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小说璀灿的天幕中，闪烁着六颗耀眼的明星：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黄小配和陆士谔。这六大小说家，不仅代表了晚清小说的最高成就，而且生动地反映了晚清小说的历史走向，集中地体现了晚清小说的本质特征。

一、晚清小说历史走向的生动反映

中国小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至晚清而大变。晚清的改革形势，为小说创作的转型和繁荣准备了主客观方面的条件。梁启超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揭开了“新小说”的序幕。六大小说家的文学之路，莫不与上述两个因素密切相关，生动地反映了晚清小说发展的历史走向。

李伯元不是梁启超那样的时代巨子，而是处于政治漩涡之外的普通人物；他的人生价值，在于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和职业小说家的成功事业和开创一代风气的广泛影响。光绪二十三年(l897)，李伯元创办了上海的第一张小报《游戏报》。《论〈游戏报〉之本意》云：“《游戏报》之命名，昉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涂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暗聋跛辟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游戏报》第六二三号，1897年8月25日)这种借“游戏”以寄托用世“深意”，“语涉诙谐，意存惩劝”(《论本报之不合时宜》，《游戏报》第一四九号，1897年11月19日)的态度，与西方“单纯以享受”为目的“游戏说”(《西方文论选》第108页)，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正当《游戏报》处于为当世称颂的鼎盛时期，李伯元忽然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将《游戏报》的“铺底”盘之他人，而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另创《世界繁华报》。促使李伯元作如此重大决策的原因，除了他知机知变的经营性格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早在戊戌变政以后，李伯元就写信给担任新加坡《天南新报》主编的邱炜萱说：“海内外日报诸家，足以令人服善者，惟天津《国闻报》为最，次则新嘉坡之《天南新报》，为其首持公论，力任开化，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也。”(邱炜萱：《挥麈拾遗》)表达了李伯元对于办报事业的信念：“首持公论，力任开化”，是从正面论述办报的历史的社会的责任；“不随世运为转移，不窥祸福而趋避”，则从反面揭示了办报的宗旨和原则。庚子国变以后，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改革上谕，使李伯元看到了一线希望。《繁华报》之报名由软性的“游戏”，改为具有时代性的“世界繁华”，说明李怕元其实已心注世界之大格局，并从这一大格局中来观察谛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办报宗旨的变化；由《游戏报》之附印《凤双飞》弹词到《繁华报》之附印李伯元自著的《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表明李伯元已经自觉地选定了以小说创作来“首持公论，力任开化”的道路。光绪癸卯(1903)五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绣像小说》，聘李伯元为主编，得着这一机遇，李伯元益发放手运用小说的利器，以实现自己的宏愿。第一期首载《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云：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士。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柱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稗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夫今乐而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馀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嚆矢。著者虽为执鞭，亦忻慕焉。

《绣像小说》的宗旨，是“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与“新民”、“教育国民”，是同一个意思。但它所刊载的作品，不像《新小说》杂志那样以高昂的调门从正面宣传改革与立宪，而是着重于“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和“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后一方面，写国家之危险，是为了反衬改革的紧迫性，命意比较显豁；前一方面，对人群(包括政府与民间)之积弊而下砭，其实也是改革事业题中应有之义。改革所要克服的，正是这种种“积弊”；而诸如此类的“积弊”本身，又恰恰是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这一点，与新小说的发起者是完全一致的。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继李伯元之后的又一位办报大家吴趼人受到极大的震动。他痛切地认识到，重要的不仅仅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而是制度的改革与民众的教育，于是，他自光绪丁酉(1897)起，开始投身于办报的生涯，“初襄《消闲报》，继办《采风报》，又办《奇新报》，辛丑(1901)九月，又办《寓言报》，至壬寅(1902)二月辞《寓言》主人而归”(《吴趼人哭》)，同年四月，复应《汉口日报》之聘，赴鄂参加报纸筹组工作，1903年5月，因武昌知府梁鼎芬强行将《汉口日报》改归官办，吴趼人愤然辞去主笔职务，主持各报笔政达六年之久。尽管吴趼人对他的办报生涯日后怀着一种追悔的态度，说它“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吴趼人哭》)，但客观地说，吴趼人办报的态度是严肃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他凭着自己广博的知识，多方的才能，运用“惯作大刀阔斧之文”(《趼廛诗删剩》自序)的犀利文锋，抨击时弊，赢得了强烈的共鸣，“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广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既然这样，吴趼人为什么会对办报生涯如此不满，甚至认定是自己进步的大阻力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吴趼人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有着自己独特而深沉的见解。李葭荣说他“生新旧蜕嬗之世，恫夫国势积弱，民力浸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惟于方寸取舍，分际綦严，亡时流盲从之患”(《我佛山人传》，《资料》11页)，是很贴切的。尤其可贵的是，当康有为期望依靠皇帝的一纸诏书在短期内实现改革的时候，吴趼人已经看到了“开民智”的重要性，说：“欲保民者，其先开民智乎？开民智之效最捷者，莫如学堂。”(《趼呓外编·保民》)戊戌变政失败，政治转向反动，历史转向倒退，驯致庚子国变的惨祸，于此，吴趼人的悲愤失望，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当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发布改革上谕以后，吴趼人和大多数志士仁人—样，是不能不怦然心动的。《吴趼人哭》中有一段说：

庚子拳匪作乱，外兵逼都，两宫西幸，知守旧之不足以自存，乃诏廷臣议程新政，立政务处，改外交部，变科举，开学堂，次第举行，与戊戌新政相仿佛。而拟诏旨者多作暮气语，承旨者多作瞻顾语。或问于吴趼人曰：“此次新政与戊戌何如？”吴趼人曰：“草茅下士，焉足以知朝廷？”又问曰：“得无与同治之设同文馆相类乎？”吴趼人哭。

吴趼人对于由煌煌上谕所确认了的改革，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理。他看出，这次改革与他所寄予厚望的戊戌变法是相仿佛的，上谕中“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与他所主张的“法无古今，弊生则宜改；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趼呓外编·说法》)精神也完全相通，他对此表示欣喜，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的教训，现实的状况，又使他不像几年前那样天真与乐观。他看到，改革的倡议者和推行者，都不免瞻顾迟疑，因而很可能如同治间之设同文馆那样半途而废；《汉口日报》的经验，又使他看到像梁鼎芬那样“守数千年词藻考据之学，耳食一二西学皮毛”而“办事之手段，每每加人—等”(《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行为卑污，表里不一的人物来主持新政，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

同时，吴趼人更敏锐地看到，除了官僚的腐败与颟顸，广大民众的不觉悟，也是改革的巨大障碍。《吴趼人哭》中列举了“天下事有极可怒者，有极可哀者，更有怒之无可容其怒，哀之又不仅止于哀者，则惟哭敝之而已”的各种表现，不少都与民众的不觉悟的有关。如他曾与人说：“我，中国一分子也。”便有人以此言为痴，理由是：“汝不过中国一布衣，何得有中国一分？”如茶室中有人讲“人群进化之理”，而隔座笑声嗤然；如某使臣致书外务部，以“平等自由”为邪说，等等。《吴趼人哭》最后写道：

欲强国者必当开民智。万民之中，愚蠢拙笨如吴趼人者，复何足道；然求愚蠢笨拙如吴趼人者，尚没有几个，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曰：“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读。”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见之曰：“用不着你哭！”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见之曰：“我亦欲哭！”吴趼人遂与之抱头大哭，且欲与之携手登昆仑山顶，放声大哭。

吴趼人认为办报是自己进步的阻力的又一个原因是，他历任的主编，只是报馆主人的高级职员，并无多大的主动权。他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道：“仆昔就馆沪地，曾四易其主，而仍蝉联，然此乃前主者不支，乞后主者为继，故仍为之供奔走耳。”尤其是在《汉口日报》的遭际，更使他沉痛莫名：“为《汉口日报》馆主者，以慑于夫己氏之故，凡仆所为论说之稍涉忌讳者，皆屏而勿录，而后日见腐败，盖将取容于夫己氏，不得不然；仆实非之，以宗旨虽殊，情谊尤笃，姑留此席，以冀改良耳。”（吴趼人：《己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所谓“夫己氏”，犹言“某甲”，这里当指时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的端方(王立兴：《吴趼人与〈汉口日报〉》)。既要坚持报馆为舆论之喉舌的信条，又不得不在形势的压迫下做出让步与妥协，这对于“言自由，言平等，诬罔不淑”(吴趼人：《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粱鼎芬书》)的吴趼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他又怎能不视办报为自己进步的大阻力呢？于是，在与《汉口日报》决裂以后，吴趼人毅然宣布：“浩然归志，不可复遏！”终于摆脱了报馆生涯，投身于小说创作了。《吴趼人哭》是吴趼人即将告别报馆生涯，迈向小说创作之路前夕调整心绪的杰作。正当他痛感知音不偶时，东瀛日本传来了梁启超关于“新民”的响亮呼唤。梁启超的呐喊，在吴趼人心底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这种急切的心志和丰厚的蕴积，已非昔日那种“另金碎玉”“断简残编”的小报所能容纳，亦非“以恢谐之笔，写游戏之文”的形式所能包容，他终于找到了寄托自己心志的最好的形式，首先写下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站在改革的背景下，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提出了自己对于改革的全面系统的思考，从上海虹口蓬路日本邮局将书稿寄往横滨《新小说》社，这部巨著就这样在梁启超的赏识下，于1903年8月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八期。

曾朴与康梁则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1897年，他赴上海寻觅发展实业的机会，与谭嗣同、林旭、杨深秀等力主改政的青年志士朝夕过从。1898年，林旭等得康梁电，入都共成大业，约曾朴同行，曾朴“以父亲丧葬尚未料理，而沪上事业更难立时摆脱，因约数月后，必北上参加”，并为之饯行，议论时政，慷慨激昂。曾朴为此未罹戊戌政变之难，他所撰《哀杨叔峤》一文，中有“元伯告亡，巨卿长怀”之句，把杨锐比作东汉的张劭(元伯)，自己比作张劭的好友范式(巨卿)，从而对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的惨死，表示了极大的悲悼之情。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曾朴关注改革事业的热情并未消退，他与邑中新派人物张鸿、丁芝孙、徐念慈、殷潜溪创中西学社于塔前别峰庵，开全县办学风气之先。1904年8月，他与丁芝孙、徐念慈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提倡译著小说。《小说林社总发行启》中说：“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居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于是或翻译东西洋小说，或自改新著，或改良旧作，目的是“务使我国小说界，范围日扩，思想日进，由翻译时代而进于著作时代，以与泰西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

在他所写的“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光绪乙巳〔1908〕小说林社《孽海花》广告)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中，将他所处的现实时代称为“革新时代”，反映了曾朴对于晚清改革的态度。《孽海花》第一回楔子，写爱自由者来到上海，“看看人来人住，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语的新闻社员”，在这番带有贬义的叙写中，正透出了“革新时代”负面的社会特征。曾朴不满于“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和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正说明他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期待和响应。《孽海花》第十八回写谈瀛会众人议论“自强之道”，马美菽力陈开进民智、改革文字的重要，且说：“还有—事，各国提倡文学，最重小说戏曲。因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国的小说戏曲太不讲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无道理；否则开口便是骊山老母、齐天大圣，闭口又是白玉堂、黄天霸，一派妖乱迷信的话，布满在下等人心里，北几省此风更甚，倒也是开化的一件大大可虑的事哩！”实可算是曾朴的夫子自道。总之，自觉以新小说为启发民智的利器，适应改革的形势，以收改良社会之效，正是曾朴创作《孽海花》的动机。

在晚清的大小说家中，李伯元创办《绣像小说》，吴趼人创办《月月小说》，曾朴创办《小说林》，都是职业的小说作家；唯独刘鹗是—个例外，他是地地道道的业馀作家，连《老残游记》的创作，也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刘鹗真正大显身手的事业，是他雄承父亲之长的治黄工作，以及对“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罗振玉：《刘铁云传》，《资料》368页)的鼓吹。刘鹗说过：“仆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亟思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资料》132页)坎坷的经历，使他对康粱的变法运动产生了共鸣。据刘氏后人回忆，刘鹗与康有为有一面之识，其家还藏有康有为写给刘鹗的两封信。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刘鹗在北京作有《春郊即目二首》，三月，赴上海，梁启超、汪康年、宋鲁伯等都有和诗，可见其时已与梁启超相识。八月，《时务报》创刊，刘鹗曾经在淮安积极为之设立代售点。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给汪康年的信中(此信的抬头为“穰卿、卓如兄先生执事”，当为写给汪梁二人之信)问及：“正月间闻卓如先生有出洋之说，未知确否？已启行否？”信中即提到他在淮安代售时务报》之事。又梁启超为“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297页)，成立了一大批支持维新变法的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冬，农学会成立，宗旨是学习和推广西方农业先进科学技术，“俾中国士夫咸知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求光热，以机器资灌溉，精制造之法之理”(《务农章程》，《戊戌变法》第四册129页)。刘鹗是农学会的正式成员，其名字列《农会题名录》之第七十九位(参见张纯：《刘鹗与戊戌变法远动史实考辨》)。二十四年(1998)三月，康有为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刘鹗也参加了(见《国闻报》闰三月二十四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刘大绅云：戊戌变法开始时，“舍间侨寓北平宣南之椿树下三条赵文恪故宅。文恪公之子子衡先生，与先君为友，方官刑部，因时政维新，拟上书言事，以其文取决于先君。先君曰：治国莫重于养民，为政莫重于立本，今欲上书，当就此立言，子衡先生韪之。书未上而新政已摧。先君曰，事未已也，子衡先生因留先君观究竟，故未南行。”(《关于老残游记》自注)可见刘鹗与戊戊变法运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但二人仍有联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廿四日，刘鹗在日记中写道：“归寓，读《十五小豪杰传》，写书签。”(《资料》169页)《十五小豪杰》是梁启超翻译的作品，是书既请刘鹗题签，可见二人关系之不同一般。

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的成员，1902年10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曾经写道：“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资料》299－300页)他之以“养天下”为己任，而将“教天下”归之他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但时隔不久，却命笔创作了以启迪民智为主旨，堪称新小说中最有力度的杰出作品之一的《老残游记》，也来进行“教天下”了，这是大有来历的。在《老残游记》命笔前一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元旦(1902年2月8日)的日记中，刘鹗写道：

朝廷变法维新，元旦暖而有风，春气行天下之象也。与方药雨畅谈，意见相合者多。(《壬寅日记》，《资料》143页)

刘鹗对于形势的乐观心绪，是有原因的。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因庚子之变避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还京，刘鹗也参加了“迎銮”的行列，并作《迎銮一首》，诗云：“也随乡老去迎銮，千里花袍一壮观。风雪不侵清世界，臣民重睹汉衣冠。玉珂璀错金轮过，步障东西御道宽。瞻仰圣天龙凤表，吾君无恙万民欢。”(《资料》48页)两宫还京以后，即于十二月初接连发出了几道颇合刘鹗心意的上谕，其中之一是：

现值时局大定，亟应整顿路矿，以开利源。着仍派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务各认真筹画，实事求是，以保利权。(《光绪朝东华录》4798－4799页)

“整顿路矿，以开利源”的方针，与刘鹗的一贯主张是极其吻合的。当年，他的筑路之议受到同乡京官的攻击，甚至被开除乡籍；而开矿主张，更被人目为“汉奸”，天下非之。现在，兴办路矿已为朝廷定为新政的大计，刘鹗怎能不寄予热望呢？

然而，蒿目时艰，屡经挫跌的刘鹗，同时又愈益感受到局势的严峻。中国危亡的局面使他忧虑，民智未开的现状更使他忧虑，他执笔写《老残游记》，根本的意愿就是唤醒愚蒙。老残这个摇动串钤、奔走江湖、能治百病的道士的形象，就是为此创造出来的。第一回自评道：

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

中国举世皆病，亟需通过改革来加以根治；而在着手改革之时，必先唤醒沉睡的民众：这就是《老残游记》“具菩萨心”的大旨所在。

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陆士谔，长期以来受到相对的冷落，这是不公正的。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父亲名世澧，邑廪生，“难苦力学，文名著一邑，于制艺尤精，应课书院，辄冠其曹，而屡困秋闱，荐而未售。新学乍兴，科举犹未罢，即命儿辈入校肆业，其识见明达如此”(《云间珠溪陆氏谱谍》卷四)，于此可见其人品识见。陆士谔之提倡新学，鼓吹维新改革，当与其父的开明不无关系。陆士谔少时，家境清贫，曾当过典当学徒。他不喜举业，却喜读稗官野史和医书，为他日后成为闻名沪上的医师和小说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水浒》卷五写李逵“世路崎岖，人情叵测，他都不晓”，花荣劝他：“不必寻什么事做，因现在世界配你做的事，尚不曾有呢！”夹批云：“此言也，誉铁牛欤？贬铁牛欤？哀铁牛欤？人必曰：哀铁牛；然吾知作者实以自哀而无暇为铁牛哀也。吾与士谔友十年矣，见其踔厉风发，才气过人，然潦倒天涯，漂零蓬断，北诲乏孔融之赏鉴，汉庭无狗监之游扬，是诚何故？曰：惟戆直故。士谔有自题小影云：‘连年奔走敝精神，琴剑漂零剩此身。阅尽炎凉深自悔，问君何苦入红尘？’吾是以知其自哀也。”透露了有关陆士谔人生遭际的若干消息。

陆士谔约在1905年前后，到沪谋生。见世人爱好小说，遂动手试写，竟得成功，乃以小说创作为正业，著作甚富。光绪宣统间，主要作品有《新三国》、《新水浒》、《新野叟曝言》、《新孽海花》、《新中国》、《新上诲》、《六路财神》、《最近上海秘密史》、《血泪黄花》等，并有多种医书行世。他在《新水浒序》中写道：

客问陆士谔：《新水浒》何为而作？士谔曰：为愤而作。客曰：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当元之季，政纲宽弛，民生雕敝，儒林偃息，僧侣专权，朝尽北人，世轻南士，耐庵满腹牢骚，未由发泄，奋笔著书，乃有《水浒》之寄托深远，言词激烈，固其所也。今先生生逢盛世，遭遇圣明，当宪政预备之年，正先生秉笔之日，言何所指，意何所托？毋乃类画蛇之添足，等无病之呻吟。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士谔曰：吁，有是哉，子之迂也！准子之说，是安居不可以虑患，盛世不可以言危，则丁兹强敌外窥，会党内伺，魑魅充斥，鬼蜮盈涂，朝廷有望治之心，编氓乏自治之力，莠言四起，异说朋兴，仍可凛金人之三缄，戒惟口之兴戎，歌舞太平，渡此悠悠之岁月何。嗟吁，神州梦梦，苦口哓哓，屈灵均怀石投江，贾长沙痛哭流涕，情非得意，志欲有为。娲皇誓补情天，精卫愿填慨诲，世而知我，则吾书足以回天；世不我知，则吾身腾骂于万口。谅吾者必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骂吾者必曰：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然吾国民程度之有合于立宪国民与否，我正可于吾书验之。客休矣，俟我书发行后，来与我辩论未晚也。客闻言，垂头而去。

陆士谔之撰作通俗小说创作，起步比较晚，所谓“当宪政预备之年，正先生秉笔之日”，正是针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的“预备立宪”而发的一种“情非得意，志欲有为”的自觉行为，他之成为晚清创作数量最多的小说作家，决不是偶然的。

以改革为其本质特征的新小说在酝酿和发轫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革命派作家的小说。从根本上讲，改革和革命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只是所采用的手段有所不同罢了。可是在当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却是异乎寻常的尖锐和激烈的。尽管如此，革命派作家作品，仍然同改革派作家作品一道，构成了晚清新小说的两翼。黄小配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黄小配出身于富豪之家，书香门第。其后，由于家道中落，不得不与其兄黄伯耀一道赴南洋吉隆坡、新加坡等地，担任赌馆书记员以谋生。1898年，邱炜萱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黄小配热心向该报投稿，还担任了该报的记者。1901年，兴中会的老会员，和孙中山等并称为“四大寇”的尤列从日本到达南洋进行革命宣传，黄小配在其启发下，思想政治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入了兴中会外围组织中和堂，并和尤列等一起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03年，黄小配回到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后与陈诗钟一起主持笔政。又助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及《有所谓报》，参与报纸的编辑、撰述工作。1905年10月，孙中山乘轮船由日本去西贡途经香港，黄小配由冯自由引见，往法轮谒见孙中山，并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交际、庶务(颜廷亮：《黄世仲小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三期)。

早在1903年黄小配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之时，他就针对康有为之宣传保皇立宪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文，在《中国日报》上接连发表过长达三万八千言的言论，指出康氏文章之“绝无宗旨，忽而言道德，忽面言利害，忽而言名分，忽而言天演，忽而言气数，不明种界，不识民族，不识公理，千差万错”的偏弊，认为“欧洲各国，皆有民破身家，掷头颅，博此民权，为子孙产业，而未闻以君主予民权于下而可百千年不变者”(见《辨康有为政见书》)，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为了同康有为争夺海外侨民，黄小配撰写了小说《大马扁》并在海外出版，自是一种出于党争需要的政治行为，本也无可厚非；但在《大马扁》中，黄小配力图将康有为描绘或一个“大马骗”，往康有为的灵魂品行上涂抹可笑的油彩，甚至大泼脏水，由于所叙多非事实，明显有人身攻击之嫌，其宣传效果，有时是适得其反的。

但黄小配的其他作品，如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近事小说”《宦海潮》、《宦海升沉录》(1909)，却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后者更成为革命派作家在晚清小说第二个高峰中的重要作品。以新闻近事入书，本是晚清小说创作中带普遍性的现象，而以某一具有戏剧性的人物贯通其间，《孽海花》等也早有过成功的尝试。黄小配近事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他拈出的张荫桓(小说中化名张任磐)、袁世凯，不是赛金花之流的次等角色，而是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在作品中所扮演的，也不只是构连情节的线索，而是真正的主角。小说以他们一生的遭际为主轴，贯串以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一系列外交内政的重大事件，“作清议之《春秋》，编个人之《纲鉴》”（黄耀公：《宦海升沉录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也表现出晚清历史走向的必然轨迹。

二、晚清小说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

晚清小说的本质在于，它是—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是二十世纪开端中国大地上自上而下开展的改革维新事业的产物，是广大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吾国长进之机”(《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的改革形势下，对于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所交的一分爱国主义的答卷。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晚清小说总不免有相当的保留。追根溯源，莫不通向鲁迅首先提出来的“谴责小说”说。在文史学家笔下，“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品。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是《儒林外史》，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实际上，以六大小说家为代表的晚清大多数小说作家，都站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高度，以包括吴敬梓在内的—切前此所有的小说家所不曾具有的志向度量，去“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他们所秉持的，是使中国摆脱专制贫弱，走向民主富强的更大的公心；他们所指摘的，是弥漫于中国大地的腐朽封建制度全部更大的时弊。它决不能算作带贬义的“度量技术”与讽刺小说相去甚远的“谴责小说”；当然，也不必归到“将那无价值的撕给别人看”的带喜剧色彩的讽刺小说。

比如，中国的古代小说，虽有反贪官的传统，却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则狷：《新笑史》，《新小说》第二年第八号，1005年3月)，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中国小说史略》)《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庚子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西狩”于西安的光绪发布的改革上谕中说：

中国之弱在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这道由最高统治者发出的“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的上谕，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倡导，又自下而上呼应的，弥漫充盈于全国范围的批判官僚体制的社会大气候。而在各大臣按上谕的规定，“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条议以闻”奏折中，更进一步对官僚体制的情弊作了集中的剖析和揭露。如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戊戌御史陈璧在奏书中，痛斥旧法之“百弊丛生”，并将其归咎于“官不亲其事，而吏乃攘臂纵横而出于其间也”。又如二十七年八月著名的《楚江会奏变法三摺》中，刘坤一、张之洞所提出的十二条“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包括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光绪朝东华录》总4737—4752页)，都是对于官僚体制种种弊端深思熟虑的批判，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兴利除弊改革图成的某种决心。正如慈禧在关于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懿旨所说：“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光绪朝东华录》总4771页)在“补救时艰”、“锐意图成”的总目标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官僚体制弊端的认识和反省，就这样同历史发展的潮流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而《官场现形记》，就在这样的气候和土壤中，应运而生了。

然而，《官场现形记》并不是清廷改革官制政策的图解和注脚，它对于官僚体制的冷峻谛察，完全是通过大量社会现象的充分把握而独立进行的。小说的杰出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官僚来源和构成的全面剖析，指出不论是来自“正途”的科举和军功、保荐，还是来自“杂途”的捐纳：人们之求官，都是出于为钱的动机；而取得官职的手段，也通通不出金钱的贿赂和收买，这就必然导致“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18页)的后果。花了钱去求官，目的是为了去赚取更多的钱，这里的中介，就是官僚所掌握的权力。私欲与权力的结合，必致导致腐败——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由《官场现形记》以形象的逻辑的力量归结出来的规律，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体制的冷峻谛察，没有单纯停留在有关官僚个人贪污受贿丑行的道德谴责之上，而是尝试着将封建官僚体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初步的、却是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官僚体系自然是由许多单个的官僚组成的，各级官僚的自身素质如何，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职守心理状况怎样，是小说首先关注的重点。小说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事件和场面描写，准确传神描画出了官僚个体在政事活动中的行政心理，充分暴露了官僚的昏聩颟顸，因循守旧，只讲形式，不图实效，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种种弊病。为了阻止官僚体制痼疾的迁延和恶化，历代统治者都曾经制订过若干自身调节机制的措施，诸如监督和弹劾的制度以及提倡廉政等等，《官场现形记》以大量惊心怵目的事实，揭露这种自我调节机制的完全失灵，从而证明官僚体制已经完全腐败，再也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了。

在另一个层面上，小说又写出了由于官僚的愚昧无能，同开放形势的惊人的不相适应。小说中多处提到：“朝廷锐意维新”，“上头又有廷寄下来，叫他练兵，办警察，开学堂，……这几件都是新政事宜”(五十八回)，“上头的意思是要实事求是”，“外国人办的事情确有效验，要我们照他的办”(第七回)，等等。这些本来都是晚清改革的具体措施，却竟然蜕变为官僚新的牟利的机会与手段。

总之，《官场现形记》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以深邃的洞察力，对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病，从整体上、本质上进行了细微入骨的严峻谛察，它的尝试，是前无古人的，它所作出的结论，是与历史的发展潮流完全一致的。所谓“现形”，本质上就是暴露，而暴露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疗救。

“史统散而小说兴”。中国古代小说，多喜以历史为题材，即便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大都要拈出一点历史的由头生发开去，或者沿用“史”、“志”、“传”、“记”、“编”、“录”等为书名。彻底甩脱“史统”的羁縻，直面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人生，并且径直以“现状”题名的长篇巨著，在中国小说史上，当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第一部。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中国群治之现状，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他之成为《怪现状》的第一位知音，不是偶然的。《怪现状》以其“能令读者如身入个中”的写实手法，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对社会“群治之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它不仅勇敢地直面了当代社会的全部存在，还严峻地对它作出了历史的和审美的评判。“怪”，是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特有的范畴，它与“常”相对立，一般多指奇异、罕见的事物，所谓“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正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主要特征；但《怪现状》之“怪”，却与之完全相反，它不是罕见少有的事物，而是大量存在、早已为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以及许许多多历代相传、被奉为天经地义的观念、意识、风俗、民情，所有这些在作者笔下，却完全被大胆地倒置过来，判定为“怪”的东西了。这种倒置之所以发生，完全来源于作者所独具的赞翊改革的眼光。

与《官场现形记》在改革的背景下对官僚体制全面而系统的谛察不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侧重于对官场丑类道义上的指摘。《官场现形记》只说到“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的程度，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卷伊始，就对官场下了“男盗女娼”的断语，愤激程度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中的男盗女娼，纵然是个别的现象，而官官相卫，打点索贿，却是“极平常之事”，人人熟视无睹；唯有像吴趼人那样用改革的眼光去看，方觉其与法律真理之相悖谬，而这样写的目的，就是呼唤法律的完善与真理的伸张，就是在呼唤进行认真的改革。

由官场的怪现状引出士类的怪现状，并把后者看成是更本源的问题，是出于吴趼人更深的考虑。第二十二回写王伯述说：“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但“做官原是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他还指出，此刻天下的大势，已经与过去大大变化了，“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必须首先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决不能做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和受毒甚深的“书呆子”了。他说：

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们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地方那里会弄得好？国家那里会强？国家不强，那里对付那些强国？

这就为小说对于士类怪现状的扫描，确定了爱国救世的视角。小说继承《儒林外史》嘲讽以八股求取功名的传统，而又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科名只能造就毫无真才实学的书呆子，于富国强兵毫无益处。

商人为古代四民之一，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人也逐渐汇成为—个独特的社会。《怪现状》第一回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海地方，为商贾麋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船舶往来，百货运转”，十分生动地概括了这一特征。吴趼人对于现状的扫描，自然也没有忽略商界这一重要领域；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讲，《怪现状》是最先把资本主义商界引入小说创作的作品。吴趼人从理性上也知道“商务为理财之根本”（《吴趼人哭》)的道理，应该克服轻商、抑商的传统偏见；但在感情上，又对商人的惟利是视怀有强烈的义愤，所以在他笔下的商界，是一连串骗局。互相欺骗，只能使钱财从此一商人流入彼一商人，却不能使社会财富有一厘一毫的增加，小说对于商界司空见惯的骗局的扫描，归根到底还是希望商人自爱，力求精进，以图自立。

当吴趼人以改革的眼光扫描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他在那人人习以为常的现状中，看出了与时代潮流极不相容的“怪”，这些“怪，不仅包括那些古已有之的旧事物，也包括在欧风美雨挟带席卷的文明伴随来的所谓“新事物”：“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一切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吴趼人并非不赞成维新，不赞成改革，但他又认为，应该维护传统道德的好的方面，并对其作适应形势的调整，或赋予其新的内涵，才能挽回社会的颓势，保证改革的成功。正因为如此，他又特特写出了家庭的怪现状，并正面发表自己关于教育、妇女等等的见解。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不只是怪的、丑的、恶的事物的展览，在怪的、丑的、恶的对面，却有一副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作者的正面理想，不仅体现在对丑的、恶的否定方面，也体现在对于美的、善的肯定方面。他写了蔡侣笙这样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和爱民的好官，写了吴继之一家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作者反对家庭专制，提倡家庭共和（家庭民主)，主张打破旧礼教的陈规陋习，破除迷信思想，重视教育与妇女的读书明理，这些，也都同“新民”的宗旨密切相关。

鲁迅称赞《孽海花》“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比，名士群像更是《孽海花》描写的主体。《孽海花》的初意，是要容纳自庚申(1880)之变以来，由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和革新时代所前后相续的充满“血痕”、同时又展现希望的历史。曾朴站在二十世纪初“革新时代”的历史高度，截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来纪录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把“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一系列可惊可喜、“飞也似的进行”的现象，收摄在自己笔头的摄影机上，无疑是独具慧眼的。由于处在“旧学时代”，由科名而取得其名士资格，对世界大势反映迟钝的旧派人物依然占据主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勇于正视现实，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新派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的蓬勃生气，愈益反衬了传统名士的迂腐颟顸，这一存在本身，就反映了旧营垒的分化和新思想的萌生，从而构成了由旧的一极向新的一极的流动。

小说的主人公金雯青凭着自己“数—数二”的学问，“一领红袍，三声胪唱”，一下子攀到了科名的顶烽。但是，当金雯青尚未来得及自鸣得意，作者就让他首先领受了冯桂芬关于“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的教训，而他参加了一品香的聚会，听到席间薛淑云、吕顺斋、李台霞、马美菽、徐忠华等人议论西国政法艺学，亦即由“茫然不知所谓”的外国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所以富强的缘故”的海外学问时，他的认识、情绪和意向，顿时产生了一个飞跃：

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晓得到了此地，听了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

“西学”这一陌生领域的初步展现，冲破了金雯青自以为“清华高贵”、“算得中国第一流人物”的心理平衡，惭愧、惶惑、焦虑，一时充塞了他的心头。为了同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他从心理上作出了“学些西法，识些洋务”的自我选择，并把“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乃至“派往各国交涉事件”，作为满足他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最高目标。金雯青心理上的自我选择，导致了行为的调整。他主动“读了徐松龛《瀛环志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魏默生《海国图志》，也渐渐通识国势起来”。金雯青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把学习洋务同“报称国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他心灵历程的重大升华。

随着时局的变更，金雯青终于被派出使俄罗斯、德意志、荷兰、奥地利四国。当他登上德船萨克森号，就听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上了一堂不要说中国传统的经典上学不到，连他所钦慕的冯桂芬、薛福成也不曾讲到的一课，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一种与“只知道自己该给皇帝管的”传统学说完全相反的理论：“土地是百姓的土地，政治是百姓的政治，百姓是主人翁，皇帝、政府不过是公雇的管帐伙计”，因此“国里有事，全国人公议公办”，“国里的利，全国人共享共用”。在这骇人听闻的民主观及以其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的进攻面前，中国传统的思想武器已经失灵。

第十八回写金雯青任满回到上海，参加了味莼园的谈瀛会。当初金雯青在席间听人议论西欧，茫无头绪，坐立不安；此番有了三年的外洋阅历，多少有一点发言权了，他说：“小弟只记得那年畅闻高论，所谈西国政治艺术，天惊石破，推崇备至，私心窃以为过当；如今靠着国家洪福，周游各国，方信诸君言之不谬。”金雯青心态的改变，几乎就是那一代名士心理轨迹的代表。谈瀛会的成员，都曾亲自出洋，耳闻目睹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活生生的现实，对于世界大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所欲取法于西方文化的，是更为深层的东西，并且用于自强的目的。谈瀛会的议论，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沿着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行开层面的线路逐渐深化，几乎概括了当时思想界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并从理性上思考救国之方。这一大段看似枯燥的议论，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对于当时的读者，无疑是具有极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

总之，《孽海花》以开阔的历史视野，通过一代名士从晦蒙否塞到开眼世界的三十年心路历程的描摹，真切地反映了旧学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并给于理性的反思，这正是《孽海花》在晚清小说史上独特的价值所在。

刘鹗不是李伯元、吴趼人及多数晚清小说家那样的社会现实的观察者和批评者，从他的全部经历看，实际上应当算作一位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鹗基于举办实业的实践而获得的对于社会种种弊端的了解，比李伯元、吴趼人来要深刻得多，痛切得多。按理说，他完全可以调动自己几十年的生活蕴积，写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那种暴露型的长篇巨著，将自己强烈的“身世之感情”、“家国之感情”、“社会之感情”、“种教之感情”，倾泻无遗；然而，在社会实践中介入很深的刘鹗，却让他的主人公以一个旅游者与世无争的身份，在—边细细地赏鉴、揣摩、咀嚼、品评他所见所闻的自然风光和社会世相。《老残游记》，颇名思义只是一部精致的游历体小说，它没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那样展现社会全貌的宏观气势和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它所写的，只是一位摇串铃的江湖郎中两个月的短暂时光内在山东一隅的漫游，正是这样一种切入角度的选择和情绪基调的确定，使作者找到了表现自己对于国家、社会前途的理性思考的极好形式。

刘鹗当然没有忘记揭发中国社会的弊病，他同样看到，旧的官僚体制，是改革的主要对象。第一回寓言中，帆船上没有预备方针、照着老法子去走的驾驶的人，各人管各人的帆，彼此不相关照的管帆的人，以及大肆搜括、蹂躏好人的水手，概括了这一体制的两个侧面：守旧与腐败。可是，刘鹗并没有沿着这条思维线路走下去，没有把一切官僚都说成是一心为钱的、比盗贼和娼妓还不如的贪官。他要剖析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为“清官”的官僚，并由此揭示官僚体制弊病的更为本质的方面，道出如何着手改革的正面意向来。

山东巡抚庄宫保，是以刘鹗的恩公张曜为原型的。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好官。他思贤若渴，延揽海内名士，有见善若不及之势。一旦听说自己信用的曹州知府玉贤酷虐，庄宫保难受了好几天；他还果断地制止了刚弼在齐河县的滥刑，使冤案得到了平反。然而，正是这位正直的好官，却办了一件大错事、大蠢事，作出了废去黄河两岸的民墟，退守大堤的错误决策，以为只要“不与河争地”，从此就可“河定民安，千载无恙”，从而给人民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刘鹗在痛斥庄宫保的荒谬的同时，又借老残之口说出了另一层意思：“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之六七也。”第一回写帆船上管舵的管帆的，固然是认真的在管，但仍难免帆船的沉覆，道理也就在这里。老残要给他们送去向盘，这个向盘，就是希望他们一要“通世故”，要“核实”，二要“有济于民”，要“爱民”。刚弼确是一个“清廉的格登登”的清官，他不但拒贿不沾，反以此为凭逼得被告无以自辩。他的毛病，就出在—不核实，二不爱民两点上头。回后自评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二十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刘鹗是“学术渊深，通晓洋务”的人才，在《老残游记》中，却绝少正画描述洋务，甚至也极少使用新概念新名词，唯有在写到刚弼与玉贤的时候，却标举了福尔摩斯和“言论自由”，他的主旨，就是向往法治，向往民主。《官场现形记》在结尾时曾说，它的后半部方是“教育他们做官的法子的，可惜被大火烧了。”《老残游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教导做官”的书。在刘鹗看来，“做官的法子”，就在于“有济于世道”；而“有济于世道”的关键，又在于“有济于民”。李伯元虽己想到而未写到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刘鹗却思考到了，这是他胜过同时代作家的地方。

刘鹗在第一回的寓言中，已经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决定中国这一千疮百孔的大船命运的，不止是一种力量；而欲求中国的改革，也决不止于一方面、一局部所能奏效。给即将沉覆的帆船送去一个向盘，明明是一件绝大的好事，为什么却被水手和英雄豪杰开口同声的骂为“汉奸”呢？刘鹗当然不会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从自己的困惑中已经意识到，在同一个社会里，人们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意图，不同的目标；考虑中国的改革，离不开对这种客观现实的高度正视和充分估计。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在激赏“明湖边美人绝调”中白妞精湛的表演艺术的时候，注意到开演之前茶房对说鼓书的介绍，刘鹗通过白妞这一“天生的怪物”广泛吸取西皮、二簧等艺术营养，博采余三胜、程长庚等艺术大师之长，把本来“没甚稀奇”的“乡下土调”，改造成令人神魂颠倒的“绝调”，来暗示吸收外来文化的必要，从而对“用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遣来的汉奸”的可笑谬论轻轻加以反拨，并寄身世感慨，这正是刘鹗的高明之处。因为他所要表述的，是在关于国家命运的大事上，全体国民应肩负的责任，他要摇动串铃，使“举世皆睡”的国民先醒过来，意识到这种责任，并采取正确的态度。

在《老残游记》中，除了对“清官”的愤怒抨击和民众疾苦的深切悲悯以外，多半是和谐美妙的自然景物的描绘。可是，刘鹗决不是为了写景才去写景的。透过那清丽细致、情味悠长的景物描绘，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独特的心理世界。如第三回“金线东来寻黑虎”，写老残在泉城浏览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着墨最多的是金钱泉，发现“底下是两股泉水，力量相敌，所以中间挤出这一线来”，于是形成了金线泉这样的奇观，这中间难道不包含某种深邃的哲理么？第十二回“寒风冻塞黄河水”，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境。由于前后左右的冰，互相冲突挤压，才产生了这极为紊乱无序的局面。毫无疑问，刘鹗向往的是和谐，而不是紊乱。当然，这种和谐，是运动中的和谐，变革中的和谐，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凝固和同一。第十回写申子平听黄龙子与玙姑弹奏《海水天风之曲》，“初听还在算计他的指法、调头，既而便耳中有音，目中无指。久之，耳目俱无，觉得自己的身体飘飘荡荡，如随长风浮沉于云霞之际。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梦。”琴、瑟本为二物，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绝妙的艺术效果呢？玙姑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弹的不是“一人之曲”，而是“合成之曲”，“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道理。承认有不同的力，并且承认不同的力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要求它们完全归于同一，只要求它们相调相协。乍看起来是片断支离、漫不经心的笔墨，在小说中，都汇成为作者理性思考的内容。

落实到人事上，就是三教合一的思想。“道”分为“道面子”和“道里子”两层，儒、释、道三教的“道面子”即外在形式虽有分别，但实质总是一样的，都是“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这就叫做“殊途不妨同归，异曲不妨同工”。而“大公”，是以“为民”为标准的。刘鹗批判韩愈“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奉其上，则诛”的封建专制论道：“如此说去，那桀纣很会出令的，又很会诛民的，然则桀纣之为君是，而桀封之民全非了，岂不是是非颠倒吗？”这与其说是在阐释泰州教的教义，不如说是在宣扬新的民主精神。

刘鹗是寄希望于改革的，这是他提倡兴办实业以救国的理想所决定的。所以，他主张和谐，主张“心平气和”(第一回自评)，而不赞成“北拳南革”的“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的过激行为。第一回写老残对文章伯“打死驾驶的人”的痛快主张的反应是：“此计甚妙”，只是“不会成事”。第十一回又写黄龙子谆谆告诫说：“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伤食；饮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国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这种痛快，不有人灾，必有鬼祸，能长久吗？”他在《风潮论》中，再三强调：“吾之宗旨，惟‘核实’二字而已。”义和拳的“欲兴清灭洋，忠义之气也，特未核实其果能兴清灭洋与否”；近日又有“排外”、“收回利权”之论，“忠义之气勃勃然从喉舌出”，然“用收回利权之美名以暗竭天下之脂膏，使民饥寒以生内乱，用排外之美名激怒各国以生外患，内乱外患交攻并举”(《资料》133，139页)，结果都不能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刘鹗一方面把北拳南革说成是怀有私利的“乱党”，但另一方对它之所以产生以及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却有一番独到的认识。黄龙子说，在有“好生之德”的上帝之外，还有一位代表恶的魔王“阿修罗”：“须知阿修罗隔若干年便与上帝争战一次，末后总是阿修罗败；再过若干年，又来争战。试问，当阿修罗战败之时，上帝为什么不把他灭了呢，等他过若干年又来害人？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灭之，是不仁也。岂有个不仁不智之上帝呢？足见上帝的力量，是灭不动他。”而在上帝与阿修罗之上，还有—位“势力尊者”，二者都是他的化身。一派讲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圣贤仙佛，一派讲私利的，就是阿修罗部下的鬼怪妖魔。它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就与那种认为改革可以一蹴而就，改革一旦成功，就可以从此长治久安的简单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刘鹗看到了改革中的要害，看到了正确处理各种力量的关系，看到了未来美好的前景，还看到了改革的道路的曲折性。第二十回写老残只身进泰山玄珠洞，寻觅解救沉迷于“千日醉”的“返魂香”，也颇有深刻的寓意。小说是以唤醒世人以救治为宗旨的，“千日醉”不正是致睡的原因吗？而能解千日醉的妙药返魂香，既颜色黑黯，又有臭支支的气味，青龙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闻的！”尤有深意的是，当老残向一个庄家者打听进山的路径，庄家老说：“这路很不好走，会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会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头七大八小，更有无穷的荆棘，一辈子也走不到，不晓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这难道不是隐喻改革之路之不能迳情直遂吗？及至老残恭恭敬敬的请教，庄家老道：“这山里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丛了；却又不许有意走曲路，有意曲便陷入深渊，永不出来了。我告诉你个诀窍罢：你这位先生颇虚心，我对你讲，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自叙》说：“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刘鹗满怀救国之志写作《老残游记》，却有意不让自己的悲愤的感情流于笔端。从开篇的为帆船送向盘到结尾的进山“走两步，回头看看”的决窍，都只是为了写出自己对于改革的深层思考，堪称为其力甚劲，其行弥远的“不以哭泣为哭泣”的真正的哭泣。

黄小配的“广东近事小说”《宦海潮》，时间跨度约在1837至1900年之间，从张任磐的少年困顿到晚年惨死，不啻是一篇张氏的列传。黄小配在《宦海潮》叙中说：“张氏有生数十年，正美雨欧风、外潮澎湃之日，所谓一时衮衮，眼光如豆，求以通外情者顾不多。觏张氏际之，稍事委蛇，遂得脱颖而出。”十分准确地将张氏的外交活动与当时的国际大势联系起来，指明张氏之“逆料夫风气之所尚”，“一从事于外交肆应间，以与列雄相见”的“善揣时势”之长。黄小配在小说中辛辣地嘲讽了当权的顽固派之不识时势及惊人的无知和愚昧。正是在“一时衮衮，眼光如豆”的情势下，张荫桓被朝廷“倚为奔走使令之才，号通洋务”(《戊戌履霜录》)。张任磐在劣势下从事外交活动，心怀“天能生吾以有用之身，我应许国为救时之臣”的志向，以及他随曾文泽(曾纪泽)出使俄国，交涉废除由崇佑(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出便美、日、秘大臣，为华侨争回利权的行为，都受到小说的肯定。小说写他听了洛士丙冷华人的控诉之后，“觉他们此举具有爱国同种的感情，可见自己来做钦差，这责任自是不能放弃的。只是外交情势，全靠自己国家里头兵力强盛，就易争胜；叵耐自己国势方弱，美人料自己不能奈得他何，竟把自己同胞百般虐待。此来若争气不得，那里对得国人住？”小说又写张任磐向老华侨调查情况，深知其离乡别井之苦，为之叹息。华侨李荣道：“美人开国，没一事不靠华人之力。从前开采矿务，采伐森林，垦辟荒芜，统通是靠华人的。因美人自畏山岚障气，又利我们华人工值较廉，就请华人到来，做他的开荒牛马。可惜中国没什么工艺安置国人，就令国人要流离异国。今美国商场盛了，工人多了，一切事业可不必再靠华人，就把我华人来驱的驱，虐的虐，种种苛残，是说不尽的了。可恼我们中国做官的没点子心肝，替我们华侨争点气，任令外人渔肉，岂不可叹。”李荣在钦差面前骂到中国官场，而张任磐听了，究是实情，怪他不得，反赐其酒食，慰之使去，表明在这一点上，张任磐的思想感情已经倾向人民—边了。

张任磐在出使美、日、秘任上，除了在当时大势许可的情势下，力争挽回利权之外，还获得了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通过考察，张任磐敏锐地觉察到中西文化的差距。至法国观画，“是当日德兵破巴黎时，法皇已被擒及法军逃溃的事迹”，道：“这是法人羞耻的事，偏绘给人看，尽有原因的。”随行的许景清道：“这不过是欲激励众心，欲为三年拜赐之意。”任磐道：“弟早已听过人说了，只这等事若在我们国中，不特不绘这些画，若绘将来，怕还要骂他羞辱国体呢！”他们由此悟道：“这就是国势强弱的由来”：这种思考，都是很可贵的。

《宦海升沉录》堪称《宦海潮》的姐妹篇。它企图通过袁世凯一身之升沉，以反观风潮之变幻，“于描写人情世故之外，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在小说中，袁世凯被写成一个比张荫桓更敢于正眼看世界大势的人物，他反对守旧派大臣盲目自大的排外倾向，当面驳斥“不知外情天花龙风”的大臣要“大起王师，伸涨挞伐”，“要把利害给外人看”的大话道：“现在世界情势，要把利害给外人看，总是不容易的。”《宦海升沉录》叙写的重点不是外务，而是内治，这体现了它与《宦海潮》的恰当分工，也说明了作者思想认识的深化。既然已经难于挽回已颓之国势，那么，希望就在于谋求自身的改革。

不过，小说在以正笔写袁世凯的改革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将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它没有提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决行新政的谕旨，只是在叙及清俄联盟时提到，俄人“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谈的就是这件事。小说赞扬袁世凯之办理新政“不特安逸之所不敢图，即毁誉亦不敢计”，写他在政务会议上，倡言“方今朝廷有鉴于世界大势，苟非立宪，不足以息内乱而图自强”，主张“欲行立宪，先建内阁为本，然后分建上下议院，君主端拱于上，即不劳而治”。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在小说中是以凛然正气的面目出之的，但他的意见受到了满清特权集团的强烈反对，醇王诘问道：“我国开基二百馀年，许多宗室人员，承继先勋，得个荫袭，未必便无人才，断不把政体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袁世凯道：“政党既立，自然因才而选，断不能因亲而用。若云立宪，又欲使宗室人员盘踞权要，不特于朝旨满汉平等之说不符，且既云立宪，亦无此理。”醇王怒道：“什么政党？你也要做党人？我偏不愿闻那个党字。你说没有此理，我偏说有的，看我这话验不验。你不过要夺我的宗室政权罢了，我偏不着你的道儿！”至欲拔枪攀击。政治体制改革就这样同个人的特权发生了冲突，并与民族矛皆纠缠到了一起。小说最后通过袁世凯的被斥，大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从而归结到：“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亦不足以实行立宪，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

晚清的时代特征，从其负面而言，是一个内忧外患频仍交迫的时代，而从正面而言，又是一个开放和改革的时代，黑暗与光明，腐朽与进步，构成了这一时代相互冲突的两极。许荫桓、袁世凯这两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们正是这相互冲突的两极的负载者和体现者：张荫桓是晚清“号知外务”的人物，又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袁世凯是甲午战争的当事人，他断送了戊戌变法，而时势和机遇又使他成为“力行新政”的显贵。作者为这两部小说所定的基凋是“世态炎凉”和“鸟尽弓藏”，但在这种传统的人生命运的浩叹中，却潜藏着对于历史风潮变幻的关注。作为一个革命派小说家，黄小配并不掩饰他对于主人公在外交内治方面的眼光和才干的赞许，以及对于他们的最终被扼杀和罢斥的惋惜和愤懑，但这一切归根到底只是为了证明国事之不可为，唯有排满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作为一个革命派小说家，黄小配以这种眼光来作清议之《春秋》，编个人之《纲鉴》，无疑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新三国》是陆士谔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从形式上讲，《新三国》不过是借了翻《三国演义》的旧案，通过“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这样一个对于《三国演义》爱好者具有永久魅力的老话题，采用“踏空”的虚构手法，将“欧风美雨卷地来，世界顷刻翻新”的形势引入三国，让周瑜、孔明等穿戴古衣冠的人物，登上改革开放的新舞台，演出着亦古亦今、亦庄亦谐的活剧，以其对于晚清改革的“言皆有指，语无不新”的深沉思考和“局度谨严”、“气势蓬勃”的艺术样式，而显得尤有特色。陆士谔翻新三国故事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吴、魏、蜀三国对待改革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及其所采用的三种不同的改革模式的成败利钝的比较，表达了作者本人对于现实的改革的种种不足乃至弊端的批评，并提出他心目中的“立宪模范国”的理想。

《新三国》的前十六回，对比着叙写了吴、魏两国的改革。三国之中，孙吴独占地势之利，“滨临大江，开通最早，事故亦最繁”。吴主孙权深怀忧患意识，开经济科取土，以图自强。周瑜乃说孙权“锐意改革，所以固国基，维国脉，张国权”。孙权大悟，遂议定变法。于是大变官制，创设各政院分治各事，任武政院大臣之周瑜，大力振顿军营积弊，裁汰旧有营兵，举办征兵，创办海陆军。又开筑铁路，兴办电报，建立学堂，派使出洋考察法律，颂行《东吴新律》等等。总之，东吴独享开放之地利，君有孙权之贤，臣有周瑜鲁肃之智，君臣合德，锐意维新，改革在理论上的准备也比较充分，加上主持之人大多尽心尽力，改革之事业，颇有起色。

而曹魏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曹丕之政权，乃篡夺所得，见人心思汉，大施压制政策，把刑律修改得十分严酷，弄得民不聊生，骚乱愈甚。曹丕惧，为剪灭革命党以弭内乱，不得已，亦实行新政。司马懿阴怀大志，起先故意赞成刑法酷烈，以图酿成大祸，于中取利；及闻举行新政，则又乘机力主改革官制，谋得内阁大臣之职，大权尽在掌中。其子司马昭，身兼军政与农工两府大臣，又复开设银行，吸收外资，赢利甚巨。华歆掌财政，大倡“中央集权”之论，一意搜刮，把各郡县地方出息，悉令解京，弄得百项新政，无资兴办，只得敷衍塞责。主篡臣奸，君臣离心，办事之人，各谋私利，与东吴相较，真有天渊之别：“东吴如旭日之初升，生气勃勃；北魏如夕阳之将下，气息奄奄。东吴如小孩子，北魏如老头儿。东吴如侠客，北魏如老僧。总之，东吴尚是朝气，北魏已届暮气；所以，同一新政，在吴则善，在魏则否；同一新业，在吴则良，在魏则劣。”

《新三国》关于两国改革情况的描述，基本上是从现实政治生活中撷取来的，恰与清政府自1901年以来的改革进程一一相合，实际上可以说是分借两国写出了改革的两个侧面。东吴的改革，反映了时代之变，潮流之变，清政府本身不能不变的历史大趋势，反映了其改革活动之比较积极认真、并取得一定成效的—面，显示了“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的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7页)的历史存在。而北魏的改革，则揭露了清政府借改革装潢门面，“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甚至以之为“消弭内乱之大计”(同上)的一面。《新三国》用这种独特的“两分法”所反映的现实，应该说都是真实的；这种艺术处理，也是很有创造性的。

尤可称道的是，作者在肯定东吴的改革热情的同时，又从根本上道出了它的弱点：东吴自办新政，需用浩繁，帑藏空虚，而铁路电报“开办之时，色色物料都向外洋购办，那工程师等人都从大秦请来的，薪水很是昂贵，成本过巨，获利甚难”。为开利源，只得鼓铸当十铜币，举办各种杂税以剥民，创议将铁路公司收归国有以损商。“制作纷纷，万无一效”，究其根由，在于它所举办的一切新政，“皆是富强之具，而非富据之本”。

《新三国》从第十七回起，将描写的重点转到蜀汉这一立宪国模范上来。孔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变法亦大佳事。然法有本末之殊，吴、魏所行者，均新法之皮毛，甚美观，而无甚实效；吾国变法，须力矫此弊，一从根本上着手。”在畅论治标治本的辩证关系之后，孔明宣布了他的“富强之本”：

吾国变法第一要着，须使人民与闻政治，先立上下议院。上议院议员由皇上特简三分之一，由人民公选三分之一；下议院议员生由人民公选。一切财政军政国家大事，应兴应革，须悉经议院认可，然后施行。如此则君民一体，庶政自易推行，而纲举目张，百僚自无废事。至于编舰队、练陆军、设银行、开铁路等，虽皆是富强之具，然不从根本上着手，而贸然为之，则近日有糜财之患，远之有资敌之忧。

孔明改革的另一要着是破除迷信，兴办教育，发展科学。太史谯周议改时宪书，将迷信各款悉数删除，孔明大力支持。后国会开会，通过决议，兴办学校，编纂教科书，又编撰各种新小说，以开发民智。在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发展生产，辟地利大开岷山矿，向大秦购办最新开矿机器，聘大秦人腊黎龙为总工程师，开铸国币，以金币为本位，商业繁盛起来。又大修蜀道，制造电汽车，蜀国因而财盈府库，米满仓廒。于是三分一统，新政毕行，人民乐业，学术昌明，“社会之进化，几有一日千里之势”。更令人神往的是海外各国都派学生到大汉来留学，各国的高等学校都有汉文汉语一种，汉人之应聘到外洋充当教习及工程师各职者数达十万人以上，“新发明的各种器械也就日增月盛，少说些每月总有百馀种，出口各贷，年增一年”，“汉人在外经商的遍于全球，汉国的语言文字，各处皆通”。作者相信改革立宪可以致中国于民主、富强之境，他的信念是真诚的，他所描绘的改革后汉国的美好图景，也是很诱人的。

小说中的蜀汉，是作者悬设之立宪国模范，是作者理想化的空中楼阁，由此表达了作者高于时人的对于民主、富国模式的探索和追求，其核心是“君为国主，民亦未始非国主也”，“无论为君为民，为官为吏，都皆在法律之内，故各有权利，各有义务”，这种对于政治改革方案的清醒抉择，是有现实的进步意义的。清政府宣布了立宪政体，但到临了却不愿限制皇帝的特权，终于丧失了改革的时机。直到武昌起义以后，方于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三日匆忙宣布“君主立宪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但已经为时过晚。《新三国》写曹丕被围许都，惶恐泪下，陈思王直言其曾泣谏“请早颁立宪之诏，赦免党人之罪”，曹丕不听，致有今日。曹丕哭道：“专制国君主的末路，竟至此乎！”陆士谔于三年前就似乎已经预见到清廷覆亡的结局，而这却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新水浒》和《新三国》，在内容上是互相呼应的，而在风格上则呈现不同的色彩：《新三国》写的是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改革，《新水浒》写的则是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改革；《新三国》的人物情节，虽然带有明显的想像虚构的成分，但归根到底是晚清政治体制改革的折射，《新水浒》的人物情节，在细部上尽管是从社会现实中撷取来的，但其总体的构想，却并不是那个时代所必然能够提出的。

《新水浒》写朝廷已经维新，吴用因亦倡言变法，道：“人情莫不好利，现下我们想创的，就是金钱主义，只行权利，不识义务，众弟兄那一个不踊跃？”花荣因建议众兄弟离开梁山泊，各逞所长为本山谋利益。吴用则提议成立梁山会，各人所得利益，提二成作为会费，二成作为公积，馀六成即为本人薪金。众皆称妙。于是忠义堂初行选举，以宋江为会长，卢俊义为副会长，萧让为书记，花荣、柴进、董平、阮小七、石秀、燕青、朱武、朱贵为庶务员，吴用为庶务长，蒋敬为会计员。宋江乃指派众会员下山，经营各种新事业。

在晚清时代，民族工商企业尚处于步履艰难的起始阶段，自然谈不上什么大型集团的体制改革问题。梁山泊实行的本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分贵贱”、“无问亲疏”的政策，过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平等生活，这种带有现代平等要求色彩的社会集合体，它的经济运作是依靠“打家劫舍”来维持的，因而是难以持久的。对于这种类似“吃大锅饭”形态的社会集合体的改革，是绝对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成为现实的课题的。然而，陆士谔偏偏就在《新水浒》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吴用所建议的以提存为机制的近似于承包制的改革模式，无疑是具有极大的超前性的。

尤其令人叹服的是，承包制的试验虽然是陆士谔个人的主观臆想，然而他却确确实实预见到了推行此种方式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就是：它固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造成个人收入的不平衡，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小说最后一回写重阳节过，梁山会年会已届会期，一百单八个会员报告收益，由执法员裴宣评判等级，结果是：

最优等三名：扈三娘经营女总会，所抽头钱及局赌所得，约共银子四十八万三千二百两有奇；孟康得着船政差使，造成巡洋舰四艘，战斗舰四艘，每艘浮支船银五万两，共得银四十万两；卢俊义独自承办铁路，除开支各项费用外，一年中可得净利银七十二万两，不到十年，本利全可收归，此后永永为馀利。其馀优等共十二名，其中陶宗旺开妓院，“银子不过龌龊些，数目倒也不少，共有二十五万二千多两”；吴用所得银子二十万三千六百五十三两有奇，花荣十万八千两有奇，“都是从发派粮饷，采办军械上克扣下来的”；凌振办铁厂一年，“得购办机器回扣银十八万两有奇”；张青孙二娘小夫妻开了个夜花园，头尾四个月，净多银子十六万两；宋江只费掉三百金运动做着了议员，筹办捐务，净馀捐赈款十万五千两，内计无名氏捐款五万两，购粮折扣所得五万五千两。此外，皇甫端、白胜开药房以兽药欺人，倒也骗得三万多两银子，列为头等；王英、周通“都得的不名誉钱”，只因王英得了三千多两，列为中等，周通只有六百多金，列为下等。黑旋风李逵非特分文没有，反输掉了许多银子，列为下等；柴进柴大官人挥霍太过，出入相抵外，所馀不到千金，屈为中等。

陆士谔关于梁山会员收入的多寡的叙述，透露了在新的开放形势下，所造成的社会分配的差别及其内在原因，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和预见性。搞市场经济，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题在于，他们是依靠勤劳致富还是投机暴发，这才是一个社会肌体是否健全的关键所在；梁山泊一百单八人(除了留守山寨的关胜、徐宁、鲁智深、杨志之外)，在同一时刻投向社会，然而，他们的起点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既有个人秉赋与素质的差异，又有社会联系不同。而他们的最终效益，不只取决于经营之是否得法，更与其所从事之行业密不可分：孟康的船政差使和卢俊义的承办铁路等，其奥秘无非是以权力作为原始资本，利用法律和体制的不健全，靠浮支公款、收受回扣等不正当的手段，成了暴发的权贵；扈三娘的夜总会，孙二娘的夜花园之类娱乐业，尽管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简单劳动(撇开其肮脏的一面)，却由于商业化程度极高，迎合了市民杜会的较低层次的(甚至是庸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竟获得极高的经济效益，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陆士谔是忧心忡忡的。

梁山泊对其成员的考评，意味着整个社会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的转变。这就将道德与金钱的矛盾，尖锐地提到读者面前。《水浒》的精髓是“义”，它是我们民族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民族性格的反映。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义”，正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对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观念，它是中国人在长期社会斗争实践中凝成的道德规范，其核心是提倡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互相帮助。然而，到了《新水浒》中，“绿林暴客，翻为新学传人”，人们的生财之道，却是以牺牲“义”为代价的。吴用将这一套概括为“文明面目，强盗心肠”，《新水浒》深刻地揭示了在新的条件下，道德和竞争的二律背反，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效益和金钱为标尺的商业竞争激烈展开的情势下，是不是只有“利”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而“义”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道德的沦丧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陆士谔虽然没有说出他的观点，但他的感情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陆士谔又出版了“理想小说”《新中国》。它继承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以正笔写“新中国”美妙诱人的“未来”的展望体的路数，在用梦的形式展望未来的同时，又时时环顾黑暗的现实，呈现出一种更为沉郁的意味，反映了希望与失望所构成的郁积民众心头的矛盾。

小说写宣统二年正月初一，陆士谔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已换了个样子，原来已经是宣统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恰是立宪四十年之后之新中国了。小说具体细致地描绘了“新中国”的崭新面貌：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昔日不许中国人越雷池一步的跑马厅，已变成人人可进的新上海舞台。路政市政建设极善：下雨有“雨街”可走，电车都改在地道中行驶，飞驰不绝，大铁桥横跨黄浦扛上，浦东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裁判所已极完备，裁判官、律师皆为中国人，所判均极公平，南洋公学共设二十六个专科，二万六千多学生，欧美日本都派有留学生。学生毕业以后，每年有二千名应聘出洋当教员，汉文汉语都成了世界的公文公语。工厂中机器有鬼斧神工之妙，产品胜欧货远甚。而中国之海军纪律严明，军力已居全球第一。恰逢立宪四十年大祝典，全世界二十多国会议设立弭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弭兵会会长就举了中国皇帝，万国裁判衙门的正裁判官公举了中国前任外务部尚书、国际学会法学博士夏永昌先生。陆士谔赞叹道：“这真是盛极了，文明到这般地步，再要进化恐怕也不能够了！”陆士谔心目中的“新中国”，新就新在中国已经彻底摆脱了屈辱与苦难，而享受到真正的独立、富强、民主、自由，如果说这种种憧憬是当时所有中国人都普遍渴望的话，那么，在具体的市政规划方面，陆士谔堪称历史上第一个勾画架设黄浦江大桥、开发浦东以及修建上海地铁蓝图的爱国主义者。

小说推究新中国繁荣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立宪。应该指出的是，陆士谔对立宪的肯定有两个要点：第一，立宪的实质，就是要求“全国的人，上自君主，下至小民，无男无女，无老无步，无贵无贱，没一个不在宪祛范围之内”；第二，立宪的实行，要靠自上而下的推动，也就是说，立宪不是君主单方面的恩赐，而要靠全国人民以斗争去争取。更为重要的是，立宪在陆士谔那里，只是实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手段，完全服从于强国富民这一总目标。陆士谔的新中国梦，最重要的一是空想社会主义，一是所谓世界大同。

先说陆士谔的社会主义。小说写李友琴解释人力车绝迹的原因道：“现在新发明的事业不知要有多少，常因人手少了做不开，出着很优的薪水招人还恐招不拢，不像从前人浮于事，失业的人成千累万，所以这种苦力事情人家都抢着去做，只要图着口饭吃就是了。”这就引起陆士谔关于“欧洲初行机器，工人因此失业，拥到工厂把机器拆掉，为什么我国畅行机器，人手反倒缺起来了”的疑问，李友琴答道：“这是创业的人心理不同，所以收效也各两样了：欧洲人创业纯是利己主义，只要一个子(按，“一个子”乃上海方言，即一个人的意思)享着利益，别人饿煞、冻煞，都不干他事，所以要激起均贫富党来；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怎么还会有均贫富风潮？”李友琴还进一步指出：“私利并不是真利。一人专制，万人失业，那失去的人必不肯就此罢手，必要与专利的人算帐。那专利的人必定不肯，被许多失业的人常来缠扰，势必至于筹守御之策，用防御之人，那时候开消必大；开消大了，取利也不能厚，一样的不能享受厚利，徒多一层取人怨慨，又何苦呢！”陆士谔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特别强调中国利群主义的价值，其主导面是积极的。

陆士谔十分强调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本质。海军提督周戎一说：“讲起兵来，我国的海陆两军杀出去，那一国挡的住？就是混一全球也容易很。但是，我国人最喜和平的，只要保住自己的疆土，不再有什么奢望了。”陆士谔认为：“兵凶战危，每打一回仗，伤掉几许人命？丧失几许财产？那本是最野蛮的事情。”他主张珥兵，各国都把兵备废掉，将海陆军军饷，军械制造费这两款省下来，以减轻国民的负担，用于造福人民。他并且设想“异日世界各国，或者嫌那国界种界不便，由各大小邦自愿合并成功一个世界国”，预言“这乃是全世界人的公意，你看各宗教所讲的天国咧，极乐世界咧，那一个不是大同主意？可知，人家总嫌纷扰的烦琐了。”

陆士谔也对四十年以后的中国充满了向往之情。他们在正视危亡现状的同时，又十分执着地相信：“天下事是人力做得来的”，而“用人力可以弄坏的东西，一定还用人力可以弄好转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一句句的记下自己痴心梦想的奇梦，希望日后能够得到印证，这种发自内心的基于救国拯民的强烈责任感的高度热情，是异常感人的。陆士谔终生无官无职，是地地道道的“民”，他的小说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道德理想，你可以说它们艺术性不高，形象性不强，却不能说它们是轿饰的，虚假的，造作的。

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陆士谔们的意愿发展。期望立宪的陆士谔，春梦醒来时，“依旧是宣统二年正月初一，国会依旧没有开”，周围仍然是黑暗与腐败。在现实中，十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进展，担却难以深入下去，于是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暴发。反映在文学中，殷切期待着立宪给中国带来民主与富强的陆士谔，到了1911年11月，却创作了讴歌武昌起义的《血泪黄花》。

《血泪黄花》开卷的一首《满江红》道：“遍地腥膻，何处是唐宫汉阙？叹底事，自由空气，无端销歇！”词中强烈的排满的种族情绪，是陆士谔以往的小说中所没有的。表明由于对立宪的失望，陆士谔迅速地转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并且成了从最贴近的距离反映辛亥革命的第一位小说家。《血泪黄花》以湖北新军队官黄一峰和徐振华的爱情为线索，叙写了辛亥革命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前后武昌革命形势的急遽变化，尽情嘲弄了满人官僚的穷途窘态，热情抒写了革命志士的豪情壮志。小说中详细载录了军政府的檄文、告示、誓辞、宣言、文书，以及流行民间的军歌、雅调、山歌等等，保存了许多可珍贵的史料。但小说的主人公黄一鸣、徐振华，则很可能是一双虚构的人物，这种借革命队伍中普通一员的经历和爱情故事来反映重大历史事变的模式，一直为后世许多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所运用，显示了陆士谔的首创精神。

《血泪黄花》的创作，标志着晚清新小说历史的终结。晚清的最后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里，确实酝酿着一场由黑暗转向光明的现实的变革。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变革中断了；反映变革的新小说，也终于降下了帷幕。新小说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然而却是传统型的古旧小说向现代型的新式小说转变的重要环节。集中体现了晚清小说本质特征的六大小说家的作品，正是这一时代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文1996年为福建师大近代小说研究选修课而作的讲义，后硬盘为电脑公司无意删去，2000年9月据讲义打印稿扫描重新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