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美,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好看、好听。这些用美学术语来说,叫做感性美。但仅仅把美理解为感性美,有失美的完整内涵和本质。从当前实际看,一些“五色”“五音”之类的感性美,缺乏高远精神境界支撑,不足以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品位。因此,当代美学应将境界之美作为重大研究课题。

美学研究与审美活动离不开高远精神境界支撑

美有感性美与心灵美的层次之分。即使是低层次的感性美,也应有高远精神境界的支撑,这就是它的超功利性。感性美给人的愉悦感来自视觉与听觉两种感官。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最早提出审美感官(视觉和听觉)和非审美感官(味觉、嗅觉与触觉)的区分,显示了审美兴趣不同于实际兴趣的独特之处:视觉和听觉的对象不同于味觉、嗅觉和触觉的对象,后者涉及人的感性欲念和功用追求,而前者无功用欲念的牵挂。“望梅”可以产生美感,但不能满足“止渴”的功用、欲念。西方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阐述了柏拉图这一论断的深层内涵,认为美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实物,超出功用、欲念之上。视觉和听觉所感到的是事物的形式美,如线条之匀称、音调之和谐等,这些都不能供人使用。这一思想揭示、扩大和深化了“美在于声色”的含义,美由此而可以定义为超越功用欲念之意。

声色之美是对人生最低级欲望的超越。人如果仅仅沉溺于“食色”之“性”而不思超越,则无美可言。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也认为,审美感官(视觉和听觉)不同于非审美感官的特点在于前者无占有实体的欲望,不涉及功用、欲念。这些都表明,从视觉和听觉所获得的声色之美是对功用欲念的超越。功用欲念乃维持人的生存所必需,而美则是“后”生存之必需。“后”者,超越之谓也。超越不是脱离和抛弃,而是既包含又高于和超出。当前一些美学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所推崇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多紧紧捆绑在功用欲念的追求之上,太少超越之意。这种“美”的层次亟待提高。

至于比感性美更高的心灵美,就更明显、更突出地具有超越功用欲念的特性。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在谈到美的特性时强调,美是惟一独特的不计较功用欲念的愉悦之感,可称之为“自由”的感情,即不受功用欲念制约之意,有解放人的心灵作用。在康德看来,不计功用欲念乃艺术创造的精髓。“美在声色”的思想和命题从此明确地发展为“美在自由”。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家席勒进一步提出,审美意识是既不受感性物欲限制又不受理性法则限制的“自由活动”,并认为只有具有审美意识的人(“审美的人”)才是“完全的人”。席勒把美之为美在于自由(超越功用欲念)的观点提升到欧洲近代美学的最高峰。

我决不否认美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但从深层内涵和境界上说,美应高于现实。让美一味屈从于现实,必然扭曲美的本质特性。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强调美学研究要联系现实。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值得肯定和坚持。但当今社会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过于现实化,甚至是沉溺于现实之中。审美与金钱、物欲挂靠得太紧密,美的超越本质不见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不见了。因此,我有时甚至觉得,今日之社会不妨借来一点昔日“象牙塔”里的清风。当代美学研究和审美活动应“面向现实、超越现实”。当今时代需要的“美”,应是以超越现实功利的高远精神境界为本质的真正的美。

结合时代特征深入研究“典型美”“显隐美”“意象美”等境界之美

感性美中的感性形式总是个别的,因而也是有限的。而人的自由本质总是趋向于超越有限、向往无限。人的精神意识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就是一个由有限朝向无限的发展过程。通过理性所获得的概念、理念,是一切有限的感性东西的概括,因而也是无限的。这样来看,美之为美不仅在于感性形式,更在于从有限的、感性的东西中把握无限的、理性的东西。西方美学由此进展到属于理性美范畴的典型美。

法国17—18世纪古典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布瓦罗认为,美必须表现人性中理性的东西,亦即普遍永恒的东西,美要创造“典型”。黑格尔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理论和论断,为这种审美观提供了认识论根据或者说逻辑根据,也为文学艺术中“典型说”提供了哲学根据。黑格尔关于美的定义和文学艺术上的“典型说”,大体上代表了欧洲思想文化史上审美意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即由感性美提升到理性美。理性美,就是在感性形式中体现理性概念——理想、典型。典型美把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比感性美更为高远的精神境界。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可以吸取西方关于典型美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跟随在西方之后片面地研究典型美,因为西方的典型美以感性显现理性为美,把人的自由精神境界放在超时空、超感性的概念王国,造成了美和自由的抽象性。即使西方现当代美学也反对这种传统审美观的抽象性。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显隐说”,就是这种反传统观点的重要代表。

海德格尔认为,天地万物原本各不相同又相互隶属,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与他者(他人、他物)互相融通、没有间隔、平等共处。而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所主张的主客二分,即把自我当作主体,把他者当作客体——认识和使用的对象,却把人与他者“限隔”开来了。前者是“本真状态”,后者是“非本真状态”。“限隔”就是限制、约束,使人的精神失去自由,为使用、功用而操劳,甚至费尽心机,把他人当作使用工具。海德格尔主张通过审美、艺术超越“非本真状态”,返回到自由的“本真状态”。海德格尔所崇尚的“本真状态”不是西方传统典型美所崇尚的超时空的抽象理念,而是时空之内的现实世界。

海德格尔强调,在天地万物相互隶属的大统一体中,任何一物都是其显现的、出场的方面与其隐藏在背后的、不出场的方面的统一体。审美意识(诗、艺术品)通过当前在场的东西,显现出背后不在场的东西,由“显”见“隐”,进入无穷无尽的隐蔽领域。这就是审美、艺术创造出的令人玩味无穷、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全新世界。在这一全新世界中,日常生活中被分割、被限隔的东西进入天、地、神、人聚合为一、敞开的“澄明之境”中,从而显现其“本真”;某物不再是被人使用的对象,而是在与万物一体关系中被看待,人生由此摆脱了功用的束缚,享有“本真”的自由。这是一种最高的“心灵之美”,海德格尔称之为“美的神圣性”。他曾举岩石建筑的希腊神庙为例,形象地描绘了审美和艺术创造的神圣的“澄明之境”。海德格尔“显隐说”所称颂的这种“神圣的”美,对于当代社会中那些只讲功用、甚至把人也当做使用工具的现象来说,无疑具有纠偏意义。

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显隐说”,与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隐秀说”所讲的意在词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思想颇相类似。包括“隐秀说”在内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说”,更明确指出“美在象外”,亦即通过在场之“象”,显现出“象外”未出场的境域,从而体味到一种不分人我、“天人合一”的境界之美,这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的美。当今之世,我们既需要“澄明之境”的美,也需要“天人合一”的美。中国传统美学的“天人合一”包含“民胞物与”的思想:“民胞”,即人与他人平等互爱;“物与”,即物不仅仅是人所使用的对象。这正是针砭时弊之所需、提高审美的精神境界之所需。

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海德格尔对他的“显隐说”所作的详细分析,指明了“显隐”的审美意识如何超越日常生活的对象性关系、功用关系,进入神圣的“澄明之境”;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说”也需要进行类似的论证和分析,以显示其现实意义。其次,传统的“意象说”所崇奉的“天人合一”尚具有原始性和素朴性,需要结合当今时代状况进一步丰富发展。这样,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美”一定会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