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生产力革命，也是思想与制度革命。1970年代改革前夕，大陆著名经济思想家顾准先生在历史反思基础上提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命题，为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某种思想性奠基。改革开放意味着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经验理性回归，意味着回到常识层次重新审视和规划中国的“现代化”路线。改革回归经验理性，从人的基本尊严及需要出发，寻求人性与体制的重新适配，寻求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秩序，寻求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调的国家秩序常态化。这些确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共识今天依然有效，成为指导国家继续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经验法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意义不仅在于自身的现代化，更在于为人类和平发展寻求“第三条道路”。20世纪后半期的美苏冷战，其本质是西方现代性两条道路的价值与制度竞争。苏联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革命及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实践框架。从价值上看，苏联也曾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但其文化传统底板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及帝国遗产妨碍了这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之民主法权的建立，最终导致这一阵营瓦解及自身的宪制崩溃。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的“一边倒”带来了如何面对苏联霸权的国际政治难题，但第一代领导人的独立自主性格与政治智慧最终确保了中国的主权地位与发展利益。苏东剧变标志着苏联式全球化路线的失败。与之比照的是美国式全球化。福山以“历史终结论”为美国式全球化高唱赞歌，充满意识形态的理想化色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提示了世界继续冲突的可能性，因而更具现实主义取向。苏东剧变以来的30年是美国式全球化由盛转衰的30年，特朗普当选与欧盟的“逆欧盟化”使得西方模式被历史“祛魅”，而民主的普遍民粹化则导致世界政治发展逐步丧失了单一性与确定性。          

中国改革40年的全面发展，是对美苏两种全球化模式的实践扬弃与制度竞争。作为文明古国及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在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变迁中具有重要地位，1970年代的中美建交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结构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主题与进程。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中心地位及和平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政治判断与相关的国内政治决断安排，使得中国在世界体系归属上快速脱离苏联体制的僵化影响与羁绊，接轨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体系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习和模仿。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西方主流世界看来是一种“体制变轨”，是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学习甚至崇拜，因而抱有一种关于中国民主化的乐观主义立场。甚至伴随改革进程的中国自由派也一度认同及支持这一乐观立场。从现象上看，改革的中国逐步接纳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似乎越来越像西方。但这些乐观的观察家们忽视了八二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区别性特征，忽视了中华文化内在的政治智慧与韧性，也忽视了中国模式内在的原创性及与西方制度的可竞争性。2018修宪及中美贸易战，标志着这种乐观主义的边缘化，彰显西方对中国发展“自主性硬核”的误解误判，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重新理解的过程之中。        

2018年，我们站立在世界历史的新起点上，以十九大报告和修宪后的宪法新秩序为根据，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轨目标成为新时代共识。摆脱美苏分别施加给中国的“制度规训结构”，走出符合自身文化传统及政治体制的现代化道路，开启中国引领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新周期，这就赋予了中国改革40年的发展以世界历史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成为超越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及美国的“泛民主化共同体”的第三条全球化道路。这一新道路建立在稳健的价值哲学基础之上，是对中国古典之天下主义、中国共产党之国际主义及改革开放之和平发展主义的会通融合，是东西方关系重新平衡、全球治理制度更加民主平等的新范式。这一新道路并非泛泛的观念革命或哲学规划，而是有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支撑。港澳社会于此，则有着“再国际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否则必然是“苏州过后无艇搭”。而“一带一路”的基本发展模式，正是根源于中国改革40年形成的国内发展经验。将自身经验反哺于世界，从世界中来，到世界中去，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辩证法，也是中国文明之天下观的理想追求。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决定性走全球化道路的40年，其国内的经济成就与制度化成果，均根源于对全球化过程的积极参与。但中国绝不仅限于被动参与，还需要正当合理地制定新规则。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相继经历了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式微，看到了西方现代性内部隐含的文明优越论与政治霸权主义的致命缺陷，看到美国模式正陷入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的病理状态，从而以自身的真实经验、政治理解、哲学判断与实践理性，从容推展“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性建构。这意味着，“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正在到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哲学社会科学、技术文明及民族心智，与充分担当这一世界历史使命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的探索与创新空间。但，新世界秩序的曙光已经闪现，这是美国贸易战无法阻挡的，也是固步自封的旧意识形态无法阻挡的。        

（原载《香港商报》“改革开放40年大家谈”特约专栏，2018年8月18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