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世界地缘形势日益复杂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美国拜登政府国防战略基础和重要战略遗产的“一体化威慑”战略，强调通过跨领域、跨地区、跨层级、跨政府部门、跨盟友与伙伴等“一体化”措施和核力量，实现有效威慑。“一体化威慑”涉及不同层次，综合军民和核常两用、地理空间、冲突层级、国内国际等诸多手段，重视以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为引领。在中美战略博弈形势下，“一体化威慑”战略意在增强美国既有军事优势，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刺激以军备竞赛为核心的全方位竞争，不利于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由于战略资源和战略协调能力制约、盟友能力参差不齐、亚太地区大多数中小国家持中立政策以及中国实力增长等因素，“一体化威慑”战略难以达成。

关 键 词：战略遗产 一体化威慑 中美战略博弈 亚太安全

2022年10月，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正式确认“一体化威慑”战略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础。随后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重申“一体化威慑”战略是2022年国防战略的核心。[2]《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22）将“一体化威慑”定义为各种能力的无缝组合，所谓通过在作战各领域、各地区、冲突各层级、美国政府各部门及与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之间的无缝合作，使潜在对手认为实施敌对活动的成本超过收益[3]。其核心是发展、结合和协调美军优势，使美国的力量组合发展至最大程度。[4]

从字面看，“一体化威慑”战略仍然强调威慑的重要性，即通过展示实力让对手确信，改变现状的收益远少于成本，从而放弃。因为威慑的使用早已有之，但达到威慑的手段却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变化，所以该概念的重点在于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各种威慑手段的综合运用，即通过推进技术创新，在与所谓对手全面竞争中，取得并保持军事优势，实现有效威慑。显然，“一体化威慑”战略指导下的美国国防战略出现一系列新动向。“一体化威慑”作为拜登政府的重要战略遗产，势必具有延续性。系统梳理、剖析该“一体化威慑”战略及其前景，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军事战略走向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势以及处理中美关系，创造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

一、“一体化威慑”战略主要内容

从美国军方一系列实际行动看，“一体化威慑”战略重视人工智能和信息时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以此为基础，将多域作战部队与盟友力量进行联网，通过技术、作战理念，融合不同领域作战部队和盟友能力，采取集体行动，实现全域威慑（包括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一体化威慑”通过联合作战实现，以核威慑为支撑，涉及多种形式。

（一）跨作战领域的“一体化威慑”

为适应网络、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提高多（全）域空间作战能力，美军对其组织结构和编制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建立了网络部队和太空军，组建了跨领域的多域特遣部队；压缩陆海空等传统军种，军费增长向新兴作战力量倾斜，包括人员扩编、战力优化等。例如，美国军方非常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大规模军事活动中的应用。2023年8月，五角大楼宣布正式成立名为“利马”的人工智能工作组，在国防部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领导下，负责评估、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保持尖端技术前沿水平。[5] 2024年2月，在针对中东多国（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中，美国中央司令部首席技术官摩尔表示，美军通过部署Project Maven计算机视觉系统，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打击目标。[6]

美军谋求通过资源整合，跨越地理疆界（境内和境外），跨越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即海、陆、空、天、磁、网），跨越技术领域（传统和新兴技术，如网络技术、太空技术、深海探测技术、高超音速技术等），跨越常规力量和核力量及指挥层级，打破不同力量、不同军种之间的界限，组编跨军种部队，力图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对抗，赢得物理域、认知域和时间上的优势和制权，打造赢得战争和威慑对手的能力，所谓应对大国竞争、全球作战和其他挑战。

在非军事领域，美国借助贸易战、科技战、经济和金融制裁打压对方的同时，力图投资国内长期竞争力，实施现代工业创新战略，加强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高科技创新研究。早在2018年，美国便成立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评估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并提供决策建议。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中，拜登政府强调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和5G基础设施的重要性。[7]

“一体化威慑”战略重视通过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创新获得优势，大力推动与军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培养各类创新、研发及应用人才，推进新兴技术的创新和军事应用，谋求美军的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实现飞跃。[8]美国军方认为，新兴技术发展虽然给美国的威慑带来挑战，但是如果能够获得技术优势，将有利于美国威慑战略的实现。因此，美国军方继续与企业和民间组织合作，开发新技术，加快军事应用，进一步巩固在新兴军事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例如，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卫星深度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12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宣布成立名为“星盾”的新业务部门，目标客户是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国防部，表明“星链”向军事化迈出关键一步。[9]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工智能高科技公司将是美国军方与民间合作的重点。商业人工智能公司Scale AI、Shield AI及谷歌等，已同美国国防部开展诸多合作项目。2023年12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走访加州高科技公司时宣称，军方将和硅谷进一步建立密切关系，不断提高军事实力，应对中国快速发展。[10]

（二）跨地区的“一体化威慑”

跨地区的“一体化威慑”，即将各个关键地区和美国本土相结合。技术发展使地区间的界限、空间和时间距离变得模糊。各地区的威胁源及形式日益复杂多变，难以进行明确的空间区分，需要打破地理界限加以应对。美军跨地区“一体化威慑”战略意在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力量，打破地区尤其是关键地区之间，以及关键地区和美国本土之间的地理空间界限，加强军力动态部署和“一体化”运用。

亚太地区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美国试图将另一个重点地区——欧洲与亚太地区连接起来，将欧洲纳入对华战略，在更大地理范围内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及欧盟等，纷纷出台“印太战略”“印太政策”。2023年5月，欧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二届“印太”国家部长级论坛，其中“印太”安全是重要议题之一。2021年2月，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进行合成训练单元演习期间，北约提供了情报和信息支持。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宣称，中国对跨大西洋联盟构成所谓“系统性挑战”[11]，应加强合作应对中国。

至于动态部署，则是指美军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部署实施轮换制度，适应不同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强化军事存在，保持战斗力，有利于对突发状况迅速做出决策和采取应对行动，使对手难以获得准确信息。

（三）跨冲突层级的“一体化威慑”

跨冲突层级的“一体化威慑”，即扩大实施威慑的冲突层次，对所有层次实现威慑。当今世界，冲突的内涵和外延发生诸多变化。学术研究传统上将冲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战争（冲突的最高层次）与和平（冲突的最低层次）。但事实上，二者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层次。冲突的主体、类型、规模、时空各不相同，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作战意图和目标难以准确判断，这种边界的模糊性很可能对对手的判断、应对和反击造成困扰，从而失去最佳的反击时机。美军力图建立各种冲突应对方案，在冲突的所有类型和层次实现威慑，即从较低的“灰色地带”竞争、危机反应和应急行动、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局部战争、高强度战争和核战争，最大限度发挥威慑的作用。

最近几年一系列军事行动及战争，清楚表明了冲突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及手段的综合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危机，在多个层次同俄罗斯进行较量，可视为北约对俄罗斯大规模的“混合战争”“一体化战争”（综合战争）的初步应用。

（四）跨政府部门的“一体化威慑”

跨政府部门的“一体化威慑”战略，即各部门不仅参与威慑行动，而且利用资源和优势深度合作，形成合力。美国军方认为，需要整合各部门资源，将大国战略竞争作为资源配置的优先方向，综合使用外交、情报、经济、安全援助等手段，全方位参与竞争，尤其是应对“灰色地带”的竞争乃至冲突。美国国防部计划进一步深化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同时动员国会、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及学术界，采取多样化手段。

这种跨政府部门的“一体化威慑”战略，实际上是美国采取“全政府”方式遏制中国。例如，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纷纷成立针对中国的委员会、办公室、小组之类的机构。美国国会不仅通过诸多反华法案，还成立了“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国会众议院也成立了“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国土安全部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国防部成立了“中国特别工作组”，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国务院成立了“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又称“中国组”）和名为“公司”的八人小组。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专门制定所谓“中国行动计划”，以对抗所谓中国“恶意行为”。2023年2月，该计划被“对抗民族国家威胁战略”取代。该战略旨在持续关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所谓“威胁”。

在部门联合上，2023年2月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率先联合成立“颠覆性技术打击工作组”，所谓阻止中国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美国先进技术。美国立法和行政机构越来越关注中国，各部门将更多资源投入涉华部门。美国很多智库，如哈德逊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与政府和军方关系密切，出台各类报告，为政府和军方出谋划策、制造反华舆论。

此外，美国计划加强与盟友合作，尤其是亚太地区盟友，寻求共同打压中国。显然，美国希望能够在国内进行反华动员，并在盟友间建立反华联盟。可以预料，军民一体化、政府与社会一体化、国际国内一体化（包括与盟伴的一体化）等成为“一体化威慑”的重要方向。

（五）与盟友和伙伴结成“一体化威慑”

与盟友和伙伴结成“一体化威慑”，即通过增强互操作性和联合能力，推动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金融、信息等领域的配合，与盟友在一体联动中增强整体打击力量，形成更高层次的威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认为，“一体化威慑”的成功需要不同地区美国盟友与伙伴在外交、军事、情报等方面广泛协作，联盟体系对于“一体化威慑”至关重要。[12]为此，美国不惜投入巨资，加强双边或多边联合演习、先进技术开发与应用、互联互通互操作、作战数据开放共享、作战规则和指控模式衔接适配等，将自身与盟友和伙伴的技术、规则、数据、情报等资源整合为一体。

在双边机制方面，美国提升与传统盟友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同盟关系，与印度签订一系列军事协定，巩固和加强与东南亚传统盟国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在技术转让、武器出售、军力部署等方面，美国大幅放宽限制，提升与盟友的协同作战能力。例如，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巡航导弹，鼓励日本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与日本开展“远征前沿基地作战”训练和网络战演习，调整在韩国的兵力部署等。在多边机制方面，除了既有的七国集团、北约，美国还强化“四方安全对话”和“五眼联盟”，与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2023年12月20日，国务卿布林肯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加强同七国集团、欧盟及其他盟友的关系，从优势地位出发[13]，同中国打交道，应对所谓中国带来的“挑战”。2024年4月，美日菲三国领导人举行首次会谈，所谓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新兴技术，推进清洁能源供应链和气候合作，进一步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14]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在大力提升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官方关系，在“一体化威慑”战略指导下，试图将台湾地区编入“伙伴之网”。

（六）包括核打击和新军事能力的“一体化威慑”

美国高度重视核威慑在“一体化威慑”中的作用。在提升常规威慑的同时，美军加快推进核武器的现代化，提升传统核威慑能力，在“一体化威慑”战略框架下实现常规威慑和核威慑相结合。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国的核政策最具进攻性。美国仍未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多次发动核战争威胁，相继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伊朗核框架协议》《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2017年，美国政府称，未来30年投入1.2万亿美元，对现存核武器投送系统、核战斗部以及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进行全面改造[15]，计划研发新型陆基战略导弹和核常两用远程防区外武器系统，分别取代现有的“民兵-3”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空射巡航导弹；计划以新型“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替代现有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新型战略轰炸机B-21在2023年11月实现首飞，用以取代现役的B-2和B-1B战略轰炸机。

在更新“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同时，美国在核政策上重视发展低当量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必要时对对手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2024年3月，美国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宣布，F-35A已经在2023年10月12日获得适配B61-12核弹的认证资格[16]，从而将F-35A的高突防能力与B61-12核弹的高精度、低当量结合起来，以利实施对关键战略目标的“斩首行动”。同时，为验证“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可靠性和灵活性，美国继续不定期举行“全球雷霆”系列大规模战略核演习，演练全球核打击系统和导弹防御体系[17]，构筑攻防兼备的战略威慑力量体系。

2022年版《美国国防战略》中强调，战略威慑仍然是最优先任务，其基础是核武器，继续依赖战略威慑应对各种威胁。[18]美国2023财年投入约344亿美元用于升级核武库。[19]202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研发B61核重力炸弹的现代改进型B61-13，爆炸当量为24万吨，用于攻击更坚硬、面积更广的军事目标，增强核威慑。[20]在推动新一代核弹头研发方面，美国计划在2030年用新型小型化的W93核弹头，逐步替换现有的W76和W88核弹头，相关拨款已纳入2025财年预算。[21]美军的核力量不再仅是核威慑，正在转变为具有实战色彩的核打击力量，以应对局部战争。这是美国核力量在“一体化威慑”中的具体运用。

美国企图通过作战领域、地区、冲突层级、政府部门及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之间全面协作，针对不同实力、不同地区的对手，综合实施“拒止威慑”“弹性威慑”“通过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定制威慑”等不同层次的威慑。[22]为了增强威慑，特别是在所谓潜在对手可能采取行动迅速夺取领土的情况下，美国发展非对称方法并优化拒止态势，继续开发创新作战理念，投资高价值资产补充当前的能力，发展包括远程打击、水下攻击、高超音速和自主作战系统等新军事能力，并改善信息共享和非动能工具的集成。美军计划优先考虑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建立弹性能力。[23]有效威慑取决于是否有能力通过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其方法包括除核力量外广泛的手段，如常规远程火力、进攻性网络行动、非常规战争、对外国内部防御的支持及经济制裁、出口管制和外交措施等机构工具。美国还对一些国家实行“定制威慑”，所谓用以防范对美国本土的攻击及战略性进攻，具体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对不同国家分别采取不同的威慑手段和方法。

二、“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动因

“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提出，既表明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威慑手段在应对大国竞争中的作用，也与其对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感知和评估有关，同时基于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拜登政府强化与盟友安全关系及建立新安全关系，也有助于“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实施。

首先，拜登政府同美国历届政府一样，高度重视威慑理念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学说中的核心地位和支柱作用。历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防务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和“全球态势评估”等指导性文件，均鲜明体现这一理念。拜登政府尤为强调在面对大国战略竞争时，综合运用威慑手段的重要性。2021年，拜登政府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中多次提到“威慑”。[24]202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表示，结合各种力量，取得最大威慑效果，同时核威慑仍然是首要任务，也是“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基础。[25]由此可见，威慑理念指导了“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提出。

“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重点是面对不同对手，采取不同的威慑形式和手段。在美国看来，大国竞争从时间看，必定是持久竞争；从领域看，竞争范围涉及海、陆、空、天、磁、网及心理和认知领域；从内容看，竞争不仅是军事竞争，而且包含经济、科技、贸易等方面；从地理看，竞争波及“印太”地区和欧洲；从外交看，竞争涉及各国在大国竞争中的立场问题；从冲突层次看，和平和战争间各种冲突层级尽显。因此，美国认为，传统军事威慑因手段单一或效果不足，难以达到威慑目的，为此需要从多维、全领域开展全方位威慑，即“一体化威慑”。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构成所谓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26]，视中国为美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27]。中美军事差距缩小，可能导致美国威慑效果减弱。

其次，除了面临大国战略竞争外，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国家安全也面临其他各种挑战，需要通过建立在威慑理念基础上的多手段的综合运用，即“一体化威慑”战略加以应对。

美国认为，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和其他生物危机、日益上升的气候危机、网络和数字威胁、世界经济陷入停顿、人道主义危机、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都构成巨大危险[28]，面临的挑战是系统性、战略性的，包括竞争对手军事能力的提升和“灰色地带”活动、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及扩散、跨界挑战等。[29]上述大国竞争和其他挑战同时存在于海洋、陆地、天空、太空、电磁和网络等领域，存在于美国的国土内外，来源既有国家行为体，也有非国家行为体，有的甚至不能明确界定来源，如气候危机等。这些威胁跨领域、全方位，形式多样化，空间界限、时间界限模糊，单独依靠某种特定力量（如核力量或常规力量）、特定的技术手段、特定的战术战法和组织结构，甚至单独依靠某一个国家都无法应对。奥斯汀认为，威慑现在横跨多个领域，必须通晓所有这些领域，以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安全。[30]为此，美国认为，以技术为基础、各种力量及战术战法相结合、借助盟友资源的“一体化威慑”势在必行。

再次，拜登政府认为，信息技术进步使“一体化威慑”成为可能。近年，随着以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深度融合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美军高度重视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高速数据处理、隐形、无人操控、高能激光、电磁空间、深海探测、量子、生物等领域的高新科技发展，进行技术整合和系统集成，结合实战经验，不断提出各种作战概念和理论，诸如马赛克战、算法战、“战争云”和“分布式杀伤”、关注灰色区域和混合作战行动、军民联合、多域发力、动态武力运用等。

特别是奥斯汀在2021年5月签署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的战略文件中提出的“全域作战”概念，借助信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战场作为统一整体，由联合部队在海、陆、空、天、电磁和网络空间等领域，进行整体筹划并协同作战，提高作战能力和效率，确保军事优势。[31]除了美军不同军种之间作战能力的“一体化”，还涉及美国与盟友伙伴之间作战能力的“一体化”问题。该文件可以视为“一体化威慑”的行动路线图。

最后，庞大的国防开支、盟友和海外军事基地为美军“一体化威慑”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通过该战略，将盟友纳入其中，巩固和加强与盟友的长期合作。美国2019—2023年国防开支分别为7160亿[32]、7380亿[33]、7405亿[34]、7680亿[35]、8580亿美元（其中国防部为8167亿美元）[36]。2024财年国防经费为8863亿美元。[37]2025财年国防经费需求为8498亿美元，其中专门用于“一体化威慑”的经费为3107亿美元，其中1432亿美元为研发、测试和评估的经费，1675亿美元为采购经费。[38]虽然国防费用呈逐年上升态势，为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提供了更多资金，但相对于昂贵的武器装备、维持全球霸权的野心和面临的各种挑战来说，还是难以满足需求。

美军在核武库现代化、高新技术研发和先进武器采购等领域，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单纯依靠自身现有平台和能力，无法有效满足战略威慑需求，需要盟友的支持与帮助。例如，2023年12月AUKUS宣布，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将联合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快速处理各自水底装置搜集的声呐数据，更快、更精准地追踪中国潜艇。[39]鉴于盟友与伙伴在“一体化威慑”中的重要性，美国认为，需要采取大胆举措，以新的方式将“志同道合”国家和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聚集在一起[40]，通过自身力量与盟国资源相结合，联合采取行动，强化战略威慑。

三、“一体化威慑”战略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影响

拜登政府实施的“一体化威慑”战略充满着冷战色彩和零和思维，势必导致军备竞赛，并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一是进一步提升美国军力。多年来，美国始终保持军事优势。美国的军事实力，无论是核力量、常规力量还是太空技术，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的军费开支、军事技术、国际武器贸易份额等，也都领先其他国家。当认为其他国家某一具体领域技术水平迅速提升，并有可能对自身形成局部“非对称”平衡时，美国一直保持军事优势的敏感神经便会受到刺激。通过“一体化威慑”战略，美国一方面试图阻止其他国家高新科技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投入巨资保持全面优势，促进技术、后勤、组织、训练、战术、概念、理论、作战能力等方面的创新。

亚太地区是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实施的重点地区。如果“一体化威慑”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美国就可以不断整合并提高自身与其盟友（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以及力图使北约“亚太化”）的综合军事能力，谋求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差距。

二是将刺激全方位的军备竞赛。科技发展使得国家间军备竞赛由单一领域逐渐向多维领域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列强的军备竞赛主要发生在海军领域。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除了发生在常规武器领域，还出现在核武器、太空战、反导等领域，军备竞赛逐渐多维化。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力图在海、陆、空、天、磁、网及核武器领域取得全面优势，模糊各部门、各作战领域、各地区、各冲突层级，以及军民、平战、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限。美国企图谋取的优势可谓史无前例。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势必卷入这种全方位的竞赛。美国通过“一体化威慑”战略，全方位提升军力优势，同时强化亚太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干预力度，鼓励其亚太地区盟友，如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研发和部署新武器装备，为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大开方便之门，在菲律宾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等，给亚太安全增添复杂因素。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严重损害本就脆弱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在美国刺激下，其他国家势必做出相应反应，包括有针对性地研发新式武器及平台，甚至更新核武库，以应对美军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三是加剧中美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拜登政府继续推进经济战、科技战和“印太战略”，在全球范围拼凑打压中国的各类小圈子。[41]在对华政策非军事手段难以达到目的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在“一体化威慑”战略指导下，加重军事手段，加大军事行动，威胁中国安全。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美国也加大对中国的威胁力度。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体化威慑”的考量之下，拜登政府以南海、台海和东海为战略前沿，并将“防卫台湾”视为所谓“威慑的一项基本特征”。[42]

美国在中国沿海地区不停举行单边、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搞所谓“航行自由活动”（如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抵近侦察，甚至闯入中国领海领空实施挑衅，闯入他国临时设置的演习区域，不断炒作南海问题，怂恿他国（如菲律宾）在南海开展非法活动，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等。美国政府还进一步提升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加强台湾当局所谓“自我防卫”能力建设及“不对称战力”的发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在涉及国家统一与主权完整等攸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屡屡触及中国“红线”，增加中美间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四是破坏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多年来，亚太地区国家间合作发展成就显著。目前，亚太地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占全球60%以上，贸易总量占全球50%以上。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是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一体化威慑”战略突出以中国为假想敌，试图在军事领域全面遏制中国，以阵营化对抗中国，延续冷战零和思维以及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其结果必然导致地区关系紧张，损害国家间合作发展和互信，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如中国国防部指出的那样，那些顽固奉行本国利益优先，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搞“一体化威慑”的国家，才是对国际体系和亚太地区步步紧逼的挑战。[43]

四、“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制约因素

“一体化威慑”战略是美实施“印太战略”的军事支柱，其实施受诸多条件限制。

一是“一体化威慑”战略违背地区民意，与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一体化威慑”战略聚焦大国竞争，企图通过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弥补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打压中国的力所不逮，阻止中国获得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并企图将中国拖入军备竞赛。

多年来，亚洲一直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地区。亚洲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发展，跟本地区国家谋求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彼此间合作的强烈愿望密不可分。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44]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彼此合作促进问题解决，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是亚太地区安全和繁荣的基础和方向。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就是明显例证。

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以遏制其他国家为主要目标，以零和思维打造排他性、对抗性小圈子，挑起军备竞赛，人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破坏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和信任，不利于各国经济发展和其他问题的解决，逆时代潮流难成气候。

二是有限战略资源和战略协调能力的制约。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需要增加人员经费、研发和采购先进武器装备、加强训练、进行海外军事行动、增加对外军事援助及核武器相关投入等，均需要长期、巨额经费开支。与过去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及世界贸易中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同，当前美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对于患有“战略焦虑”、追求“绝对安全”的美国来说，庞大的军费开支仍然不足以支撑需求，国防预算逐年增加，造成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

美国巨额债务问题也会严重影响“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实施。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国债2013年为16.74万亿美元，2022年为30.93万亿美元，2024年10月已超过了35.77万亿美元，是其GDP 的1.31倍（2023年美国GDP总量为27.36万亿美元）。[45]美国债务增加，多次造成债务危机，重要原因是多年对外战争和始终居高不下的国防开支。为避免债务违约和联邦政府停摆，美国政府不断提高债务上限。依靠大举借债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美国势必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并对国家长期发展造成伤害。除此之外，美国战线过长，在中东及东欧地区长期军事行动，在不同地区分配有限资源，难免捉襟见肘。从长远看，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债务居高不下、战线太长，将影响“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投入和效果。

从“一体化威慑”战略的概念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部门、众多领域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美国的战略协调能力依然值得怀疑。例如，“一体化威慑”战略如何协调美国国会与政府、政府各部门间关系，以及对不同科技领域的投资、威慑的范围和重点的确定，美军内部各军种间关系的调整，美国对盟友的协调等。“一体化威慑”战略既然是美国国防战略的核心，原则上应该由国防部主导实施，但又要动员美国政府各部门，是一种“全政府”的一体化，单靠国防部难免力所不及。近年，美国政治极化严重，国会内部矛盾重重，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摩擦，各军种之间存在经费竞争，社会问题暴露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以及盟友怀疑美国的管理和协调能力等，这些因素都影响“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实施效果。

三是美国盟友能力参差不齐，以及多数国家不愿意选边站队。美国借助盟友或者伙伴塑造围堵中国的战略环境。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报告提出，“将通过多边途径，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强化该地区既有的规范、规则和机制，以限制中国的强硬行为，而非与中国直接对抗”。[46]由于地理位置和实力所限，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战略需要借助亚太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在高新技术和网络技术、作战理念等方面密切合作；联合盟友力量实现全域作战能力，以美国为主，把美国的战略威慑变为共同战略威慑。不管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军事合作如何紧密，美国主导、日澳仆从的局面不可能改变。日澳能力和作战经验与美国的不对称，也会降低“一体化威慑”战略的实施效果。

对于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可能带来的影响，东盟国家保持高度警惕。东盟自成立以来，中立、不结盟已经成为规范。地区合作与经济发展是东盟最关注的问题。中国与东盟是近邻，双方关系经过30多年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国连续多年位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打造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制定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东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支柱。[47]美国以进攻性、挑衅性的“一体化威慑”战略针对中国，势必引发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在本地区军事行动的不安。在2023年9月召开的第43届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明确拒绝选边站队。

四是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战略，势必引发反制。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展开“激烈的战略竞争”。中国积极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例如，在台海地区，针对美国海军炒作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认为该举动性质十分恶劣，充分说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破坏者、台海安全风险最大制造者。[48]中国海空军事力量对侵犯中国正当权益的美国（包括美国盟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舰船和飞机的行动全程跟监警戒；组织多军种在东海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并开展联合对海突击等训练；针对美台勾连，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常态化巡航、警巡等行动。

美国已经成为南海问题“麻烦制造者”和“事故制造者”。针对美军在南海挑衅行为，中国军队采取断然措施，多次警戒、驱离。针对美国接连在国际上拼凑打压中国的“小圈子”，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完全有权利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49]在太空、网络空间及核领域等，中国均对美国不利于世界和平的行径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五、结语

基于美国国家战略对军事实力近乎偏执的重视，在全球和地区战略中特别强调军事手段，美国政府即便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也将在亚太地区加大投入，积极推进“一体化威慑”战略，影响地区局势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一体化威慑”作为拜登政府国防战略的核心，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会延续这一战略，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继续作为应对中国的重要手段。在自身国际影响力下降、世界局势动荡的情况下，美国将更加重视“一体化威慑”战略和在对华战略中的运用，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从全局性视角进一步认识“一体化威慑”战略及其发展。

对中国来说，需要直面美国发起的挑战，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坚持互相尊重，坚持和平、合作、共赢的理念，顺应历史潮流，把本地区稳定与繁荣推向更深、更高的水平，更好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从长远看，由于始终存在限制因素，美国充满冷战和对抗色彩的“一体化威慑”战略难以达成。

刘新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转载自东北亚学刊，2024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