所作所为，决定先发制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北府兵大将刘牢之为前部都督，发兵征讨桓玄。
桓玄就坡下驴，顺水推舟，迅速举兵起事，顺流而下。他收买了刘牢之，使北府兵不战而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之长驱直入，一举攻入京师建康，杀死朝廷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控制了全部朝政。
到公元404年，桓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废黜了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遗憾的是，桓玄无德无能，既文不能附众，又武不能威敌，所以，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就遇上了天大的麻烦。北府兵中级军官刘裕利用桓玄恩信未著、士众未附、人心思乱的机会，果决地在京口起兵，对桓玄发起猛烈的攻击。桓玄垂死挣扎，派兵镇压起事者，但即为刘裕、刘毅的部队所击败。刘裕麾下的北府兵余勇可贾，乘胜攻入建康，桓玄仓皇逃窜，败退江陵，众叛亲离，大势尽去。晋兵尾随追击，直捣腹心，攻入江陵，诛杀桓玄，尽灭桓氏一族。桓玄的短暂皇帝梦，也就这样迅速地破灭了。
桓玄尽管彻底失败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和乃父桓温的拙劣表现一样，也证明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是历史上许多功臣宿将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与政治信念。“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诱人前景，使得那些立有战功、拥有兵权的野心家往往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总而言之，在富贵权利的面前，什么君臣之礼、朋友之谊、血亲之情、伦理之常，统统都被抛到了爪哇国中，均无任何意义可言，余下的只有篡夺与反篡夺，残杀与被残杀，或为刀俎，或为鱼肉，别无其他的选择。唯一的区别是，曹丕、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赵匡胤等人笑到了最后，成功了，“飞龙在天”；而钟会、王敦、桓温、桓玄、侯景、杨玄感等人功败垂成，陷入了覆灭的深渊，千百载都翻不过身来。
为了防止这种功臣逼宫、勋臣反噬局面的出现，扫除笼罩在自己头上的反叛阴霾，任何一位君主都会把诛戮功臣，巩固一姓江山，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可以说是历史上“兔死狗烹”式悲剧代代上演的主要契机，它使得多少人整日生活在猜忌、疑惧、恐怖的阴影之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这样的阴暗面，不加揭露、针砭甚至粉饰美化，那才是历史的叛徒，文明的败类！是真正的无可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