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启了一场改革开放的运动，这使得我们从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场巨变了。在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会不会有些什么关系呢？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造就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否具有意义？我想这是我们所应该好好地研究的一个课题，这不仅是儒学的意义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企业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性的问题。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从思想方面来找，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的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我们知道，有一位德国的学者，是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叫做马克斯?韦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在西方影响非常之大，它讨论了基督教伦理，主要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写作于20世纪初的一本书。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指兴起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讨论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与基督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17、18世纪基督教在欧洲有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先是马丁·路德在德国，从天主教改革出基督教，继有加尔文等在日内瓦建立加尔文教。这场运动持续两个世纪，最终遍及整个欧洲，也随着欧洲人征服世界的足迹传播开来。马克斯·韦伯就以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为着眼点，对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进行探索。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引用了富兰克林的话：“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就包括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等美德，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生必须不断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富兰克林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都是清教徒（新教的一种），富兰克林也深受影响。富兰克林一生声名卓著，是一个科学家与发明家，也是一个杰出政治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出版企业家。韦伯从他的日记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段话，“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认为再也没有比这句话更明确地表达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世界观。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中，马克斯·韦伯也讲到，“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者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完蛋”[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韦伯的描述可谓是资本主义企业者的命运写照了，只有不断地去赚钱，它才有资格生存，否则“那就注定完蛋”。所以韦伯又讲：“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统一的，而且永远是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手段，而获得利润。”[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句话是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带有一定的经典性。我们中国人比较了解马克思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其实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资本家必须要不断地“以钱生钱”才是可以的。
总之，韦伯认为企业家的一生必须不断地“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这种精神是“超越而又非理性的”。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性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就是你要赚钱，赚钱是你的目的，而且要钱不断地生钱，来达到赚钱的目的。可是怎么样来赚钱呢？你就要用最理性的办法来赚钱。也就是说用最理性的办法是一种手段，来实现赚钱这个目的。
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有什么关系呢？在韦伯看来，企业家一方面用最理性的手段赚钱，另一方面却有一种“超越而又非理性的”的精神贯注在其中。这是一个奇怪的混合。而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就是这个精神的来源。换一句话说，资本主义的这种精神与加尔文教的精神有一种暗合，企业家在经营自己的产业的过程中，在基督新教的信仰中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归宿。
那么根据的韦伯的分析，加尔文教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它认为赚钱是一种天职，是可以增加上帝的荣耀的，“以赚钱为目的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是把增加上帝的荣耀作为天职”。唯有成为“天职”，这种行为本身才具有了合理性。当然这个是带有宗教信仰的意义，他是从基督教这个角度来考虑。赚钱是它的目的，赚钱的结果是可以增加上帝的荣耀。而所谓最理性的方法，这就是他们西方的经营管理方法，包括科学手段来进行管理。
20世纪80年代，就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这本书曾经引起过广泛的讨论。原因就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之后又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经济的腾飞。当时的学者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原来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加尔文教，即基督新教有密切的联系，那么东方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讨论。在韩国、新加坡这些地方也有一些学者参与进来，甚至政界的一些人员都参与了讨论。比如说当时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就提出一个观念，认为西方的价值体系与我们东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价值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而东方的价值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这种观点，当时在韩国也得到了回应。关于东西方伦理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大概是1997年的时候，发生了亚洲经济风暴，因此就有人提出质疑，原来认为东方文化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怎么会发生亚洲经济风暴呢？所以对于东方伦理以及价值就提出了质疑，这个讨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结论。
对于这场争论，我们先不要一定给它一个答案，因为非此即彼的答案的往往是难以自圆的，如果我们不从“东方伦理一定就是亚洲经济起飞的唯一原因”这个角度来讨论，也不去讨论亚洲经济风暴一定和东方伦理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呢？
儒学是中国的，也是整个东亚的共同文化传统。我现在和韩国、日本、越南一些学者合作编纂《儒藏》，在合作中间，有一位日本学者说过一句话，他说：“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而且是东亚的精神文明。”他的这个说法基本上得到了现在韩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的认同。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按照韦伯的看法，以赚钱为目的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是把“增加上帝荣耀”作为“天职”它带有明显的宗教信仰的意义。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亚洲经济风暴发生的原因，我们转化一个角度，直接从东亚儒家思想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把“人生以赚钱为目的”是否可以转换为“以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和企业家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当然那个赚钱的手段依然是用最理性的方法。如果我们这样来重新思考、重新转换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论述，我们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考虑经济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就比较符合儒家伦理的精神了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依据儒家伦理精神，赚钱是为了社会的福祉和自我精神境界的提高，他具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不像基督教新教伦理那样，是具有超越而非理性的宗教性的意义。因为它的宗教性的意义是把它作为增加上帝的荣耀，我们是把它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意义来考虑。这就是儒家的伦理精神当中的超越而内在的精神传统。
儒家的伦理精神传统基本上是超越而内在的，在《论语》中记载了一句话，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子贡说的，他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冶长第五》]“文章”不是现在所写的文章，而是指孔子的博学多闻，也可以指孔子日常生活中多表现出来的德行，这些都是可以看见的；而孔子讲论“性与天道”的道理却是不可以听见的了。为什么孔子的“天道”与“性命”的问题不可得而闻呢？因为它们都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最高问题，都是形而上的，用语言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天道”是宇宙人生的“超越性”问题；而“性命”则是宇宙人生的“内在性”问题。
具体而言，“超越性”是指宇宙存在的根据或宇宙本体，如“天道”、“天理”、“太极”等，西方哲学中，如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等；“内在性”是指内在于“人的本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精神，如“仁”、“义”等，西方哲学中，如“理性”、“爱”等。这样来说，“超越性”与“内在性”的问题应该是哲学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中国哲学中讲，西方也在讲。但中国是“超越而内在”，两者表现出极强的统一性，而西方则强调有一个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
这一点，我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西方的传教士，叫利玛窦的，曾经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评论过儒家学说之得失，他说过不少赞美儒家道德学说的话，但同时他也提出，“吾窃贵邦儒者，病正在此常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自修；又不知瞻仰天主，以祈慈父之祐，成德者所以鲜见。”基督教有一个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利玛窦认为，仅仅靠人自身的内在道德修养是很难达到完美的境界的，必须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因此要有对上帝的信仰。这与儒家的成德根据在于自身，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达到超越的境界是不同的。
儒家的“内在而超越”的传统，使得儒家始终关注“世间”，并非不与世事。《论语》中有一段对话，是讲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两个农夫，一个叫长沮，一个叫桀溺。孔子让子路前去问路，当问到桀溺的时候，他劝说子路，现在天下大乱，人人都不讲德行，孔子到哪里去推行改革呢？不如跟着他们一样成为一个“避世之士”吧。子路回去把这一番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感慨着说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论语·微子第十八》]这句话很重要，它代表儒家的一个态度，就是天下没有道义，要去变革，不能因此而隐居起来，成为一个“避世之士”。“避世之士”离开人类社会去追求“超越性”，这相当于与鸟兽同群啊，孔子讲这种态度是他所不取的，我生而为人，不与人同群而活在一个社会当中，我要活在哪里呢？社会没有道义，正是要我去变革啊，如果有道义了，我还要去变革干什么呢？这就是儒家的担当精神，生在社会当中要勇于担当自己的责任；要追求超越性，追求正义，但也不要离开这个社会。这就是儒家“超越而内在”的另外一层涵义。
以上是我对争论不休的韦伯问题的一个回应，依据儒家的伦理精神，赚钱是为了社会福祉的增进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另外，我还要讲的是，按照韦伯的看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特例，它只能发生在西方。这是因为它与西方的政治、历史、宗教，以及其地理环境都有关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算西方的宗教了，特别是加尔文教。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韦伯认为加尔文教中的存在着一种特殊精神气质，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讲到过。
但是我想讲的是，尽管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在西方，而我们知道它的传播却并非仅仅局限于西方世界；它由西方基督新教促生，但却不一定仅仅依附于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个新教信徒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经营者，一个印度教徒、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儒教徒也都可以胜任其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经营。他们不仅能够很好地经营，更重要的是能够在自己的文化信仰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很好的契合点。一句话，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是多元性的，这一点不仅得到了上个世纪下半期各国，特别是一些新兴亚洲国家的实践证明，也得到了理论的说明，这也是“后现代”强调多元性的一个原因。
这样来讲，我们可以说近代企业并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他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模式。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中国现代企业家与中国儒家伦理相结合，将会产生中国的现代企业家？在中国这个环境中，中国现代企业家不是应该也是一种特例么？他生活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以及地理环境中，怎么可能不受这些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怎么可能忽略它们的存在？又怎么可能抛弃它们而另寻自身的精神归宿？所以在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正视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的传统，因为儒家思想已经在历史上2000多年曾经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现代企业家与中国儒家伦理相结合，将会产生中国的现代企业家，也将会产生儒者类型中国企业家。这就是说无论如何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儒家伦理对于造就中国现代企业家来说，应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
然而，我们还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并不是主张“文化决定论”，相反，我们认为儒家伦理对于塑造中国现代企业家具有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不能成为惟一的塑造者，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正像西方资本主义建立与发展一样，它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巨大发展，早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意大利的一些小的城市生活中，资本主义的精神就已经暂露头角，只是在后来的一系列的运动中，它才不断地壮大，逐渐扩展为一种支配全世界的经济、政治以及价值体系。这就是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教伦理只不过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看待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把思想文化看作是它发展的单一的原因，一种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而思想文化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另外还有政治、历史，以及地理环境等的原因。因此中国现代企业家建立和发展也不可能是由单一的儒家伦理来实现，它也还有政治、科学技术、历史、地理环境等的原因合力作用才能完成。我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不能是一种文化决定论，不能将一个社会的发展看成是由某一个单一的原因，而应该是很多原因汇聚在一起才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发展的。
但虽然如此，基督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无可代替的精神力量。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讲，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企业家也应该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力量。因此儒家伦理对于创造中国式的现代企业家的作用应该受到重视。
（横山书院据讲座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