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上海租界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学者们论述的较多，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上海租界对小说的影响，人们探讨的还不够深入。晚清小说的繁荣以上海为中心，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租界的存在。其中的报载小说的迅速发展又促成了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 晚清；租界；影响；小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活决定文学艺术的发展，这是我们研究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但晚清小说形成的热潮为何不在北京，而是上海，为何以报载小说的形式出现。这一现象要求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实践上的调查和学理上的阐释。我对晚清的小说期刊、文艺杂志、报纸做了大量的调查统计工作，把其中登载的小说作成了目录，一座含金量不高的巨大矿藏被我们发现了。这座矿藏的成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上海租界的存在与发展在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
关于晚清小说兴盛的原因前辈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租界对小说的影响力度还不够。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慨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顿有掊击之意矣。［1］(P205)
这是鲁迅先生在研究清末谴责小说兴盛的原因时所说的一段话。指出腐朽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却仍旧故步自封、阻挠改革，百姓深知清王朝已是扶不起的阿斗。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小说家们以小说为武器，对清政府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鲁迅先生的分析着眼点在于人们为何要谴责政府，未对小说兴盛的原因作出深入的分析。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也探讨了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他说：
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层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2］(P1)
阿英先生对鲁迅先生的观点做了两点补充，强调新闻事业的发达和小说观念的转变对小说繁荣的作用。欧阳健先生在他的《晚清小说史》的引言中肯定了鲁迅先生“把眼光投向庚子（1900）以后，以为小说至此而‘特盛’，是很有见地的。”接着又说：“只是其时是否因为‘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顿有掊击之意’而导致小说创作繁荣，则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接着欧阳健先生做出了这样的分析：“1903年的39部，几乎全是新型小说。也就是说，这一年的小说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确确实实有了一个极大的飞跃。事实揭示我们：在1901年—1903年间，一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变发生，因而影响了小说自身演进的轨迹。”“那么，这个历史性事变是什么呢？就是清廷自1901年开始的改革。”［3］(P3~5)改革影响到晚清小说的发展和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就凭这一点也很难全面把握晚清小说繁荣的真正原因，而且这一点更不是普遍的规律。因为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的变法也没有在文学界造成特别大的影响。胡适先生在《官场现形记?序》中曾提到租界对晚清小说的影响：“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纸老虎是戳穿的了，还加上倘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4］(P1234)胡适先生已注意到租界的存在与“谴责小说”的关系，但他并没有展开论述。
各位学者对晚清小说繁荣原因的探讨各有各的角度和着眼点，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晚清小说兴盛的原因，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为了更全面地弄清晚清小说兴盛的原因，总结出一些经验，供人们参考，还有必要把着眼点放在上海租界上，对晚清小说兴盛的原因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相对于清廷，特殊而宽松的政治环境
清廷于1901年刊布了《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其中就有《造妖书妖言条例》，1903年复通令查禁悖逆书刊。清政府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除了禁止书籍外还对报纸进行查禁。1902年2月间《申报》刊出查禁《春江花月报》的报道，1907年2月间《申报》刊出查禁《民报》的新闻，1908年11月《申报》又刊出查禁《新世纪报》及《自由新报》的报道。不管清廷怎样大禁特禁，却无法阻挡人们利用小说这个武器来反清、反帝、批判现实、抒发理想，而且是声势越来越大，对清朝的灭亡起到了催化作用。清廷在历朝历代中文禁算是比较严厉的，文人们面对文字狱还是毛骨悚然的。那么晚清的小说作者为何可以凭借小说大骂朝廷、官场，鼓吹维新、宣扬革命呢？这与租界的存在有着重要的关系。
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清末时局变动中曾多次扩张，占据很大地盘，并逐渐形成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市政管理机构，成了独立于清政府的“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保护”了一批文化人。殖民主义者禁止清军随意进入租界，并侵夺了中国政府对居住在租界内犯法华人的逮捕权，这一特点，有利于清季以来的反对势力。对此，1914年陈独秀先生就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安静的地方。”1919年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先生也说，“上海是自治区域的模范。”著名近代史家陈旭麓先生1988年在“租界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上说：“以公共租界为例，它曾确实带来中国中世纪所没有的东西。”“租界是非正义的，是侵略者的产物，然而上海公共租界，它有值得学习之处，它送来了资本主义及其先进事物。”［5］(P644~605)新闻自由、法治等无疑都是它送来的先进事物。即使要封闭报纸也要经过法庭审理，好歹有个程序，并不是任意就封了。当时在上海从事与小说传播有关的文化人就有：江苏的狄楚青、李伯元、曾朴、刘颚，浙江的蔡元培、夏曾佑、王国维，安徽的有陈独秀、胡适，广东的有吴趼人、苏曼殊，福建的有林纾，陕西的有于右任。他们或直接从事小说创作，或办报纸登载小说，或从事小说理论研究，使小说有了作者和传播者。
租界这种相对于清廷，特殊而又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催生了一批报刊杂志。姚公鹤曾在《上海报纸小史》上谈论上海报纸的地位时说到：“是上海报纸发达之原因，已全出外人之赐。而况其最大原因，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然则吾人而苟以上海报纸自豪于全国者，其亦可愧甚矣。”［6］(P261)托足租界靠外国势力来生存确实是国人的耻辱，但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报刊的存在是与租界相维系的，而这些报刊又是小说的重要传播媒体。在上海租界内出版过《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持不同政见的报刊。大量登载小说的三大日报《申报》、《新闻报》、《时报》也在租界中发展。租界中出版过《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案纪事》、《孙逸仙》等书籍。当时出版小说的出版社、书局也大都设在上海的租界区，如月月小说社、竞立社小说月报、小说月报社和小说林社，可以说当时小说大都在租界地出版。报刊杂志有了租界这样的生存环境，它们得以迅速繁盛起来。报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填充版面，需要大量的小说，小说以惊人的速度繁荣起来就成了必然。
二、丰富多彩的题材来源
租界地内没有户籍制度，界内的居民不需要登记户口，不要说中国居民，就是来自海外无护照、无国籍的侨民都可以自由出入，并可自由迁居。加上租界内经济发达，界内建有众多的工厂、码头、商店、公用事业及戏馆、舞厅、茶楼等娱乐设施，向流入租界的华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租界内帮会、黑社会的势力很大，公开的或地下的烟馆、赌场、妓院数量众多，贩卖鸦片、走私军火、拐骗妇女等“黑道”生意也十分兴隆。上海作为一个商埠，其贸易地位在乾嘉时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所谓“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7］当时的上海还不如苏州、扬州。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上海租界是华洋分居，由于战争，华人不断涌入租界，结果是华洋居住界限被打破。“上海兵事几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集租界之造因。第三次末太平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盛一次……”［8］(P60)租界人口因战争而增加。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租界的各种诱惑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是造成租界人口剧增的又一原因。上海在道光年间，人口仅50多万，同于我国的一个普通县份。开埠后人口大幅度增长。到上世纪初，超过100万。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达３００余万。租界人口的迅速膨胀，租界的房产也兴旺起来，英国商人造的房子也租给华人，并出现了华洋杂居的局面。随着上海商业的发达，人们发现：“夷场上添社戏馆、酒肆、娼楼，争奇竞胜。各路避难侨居者，尽有迷恋烟花、挥金如土。”［9］有人把当时上海的繁华社会概括为十景：“一曰桂园观剧，二曰新楼选馔，三曰云阁尝烟，四曰醉乐饮酒，五曰松风品茶，六曰桂馨访美，七曰层台听书，八曰飞车拥丽，九曰夜市燃灯，十曰浦江步月。”［10］王韬还谈到：“租界中诸圜，尤以宝善街为销金窝：自宵达旦，灯火辉耀，与日市无疑，饮馔诸物，求之无不具备，咄嗟立办，游人以群聚，几于踵趾相错也。”［11］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12］有了如此繁华的大都市，如《申报》这样的报纸才有可能把报纸寄售于杂货店、书坊、刻字店、信局、打包铺、酒店、糟坊、烟膏店。
绚丽多彩的租界生活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晚清的小说大都在上海出版，这些小说有相当一部分以上海为背景，书名标明上海的自不必说，如《海上花列传》、《上海游骖录》、《上海新繁华梦》，那些没有标明上海的，也每每以上海为背景、素材。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初载于1903年至1905年的《新小说》，1906年以后出单行本，凡108回。书中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其20多年中所见所闻。书中描绘的是末世社会风情，所述“怪现状”约189件，件件都是丑现状、恶现状、坏现状。所述怪现状，不少是发生在上海的，书中述及上海市政、风俗、民情的地方甚多。小说开头的“楔子”，就是一幅上海世情画：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成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到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着大老倌模样，去逐队嬉游，好象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13］(P1)
吴趼人小说中所描写的与现实是相符的，作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其中最能体现西方现代文明的魅力，但这里也是罪恶之渊薮。李伯元：《海天鸿雪记》第一回也描述到：
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异，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炫异，醉纸迷金。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更觉相遇无言，解人难索。
曾朴在《孽海花》中也为我们描述了上海租界的景象：
咦，咦，咦！原来这孽海和奴乐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翰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信，特地赶到上海来，要想侦探侦探奴乐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着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象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垲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到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14］(P2)
洋场上的畸形繁华，不但为小说的繁盛提供了小说家和读者，同时还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上海滩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大世界，为小说家提供的素材是十分丰富的，小说家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上海租界的千姿百态。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里只从妓院、鸦片、经济三方面来略做分析。
首先，妓院成了小说家们关注的题材。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妓院林立，烟馆成群。消费方式存在着不良倾向。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 年代上海知县陈其元介绍，上海“夷夏杂揉，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敢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租地秘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15］(P554)，可知上海的妓院在租界的庇护下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20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就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16］(P92)《海上花列传》就是以清末上海租界的畸形社会为背景，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的身世遭遇为主要线索，广泛地描写了官僚、名士、商人、买办、纨绔子弟、地痞流氓等人的狎妓生活以及妓女的悲惨命运，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社会的部分面貌。反映妓女生活的小说还有邹弢的《海上尘天影》、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老上海的《上海新繁华梦》、梦花馆主的《九尾狐》，均述上海妓院生活，包括妓女的遭遇、妓女与嫖客的关系。鲁迅称之为“狎邪小说”。《海上繁华梦》、《九尾龟》，被人们称为“嫖界指南”。
其次，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鸦片的罪恶。
上海出现租界后，大批西方鸦片贩子在租界内公开出售鸦片，并转销中国各地。当时上海贩卖鸦片的商行大致有四类：大同行，小同行，挑膏店，烟馆。大同行是专做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其中又分三种，一种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三是英籍“白头行”，即头缠白布的英籍阿拉伯人开设的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小同行如同二道贩子，它向上家大同行购得鸦片后，再行零售，或转批给内地商贩，从中牟利。第三类挑膏店，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鸦片吸食者的。当时在上海最有名的当数九江路“广诚信”挑膏店，据说这里所煎熬的清膏大土，被视为烟中上品。至于烟馆，顾名思义，便是随时供人前来吸食鸦片的所在了。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公开贩卖鸦片，均由租界当局征收各种名目的捐税，并发给牌照，不问中外商人，都可以公开营业。在这一时期，烟毒泛滥，挑膏店与烟馆在热闹马路上触目皆是，其中著名的大烟店，如南城信，地址在公馆马路(现金陵东路)江西路口，陈设华丽，为全市烟馆之首。还有阆苑第一楼，在福州路，规模很大。还有四海升平楼，在福州路，楼上卖茶，楼下开烟馆。还有小广寒，在福州路，书场兼烟馆。此外，公共游乐场所也备有烟榻，随时可供人躺下吸食大烟。因为有钱可赚，所以一些菜馆、茶馆也纷纷辟出烟间，供人酒余饭后过把瘾。如四海升平楼，就是楼上喝茶，楼下做烟馆。上海的土行和挑膏店，本来分布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后来公共租界的都搬到法租界。由是法租界成为贩毒、运毒、卖毒和吸毒的集中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流氓头子都是依靠法租界从事贩毒起家的。
因此，当时租界内外一片烟毒泛滥，走在路上，抬头可见挑膏店与烟馆。在此公共售毒吸毒的高峰时期，上海人对于抽吸鸦片烟，认为是时髦风尚，无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大都视为交际场中的应酬品，而一上了瘾，即不能自拔，以致骨瘁形销，破家败业者，不知凡几，其毒害社会之深，莫此为甚。发表于1906年《月月小说》第四期上的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就是一篇揭露吸食鸦片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健康造成危害的小说。在小说的“引子”中作者说他在去张园听亚历山大讲演回来的路上被一个垂毙的人绊了一交，得到他留下的一本残册，册子上面自叙一生的历史。吴趼人生活的上海，租界的鸦片罪恶震撼着他的心灵，并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再次，小说家们把视角投向了租界的经济领域。
由于租界地涉及了许多不同的利益，使之互相制约求得平衡，上海租界以“国际化”、“世界商市化”著称，这种特殊的存在及其相对安全、自由的局面，使上海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近代中国的纷乱，保持近代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等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上海城市在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军阀混战等几十年的国内混战中较少受到破坏。局势稳定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西方列强凭借军事优势打破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后，紧接着就是凭借经济优势与落后的小农经济竞争，这种不平等竞争结局不言而喻，而这种竞争在上海租界表演得最为精彩。中国在经济竞争中的失败必然强烈地触动小说作者的灵魂。1905年《绣像小说》第四十三期开始连载的姬文的长篇小说《市声》，小说否定依附洋商而致富的行径，推崇一心振兴民族工业，以与外国抗衡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市声》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解说富民强国观点的小说。
光怪陆离的上海租界是小说家们挖掘不完的矿藏，小说家们从各个方面描述了这个“国中之国”，从当时报刊上为小说所贴的标签就可以看出晚清上海小说的丰富多彩。
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性，使产生于此的小说也有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与产生于政治中心北京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京话日报》、《北京新报》中登载的小说仍保持传统小说的特点，而当时上海报刊上的小说已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租界里的小说家生存环境相对自由，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放眼世界。因此，他们写的小说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在借鉴西方小说的基础上，小说的艺术有所创新，使中国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转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中国小说的近代化与上海租界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欧阳健.晚清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4］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陈旭麓文集(第2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杨光辉，熊尚厚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Z］.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7］嘉庆上海县志［M］.
［8］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王韬.瀛壖杂志(卷6)［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 王韬.海陬冶游录(卷2)［M］. 香艳丛书·第二十集［C］.
［12］ 申报［N］.1890-12-01.
［13］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4］ 曾朴.孽海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Z］.上海：上海书店，1984.
［16］ 李伯元.文明小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