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1982年，也即我大学毕业的当年，我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业师是黎子耀教授，专业方向为先秦史，这可以说是我比较规范治学的开始。
黎子耀教授，湖南汉寿县人，1907年3月生。幼读私塾多年，后赴常德入湖南第二师范附小，学名明浩。1923年，入长沙明德中学，得以在诗文方面受教于刘永济、吴芳吉、苏雪林等名师硕学。1927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之后，曾因身体原因辍学数年，至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史学系。先后任教于苏州女师和贵阳女中，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权即系其在苏州女师任教期间的学生。1941年起，任浙江大学史地系讲师、副教授。其间，与谭其骧、缪钺诸先生相友善，并给时为大学一年级生的李政道“中国通史”课程考试100分的成绩，成为当年浙大教学史上的一个佳话。1949年后，历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
大学时期，子耀师受教于系主任李剑农教授，对中国经济史甚感兴趣。1937年，因国难由苏州回湘，家居一年，撰成《补后汉书食货志》。其上卷于1943年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同时发表于《思想与时代》杂志。该集刊未能续出，故下卷始终未曾公开刊布，这实为一大憾事。
在浙大任教期间，阅读正史，上起汉魏、下及南北朝。并辑录刘知几《史通》对各体史籍的评论。关于刘知几在学术上的贡献，写有《刘知几思想述评》一文（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卅期，1944年）。此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史通》一书的内容：1.论史籍的体裁；2.论作史的方法；3.论史家的修养；4.论读史的鉴别。此外，还指出刘氏的治学精神：谨守求真之义，甘冒犯侮之嫌。难能可贵，有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又在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之前，刘氏已经提出文体改革的主张，这也是世之论文学源流者所不可不知的。“我没有钱给大家，所给的只是一根钱串子，以便将来自己寻找钱。”
这门课程，子耀师讲了几遍，还准备据此着手编写一部中国史学史，因十年动乱而中辍。已完稿者，仅及南北朝而止。魏晋南北朝史学一章中，他曾挑选几节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计为：《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1979年第三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编篡学》（1981年第一期）、《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1982年第二期）。最后一篇中探讨了中国地方志的起源与家谱学发达的原因。
子耀师著史之志虽未得酬，但在育才方面却是有收获的，他所指导的学生与助手继续他的事业，勇猛精进，十年之功，终写成了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颇得读者的好评。
1965年，他研究李心传的史学，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辑录李氏对熊克《中兴小历》的评语共五百余条，分为十类，编为《中兴小历李氏考异类辑》，计十万字。此书之辑，便于考订熊书。四库馆臣辑熊书时，误认此为完本，其实残缺颇多。仅就《系年要录》援引到的《小历》文字来看，熊氏原本有而今本无者，多至七十八处。这样，子耀师就通过对一个具体的个案分析获得了自己的学术判断，即四库馆臣的话，并不足完全置信。
此稿辑成之后，子耀师进而想写出《<系年要录>引用史料目录》和《<系年要录>引用史籍叙录》。他又想到李氏对《日历》和其他史籍的利用和考订亦可分别辑录并加以整理。在当时的原始史料中，《日历》是权威性的，但从《系年要录》的考证来看，《日历》也并非是完全可以依据的。李氏利用《日历》之处固然很多，驳正它的也不少。这样，就值得将李氏对《日历》取舍两方面的资料汇集起来，成为一编。又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利用的史籍，大都为李氏所利用。这些史籍的资料为《北盟会编》所引用。而李氏在《系年要录》又有所考订者，为数不少，可以编成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李氏考异》。又如：《系年要录》中对王明清《挥麈录》既多采用，又多驳正，也可以汇集成帙。由于时局的影响使他的这些设想都无从实现，后来他的研究兴趣便转到经学方面了。
传说文王困而演《易》，子耀师则困而读《易》。他自己认为：以前读易，不知所云，学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再重读《易经》，遂发现《易经》原来是一部西周社会史，更具体地说，它是一部西周社会对立冲突史。他将《易经》内容分为十类，加以注释，注本初稿曾请著名先秦文献专家王驾吾教授审定。王氏习《易》，向来不出汉宋两派，但对子耀师的观点都颇为推重，赞许说：“凿破鸿濛，自成一说，为读《易》者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就奴隶社会阶级斗争来说，有凭有据，信非唯心逞臆之谈。《易》无达占，故《易》注较他经为多，然尚无如尊兄所说者，盖得助于马列主义为多也。”
不过，在今天看来，子耀师如此解《易》，也是受当时流风的影响所及，打上了浓厚的时代烙印。回想我自己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几篇论文，同样是动辄引用“经典作家”的语录撑场面。杭州大学历史系的81届，也即“文革”后首届研究生中，有一位研究“圩田”问题，一开始论文在导师那里就通不过，原因无他，就是不曾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后来总算找来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语，才得以提交答辩。今天说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关于《易经》的哲学思想，子耀师首先断言八卦中包含阴阳五行思想。写了《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一文（载《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几年以后，他发现乾坤两卦的内容，就是阴阳五行思想的具体化。乾卦讲天道，即太阳的运行规律；坤卦讲地道，即月亮的运行规律。日月运行，乃有宇宙，故《系辞传》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在乎其中矣。”
关于《易经》的写作方法，子耀师首先提出《易经》是一部谜语集。它以象征文学的手法反映西周社会的阶级矛盾。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传》引），正是这种写作方法的特点。
子耀师的《易》注，历时十年，稿凡三易。最后又以焦氏《易林》作为旁证解经，丰富了注文的内容。稿本定名为《周易秘义》。
子耀师认为儒家经典多用隐语，以《易》、《诗》为尤著。先秦注经，亦以隐语释隐语，《彖辞》、《象辞》是如此，《毛传》释《诗》亦复如此。这种注经的传统，至汉魏之际而中断。因此他深有感慨地说：“王注行而《易》义失，郑笺作而《诗》义亡。”
对经学中的其他经典，子耀师同样有精湛的研究，如关于《诗经》，他写了《<诗经清庙之什>中所见西周礼制考》（载入《西周史研究》陕西社会科学院编）。文中一方面指出《诗经》中包含阴阳五行思想，另一方面叙述了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下先秦吉礼的源流。又如关于《尚书》的研究，他写了《<洛诰解>献疑》一文（载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
在他生命最后阶段，他克服白内障眼病带来的困扰，凭惊人的记忆力，致力于先秦经典文献的研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发凡起隐，提玄钩要，在魏得良教授的协助下，先后撰著和出版《周易秘义》（浙江人民出版社）、《老子秘义》（三秦出版社）、《周易导读》（巴蜀书社）、《论语秘义》（陕西人民出版社）、《周易黎氏学》（陕西人民出版社）等著作。其学术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推重，其本人也以著名易学专家在学术史上享有一席之地。
子耀师从撰写《后汉书·食货志补》为学术研究的起点，突出反映了他考镜源流、钩沉史实的雄厚功力；中年后转入史学史与政治史的研究与教学；晚年则从事以《周易》为中心的先秦思想文化史的探讨，系统形成以“《周易》黎氏学”为标志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三个阶段以及其中的转折，实际上体现了子耀师治学上的显著特点与高明境界：早年治经济史，宗旨在于求其“实”；中年治史学史，宗旨在于求其“通”；晚年治经学，宗旨在于求其“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研究境界的递嬗历程，是科学理性地走向治学自由世界的通途。尽管历史研究者在具体学术路数上各有不同，但是，求实究真、会通识变、明理致用当是共同的研究宗旨与价值取向。
与学术贡献相比，子耀师的人格修养与思想境界则更堪称楷模，令人高山仰止！他爱惜人才、奖掖后进可谓不遗余力、乐此不疲。而对个人的名利地位却毫不萦怀、视若浮云。他是1942年的浙江大学副教授、高教4级，这一当可就是整整37年，1979年才出任教授，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可是，子耀师却淡定自若地走了过来。我在他门下亲炙前后整整三年，离开杭州大学后，也曾无数次庭趋请教求益，但从未见他曾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他始终认为：学者的本色是治学，超脱点为好，单纯点为好，要有豁达的心态，超然的气度，进入陶渊明诗句所倡导的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是，这并不等于泯灭是非的界限，出主入奴、阿谀逢迎，而是超越眼前的得失，摆脱俗务的羁绊，坚守自己的原则，维系自己的纯真。为此，他一再提醒我们这些门生要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不能突破底线，所谓“心之官则思”、“我思故我在”，就是他最为喜欢的格言。弘一法师有偈语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在我心目中，子耀师已经完全进入了这样优雅的人生理想境界！
子耀师是2005年5月以99岁的高龄驾鹤西去的，他寿届期颐，这当与他旷达的人生态度不无关系，他曾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子，说明人生有如雪泥鸿爪，充满着各种偶然性：当年抗战胜利，浙大从贵阳回迁，途经武汉，武汉大学的师长、同窗都慰挽他留在母校武大任教，他说行李已发往杭州，且自己一直未到过杭州，观光美丽的西湖乃是自己的一大心愿，于是就随着浙大大队人马回到杭州，可谁知这西湖一看，就是整个后半辈子啊！当时，子耀师是微笑着讲述这一切的，我也是微笑着聆听这一切的，但心里却多少浮起一层淡淡的忧愁：人生犹如春梦，应当珍惜拥有！
云山沧沧，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