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年思想家》杂志1994年11月在广州邀请参加中国近代文学第七届年会的著名学者举行座谈，主题是畅谈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贺立华先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山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参加座谈的多是我熟悉的朋友，所谈的话题也是我所关心的，所以也想就晚清小说的研究发表一点意见，或者就作为一次书面发言罢。
近代文学研究界的同志之所以提出“新策略”的问题，自然是有感而发的。近代文学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被冷落的境地，学科地位偏低，学科队伍太小，在在都说明研究现状相当不能令人满意。晚清小说研究也是如此，正如《晚清小说研究概说》（袁健、郑荣编著）所指出的那样：“自阿英1937年出版了他的《晚清小说史》以后，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再也没有出版过一部新的晚清小说史著作。建国以来编写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小说史，仅把晚清小说作为其中的一编或一章，有的文学史则干脆不提晚清小说。”（天津教育出版社“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要改变这种现状，最要紧的是寻找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座谈会的主导意见是归咎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影响，因为这种标准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世界性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没有产生一种独立成熟的文学样式，一切都不成熟”，所以难以形成热潮。这个根源找得对不对呢？显然是对的。可惜的是，与会同志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本身，亦即这种“标准”是否正确，是否合乎事实，并未作出正面评价；而从他们关于“近代文学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不成熟’，在于它隐含着全部新文学的‘胚胎’”的表述来看，对于这一标准又似乎是认可了的。
在对近代文学的总体估价大体认同的前提下，与会同志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改变研究力量“倾斜”于主潮和大家、造成研究面的相对缩小的状况，必须首先拓宽研究领域的“策略”。至于如何拓宽研究面，与会同志则提出了诸如“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褒贬界定”；“加强地域性作家的研究”；“调整研究方法，抓牛鼻子，辨明有别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才能在思想和艺术上定位”，等等。
座谈会反映了学术界改变近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殷切心情，其中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若干技术性剖析也颇具见地；但照我想来，如果不对所谓“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作根本的反思，那么，种种的“新策略”，恐怕还是难以奏效的。试想，设若近代文学的总体价值不高，成就不大，那有什么理由要人们投入力量去拓宽研究领域呢？抓住其中的“主潮”和“大家”，不是已经很够了吗？至于地域性的作家研究，固然能在局部地区形成热点，却无法赢得普遍的关注。
可见，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来说，策略只是一种“术”，在它的后面，还隐藏着更为关键、更为重要的“道”，即对近代文学的总体认识问题。所以，还得回到“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上来。从根本上说，近代文学、尤其是晚清小说的研究之所以难有长足的进展，根源就在于长期陷入了让这一标准盲目地支配研究者思维方式的误区，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
所谓“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就晚清小说而论，向来都不是纯文学的，它总是与政治的、历史的标准纠缠在一起。晚清小说的“晚清”，当然是指清代的末期。但具体落实下来，这一时期究竟从何年何月开始，以何种重大历史事件或何种重要小说作品作为划分的标志，人们其实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通常的做法，是将1840年看作这一时期的开端，以便与历史学家所划定的“近代时期”相一致；还有人索性将“近代小说”看作晚清小说的同义语，或者将晚清小说看作下限迄于1919年的“近代小说”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就是小说研究者在历史学家面前丧失主体性的反映。
首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学创作、小说创作都有其自身特有的步伐和规律，不一定和历史（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发展完全契合。文学研究者虽然不可能一一重新审视、核验历史学家的所有结论，但却有权在自己驰骋的领域里，根据所掌握的客观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出独立的判断。1840年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小说创作领域里却闻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一共出版小说133部，平均每年2.2部，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依然是传统型的人情小说《儿女英雄传》、《绣球缘》，神怪小说《升仙传》、《鬼神传》，历史小说《群英杰》、《铁冠图》，公案小说《小五义》、《彭公案》之类，和古代的小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惟此之故，有的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小说说成是“趋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状态”。由此可见，在这一为史学家划定的“近代史”范围内产生出来的小说，并不具备任何“近代”的“精神”。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一年中，却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529部，平均每年 48部，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什么到了1901年以后，晚清小说才骤然繁荣起来呢？文学史家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上一年发生的“庚子国变”。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版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 ，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气，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以为小说创作至庚子（1900）后而“特盛”，是很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有识者”之“思改革”划在庚子以前，而谓其后“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方导致小说创作之特盛，却是对历史的误断。晚清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自嘉庆以来的“有识者”始；庚子国变也不曾熄灭“有识者”心头使中国臻于富强的希望，相反，它恰恰预示着新的改革时期的来临。给晚清小说的繁荣带来生机的，正是清政府被史学界称为“新政”而长期予以否定的改革。
据史学家说，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洋人的朝廷”，而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一再敦促其及早“革新”，速行“变法”，使之进一步买办化，而清政府则是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加速中国社会的殖民化、半殖民化。既然如此，在这种土壤和气候下产生的被定位为“改良派小说”的晚清小说，又怎能不被扣上“反对革命”、“抵制革命”、“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的“逆转历史的车轮”的反动小说的帽子呢？
其实，事情恰好相反。庚子国变造成了全民族的灾难，加重了全民族的危机感，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统治者，经历了播迁逃亡、豆粥难求的苦难以后，以巨额代价，增一层见识：“时经大创后，太后已恍然于国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后行政之方针，不能不从事于改革，以图补救，乃以决行新政之谕旨，布告中外。”（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这里指的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 日）在西安发布的谕旨，其中说道：“深念近数十年来，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这道谕旨，对“祖宗成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公然号召效行西法，“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提出了“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的方针。”（《光绪朝东华录》总4601页）谕旨的颁布，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此，清政府在其最后的十一年中，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其内容包括废除科举、创办学堂、奖励留学、扩展新军、兴建铁路、发展实业、改革法制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等，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广阔领域，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俗发生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挺进的重大变化。
由煌煌上谕所确认的作为国策的变法维新，是以清王朝的最高统治的权威性合法性为前提的，即使是当年参与扼杀戊戌变法的顽固派，也不敢抗拒这种潮流。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乱后思治，改革的决策自然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梁启超在1901年10月所作的《维新图说》中提到，维新之语已“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维新为时尚，“吾昔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少也而惊，吾今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多而益惊”，就反映了社会的普遍心态。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维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正是处于改革的大氛围之中，晚清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
首先，改革的要旨是“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以“作后事之师”，且号召“参酌中西政要”、“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思想的禁锢（这一禁锢对于刚刚镇压了康梁变法的时代来说，是极为严峻的）被打开了，作家敢于揭露时弊，议论朝政了；同时，改革本身也使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因而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新颖的素材，这就为晚清小说的繁荣，造就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文学的自由局面，文学观念的更新，这些都是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作为感应的神经，改革小说的涌现，乃必然之趋势。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而这十年， 同时又是剧变的十年，动荡的十年，各种思潮激烈撞击的十年，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为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和土壤。我们如果从盲从历史学“定论”的误区中走出来，就会发现，晚清小说确确实实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新小说的实质，就是改革。它或就改革的全局，或就改革的某一侧面，展示当时社会的真实图景，并提出解决有关救亡图强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方案，它是二十世纪开端中国大地上自上而下开展的改革维新事业的产物，是广大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吾国长进之机”（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外交报》第九期，1902年5月2日）的改革形势下，对于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所交的一分爱国主义的答卷。由于外国小说的大量输入，大大改变了文化人对小说的观念，因而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外国小说的新鲜技巧上，都下了相当的功夫。凡此种种，使得晚清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与古旧小说不同的特点。它虽然只有短短十年的历史，但确实标志着传统型的古旧小说漫长时代的结束和现代型的新式小说光辉时代的来临。
三
对晚清小说来说，所谓“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的制定者鲁迅和胡适，本身就是近代史中的人物（胡适在1904年还写过一部小说《真如岛》），他们在近距离评论晚清小说，无疑有其特殊的长处；但正因为过于贴近，也难免有失当之处。由于他们的崇高地位，他们对于晚清小说的见解，尤其是“谴责小说”说和“没有结构”说，造成了对晚清小说贬大于褒的思维定势。因为踏进了这一误区，后人的研究几乎莫不以之为前提和出发点；人们即或发觉其间之不妥，也只能作一点回护补救的工作而已。这种思维定势，妨碍着人们发现和开拓的眼光，是晚清小说研究难有突出在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
鲁迅将晚清小说“别谓”之“谴责小说”，把它同所谓“讽刺小说”划成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品。他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中说：“鲁迅先生这样推重《儒林外史》，故不愿把近代的谴责小说同《儒林外史》并列，这种主张是我很赞成的。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故他的小说是一部全神贯注的著作。他是个文学家，又受了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故他的讽刺能成为有见解的社会批评；他的人格高，故能公心讽世；他的见解高，故能‘哀而不愠，微而婉’。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是当时公认的罪恶，正不用什么深刻的刻画，过度的形容，便可博一般人的欢迎了。”
“谴责小说”的命名，并未指明这是谁对谁的“谴责”，以及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谴责”，用它来概括晚清主要的小说作品，是不周延，不恰当的，因而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种从部分作品推导出来的普遍判断，也是完全经不住检验的。比如，中国的古代小说，虽有反贪官的传统，却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则狷：《新笑史》，《新小说》第二年第八号，1905年8月）， 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由于梁启超、夏曾佑等人对小说的大力推崇，当时的作家普遍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他们中的多数，都有高尚的人格和新颖的见解，从而站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高度，以包括吴敬梓在内的一切前此所有的小说家所不曾具有的志向度量，去“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他们所秉持的，是使中国摆脱专制贫弱，走向民主富强的更大的公心；他们所指摘的，是弥漫于中国大地的腐朽封建制度全部更大的时弊。
阿英在《略谈晚清小说》一文中说，晚清小说“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徒有愤慨，而无解决，不能指点出路”，“就由于这特点，晚清小说的主人公，一般地说，不是那些赴汤蹈火的群众、英雄与爱国志士。而是贪污与媚外的官僚与其瓜牙、是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买办（汉奸），还有，就是一些市侩主义的人物，和洋场才人，臭文人之类的知识阶级。”（《阿英文集》第906-907页）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晚清小说决不只是丑的现象和丑的人物的陈列和堆积。从《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到《血泪黄花》中的黄一鸣，正面人物的画廊，熠熠生辉。这里有爱国的英雄华永年、夏震欧（《瓜分惨祸预言记》）、黄祸、关关（《自由结婚》），有一心改革的志士宁孙谋、魏淡然（《痴人说梦记》），有鼓吹妇女解放的沙雪梅（《女狱花》）、金瑶瑟（《女娲石》）、黄绣球（《黄绣球》）、黄英娘（《中国新女豪》）、袁贞娘（《女子权》），有坚决与洋商斗争的实业家李伯正、范慕蠡（《市声》），有提倡教育的巧姑（《枯树花》）、晋夫人（《闺中剑》），有以科学技术救国的豪杰东方文明、华自立（《新石头记》）、黄之盛（《新纪元》）、黄震球（《电世界》）、苏汉民（《新中国》），可谓琳琅满目，千姿百态，正面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追求，从而奏响了救国与改革的主旋律，这些都是所谓“谴责小说”的概念完全无法包容的。
对于晚清小说的另一个思维定势是“没有结构”说。应该指出，胡适等人关于《儒林外史》结构的批评，本身就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他断言：“《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学术界的批评，认为《外史》的艺术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意见，已经为许多学者所首肯。同样，继承并发展了《儒林外史》艺术手法的《官场现形记》，在结构上也同样是高度有机的艺术整体。真正把握《官场现形记》艺术结构的妙谛，才能深刻地洞悉《官场现形记》深湛的创作命意和巨大的认识价值，确定《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小说创作中的崇高地位（参见拙文：《〈官场现形记〉的批判锋芒和艺术结构》，《海峡两岸明清小说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况且《官场现形记》的结构方式，虽然为相当多的同时代小说所效法，但并不是晚清小说唯一的结构方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老残游记》，就分别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和老残为线索贯穿首尾，甚至还让他们从观察者变成干预者，一度介入作品的矛盾之中。《孽海花》则干脆让金雯青由结构的线索质变为小说的主角，从而写出了一代名士三十年心路的历程。而《痴人说梦记》、《洪秀全演义》等，更称得上是终始结构、有原有委的艺术佳构，与《儒林外史》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为了开拓晚清小说研究的新局面，突破晚清小说研究中的两大思维定势——“谴责小说”说和“没有结构”说，乃是改变盲目贬低晚清小说的倾向，重新评估晚清小说的历史地位和积极意义的关键所在。走出了晚清小说研究的误区，面对丰富纷繁的晚清小说遗产的客观存在，我们就能克服许多误读，新的境界就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四
如果说要振兴晚清小说研究的“策略”，在对晚清小说的本质取得共识以后，最重要的是如何唤起人们对于它的现实兴趣，亦即如何找到刺激研究者的兴奋点的问题。产生于二十世纪发端的晚清小说，其时空与处于二十世纪结末的研究者，本身就有着深刻而普遍的联系，加之新时期开始以后，中国再一次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与晚清时期相比，当然是主动的），这种联系就愈益显得明显而强烈了。晚清小说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世相人情，在今天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晚清小说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的紧迫感和普遍性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对晚清小说的观照，也就是对现实的参与。这样，晚清小说的研究，就取得了与同时代人的兴趣相一致的频律，就能在同时代人那里获得共鸣；这样，晚清小说研究就获得了现实的价值，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立刻突现出来了。
以往对于晚清小说，多半是从反映论的角度去论述其认识价值，能够稍稍肯定一下对黑暗现实的暴露，就很了不得了。如果换一个视角，晚清小说不但是晚清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真切而生动的反映，也是众多小说作家探索追求中国民主富强之路的心史，他们不仅对改革的方向和前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还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发展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关系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中所贯注的价值尺度、文化眼光，都是很有新意的。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外族外国则被蔑视为“丕榛蛮夷”。随着西方列强以大炮轰开古老帝国的大门，中国朝野上下于备受欺凌和屈辱的同时，不能不皱着眉头承认：“文明”和“野蛮”的地位，在新的世界大势下，实际上已经被完全置换了。承认这一点，是万分痛苦的，令人恼恨的，然而却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从晚清新小说发展史看，李伯元是头一个把“文明”作为鲜明主题的作家。《文明小史》的伟大价值，不仅在于及时而形象地传达出在改革形势下，“人心鼓舞，上下奋兴”、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历史势态，而且在于以写实的手法，深刻地揭示出引进西方文明的曲折繁复、引进与反弹相互交错的复杂矛盾，从而显示了作者高于时人的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预见性。小说不仅写出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推开的过程，还写出了西方文明从浅层到深层接受的纵向深入的过程。最带根本性质的巨变是，禁锢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纲常伦理，已经被冲开一个缺口，“平等”、“自由”的话头，不只时时挂在维新人物的口上，而且还确实在指导着他们的行动。《文明小史》还通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抵制、扭曲、质变，描绘了引进与反弹相互纠葛相互冲突的复杂图景，并且预见到了，由于这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所形成的合力，决定了中国的开放改革的程途是充满曲折与反复的。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须用“水磨工夫”，潜移默化，千万不可操切从事，欲速不达。唯此之故，李伯元向被视为改良主义者，颇受非议，这是对《文明小史》的误读。实践证明，“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覆”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新石头记》是学贯中西的吴趼人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关系的深沉思考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石头记》堪与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相表里，而在深刻程度上，甚或凌《文明小史》而过之。《文明小史》勾勒闭塞不通的中国“卷到文明中来”的进程，是顺着由“野蛮”到渐次文明的地域的次序展开的，而《新石头记》却精心选取体现古老文明的杰出人物贾宝玉为贯串全书的主人公，让这位具有他所处时代的超前意识的人物，由于某种机缘，突然降临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社会，却成了一名大大的落伍者，这一新的贾宝玉形象，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宝玉眼中所见二十世纪的种种新事物，正反映了中国人因落伍而普遍怀有的惶惑心绪。可贵的是，面对这些“都是生平未曾经见的”种种事物，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宝玉，不是简单的仰慕与崇拜，而是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思考，并且坚信：“那里有学不会的学问呢？咱们不赶早学会了，万一他们和咱们不对起来，撒手不干了，那就怎么好呢？”这种既正视中西方的差距、又对赶上西方充满信心的态度，是极为可贵的。作者那种绝无文化自卑心理的自信态度，他那否定全盘西化思潮的清醒头脑，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作者认为，在构建未来的文明事业中，固然要注意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中国文化本有的精神资源，使之介入实现文明的进程，甚至在其中起主导的作用。作者并没有染上当时众多小说家乃至思想家、政治家所特有的急功近利的轻文化、重物质的毛病，更没有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必须以彻底牺牲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的错误观念。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在未来的文明世界中，将长期存在下去。
陆士谔的《新水浒》写的则是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改革，小说的人物情节，在细部上尽管是从社会现实中撷取来的，但其总体的构想，却并不是那个时代所必然能够提出的。梁山泊实行的本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分贵贱”、“无问亲疏”的政策，过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平等生活，它的经济运作是依靠“打家劫舍”来维持的，因而是难以持久的。在晚清时代，民族工商企业尚处于步履艰难的起始阶段，这种类似“吃大锅饭”形态的大型集团的体制改革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成为现实的课题的。然而，陆士谔偏偏就在《新水浒》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小说写朝廷已经维新，水浒中人亦倡言变法，成立了梁山会，宋江乃指派众会员下山，经营各种新事业各人所得利益，提二成作为会费，二成作为公积，馀六成即为本人薪金。梁山所实行的以提存为机制的近似于承包制的改革模式，无疑是具有极大的超前性的。尤其令人叹服的是，承包制的试验虽然是陆士谔个人的主观臆想，然而他却确确实实预见到了推行此种方式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就是：它固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造成个人收入的不平衡，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小说最后一回写梁山会年会上一百单八个会员报告收益，由执法员裴宣评判等级，结果扈三娘经营女总会，所得约共银子四十八万三千二百两有奇，孟康得着船政差使，浮支船银共得银四十万两，卢俊义独自承办铁路，一年中可得净利银七十二万两，不到十年，本利全可收归，此后永永为馀利，三人被评为最优等。其馀优等共十二名，其中陶宗旺开妓院，“银子不过龌龊些，数目倒也不少，共有二十五万二千多两”；吴用所得银子二十万三千六百五十三两有奇，花荣十万八千两有奇，“都是从发派粮饷、采办军械上克扣下来的”；凌振办铁厂一年，“得购办机器回扣银十八万两有奇”；张青孙二娘小夫妻开了个夜花园，头尾四个月，净多银子十六万两；宋江只费掉三百金运动做着了议员，筹办捐务，净馀捐赈款十万五千两。黑旋风李逵非特分文没有，反输掉了许多银子，列为下等；柴进柴大官人挥霍太过，出入相抵外，所馀不到千金，屈为中等。
陆士谔关于梁山会员收入的多寡的叙述，透露了在新的开放形势下，所造成的社会分配的差别及其内在原因，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和预见性。搞市场经济，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题在于他们是依靠勤劳致富还是投机暴发，这才是一个社会肌体是否健全的关键所在。梁山泊一百单八人（除了留守山寨的关胜、徐宁、鲁智深、杨志之外），在同一时刻投向社会，然而他们的起点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既有个人秉赋与素质的差异，又有社会联系不同，但他们的最终效益，不只取决于经营之是否得法，更与其所从事之行业密不可分：孟康的船政差使和卢俊义的承办铁路等，其奥秘无非是以权力作为原始资本，利用法律和体制的不健全，靠浮支公款、收受回扣等不正当的手段，成了暴发的权贵；扈三娘的夜总会、孙二娘的夜花园之类娱乐业，尽管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简单劳动（撇开其肮脏的一面），却由于商业化程度极高，迎合了市民社会的较低层次的（甚至是庸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竟获得极高的经济效益。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陆士谔是忧心忡忡的。
梁山泊对其成员的考评，意味着整个社会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的转变。这就将道德与金钱的矛盾，尖锐地提到读者面前。《水浒》的精髓是“义”，它是我们民族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民族性格的反映。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义”，正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对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观念，它是中国人在长期社会斗争实践中凝成的道德规范，其核心是提倡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互相帮助。然而，到了《新水浒》中，“绿林暴客，翻为新学传人”，人们的生财之道，却是以牺牲“义”为代价的。吴用将这一套概括为“文明面目，强盗心肠”，《新水浒》深刻地揭示了在新的条件下，道德和竞争的二律背反，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效益和金钱为标尺的商业竞争激烈展开的情势下，是不是只有“利”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而“义”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道德的沦丧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陆士谔虽然没有说出他的观点，但他的探索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走出了晚清小说研究的误区，真正认识到了晚清小说的价值所在，就必然会找到晚清小说研究的兴奋点，那么，晚清小说的研究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忽视晚清小说的局面就会得到彻底改变。我想，这恐怕是一种最好的策略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