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齐鲁晚报》对许纪霖教授的专访
公共领域成功有它强大的商业逻辑
齐鲁晚报: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过一批文化评论类的文章，反响很好。后来有意识地减少这类文章的撰写，更专注于学术研究。现在您又主动运用微博、微信发声，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许纪霖:我有自己的专业背景——研究知识分子和近现代史，同时又有点想法。我是绍兴人，从小是读鲁迅先生的书长大的，所以很喜欢鲁迅思想的穿透性。事实上，我“出道”的时候发表文章并不是在专业刊物上，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公共刊物《读书》杂志上。所以，我的起点就是公共，这可能和别人正好相反。我自己的身份是“两栖”的，既在大学里面，同时又面向公众。而且我始终保持这种两栖性。
齐鲁晚报:所以您觉得自己的这种特质让您有开放的心态，去拥抱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新变化？
许纪霖:这和我对时代的大问题比较敏感有关系。首先是兴趣，我一直重复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问题中人”。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学问，而是由问题引导的学问。但是这个问题由我来回应的时候，我希望用学术的方式。王元化先生就讲，好的东西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追求的更接近于有学术的思想。
齐鲁晚报:面向公众发文章会很快得到回应，但也很容易把一个人掏空。
许纪霖:公共领域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诱惑。虽然你不为名利，但是它自有商业逻辑来支配。你发出了声音，写了很多东西，希望即刻得到鲜花和掌声，媒体就有这种诱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化批评很热，我的兴趣也很广泛，一度报纸、杂志约稿很多。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个诱惑。面对这种诱惑，我当时也有迷茫，用很多精力在写那些东西。
王元化先生毕竟是大学者，他就“警告”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做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大研究，而不是写一些他眼中的“报屁股文章”。后来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就慢慢减少，至少是克制的，有节制的，然后回到我的专业领域做知识分子研究、思想研究。
齐鲁晚报:作为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发声，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许纪霖:我对互联网不算陌生，我永远是一个对时尚的东西比较敏感的人，也愿意有参与感。所以，最早互联网从BBS开始，我就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我有微博账号，也有微信公众号。这三个阶段，可谓“每况愈下”。
齐鲁晚报：为什么说是每况愈下？
许纪霖:影响力每况愈下，是因为BBS时代大家还是可以讨论问题，彼此可以说理。知识分子的优点就是说理，缺点是只会说理。微博时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主宰的了，而是网络大V、意见领袖的时代。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还是不一样的，知识分子要有知识，意见领袖不一定有知识，他要有意见，有倾向性的看法。有倾向性的看法如果能用140个字说得很漂亮、很刺激，它就有影响力，让很多人有同感。而微信是网红的时代。网红追求什么？流量。
所以，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让人更自由，好像知识分子说话的空间越来越多了，但另外一方面也越来越不自由。你说话的方式，是被更强的商业逻辑所支配。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个现象是让您无奈，还是需要作为现实去接受？
许纪霖:这种商业逻辑内在于互联网之中，却和知识分子的品格格格不入。所以我现在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期待知识分子有多大影响，这都是老观念。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已经身处边缘。
齐鲁晚报:这种商业逻辑是您在接触新媒体平台之后所有的体验，那您是会坚持说理的方式，还是会做一些贴近读者的改变？
许纪霖:我会和时代妥协。我会研究它的特点，在表达上向它靠拢。但是有些底线我是不会破的，比如我不会把流量作为第一目标。我以我的知识和良知说话，不是以流量为优先，这个底线破了，就不是知识分子了，那就是网红或者想做网红的人。再怎么标题党，也不能违背原意或者核心思想。
同时，你如果是一个面向公众的知识分子，必须去了解公众，必须有一种和公众和解的姿态，而不是对抗。当然，任何和解与对抗都是有底线的。失去了这个底线，你一定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或者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网络时代已不能用传统意义来谈启蒙
齐鲁晚报:现在您觉得启蒙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吗？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启蒙的境遇如何？
许纪霖:我现在越来越不太愿意用启蒙这个词了。因为，启蒙预设了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人，而今天是一个互动和分享的时代，是通过公共讨论来澄清问题。启蒙是一个印刷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已经不能用传统意义来谈启蒙了。如果一定要说启蒙的话，它一定是双向的，并不存在一个等级结构。所以，我觉得需要把架子放下，不把自己放在启蒙的位置上。现在，年轻的一代，不愿意老一代以启蒙的姿态说你应该如何、应该怎样，他们非常反感，即使你说得对。所以，我想，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把姿态放低一点，更多地和愿意倾听你声音的人进行双向讨论。
齐鲁晚报:大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不管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标准，大家老是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做点什么。
许纪霖:对知识分子提出比自己更高要求的人，他们在逃避自己的公民责任。现在是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每个人都是公民，都有责任。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一定要比其他人担当更多的公民责任。
知识分子的唯一别人不具有的责任，是在一般人搞不清楚的专业领域。比如说，三峡工程到底怎么样，这是大家搞不清楚的。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该出来说话的，他不是要表态，而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告诉公众事实是什么，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
齐鲁晚报:那么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以后会怎样？
许纪霖: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要么就是“知道分子”。我在2002年写文章的时候，已经预见到这两拨人的分化，现在的分化越来越明确了。有一些人就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研究，他不想也不愿意思考公共的问题。然后，在传媒就有一批专业的传媒人员、撰稿人，他们负责发表意见，他们的知识博杂也很敏感，但很难说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在知识性和公共性上能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人越来越少，也没有人愿意做。
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实体。具有某种批判精神、超越意识，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在今天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了。所以说，每一个人，接受过知识教育的人，都可以甚至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因为一个人有知识分子精神，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你具有知识分子这种身份，就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说如果你从事知识分子职业而不具备知识分子精神，依然不是知识分子。倒过来，你不是知识分子职业，但是你具有这种精神品质，也可以说你是知识分子。
年轻人越来越致力于制定小目标
齐鲁晚报:回到您自己的研究上来，您比较迷恋民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同时，您不太喜欢过于关注现在的事情。
许纪霖:当下要关注，也要有距离感。与现实贴得太近，只会停留在现实表层。现在社会太浮躁，缺乏节制感。我们的大众文化表达都是很嚣张的，各种表现都加码。我毕竟是在历史系，所以更喜欢看和我们有些距离的知识分子。太近的东西看不清楚，只有有一定距离了才看得清楚。有距离的历史看清楚了，对现实反而了解更透彻。很多人缺乏现实的深度，是因为他们缺乏历史感。所以我更愿意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来看今天的一切。因为，今天依然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齐鲁晚报:可能有一些年轻学子会困惑，说了解以前的知识分子，跟当下有什么样的关系？
许纪霖:这是一个阅历的体验，不仅仅是知识的体验。同样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我现在给大学生讲的效果，远比不上给社会人士讲的效果。因为这和知性没关系，后者他们已经有人生经历了。现在大学里教授的大多是纯知识，它背后不一定有思想，甚至是去思想化的知识。所以他无法了解知识背后的内涵和意义，而是去抠那些很细的知识点。但知识分子的故事不是靠知识去体会的，而是靠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经历去感受。
看书、吸收知识需要对话。但资讯不会和你对话。而且，知识是系统的，资讯是破碎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以了解资讯的方式去读书，他获得的是支离破碎的资讯，而不是具有某种价值观、世界观和整体感的知识。知识和资讯的差别就在这里。资讯不能提供世界观，不能构成三观。所以，今天很多人一肚子资讯，却没有自己的三观。这样的人格是最容易被操控的。
齐鲁晚报:您以前提到过知识分子的三种关怀，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与知识层面。
许纪霖:今天就是知识关怀。我的学生里面，大部分是以知识关怀为主调。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大趋势，你不可能改变它。用王元化先生的话来说，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至少我有这个同感，你不能期望年轻一代走老一代的路。
齐鲁晚报:会有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吗？
许纪霖:有可能。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未来，年轻人会越来越致力于小目标。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目标，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整体性的东西，年轻人那里不会再有。年轻人都会设定一定的小目标，而且这些小目标有时候还会互相冲突。
齐鲁晚报:所以现在是一个小时代？
许纪霖:大时代、小时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大时代一定有一个整体的、共鸣的、乌托邦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大时代不可能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目标、小的乌托邦，这个一定会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整个世界属于大转折的时代，以后变化可能会更快。技术的创新太厉害了，任何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文化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处于文化的变革之中。从印刷媒体到网络时代，网络时代还在不断产生新变化。我们难以想象，至少我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是，我愿意去理解。知识分子实际上未必能够改变世界。他唯一能做的，是为世界提供一种解释。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变化的世界是不理解的，或者只是看到支离破碎的样貌。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整体的、清晰的解释。世界在变动，我也在理解。我现在的理解还不是整体性的，只是抓住了一些现象性的东西，试图深入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