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在我国历史上虽说是由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但儒学却一直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因此，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二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64-1920)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等等，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经”，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
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文化是否会有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教化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等的有关课程内容。许多大学建立了国学院，孔子学院，开设了多门与儒学有关的课程。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众多的企业家在学习诵读儒家经典，希望把他们的企业办成以儒家伦理指导的新型企业。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地研究了。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在欧洲，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现了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纪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他们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以此反对“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中强调，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以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某些观念加以重视，要重视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独立。在她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印度思想家戈尔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须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特别强调“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1985年国大党的“诞生是印度民族团结和复兴的标志”。他们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忱和宗教精神注入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进入21世纪，印度国大党连续取得选举的胜利，印度社会“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同质民族。”这有力地说明印度正是“新轴心时代”兴起的一个重镇。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他们都将再一次得到了“复兴”的机会？我认为，雅斯贝尔斯的看法是有远见的。这里，我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将会得到“复兴”的机会，如拉美、北非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三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在本世纪初，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国”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和谐”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据。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这就是说，“和谐”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的“和谐”，才可以称为“普遍和谐”。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致”，“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为什么，中国在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我认为，这是我国的领导人和广大学术界有见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大的转折关头。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十分不和谐的情态之中，有许多人类社会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者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针对上面说到的三大矛盾，我们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
四
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郭店楚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合天道人道也。”这是说，《周易》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道理的书，也就是说它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对于如何了解“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有段话很重要，他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但是一旦有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责任。“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所以“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应该说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资源。
“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是由情感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应该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以及“爱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把“亲亲”扩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我想，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产业，要爱老百姓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爱护和相互尊重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是有重要意义的。
“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社会上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这个社会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世界”了。
在儒家看，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的，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贡献。
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作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中不断创新。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