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谈人：张世英，中国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专家、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24届世界哲学大会荣誉委员会委员
访谈人：文汇报记者李念，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3月，面访
2011年1月10日，我在北大采访，听闻有首届未名论坛中西马高端对话，临去机场前定是听了半小时，杜维明先生代表中国哲学，从西哲角度发言的学者是张世英先生，主持介绍说已经90高龄。我暗暗吃惊他思维的清晰。
今年3月3日，我在邮件中向张世英先生提及此事。8日上午，走在北京近郊回龙观某小区的路上，张世英先生随笔里描绘的西南联大的镜头一一浮现，不免兴奋：我是去聆听一个世纪啊。年届97周岁的张世英先生已在家中整装等待，随后分两个半天，近5小时的采访展开。
上午的阳光从窗外慢慢挪进客厅采访的沙发，从西南联大求学到黑格尔研究、新世纪后创建“万有相通”原创哲学，直到即将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张世英先生一一答来，条理清晰，谈到兴头上便会露出幽默和顽皮劲跑调一会儿，引得我和一旁旁听的古稀年的女儿哈哈大笑。我不禁遐想，如果不是当年家境贫苦，休学两年失去了直升清华研究生的机会，以其超强的逻辑性，跟着金岳霖先生，世上是否会多一位分析哲学大家呢？午餐，按约定张老在外请客，席间，他准确地回忆何时受华东师大杨国荣邀请；顺道去复旦，俞吾金何等好问，等等，对接触过的上海学者如数家珍并一一询问现状。
访谈的尾声，他突然哀叹一声，说：我最近愈发感到紧迫，夜里也会因为哲学思考而醒。追问，便答：朝闻道，夕可死矣。中国哲学何为，哲学何为，还有一些思考来不及写了。临走前他送我一本2016年底出版的《九十思问》，说是提前三天为我网络购买。回来读完此书，这许是他95岁时给自己的留念，但更是给世人的礼物，张老客厅里那幅遒劲秀丽的书法又浮现：“思如泉涌，笔随云飞，九十五岁张世英（书），二〇一六年四月。”真是一种幸运，这位可敬、可信、可爱的哲学长者，他的呼吸和思维已是天下所有思考者的共同财富了。
哲学之缘与轨迹
张世英：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家里六子女，他无力让所有人受教育，把希望寄托在我一人身上。我小时一言一行都受到他的管教，最怕他，也最爱他，他对我的教育直接影响了我的哲学生涯。
我在念小学时就显示出很强的数学天赋，五年级汉口市全市小学生数学和作文比赛，我两项都得了第一名，作文在初中的全市比赛中也获第一名，但我个人的思维更倾向于数学，在高二分科时，我选了理科，一个潜因是想远离政治。当时，学校里参加国民党的同学成绩普遍不好，而亲共产党的同学成绩都比较好，因此，我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共产党。一次，我鄙视一位三青团团员说：“成绩这么差，还做三青团团员。”这位同学就向国民党告密，我高中会考得了全市第一名，就在会考结束那天，共产党同学紧急通知我：“你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他们要来抓你了，你快逃。”我连夜逃到了重庆。
初中时，我常去图书馆看名人传记，就有很多“胡思乱想”，先想要做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后来又憧憬如何能上天，就想要去学气象学，觉得那样就能上天了。我很早就在想遥远的事情，它们常常不切实际，“我要改变世界”的想法一直盘亘在脑海。进西南联大，选了经济系，是因为不滿意国民党，才改变学理科的志愿，以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道。可上了一学期，都是具体的算账和生意经，和我的预期相距甚远。于是，我转到了社会学系，老师布置去妓院调查，又让我很失望。那年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公共课《哲学概论》，我被吸引了，尤其是他讲述的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暗合了我的理想。所以，第二学年，我就转到了哲学系，思辨玄想，这正是我所喜欢的专业，我选对了，再也没有后悔过。我的高中同学、也是经济系同学问我学些什么？我说，“桌子被感知时才是桌子。”他吃惊地说，“怪不得哲学系出疯子，你要小心啊！”文汇：电影《无问西东》里西南联大有个转系的学生，原型是您吗？您看过这个电影吗？
张世英：那天，我儿子要带我去看，但有点感冒，我女儿阻止了。可能是吧。
文汇：我看了您有关1941年秋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学习的回忆，您描述：西南联大就是万神庙，哲学系各有风格：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能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跟贺麟修学黑格尔，和金岳霖研习分析哲学，聆听汤用彤的魏晋玄学和道家哲学。很精彩也很过瘾！可能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现在健在的并不多了。张世英：有的，我知道的有物理学系杨振宁、外文系的许渊冲。当时，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杨振宁小我一岁，因为我们文理科很少交流，寝室、图书馆都很简陋，我一般都去云林街上泡茶馆读原著，当时并不认识。杨振宁的父亲是西南联大数学系的系主任，当时学生对他颇有微词，可是杨振宁的数学天赋是闻名于西南联大的，有时他走过，大家都会在背后用羡慕和好奇的口吻议论，“这就是他爸爸生下的天才。”
2016年，在一个美学座谈会上，我碰到了杨振宁，还坐在一起，我对他说，“我很早就认识你，你是个天才。”我们握了握手。我发言完就走了，会后有人转述，杨振宁评价我：这是个搞哲学的专家。
文汇：嗯，70年后同学相聚。
张世英：在西南联大，有来自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教授，各派思想云集，思维都很活跃。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校风，清华的教授大多西裝革履，上下课都很准时；北大的则中国传统的人文气息更重一些，思维活跃，很多观点常常是相反的。
以哲学系为例，当时贺麟和冯友兰的观点就相左。贺麟所讲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陆王心学，侧重人生体验；冯友兰接近于程朱理学，也和柏拉图相似，强调理性、抽象。“鹅湖论战”，朱熹和陆象山论辩。在西南联大呢，贺麟和冯友兰像鹅湖两派，但各讲各的，并不论战。冯友兰身穿长袍马褂，满脸大胡子，戴着高度眼镜，讲起课来开始有点结巴，后来一泻千里。
我一直保留着他在西南联大时的教材《中国哲学史》，解放以后经过多次修改，但我只看这个老版本。我感觉冯友兰的思路受了金岳霖的影响，冯先生的“新理学”是柏拉图的“理念”和新实在论与中国程朱理学相结合的一个统一体。冯先生受英美新实在论影响很深，因此，虽然我跟他学的是中国哲学史，他却将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侧重意会、顿悟，较少理论分析。但冯友兰的讲课中，分析很清晰。我一直受冯友兰的影响。
冯友兰在新中国成立后非常不容易。1957年，他提出“抽象继承法”，就开始挨批。一生起起伏伏，写了很多检讨。最后十年讲了很多真话，还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阶段。前几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撰文，说自己在绝望时就是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汲取了东方智慧，感悟到人生的力量。她现在在司法阶段，我颇为同情。
因此，冯友兰的贡献还是相当大的，他是20世纪中国真正有自己独创思想体系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
文汇：当年您因为家庭经济困顿，放弃了念研究生，直接去南开执教。现在让您再选择，您还会选择清华吗？
张世英：是啊，刚才说了，我被贺麟先生所吸引，毕业论文《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F.H.Bradley思想研究》也是他指导，他还教我读英文原著，但是，我天性喜欢金岳霖先生的分析哲学。金先生的《知识论》与《形而上学》课程，比起生动活泼、200人挤满教室内外的贺麟先生的课，显得很枯燥，但我的数学偏好让我非常喜欢分析哲学的逻辑性。
毕业时，哲学系的公告栏里宣布，我被保送，可以在清华研究生院和北大研究生院里任选一个直升，我想了想，还是选了金岳霖先生在的清华。当时，我已经要和闻一多的女高足中文系彭兰女士结婚。因为没有选择北大，我就不好意思请贺麟先生为我证婚。事后，贺麟先生知道了这两件事，觉得我论文既然做了黑格尔，应该去北大深造，但听我说了“我喜欢数学、逻辑，还是走分析哲学的路”后，就笑笑说，“各有千秋，做出成绩都一样”。我跟着金岳霖读了罗素的英文原著《哲学问题》，知道了杜威，也学了一些分析哲学。
当年报考西南联大，我一心就想效仿老师们去美国留学。在进入西南联大第二年时，我休学一年，一边教中学，一边和同学用挣来的钱请外语系王佐良老师教我俩学英语。当时战乱，大家的经济都很拮据，这种方式也很流行。我们跟着王佐良读完了《哈姆雷特》。大学期间我也苦学了德文，为以后打下很扎实的基础。
文汇：您说您当年旁听了六门课，您的印象特别深的是？
张世英：是啊，当时西南联大盛行旁听。一天，我去本系上课，经过一个教室，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挤进去听。黑板上，从头到底写满了One 和Many，排成金字塔，原来是吴宓教授在讲英诗和莎士比亚，我被他的“一即多，多即一”理论吸引了，忘了原来的必修课。这样，就旁听了一学期。吴宓很有个性，跑到昆明的街上，看到一个餐馆挂了“潇湘府”的匾额，就敲着拐杖要砸，“这是我们林妹妹的，你们也配用？”我和一位同学后来也想请吴宓为我们讲英语，给他讲课费，但他说：“我岂能靠钱买得？”我们只能作罢。那时，刘文典公开讲红楼梦，因为听课人太多，地点换了三次，最后在空旷的操场上，他迟到了半小时，开口就是“你们这些林黛玉和贾宝玉啊……”那场讲座从晚七点一直延续到深夜。坐在我旁边的是化学系教师，我感到奇怪，他瞪了我一眼：教化学就不能听红楼梦了？
中文系的闻一多和哲学系的沈有鼎都开《易经》课，我也经常看到两人相互旁听。
哲学特色与贡献
文汇：这样的故事大概可以讲几天几夜吧。2016年4月《张世英文集》十卷本出版，但近年还可以看到您不断刊文，至今也还是北大美学和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学界都赞您“会通东西”，您是新中国后黑格尔的最早研究者，2006年，您又担任了人民出版社从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引进的20卷《黑格尔文集》中文版主编，我所说的只是最为人知晓的黑格尔的一部分，您自己如何评价这60年的研究轨迹？
张世英：我把自己的研究轨迹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主要是研究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黑格尔的哲学》，到1972年第三版时，印数已超过20万册，不少当年的青年学者在40年后相见，还向我致谢，因为就是读着这本书了解黑格尔的。我有所汗颜，当时的立场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
后30年，抛弃了教条主义框框后，我开始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读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大家的书，同时，开始看中国哲学，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新观点，主要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等几本书。
新世纪后，北大哲学系有创新举措，2001年我80岁时，让我给本科生一年级上课，上完就出书，就产生了《哲学导论》一书，这就是我自己的体系，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都涉及到了，成为不少高校的教材，其他学者也开始写此类书籍，2015年，此书还获得了华东师大第三届“思勉原创奖”。
表扬的人说可以和冯友兰、熊十力的哲学相比，批评的人则认为，没有结合人类文明史，这让我萌发补充的念头，于是又先后出版了《境界与文化》和《中西文化与自我》两书。这大概就是我的哲学研究轨迹。
文汇：您在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努力做着中西方哲学的关联。我们一一来谈论。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您在1956年就有著作，在《文集》里，有《论黑格尔哲学三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前30年和后30年有否不同？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书，其政治色彩会比较浓吗？
张世英：的确不同。但是因为我当年对黑格尔的解读是完全从德文原著入手，基本主体还是可以的。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哲学系都并入北京大学，我从武汉大学回到母校。我讲黑格尔，就一边批判他的唯心主义，一边褒扬他的辩证法。
1974年，第一批法国留学生白乐桑来北大哲学系旁听，第二年回国时就把我的《黑格尔的哲学》带回到法国，当时白乐桑和一位意大利留学生就把我的这本书的一部分翻成了法文， 法国青年学者巴迪乌（Alain Badiou，也译为巴迪欧）很感兴趣，写了《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张世英1972年一文的翻译、介绍与评论》的小册子。2016年孙向晨教授又策划并组织力量出版了《巴迪乌论张世英（外二篇）》一书。
据说，巴迪乌原来也跟着自己的老师批判黑格尔，但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性的评论让他改变了想法。这本小册子1975年就在法国出版出售。而我们正处于断绝对外往来的时期，1976年，白乐桑又来中国，让北大哲学系的负责人把此书带给我，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我并没有拿到。
有意思的是，白乐桑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学家，做了法国教育部的中文总督。2012年，我的学生胡自信去英国兰开夏大学孔子学院做院长，一次会上见到了白乐桑，和他谈及张世英是自己的导师，断了40年的联系就此接上了。那年9月，白乐桑在访华之际来拜访我，我们一口气谈了5小时，晚饭时又谈了2小时。他亲手把这本2001年再版的法文书给了我。
文汇：这是哲学无国界的佳话。您在上世纪60年代还出版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和《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后者被翻成日文。但在1982年您又出版了《黑格尔<小逻辑>绎注》，1986年出版了《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这两本书都被誉为中国“系统论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这两个部分的“第一部专著”。
张世英：您提到的其实就是我后30年的第一部分工作。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我重新开始学习西方现当代哲学，这后两本黑格尔的著作，第一本是用黑格尔注黑格尔，是一种“集注”；第二本我把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理解为“关于人的哲学”，而人的本质就是精神，是自由。全书贯穿这个基本观点。
在2001年应山东人民出版社写了《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总体来说，我的观点是，黑格尔哲学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又蕴含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倾覆，是他死后的包括现象学等现当代思想的先驱。2006年我应约担任《黑格尔全集》中译本的主编，这或许是我黑格尔研究的最后一笔。
文汇：我们都知道您1995年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是您哲学研究的转向，而1999年出版的《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以及2002年讲课集成的《哲学导论》是您新哲学观的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您最后将自己的原创哲学命名为“万有相通”，是一个怎样的逻辑？
张世英：如你所说，198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掀起“主体性”的热潮，于是引发我重温笛卡尔以后的“主体性哲学”的兴趣，我又阅读了欧陆的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想，感觉海德格尔等的思想和中国老庄有所相通，因此，我也产生了一种渴望：中国人的哲学怎样走出新路子，或者说，中国哲学向何去，哲学何为。我于是重新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去评价其地位、作用和意义。
到《哲学导论》讲解时，我进一步把两本书中已经成形的“万物一体”思想做了新的诠释，既吸取了老庄的“万物与我为一”思想和宋明道学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体之仁”的思想，又更多地结合了西方的“在场”和“不在场”综合为一的观点。
核心意思就是，天地万物千差万别，但彼此又如尼采所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个相互统称为“相通”，而“在场的东西”又以“不在场的东西”为根源；人生在世或世界文明，大体都经历了“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主客体关系-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三个阶段，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旧的“万物一体”观，我主张称之为“万有相通的哲学”。由于孙月才和陈环泽两位学者都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只讲个人精神境界”的评价，所以，我反思后进一步探索，又写了《境界与文化》和《中西文化与自我》两书。
《哲学导论》这本书，我是把哲学的根本问题概括为人生在世的“在世结构”的问题来展开，分为本体论与认识论、审美观、伦理观、历史观和中西哲学史的发展，前三章分别聚焦在真善美，“万有相通”的思想贯穿全书。课给本科生上，旁听的人很多，后来系里发了个文档给我，集纳了学生的评价：“敬业勤勉，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条理清楚，发人思考，和蔼可亲”。
2015年，“思勉原创奖”获奖会上，我发言时强调，中华文化要发挥原创性，就应保持“天人合一”的整体性、高远性的优秀基础上，有分析地吸取“主客二分”式中自我的“主体性”。
我看世界哲学大会和中国哲学
张世英：我反复在想，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这要从何谓哲学定义说起，会有很多种。我的定义是哲学是关于人生的精神境界的学问。
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来看，哲学主要是在讲人和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曾说过“人生在世”。我把人和世界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客二分，一类是天人合一。第一类，人把世界当作我使用的对象，世界是为我所服务的，人和世界彼此处于外在的关系。第二种，这里的“天”指自然，人与世界浑然一体，完全融合，如心理学家所分析的，处于婴儿时代，因为婴儿并不能意识到妈妈的奶是在我之外，这种是原始的天人合一，后世有所发展。
世界哲学对主客体的认识也分了两种三个阶段，即从浑然一体的、原始的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再到高级的天人合一。
古希腊哲学代表人类早期的哲学思想，无论是泰勒斯还是赫拉克利特，从粗略而言，都认为“万物有灵魂”，人的灵魂也是世界的灵魂，有“物活论”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长期处于原始的天人合一阶段。
西方自进入文艺复兴阶段以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英国的培根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此时人独立于神而存在，开始主张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改造，科学发展，这种思想又经过18、19世纪的康德和黑格尔的发展，尤其是黑格尔是主客二分的集大成者。但是到了现当代，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纷纷反对主客体二分，将之称为“人类中心主义”，尼采甚至说：“人把地球都挖完了。”当代哲学反思传统的“自我专制主义”。哈贝马斯提出了“主体间性”，即人和人之间要和谐。
我认为，主体间性的思想是当代应该推崇的主流，它要求彼此平等对待、和谐共生。复旦大学的孙向晨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面对他者》，就研究了尊重“他者”的概念。
文汇：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从人类历史和中西哲学史来看，当今哲学和世界的关系，就应该要研究平等、追求和谐共生，或者说推崇高级的天人合一。
张世英：我还想补充一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社会很重经济，觉得哲学非常玄，是不现实的学问，大家都不太感兴趣。因此，黑格尔就提出，“让仙女下凡，从寂寞的冷宫里解放出来”。
所以，你问我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关系，我就借黑格尔“仙女”之说，当今世界也要请“哲学仙女”下凡，让哲学现实化，同时现实的人也要懂点哲学，有点精神追求。
文汇：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您怎么理解？张世英：我很早就听说了这个题目。中国传统哲学大多是围绕“怎样做人”研究的，缺乏自然科学中认识世界的认识论。西方传统哲学非常重视抽象的东西。比如在柏拉图看来，有现实的世界和概念的世界之分，现实中的方的、圆的桌子等具体实物都不是很真的。人是无法找到一个绝对方的或圆的实物，只有方的圆的概念才是最真的。
这类概念哲学一直统治着西方哲学世界，一直到黑格尔这位概念哲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只有名家的公孙龙有过类似的思想，比如白马非马，就强调了概念。
但是我很赞成这个主题。
世界哲学中也有很多主题是讲“人”。刚才讲到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法统治了很久，但到了海德格尔、德里达、哈贝马斯都强调“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只讲概念。这个主题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从海德格尔到哈贝马斯都讲共生，表面上看是一种对天人合一的恢复，有人就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这种思想了。在我看来，并不是一回事。中国传统提倡尊重自然，强调天人合一，自有高远的境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人没有注重科学的底子。
文汇：您1991年离休后，一直在思考中国哲学向何处去，您对中国哲学有何期待？
张世英：总体来说，我希望中国哲学沿着“五四”时期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路走下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说到世界哲学到了近代沿着“主客二分”逻辑发展，而中国长期处在原始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阶段。
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跟着洋枪大炮一同进入中国，批判力度就加大了：魏源说：万物一体之说“上不足以治国用,外不足以靖疆域,下不足以苏民困”，梁启超明确推崇西方主客二分法，引入笛卡尔和培根，研究康德等，而谭嗣同则主张“心之力”，心就是思想，强调我的思想的力量。我的看法，这些都是在宣传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
到了“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我看来就是对此前魏源、梁启超、谭嗣同思想的一个总结，也是对西方主客二分的期待。因为，科学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要征服自然，民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反对封建专制。
“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很有道理。文艺复兴的两大发现是什么？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前者就和德先生对应，后者就和赛先生对应。中国的步伐比起西方來晚了几个世纪。所以我们应该加紧步伐，继续沿着五四开创的民主与科学的道路前进。文汇：您始终站在人类历史的比较中来看待问题，很有高远境界。对中国哲学发展现状和态势，有何基本看法？
张世英：现在国家的发展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市场的繁荣，但同时也忽视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意义。因此，我希望我们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中国士大夫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又都有“身在江湖，心在魏阙”和“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矛盾，儒家学说被官方所利用，而道家思想追求田园生活就成了平衡。所以，我提倡今天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境界不要片面地被经济所束缚。
文汇：非常感谢您。您昨天那么爱吃红烧肉，又如此娴熟地从手机里接收邮件，我想起王博教授对您的评价：您健康的身体和活泼的灵魂就是哲学最好的名片。这对天下学人都是莫大的鼓励，罗素享有九十多岁高龄，您一定会创哲学家的记录的，您的秘诀是什么？晚年的乐趣？
张世英：我年轻时爱听京剧，30多岁时，就带着女儿去王府井听尚小云、程砚秋等唱戏。晚年爱听昆曲，也爱听古典音乐，现在也爱旅游，有时会去南方。健康的秘诀是保持乐观。
文汇：2016年，北大设立了“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面对全球华文学者。您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吗？
张世英：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也是个科学家，本领超强。一天，他走路时仰望星星，不小心摔到土坑里，被庸俗的市民大为嘲笑。黑格尔就说：“你们讥笑哲学家坠落在坑里，但你们自己是一直睡在现实的坑里，所以谈不上坠落到坑里。哲学家是仰望星空的人，教人高瞻远瞩。”黑格尔还说，哲学家其实也很能干，他也会赚钱，并不脱离现实。我想告诉年轻人八个字：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