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很侥幸地考上了本科就读的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研究方向，导师是黎子耀教授。
说“侥幸”，并非矫情，因为我入学考试的成绩并不理想，虽然中国通史、历史文献等科目考出较高分数，政治一门更取得了76分的高分……好多考生都栽倒在这门科目面前，当年的及格线也就45分，可是，外语是惊悚过关，不多不少60分，而专业课先秦史，才得56分。好在总分较高，遂以特例被破格录取。说句实在话，我是混入研究生行列的。另外6位校内外考生就不如我幸运了，2个名额只用掉了1个，我成了唯一的幸运儿。后来，我曾询问过子耀师，为什么他的给分手这么紧?子耀师答:于先秦史，我自己也就60多分的水平，给你56分已是很高的分数了。难怪乎，子耀师经常会给考生打出很低的分数，20、30分很正常，最低时曾打出过8分的成绩。要是换成在今天，子耀师是招不到学生的。可这就是当年老一辈学人的风格。
那一年，子耀师已是78岁高龄，是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除老主任沈炼之教授之外最年长的一位老师，他的年龄，加上当时没有必须在教室里上课之类的硬性规定，所以，我的硕士生专业课程都到先生家里上。刚开始时，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师兄周鹏飞老师也一道旁听，后来他回陕西上岗，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子耀师对我讲:每周一次，我讲的内容你消化不了，两周上一次课稍稍从容些，于是，我就每半个月上先生家聆听教诲。
虽然，上课的密度不高，可学习的压力却相当的大。子耀师的课是互动式的，我不但要带着耳朵用心地听，也要开动脑筋借助舌头专志地答，他在下课前会宣布下堂课将讲授的主题，并布置相关的课前准备要求。所以，偷懒是不成的，糊弄更是连门也没有。所以，下了课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跑图书馆，老老实实为两个星期后的课程作准备。
记得有一次为对付夏代文化的课，我在学校图书馆整整泡了10天，竭泽而渔，将当时有关夏文化的专题研究论文通通翻看了一遍，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做了提要，梳理线索、归纳观点、并加上读后心得，这样才在接下来的课上勉强过关。
子耀师最为推崇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认为在先秦史研究中，王氏的“二重证据法”是屡试不爽的最佳利器。所以，在我印象中，收录在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中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是他重点讲授与讨论的内容，连讲四次，几占整个课程的一半时间。
我读《观堂集林》，更喜爱读的是王氏另一篇宏文《殷周制度论》，曾问先生为何不讨论该文。子耀师答道:该文恢宏壮阔，气势磅礴，纲举目张，但是宏观之文，易生以偏概全之弊，看上去头头是道、义正辞严，但往往理大于事，疏漏多有，即使高明如王静安，也难以避免，该文有启示，但可商榷处亦不在少数。初学者宜从根本做起，夯实基础，尤其要端正学风，专志笃实，切忌好高鹜远，大而化之。高屋建瓴、大开大阖是学者晚年的事，至于初学者，倘若一开始就进入和效法，那便是误入歧途，缘木求鱼了。当时，先生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可谓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半吊子文人习性还是让我过早地告别了传统的治学之道，率性而为，写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实在是愧对先生的一片苦心了。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深感失望，斥我顽冥不化，是一个不可教的“孺子”了。
一学期很快也就过去了，子耀师的“先秦史专题研究”课程也进入了尾声。当时的研究生教育虽说是自由开放，但再自由再开放，期末的考试这个程序还是要有的。所以，子耀师就按学校的规定，命题对我进行考试。
我很幸运地至今仍保留着他当年出的“先秦史专题研究”的考试题目。它没有印刷，而是在一张64开的小纸片上的手写稿。四道试题今谨抄录如下:
一，《国语·鲁语》载虞、夏、商、周吉礼，就中所言殷礼在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否？
二，王国维考证卜辞中的王亥，结论如何？有何证据？
三，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土地转让情况如何？
四，试言近年探索夏文化的由来和现状。
我现在也忝居高校教师之列，也时不时会想到一个问题：一位老师的水平高下体现在什么地方？其实，这是多余的遐想。因为，老师的高水平在任何地方都是能够得到反映的，讲课精彩、成果丰硕固然是水平，考试出题到位同样也是水平。子耀师的这张试题卷，就是很好的例证。
细加体味，子耀师的四道题，把握了先秦史学习与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环节；第一，先秦史学习中内容重点的掌握问题；第二，先秦史研究中方法要领的掌握问题。
就先秦史学习的内容而言，夏文化探索，关系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的了解与认识，其重要性固不待言；礼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孔子云：“周因于殷礼，其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故讨论殷礼，并进而认识西周礼乐文明，也是先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历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尽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殷商年代邈远，复原真相最为不易，从研究殷商先公先王谱系入手，则是最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工作，连殷商的历史都能复原，遑论其余？实可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土地制度的演变是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演变的基础，把握了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则整个社会形态的递嬗及其规律、影响亦能思之可半了。
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子耀师的这份试题也同样渗透着他高明的治学理念，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所谓的“预流”。众所周知，研究先秦史的最大难题，一是资料贫乏、文献遗阙；二是有限的文献资料真伪混糅、年代界定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学术界特别重视用地下考古发现新材料来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的缺憾，换言之，如果没有地下考古新材料的支持，先秦史研究就难以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的的确确是无可动摇的先秦史研究最佳方法、正确途径。
所谓“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1925年有明确的论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总论》）陈寅恪先生后来更简洁地概括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即是一种把新出土或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自提出之后，便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服膺，被公认为一种高度科学的学术正流。
子耀师对文献熟悉的程度是惊人的，98岁辞世前，在双眼患白内障无法看书的情况下，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就《周易密义》、《老子密义》等多部学术专著，全凭记忆旁征博引各种传世文献。但是，他一样很关心和重视地下考古新发现，而且认为初学者尤其要掌握正确的治学方法，这在先秦史研究中，就是要以了解和运用“二重证据法”为起点，一开始就走上正道。
为此，他不但在讲课过程中苦口婆心加以强调，而且也在考试中有意识地予以倡导。四道试题，都包含了“二重证据法”方法论运用上的具体要求，都是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互为印证的案例。这种良苦用心，是他对学生负责的生动体现。至今念及，犹为泫然。
30余年转眼就过去了，我已不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回答这四道试题的，也不清楚子耀师当时是否满意我的答案，究竟给我这门课的考试打了多少分……及格大概是肯定的，否则我在1985年也就无法正常毕业了。但是，所幸的是，当年的试题，我保存了下来，成为我手中难得的子耀师遗墨。这张试题纸颜色已渐渐转黄，质地也越来越松脆，可是我脑海中子耀师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是那么的清晰，他的学识，他的人格，他的情怀，他的境界，永远是我这个做弟子所不可企及的巍峨山峰。
一张小小的试卷，贮存着太多的历史记忆，让我睹物思人，无法自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