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很短，夏天却很长。1962年北京的春天也是很短，匆匆而过，就到了夏初。自父亲汤用彤生病后，他很少外出，“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他都请假，一次也没参加。但这年初夏，他忽然提出想去香山小休息一下。我记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初夏也常去香山住一两周，有时住在钱穆先生租的房子里，有时住在香山红叶山庄。因为钱穆先生早已不在北京，就只能去住红叶山庄了。我推想，他之所以想去香山小住，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写完了《论中国佛教无“十宗”》松了口气，觉得对研究中国佛教隋唐宗派问题有了点底，可以休息一下，静静地思考如何继续下去；二是他对香山旧情难忘，因为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就是在香山定稿的。
在香山红叶山庄父亲和我有几次谈话，现在大多淡忘了，只记得有一次他谈到我的祖父。他说：祖父虽中进士，但没做过什么大官，而大多时间在甘肃，只是最后几年在北京。祖父喜欢“汉易”。祖父在甘肃时参与了办新式学堂，所以到北京后就把我父亲送入顺天学堂。这是我父亲和我谈到祖父的唯一一次谈话。只是后来我看到《颐园老人生日宴游图》才对祖父有了进一步了解。另一次谈话是讲他自己。他说：你们现在的生活比我读书时好多了。我上清华，当时坐不起车，只能步行，来回几十里，每月总得回城里看望你的祖母几次，否则她会骂我“不孝”。但她思想很开通，我考上了“留美预备班”，要到美国去四五年，她不但没有阻拦，反而说不要恋家，学成再回来。所以父亲到美国是专心攻读，生活非常清苦，吃饭只吃最便宜的面包，吃点切下的牛肉末，喝清水，为的是省下钱买书。他从美国回国时带了四五百册英、德文书。他说，这些书让我一辈子受用无穷。其实父亲在读清华和留美时的艰苦生活，我不止一次听母亲述说过，但这次是父亲自己对我说的，也许是有某种警示的意思。父亲还说：做学问主要是认真读书，勤于思考。读书要真读懂，要会利用各种工具书。遇到问题不要轻易放过，可以找相关的书相互对比，以求得解决。父亲批评我说：我看你读书很快，是不是都弄清楚了，我有点怀疑。你选修过我教的课《英国经验主义》，我让你读洛克、休谟的书，但你很少提问题，这说明你没有下功夫读书，也没有动脑筋思考问题。今天我回想当时的情况，感到我和我的同学们可以说都没有认真读书，我们当时一门心思只是想着了解那些教授的思想，以供批判用。父亲和我的谈话是“有心”还是“无意”？在当时我并未仔细想过。这说明我的无知。
父亲和我的谈话并不多，我能记得的只有以上几点。在香山时，他比较多的是和孙女汤丹（9岁）、孙子汤双（5岁）同乐。父亲常和汤丹、汤双到红叶山庄的“九曲回肠”（将山泉引入弯弯曲曲象征九曲黄河的小水槽），看着两个孩子把手帕放在“九曲回肠”的上端漂流，然后孩子跟着手帕顺水往下流处跑着、叫着、笑着，父亲很开心，孩子们更开心。夜晚两个孩子到山坡的草地去捉萤火虫，他们把萤火虫放在南瓜叶的空茎里，萤火虫一亮一亮很好看，两个孩子就争着跑去给爷爷看。汤双对爷爷说：“爷爷，你看它像不像灯笼？”汤丹说：“我看它更像霓虹灯。”
离红叶山庄不远处有个小游戏场，这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我们将一把轮椅带到山上，父亲坐着，我和乐黛云推着，孩子们走着、跑着。母亲在后面叫着：“汤丹，管住你弟弟，不让他摔跤。”汤丹叫弟弟别跑，弟弟就不跑了。汤丹很爱护汤双。汤双在8个月时，乐黛云就被下放到门头沟斋堂去接受“劳改”。这时汤丹已经五岁，妈妈“劳改”三年，汤丹好像很懂事地爱护着弟弟。在这三年中，发生过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在汤双一岁多刚会走路时，汤丹去找弟弟，在各屋都没找到，就大叫：“爸爸，弟弟不见了。”我问她是怎么回事，汤丹哭着说：“我各屋都找不到弟弟。”于是我们全家总动员，在各屋和院子里找，情急之下，还给各校门门卫打电话，请他们注意。正在我们慌乱之时，汤丹看见汤双由厕所一个角落走出来，他拿着刷便池的刷子，头上还顶着湿袜子，呜啦呜啦地走出来。汤丹看到一把抱住弟弟说：“你把我们都吓傻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常用来笑话汤双。汤双总是傻笑着说：“臭湿袜子顶在头上也挺凉快嘛。”
香山半山腰处有个“玉华山庄”，可以喝茶、吃零食。零食包括瓜子、花生、小糖块，有时还可以买到包子吃。这是父亲喜欢去的地方，也是孩子们喜欢去的地方，坐在那儿可以看见香山的远景，天气好时还可以看到北京城。父亲因中风，留下后遗症，走路有点困难，我们用轮椅合力把他推上去。玉华山庄很大，有各种花树草木，任由孩子们跑来跑去。
在红叶山庄，每天早上八点以前，我们吃过早饭，父亲和母亲就坐在朝南的走廊上晒太阳，我和乐黛云和孩子们去游览香山的景点：双清、眼镜湖、碧沙帐、枫林村……孩子们对这些地方似乎兴趣都不大，他们喜欢爬没有路的小径，自己往上爬。汤丹对汤双说：“这样才叫探险，你别怕难，后面有爸、妈保护。”汤双和汤丹一样也喜欢新奇，他并不怕，有时摔倒，起来继续往上爬。有一次他们爬着爬着，汤丹看见一条蛇，大叫：“妈妈，不好了，有条蛇。”赶紧往回跑，乐黛云说：“别怕，它不会咬人。”她往前去一看，是条死蛇，汤双说：“我没怕，我见它没动呢！”汤丹说：“你别冒充英雄，那你躲在我后边干嘛！”弟弟不说话。
父亲和母亲坐在廊子上，好像在说着什么，我们都没过去，怕打扰他们。我想，他们也许在谈着往事，回忆着自己的“幸”与“不幸”。我母亲生了6个孩子，早逝了4个，这是她一生的“隐痛”，这可能是她“不幸”，但嫁了一个“言听计从”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大幸”。父亲的“不幸”也许是各种“运动”耽误了一些时间，使他没有能完成写整部“中国佛教史”的愿望。他的“幸福”也许是他能及早中风，而免去各种“运动”的苦恼和免于回答各种不能不回答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早饭后，父亲要在床上小息，我觉得他在想什么，但也不好问他。我们大概在红叶山庄住了十多天，山间的清风明月相伴，一切平静而自然。
一日，父亲对我们说：“该回家了吧！”这样，我们就下山了。回到家里的第二天，父亲就把他的秘书招来，说：“我们开始工作吧！”于是父亲开始了他的《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同时应《新建设》杂志约稿开始写《康复札记》。在“札记”前有一段话：“现应《新建设》杂志之约，将近年读书所想写成札记，以供参考，这也是我对人民所尽涓埃之力。”看来，香山红叶山庄两周的休息，父亲实际上是思考着一些他关注的学术问题。因为他晚年一直想着的是：“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这就是中国真正有良心的学人的心声！
(香山红叶山庄现已拆毁，不复存在。——作者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