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东晋时期各种钱币按形制大小大致分为“比轮”“四文”和“小钱”,但三类钱币在钱重和币值的对比上存在着较严重的失衡,引起了大规模的钱币流失。其中“比轮”钱主要以“货于夷人,铸败作鼓”的方式大规模消亡,“四文”钱被大量剪凿,而以“沈郎钱”为代表的熔铸“小钱”本就数量有限,又受到铸造者沈充参与“王敦之乱”被杀的影响而迅速退市。随着钱币持续大规模的流失,东晋社会的物资流通总量日益超过金属货币的供应量,实物货币在此过程中愈发走强,本就“钱既不多”的金属货币日渐式微,并最终引起了一场是否要“废钱用谷帛”的争论。
关键词：东晋; 比轮钱; 四文钱; 剪轮钱; 钱币流失;
东晋王朝统治的百余年间,官方未曾铸钱。《晋书》卷26《食货志》载: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①这一记载反映了当时钱币流通的基本情况。对于“孙氏旧钱”,前辈学者已指出并不限于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铸造钱币,而是包含了孙吴时期流通的各种钱币,不过关于东晋时期“比轮”“四文”“小钱”的形制和相互之间的比价,以及由此带来的钱币流失问题却仍值得关注,因为这是东晋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索,如有不当,敬请方家指正。
一东晋流通钱币的形制
关于东晋时期的钱币流通,杜佑《通典》卷8 曰: “晋元帝过江,用孙氏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②此段文字与《晋书》记载基本相同,但将“孙氏旧钱”改为“孙氏赤乌旧钱”。“赤乌”为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在位时期的年号。考诸史籍,孙吴曾于“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③杜佑特别强调“赤乌旧钱”,因为他认为东晋时期的“比轮”钱和“四文”钱主要是孙吴时期铸造并留存下来的“当千大钱”。
杜佑对孙吴所铸“当千大钱”的形制也有描述,指其“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④但他并未解释“当千大钱”到了东晋时期为什么会呈现出“比轮”和“四文”两种大小不同的形制。原因何在呢?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该钱在使用的过程中遭遇盗铸等原因而变小减重。洪遵《泉志》对孙吴政权所铸“当千大钱”形制的描述为: “旧谱曰: 径寸四分,重十六铢,文曰‘大泉当千’。”这与杜佑所述完全一致。但洪遵又在所加的按语中说: “此钱有二品,大者径寸五分,重十二铢六絫,篆书,字文夷漫,轮郭重厚,颇艰得之。小者径寸三分,重七铢二絫,世多有之。”①这二品都不属于“径寸四分、重十六铢”的那种大钱。不过洪遵谈到的“重十二铢六絫”和“重七铢二絫”的小二品也明确告诉我们,“大泉当千”确实有大小不同的形制。当代考古的测量结果则显示“大泉当千”钱“初铸时近20 克,以后不断减重,约为11 克,最轻至3. 5 克”。②按照1 克约合魏晋时期1. 75 铢换算,③“大泉当千”初铸时约有35 铢,减重后约有19. 3 铢,最轻的只有6. 1 铢。
由上我们可以推出,“孙氏旧钱”中的“大泉当千”到了东晋时期仍在流通,此钱的大者被称为“比轮”钱,小者被称为“四文”钱。不过,孙权除了在赤乌元年( 238) 铸“当千大钱”外,还曾于此前的嘉禾五年( 236) “春,铸大钱,一当五百”。④《通典》记载为: “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⑤《泉志》记载为: “旧谱曰: 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百’。”在大小上略有差别,但钱重一致,且“十二铢”的钱重和洪遵所记“大泉当千”二品中重“十二铢六絫”的小品相差无几。然而,洪遵在“大泉五百”的按语中却又说: “此钱径寸一分,重四铢六絫,今世有之。”⑥上博所藏的8 枚“大泉五百”则在14. 18 铢—9. 1 铢( 8. 1 克—5. 2 克) 之间,⑦都表明“大泉五百”也有大小不同的形制,该钱中的大者在东晋时期或许应属于“比轮”钱的范畴,小者则多数可归入“四文”钱的行列。
东晋墓葬出土钱币较少⑧有研究者曾对建国后散见在《考古》《文物》杂志上有钱币出土的东晋墓葬进行了统计出土的钱币币种涉及秦汉至孙吴时期的多种类型,数量多在数枚至十数枚,最多一处是江苏镇江跑马山3 号墓,共出土钱币100 枚,皆为剪边五铢。⑨
1973 年在江苏丹徒出土了约280 斤的东晋窖藏钱币,?瑏瑠包括西汉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两汉“五铢”,新莽“大泉五十”“货泉”“布泉”,蜀汉“直百五铢”“直百”,孙吴“大泉当千”,以及通常被认为是蜀地制造的“定平一百”“太平百钱”,也有少量的十六国后赵“丰货钱”和成蜀“汉兴钱”,这批钱币中五铢钱占90% 以上,五铢钱中剪轮钱又占多数,这些剪轮钱不太可能都生产于东晋时期,但应主要属于“比轮”和“四文”之外的“小钱”,那些形制完整的五铢钱则应主要属于“四文”钱。五铢钱之外不到10% 钱币,其形制在不同币种之间、同种钱币之间,也是不完全统一。其中蜀汉“直百五铢”大的重9. 5 克( 16. 6 铢) ,当可归入“比轮”钱行列; 西汉八铢“半两”大的重4. 8 克( 8. 4 铢) ,?瑏瑡孙吴“大泉当千”重3. 5 克( 6. 1 铢) ,似可视为“四文”钱之属。
可以推定的是,“孙氏旧钱”实为“孙氏流通旧钱”,是吴国流通钱币的统称,并不只是指当时铸造的那部分铜钱。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对于“比轮”钱和“四文”钱形制的认识应可再进一步: 东晋时期指称的“比轮”钱,可能以孙吴政权所铸“大泉当千”和“大泉五百”等钱币中的“大品”为主,但也包括一定数量的新莽“大泉五十”、蜀汉“直百五铢”等其它前朝“大钱”。“四文”钱既包括“大泉当千”和“大泉五百”中的大多数“小品”,也包括自两汉至三国时期铸造的各种“标准五铢钱”,①以及在形制上接近标准五铢钱的各种前朝“旧钱”。
“比轮”和“四文”之外,还有“小钱”。除了前期的“沈郎钱”外,东晋其它形制的熔铸“小钱”在史籍记载中踪影难觅,而“沈郎钱”的铸造规模实际很小,且流通时间很短。考古发掘显示,东晋时期流通的“小钱”,其主体实际上并非“沈郎钱”一类的熔铸钱,而是被剪凿或磨鑢掉外廓的剪轮钱。
二东晋流通钱币的币值
关于东晋“四文”钱的币值,学界一般认为一枚“四文”钱约可当四枚“小钱”使用。彭信威先生提出: “所谓四文,大概是说一文可当小钱四文用。”②石俊志先生也指出: “‘四文’可能是说这种钱币可以当四枚小钱。”③然关于“比轮”钱的币值,目前未见学界讨论。
《晋书·食货志》载孝武帝太元三年( 378) 诏曰: “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④可见夷人获取铜钱的目的并不是将钱币用作商品流通中的交换媒介,而仅仅是为了“铸败作鼓”,也即把铜钱作为铸造铜鼓的“铜金属原材料”。
从“铸败作鼓”的角度而言,把“比轮”钱、“四文”钱和“小钱”投入熔炉销熔以获取铜料,在技术上并无太大差别,但获得相同重量的“比轮”钱、“四文”钱和“小钱”,所需付出的代价却并不相同。“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钱中的多数径大钱重,但因其铭文币值高达“标准五铢钱”的成百上千倍,故早在孙吴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的情况,⑤到了东晋更不可能再以铭文币值进行流通,否则夷人在获取“比轮”钱并“铸败作鼓”的过程中,无论是从所获铸鼓原材料的代价还是从所获铸鼓原材料的数量上考虑,都必然会弃“比轮”钱而趋向“四文”钱乃至“小钱”。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于夷人”,也即夷人更愿意购买“大泉当千”“大泉五百”等一类的大钱而非“四文”钱和“小钱”来“铸败作鼓”,说明“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大钱在东晋时期已不再是据其铭文币值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起作用,而只是当作一般钱币在使用,其含有铜金属的绝对量远较“四文”钱和“小钱”为多。
以上文所述重35 铢的“大泉当千”和重5 铢的标准五铢钱为例,在两者含铜比例相近的情况下,1 枚“大泉当千”的含铜量和7 枚标准五铢钱相当。从作为“铜金属原材料”的角度看,在两者的市场比价为1∶ 7 的情况下将受到同等欢迎,也即1 枚“大泉当千”可以兑换7 枚标准五铢钱。如果两者之间的比价发生变化,例如变成1∶ 6 甚至更低,则市场必然会贵“大泉当千”而贱标准五铢钱。反之,如果比价变成1∶ 8 甚至更高,则市场必然贵标准五铢钱而贱“大泉当千”。不过“比轮”钱本身在形制和钱重上也有差别,1∶ 7 仅可作为一个上限的参考比值,如果我们取史籍中所言重“十六铢”或者考古测量所得减重至19. 3 铢的“大泉当千”和重5 铢的标准五铢钱对比,所得比值将变为约1∶ 3—1∶ 4,而该比值似应较1∶ 7 更为普遍一些。
约当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 378) 后一个世纪的南朝齐武帝永明二年( 484) ,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在上书中指出: “东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①永明四年( 486) ,萧子良在上书中又提及: “泉铸岁远,类多剪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②萧子良所谓的“江东大钱”与东晋时期的“孙氏旧钱”,在概念上大致相当。这里“以两代一”和“买本一千,加子七百”,反映出至南齐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大钱”和“小钱”之间的比价大致在1∶ 1. 7 到1∶ 2 之间。东晋正处在“江东大钱”流失的高潮期,虽还不至于达到“十不一在”的状态,但形制最大的“比轮”钱已流失殆尽,留存至南齐时期的少量“江东大钱”其主体应该是“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中的小品以及类似的其他旧钱,也即属于东晋时期的“四文”钱,甚至是品相相对尚好的“小钱”。此外,“东间钱多剪凿,鲜复完者”和“泉铸岁远,类多剪凿”,佐证了上文提出的东晋时期“小钱”的主体是剪轮钱而非“沈郎钱”之类熔铸钱的判断。
以南齐“大钱”和“小钱”之间的币值比作为参考,我们认为东晋时期“比轮”钱和“四文”钱的比价基本不超出1∶ 2—1∶ 7 的范围,而较普遍的情况似应在1∶ 2—1∶ 4 之间。如果采用学界一般认为的一枚“四文”钱可当四枚“小钱”的观点,则“比轮”钱和“小钱”之间的比价大致在1∶ 8—1∶ 16 之间。当然,史籍中所谓“钱既不多,由是稍贵”的记载表明,即便是“小钱”的购买力也并不太差。
虽然确定一个严格的比值并不现实且失于拘泥,但“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是可以肯定的。这反映出市场上较普遍地出现了贵“比轮”而贱“四文”乃至“小钱”的现象,说明“大泉当千”和标准五铢钱之间的市场比价不仅没有达到钱币铭文比值的1∶ 1000,甚至也没有达到二者钱重之比的1∶ 7 甚至是1∶ 2,也即“比轮”钱与“四文”钱乃至“小钱”之间在钱重和币值的对比上是失衡的,既没有按实际钱重的准确比率,也没有按钱币上的铭文规定来使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产生足够的利润空间,更不会满足“官私贾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竞相收集“比轮”钱并将其输入尚属蛮荒之地的广州以“货于夷人”的热情。
前已阐述,东晋时期流通的“小钱”虽包含了“沈郎钱”等熔铸减重钱,但主体是被剪凿或磨鑢掉外廓的剪轮钱。新熔铸的“小钱”在东晋社会并不为大家广泛接受,故将径大钱重的“比轮”钱剪凿或投入熔炉以获取铜料的现象虽然多发,但所得铜料很少改铸成“小钱”。已有研究者指出,东晋时期民间剪凿钱币取铜与钱币盗铸的关系并不大,剪凿所得铜料主要被用以铸造铜器,③而这正是径大钱重的“比轮”钱主要被运往广州“货于夷人”而不是被投入熔炉盗铸成“四文”或“小钱”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意味着将“比轮”钱“以入广州”的利润,远高于将其就地进行剪轮而得到的利润。
三东晋钱币的流失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虚币大钱在孙吴初铸之时以币值“一当五百”“一当千”地进入交换市场,这实际上是对商品的一种剧烈掠夺,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抵制。一方面标准五铢钱等原有钱币将在这种不正常比价的作用下大规模退市,另一方面虚币大钱本身也将随着流通难度的逐步增加而快速贬值,最终破坏整个货币系统的稳定。实际情况是孙吴政权虽然早在嘉禾五年开铸“大泉五百”的时便已认识到这一点,“设盗铸之科”进行防范,④但虚币大钱政策最终仍以失败告终。赤乌九年( 246) ,孙权下诏: “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⑤不仅停止了虚币大钱的流通,而且还不得不对“私家”手中的虚币大钱进行计值兑付。虽然这里所谓的“私家”主要指江东的豪强大族,计值兑付反映的亦是豪强大族在孙吴政权中利益优先的强势地位,但由中仍可窥见虚币大钱在流通的十年时间内,给孙吴政权的货币系统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巨大冲击。
到了东晋时期,“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比轮”钱已贬值至以“枚”而非以铭文币值计价,且与“四文”及“小钱”在币值和钱重之比上出现倒挂,流通领域内的大钱与标准五铢钱的对比情况发生了逆转。此时的“比轮”钱因为径大钱重,由原来的大比价变成了一般货币。在以枚为单位而处于相同的流通背景下,不断熔铸的“小钱”渐渐不为社会接受,铜钱体重和成色较足的“比轮”钱被“四文”钱和“小钱”逼得只是当作一般货币在使用,因此社会上出现了惜用的情况,大部分的比轮钱既没有被截留收藏,也没有被剪凿或销熔后制造更多的小钱,而是被转手或直接运往广州以高价铜金属原材料的形式“货于夷人”,并进而以“铸败作鼓”的形式大量消亡。
当然,在“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即铜的原材料奇货可居的情况下,以“枚”计价虽然能让“比轮”钱更受欢迎,但并没有让“四文”钱和“小钱”在铜金属交易市场上销声匿迹。因为在“钱既不多”的局面下,“官私贾人”较大规模地收集铜钱作为原材料运往广州,必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个过程中收集“比轮”钱要比收集“四文”钱和“小钱”更具性价比。“官私贾人”将收集的钱币“以入广州,货于夷人”后再“铸败作鼓”,虽然并不排斥“四文”钱和“小钱”,但很显然“比轮”钱才是其中的主体。实际上在币值和钱重严重倒挂的情况下,“比轮”钱即便没有“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的特殊需求和“货于夷人,铸败作鼓”的流失途径,也必然会首当其冲地以其它方式大规模退出流通领域。
孙吴时期“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在十多年后渐渐被“铸为器物”,销铸的对象应主要是刚刚铸成尚未使用多少时间,却被豪强大族握在手中的这部分钱币。因而政府想通过回收的办法来阻止销铸,当时实际上大钱被销铸的数量并不是很大,流失的数量相对还比较少。东晋时期将“比轮”钱“铸败作鼓”,销铸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正在流通的“大钱”,在“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的强力推动下,其流失的数量显然要大得多。
“比轮”钱大量流失之际,“四文”钱和“小钱”逐渐成为东晋社会流通货币的主体。一枚“四文”钱虽然可当四枚小钱使用,但出土的东晋时期的钱币多为剪轮钱的事实,表明两者在币值和钱重上仍然存在着倒挂,也即相对较大的“四文”钱被大量剪凿取铜后变成了更小的剪轮钱。我们有理由相信,剪凿“四文”钱所得铜料中的一部分,也被人“货于夷人”以赚取更大的利润。
“比轮”和“四文”之外,史籍中特别提到了吴兴豪族沈充所铸的“沈郎钱”。该钱史籍虽然不断提到,但究竟呈何形制却直到1700 年后的今天仍不能确定。后世曾长期认为在江南一带经常出土的一种直径约1. 2 厘米的小五铢钱就是“沈郎钱”,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这种小五铢钱早在西汉宣帝时期就已出现。①“沈郎钱”的真身难明反映出该钱或者是铸造规模及流通范围本就有限,其后又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迅速流失,故而难以寻觅; 或者是在形制上和其他“小钱”无甚区别,因而难以辨识。考虑到沈充其人属于王敦死党并因参与“王敦之乱”而“传首京师”,②结合沈充败亡后其子沈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③的际遇,我们推断“沈郎钱”的铸造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主要是响应“王敦之乱”在吴兴地区铸造的一种钱币。“沈郎钱”的铸造虽然可能有一定的规模和一定的数量,但流通地区有限,该钱的总流通数量与其他几种钱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王敦之乱”平定后,“沈郎钱”可能受到了朝廷禁令或者持有者自觉避嫌等因素的影响而迅速退市,但该钱又属于薄小不堪、不具多少储藏价值的劣质“恶钱”,其中的绝大部分在退市后又被重新投入熔炉并转铸成其他形制的“小钱”或铜器,从而导致了“沈郎钱”销声匿迹。从文献无载及现代考古出土东晋时期的币种构成等情况看,熔铸“小钱”在“沈郎钱”之后的东晋数量并不是很多,说明“沈郎钱”被销熔转铸后呈现的主体有可能是铜器而非其他形制的“小钱”,这也符合学界关于东晋时期民间剪凿钱币取铜的主要目的不是盗铸钱币而是铸造铜器的判断。
“铸败作鼓”和剪凿之外,东晋钱币也有其他的一些流失途径。考古发掘表明将钱币埋藏或随葬,在东晋虽不如前朝普遍,但亦不罕见,这些钱币的埋入地下当然也意味着流通钱币的减少。此外,东晋最后一位皇帝恭帝司马德文在藩国时,“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①乃是大规模熔化钱币以造佛像的例子。司马德文铸钱以为佛像和广州夷人的“铸败作鼓”并无本质区别,类似情况在钱币总量有限的条件下,产生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结语:
实物货币的活跃与“废钱用谷帛”之争
虽然“孙氏旧钱”东晋仍在流通使用,但“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②实际上即使算上剪轮钱和“沈郎钱”一类的熔铸“小钱”,东晋社会仍然是“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在此情况下,“比轮”钱和“四文”钱的大量流失对社会钱币系统的冲击是比较明显的。
相对于“四文”钱的剪凿,“比轮”钱“铸败作鼓”等取铜方式对东晋钱币系统的破坏要更大一些,因为剪轮钱最终仍会返回流通领域,至少在数量上可以补充“良币”被驱逐后留下的空缺,“铸败作鼓”则意味着钱币数量的绝对减少。而伴随着钱币的日渐稀少,东晋社会本就多见的实物货币就愈发活跃起来。以浙江宁波地区为例,虽然有研究者指出该地区晋代墓葬中“五铢钱币发现也比较普遍”,但根据其统计的20 世纪50 年代至21 世纪初发掘的有明确纪年的9 座东晋墓葬,观察后发现,这些墓葬有不少“随葬器物”,却未见有钱币的踪影,③这多少是现实经济的反映,说明社会上流通的钱币数量并不丰富。
安帝元兴二年( 403) ,“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这个建议表明,孝武帝太元三年( 378)的诏书并未遏制住东晋社会钱币日渐流失、实物货币地位逐步上升的大趋势。因为桓玄的建议虽然遭到了孔琳之的反对,并且“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但孔琳之在反对意见中也有“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的话语,反映出在桓玄提出“废钱用谷帛”之前,东晋境内的很多地区已较普遍地存在以谷帛等实物货币为主导的商品交换局面。这其中固然有“土习其风”,是历史发展自然延续在起作用,但金属货币的大规模流失,显然也起到了进一步加剧的作用。
孔琳之在反对意见中指出: “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他最终得出了“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的结论,④但“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这些也透露出桓玄之所以“立议欲废钱用谷帛”,一定与当时因铜钱大量流失导致金属货币系统比较混乱,实物货币逐渐强势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因为钱币的持续性、多途径、大规模流失,东晋社会的物资流通总量日益超过金属货币的供应量,应“钱不普用”而生的实物货币在此过程中愈发走强,而本来就“钱既不多”的金属货币系统日渐式微,并险些被废除。
注释
1《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95页。
2《通典》卷8《食货八·钱币上》,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179页。
3《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142页。据《吴主传》,孙权改元“赤乌”的时间实际发生在当年“秋八月”,故严格来说,“赤乌元年春”时孙吴政权尚以“嘉禾”纪元,时当“嘉禾七年”。
4《通典》卷8《食货志·钱币上》,第179页。
5(1)洪遵撰,汪圣铎编著《泉志》卷2《正用品中》之“大泉当千”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页。
6(2)昭明、马利清:《中国古代货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另,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收录“大泉当千”9枚,钱重在32.9铢-6.3铢(18.8克-3.6克)之间。
7(3)据丘光明、邱隆、杨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魏晋时期每斤约折合现代220克。以“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上》)计,古代的每斤相当于384铢,现代的1克约当魏晋时期的1.75铢。
8(4)《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1140页。
9(5)《通典》卷8《食货志·钱币上》,第179页。
10(6)洪遵撰,汪圣铎编著《泉志》卷3《正用品中》之“大泉五百”条,第37页。
11(7)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第2-3页。
12(8)沈宏敏、王志高:《考古发现的六朝钱币和铸钱遗物》,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7页。
13(9)刘建国、高岚:《试论六朝钱帛货币的历史地位》,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第232-244页。另:该文统计表中除包括下文所述的江苏镇江窖藏钱外,还提出在河南宜阳也出土过3 000多公斤东晋时期的钱币,包含了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布、货泉、直百五铢、直百、大泉当千、太平百钱、永安五铢等多个种类,但其中的“永安五铢”始铸于北魏永安二年(529),此时距东晋亡国已有109年,因此将该批钱币的窖藏年代全部定在东晋时期不太妥当,故本文不直接采纳。
14(10)镇江市博物馆:《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考古》1978年第2期。
15(11)据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447页),西汉时期每斤折合现代250克,现代的1克约合西汉时期的1.54铢;魏晋时期每斤折合现代220克,现代的1克约合魏晋时期的1.75铢。因本文讨论的是东晋时期的钱币形制,故重4.8克的西汉八铢“半两”未采用1.54铢的数据换算成7.4铢,而是采用了1.75铢的数据换算成8.4铢。
16(1)西汉元狩五年(前118),汉武帝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洪遵引旧谱谈到该钱:“此钱厚大者径一寸,重五铢。”(洪遵撰,汪圣铎编著《泉志》卷1“正用品上”之“五铢钱”条,第23页)反映出“径一寸,重五铢”应为“五铢钱”的标准大小和标准钱重。为便于讨论,故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标准五铢钱”,并将其归入“四文”钱行列。
17(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
18(3)石俊志:《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
19(4)《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5页。
20(5)《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5页。
21(1)《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第482页。
22(2)《南齐书》卷40《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第696页。
23(3)陈明光:《东晋南朝钱币的“私铸”与“剪凿取铜”辨析》,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第6-9页。
24(4)《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1140页。
25(5)《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第1146页。
26(1)参见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边勘察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27(2)《晋书》卷98《王敦传》载永昌元年王敦举兵向建康后,“敦党吴兴人沈充起兵应敦。……敦以沈充、钱凤为谋主……周光斩钱凤,吴儒斩沈充,并传首京师。……敦、充首同日悬于南桁,观者莫不称庆”。又云:“沈充字士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与充交构。”
28(3)《晋书》卷89《忠义·沈劲传》,第2317页。
29(1)《晋书》卷10《恭帝纪》,第269-270页。
30(2)《宋书》卷66《何尚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736页。
31(3)王结华:《宁波地区两晋墓葬发掘与研究》,《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32(4)《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5-7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