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时节，万家团圆，喜气洋洋，但中美新一轮关税大战如期开打，中国发布中美经贸关系白皮书跟进反制。这一白皮书既是对美政治经济斗争宣言书，也是对国内民众的说明书和动员书，更是争取广泛的“第三方市场”谅解、理解与合作书。以“白皮书”形式全面阐述中国立场及策略，将事实、认知、判断与应对方式说清楚，道明白，是一种理性成熟的国际政治与外交行为模式。
长期以来，关于贸易战的性质与结果的认识非常混乱，国际社会与国内各阶层的意见莫衷一是，这不仅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及改革开放前途，对于国内进一步的治理现代化及民族复兴也构成实质威胁。有许多网络“意见领袖”简单跟从美国立场和官方报告，偏听偏信，转化演绎，造成国内民众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混乱，恐慌情绪进一步扩散。应该说，贸易战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之政经体制的最重大考验。此次白皮书出炉及相关贸易战措施的对等博弈，显示出中国国际政治行为的理性化与意志上的坚定性。
有个细节措辞值得关注，即“贸易战”被悄悄调整为“贸易摩擦”。如何理解这样的“降格”处理呢？第一，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藐视行为，美国欲战，欲极限施压，极限激怒，我却不战，十分淡定，陷美国于一定程度的战略被动；第二，以“贸易摩擦”理性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具体矛盾分歧，以理服人，避免在观念上被动进入所谓的“贸易战”甚至“修昔底德陷阱”；第三，在战术上充分重视中美贸易对抗的任何升级预期，不愿打但不惧打；其四，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多边体制和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激发共同道义感与责任感，创造某种“统一战线”态势。这全套修辞与逻辑是一种中国古典的“以柔克刚”式的太极打法，是刚柔并济的辩证法，比特朗普单纯的西部牛仔式的极限施压和贸易霸凌主义要更高明。
从白皮书的具体逻辑结构来看，区分为前后相连贯的四个层次：其一，中美经贸互惠论，通过历史回顾与数据比对，证明中美经贸是互惠互利的，中国用市场换发展，美国用投资和技术换利润，不存在中国的技术偷窃或单方面受益问题；其二，美国贸易保护与霸凌论，通过对美国国内贸易保护法律与政策体系的梳理，以及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上的霸凌表现，证明美国的贸易单边主义及对国际法的实质违反；其三，世界经济危害论，通过列举美国贸易单边主义对世界经济及全球价值链的实质性破坏，彰显美国的自私与不负责任，尤其是本届政府的“全球公敌”形象；其四，中国自主改革论，通过对新时代中国自主性改革开放八个要点的论述，阐明中国的经济主权立场、和平发展主义与建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正当诉求。白皮书还以相当篇幅批驳了美国的“公平贸易论”与“绝对对等论”，继续维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地位与正当发展权利。
这份白皮书典型体现了中国自身的政治修辞与行文风格，以及背后的国家理性与政治理论，与美国类似的白皮书或贸易报告书有着较大的区别：其一，偏向宏大叙事，侧重从历史演变和战略层面阐明中美贸易关系的基本事实与互惠属性；其二，侧重法律原则，较少触及法律规则和细节，显示出法律论证和辩护上的辩证逻辑；其三，灵活借用“普适价值”，借力打力，比如白皮书大量使用“自由贸易”、“多边体制”、“契约精神”等术语和基本原理，用以攻击美国的单边行为对这些“普适价值”的实质违反；其四，总体论证上貌似“柔弱悲情”，实质“绵里藏针”，包含着中国对美国单边行为的道德鄙视与战略藐视；其五，统战思维的再现，主要是通过阐明自身以及对“第三方”共同利益、共同处境与共同前途的建构性论述，试图建立一种反制美国单边主义的“自由贸易联盟”；其六，有效区分原则，即仅仅将打击重点放在本届特朗普政府身上，而高度肯定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的合作伦理与负责任表现，将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孤立”起来，有效分化美国的内部政治，客观上有助于民主党中期选举及推动美国政府合理更迭并重回既往的合作立场。
中国政府事实上拒绝了特朗普在极限施压条件下的所谓“谈判”诉求，不接受第二个中美《望厦条约》，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严格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中国当前所处的民族复兴及建设新全球秩序的顶层战略利益决定的。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丧失“发展权”，放弃百年屈辱和牺牲奋斗铺就的复兴之路，放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和正当参与权，这种“极限”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如果接受，新时代的全部新颖性与合法性也将面临根本上的意义消解。中国政府当然也知道特朗普很着急，因为贸易战中的关税手段即将用尽，美国的国内相关群体、产业与企业的“痛苦指数”也逐步达到政治上的爆发极限。针对极限施压，中国政府是在正当地“极限反制”。因此，谈判大门尽管开放，但与谁谈，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谈，是重大的政治决断。甚至有评论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在底线上可能已经做好了较长时段的“持久战”准备，可能不以特朗普政府为主要或理想谈判对象，而等待美国民主选举完成政党轮替后再行谈判。这样一来，貌似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的对华全面遏制新政策可能又有变数，美国内部的“反特朗普运动”可能获得进一步的政治话语权和挑战能力。
美国可能会指责中国的白皮书涉嫌干预美国选举政治，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国际政治中的合理影响措施。与美国对各国政治的全面干预相比，中国仍然处于不习惯、不成熟、缺乏坚定意愿甚至能力的起步阶段，但被迫与美国的全面对抗显然正在快速推动中国成为更成熟的世界体系大国与国际政治上的理性国家。
当然，中美贸易对抗的烈度和后果不会因为白皮书的发表或“贸易摩擦”的降格处理而有所缓和。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客观痛苦是另一回事。在中美市场相互壁垒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寻求对美国市场的“第三方替代”必须加速进行，中国在核心技术上的攻关突破也必须集中投入和完成。历史彷佛在2018年骤然提速，改革四十年确立的中美相对缓和及合作取向的“蜜月关系”已经破裂。就算特朗普下台，民主党重返执政，特朗普主义的“鹰派阴影”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美国精英层的权力转移恐惧并不会消解。因此，依赖美国的“初期现代化”已经走到了某个临界点，自主性的“二期现代化”及中国与“非美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体系建构进程实质开启。这就是白皮书在最后一部分提出“八个要点”的战略意图所在。当然，中国在政治与文化上与美国不同，不会刻意排除美国对新秩序及新体系的参与，前提是美国必须修正其单边主义的霸权立场而从容参与真正的多边性、平等性和民主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做新一轮全球化的理性与建设性的力量。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对美国的“反向规训”，确保美国遵守国际层面的民主规则、多边体制与国际法，避免美国陷入纯粹的实力崇拜以及“复数双边主义”（一对一关系中的美国绝对至上主义）而成为它自身以及人类的“公敌”。
中美的此一轮角色易形与道德互换，影响至远至深，仓促间转型变幻，实在没有给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以从容的理解适应周期。而既往理解美国和全球化的一系列预设、知识和制度框架可能快速遭遇局部失效的边缘化效应。这是“美丽新世界”还是“黑暗新周期”，不能仅仅从既往的观念与制度依赖中认知，而必须有重构及创造新知识及新理论的思想责任感与学术上的自觉努力。这一过程很艰难，很痛苦，千难万险，九曲回肠，风险莫测，险滩密布，但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承担和创造，只能是积极参与和塑造一种新历史。
（原载多维新闻网2018年9月25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