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警惕新一轮“教育产业化”》，同时我也注意了一下，在一所“好”小学周边，几乎全是学习辅导班，真是五花八门，说这些“教育服务产业”正在“绑架”学校教育，一点不为过。有报道说家长每月要为孩子上各种辅导班付出数千元学费；一般学校班额过大，一些基层教育管理者都计划将班额从五、六十人压缩到四十人；同时各种教育乱象不绝于耳，越来越多的学子选择去国外求学读书……。新一届党代会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仔细分析当前教育上的问题，正是人们日益增长“需求”和简单落后的“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倡“供给侧”改革，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实在太突出了。造成今天教育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今人们生活有了很大提高，通俗讲就是“钱多了”，同时“少孩”和“一孩化”的理念普遍被接受，中国又是极重视小孩教育的国家，造成能投入到教育方面的资金大增，很多乱象也由此而生，形成教育上严重的“供需矛盾”。教育产业又不同于其它产业，对社会如何发展有极大影响。但人们对教育的认知受社会舆论环境影响，受历史和政治的影响都很大，应该有怎样的教育需求是众说纷纭。在一篇文章中全面理清教育上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只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经济角度出发，看看家长们对教育的需求是什么，谈谈有没有解决的条件，解决不了的“症结”在哪里。
如今家长们早已经不满足几十年都没多少变化的普通中、小学教学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能说会道，有“新、奇、特”的专长，甚至希望提高“颜值”，这诸多“需求”未必合理，但有一点是符合教育规律的，这就是教育是“多元化”的，也就是整齐划一，大一统的教育形式是需要变化的。这种需求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不可能不被发现，名目繁多的各种“培训班”应运而生。这种现象颇像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不满意粮食配给，纷纷去集市贸易买食品。电视小品《换大米》就生动表现了当时经济转型的情况，最终是关系每个城市人吃什么，吃多少的“粮本”被废弃，粮站或关门或转型。现在也是你想学什么，就会有人来教你什么，问题是常规教学和这些“提高班”式的专业学习必然会造成矛盾，出现诸多新问题。
大部分家长和大部分关心教育的人一样，对“真教育”是什么，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楚，只能从“经验”出发去看教育，这也是造成“应试教育”泛滥的重要原因。在人们家庭经济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人们迫切希望得到更好的教育，但应该向那方面努力并不清楚。各种“补课”，找家庭教师，参加辅导班，是家长们普遍的选择，无非就是希望“享受”小班教育，甚至是“一对一”的教育。一个社会是否重视教育，教育投入多不多，有一项硬指标可以说明，这就是“班额”大小。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经济摆脱困境，向上发展势头很大，学校进行大规模调整，最主要工作就是压缩班级人数。我在的是省重点中学，1964年入学时，高中只有每班40人。从教学效果去看当然是师生比越大越好；从教育规律去看，小学班额应该不超过30人，中学不超过40人比较合适。从这个“硬指标”去衡量，中国教育落后中国经济发展至少半个世纪！如今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做到“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解决不了中小学生上课“挤”的问题，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能说明是重视教育的国家吗？
中小学教育面临的“多样化”教学和高质量的教学（即小班额教学）的需求，这是当前中国基础教育需要解决的，也是实在的、具体的两大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解决这两个问题不存在没有条件，也就是“一不缺钱，二不缺人”，中国教育从“硬件”上看不是问题。所以形成问题，是“软件”问题，是教育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我们的办学理念几十年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认为中小学教育要由国家政府来负责，学校要由政府来办。这种认知是对政府职能认识不清，政府对教育只能是从“大方向”进行支持和管控，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直接办学。正因为在这种不清楚的理念指导下，我们的学校只能是行政化管理模式，但又和政府的组织机构不可能完全一样。我们的教师既不是“公务员”又不是“自由职业者”；资金投入支出审批手续复杂，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快节奏变化。僵化的不符合现代常态国家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行政化办学体制，而这种体制又将大量“人才”和资金阻挡于教育之外，使我们的办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具体就是家长们）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急需“供给侧”改革！
教学的内容和目的是教育的核心，我们办学校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学做人”，二是“学做事”。我们先谈围绕“做事”的相关内容谈。学“做事”比较清楚简单，也就是我们在学校中学到一种技能，以便今后在社会上能谋生发展，能愉快生活。在中、小学阶段主要是围绕学子今后在社会中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能”进行学习，例如读书认字，所谓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好文学修养等。但今天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门类越来越多，这方面“技能”数不胜数。这里将“学做事”的教学内容和目的用“专业教育”来命名。“专业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个人”的，和“社会”没有直接联系；二是“功利性”比较强，学子的目的为了“享受”知识带来的乐趣，或是为谋生打下基础。同时这方面教师也是靠传授某种知识、技能和能力来获得薪金。有了这两个特点，这方面教学遵循“产业化”规律是自然的，进行这方面教学的学校就是一种服务行业，向受益者（学生）收取服务费用是理所当然的，教师应当注意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实效性，要为收取的费用负责。
“学做人”无疑是办学校更重要的目的，这方面问题比较复杂，“做人”教育不同于“做事”，它不仅是个人从教育中得到“修养”，而且是要“规范”个人的品行，使之符合社会的需要；教育的成果也不是仅是对个人产生影响，也将对社会的有序发展产生影响。所以“做人”教育有一定的“强制性”，我们国家就明确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说明了这方面的重要性。“做人”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文化”来实现的，所以“做人”和“做事”教育是有“交集”的。同时“做人”教育也不只是在学校中，家庭，社会都有这方面责任，主要由学校实现的这方面教育我们不妨命名为“通识教育”，来和“专业教育”相区别。“通识教育”的内容都是基础性的，例如读书认字，基础数学、科学常识、道德法律、社会契约等知识的学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智、体、美、劳”五育。两种教育虽有交集，但是有区别的，也就是“通识教育”强调了“共性”，是人人需要也必须学的，属于文化的基础内容；而“专业教育”强调“个性”，是“基础”的提高，不是需要人人学，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去学的。人一生都需要受教育，但在不同阶段“通识”和“专业”教学的比例是不同的，小学阶段“通识教育”占比较大，大学阶段“专业教育”占比较大，但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只顾一方面，“做人”、“做事”偏废任何一方面就不是“教育”了。
人们对“教育产业化”多有诟病，其实就是指“通识教育”上不应该收费，这是正确的认知，世界多数国家都强调义务教育的重要。但一定要注意的是认清两种教育的区别，不能指责“专业教育”上的收费，也不能把“通识教育”拔高成“专业教育”去收费。“专业教育”在大学里是主要的内容，世界多数国家都是把大学教育定为非义务教育。但今天“收费的教学”正在向中、小学甚至学龄前儿童扩展，其中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正是利用分不清两种教育，在其中“浑水摸鱼”。例如不少家长对音、体、美知识技能的需求提高了，在这些方面受到更好教育必须去找专业教师，为此付费就是合理的。现在由于考试越来越多，成绩越来越重要，孕育出了专门应付考试的各类“学校”，越来越多的家长为了考试成绩去求教于“应试专家”。“应试教育”是典型的“专业教育”，赤裸裸的“功利”现象，属于教育的异化现象，是奇葩的教育，见怪不怪的教育。如今大部分中学都有额外收取费用的现象，打的旗号都是为了考试取得好成绩，需要“加班加点”，也就需要“收费”。考试内容的不断“翻新”，为考上好高中，好大学，普通学子必须付费去受这种“专业教育”。不考虑实际条件，拔高“通识教育”的基础，不过是为乱收费制造借口，这种现象在外语、数学、文学等方面的教学也都十分明显。
我们分清了教育上的两个目的，相对应教师也应该考虑分为“通识教师”和“专业教师”，在对教师管理上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通识教育”的工作者可以考虑纳入公务员或“准公务员”，应该有较高的准入“门槛”，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要求，确实能做到“为人师表”。收入以工薪为主，“灰色收入”要明令禁止，这部分人的收入突出优点是“稳定”。而作为“专业教师”的收入应该和其他行业“白领”阶层是同样的，随市场有一定波动，收入高而稳定性差，很大程度上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通识教育”要由国家政府或社会团体负责，而“专业教育”应该推向市场，管理主要靠行业组织。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学管理者和主要教师应该是“通识教育”系列，没有必要进行“职称”认定，但可以有行政级别。在大学、高中、职业学校中与道德教育、政治管控、日常行为规范管理等相关的教育应该归“通识教育”系列，例如学校管理人员和班主任就应该属此类，而物业管理（也就是学校后勤、总务）人员和专业教师应该从行政分离出去，毫不犹豫做到“去行政化”。
我们有了对教育工作的拆分，也就有了责、权、利的分明，就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些困扰我们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中、小学阶段，教师缺乏，我们又不可能不严格控制教师编制，可以考虑在编的教师大部分去做“通识教育”工作，而将专业技能要求高的教学，外语教学，为了升学和考试的教学，组织较高水准的运动队的工作，举办音乐演唱会的活动，统统都可以“外包”出去，也就是引入大量不占编制的“专业教师”。这种做法也容易和国家企事业单位人事改革接轨，和改革中“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政策对接，是有实用性的。如果这种做法运用到大学体制改革中，则作为“通识教育”的人员会很少，也意味着国家对高教的行政财政负担会大大降低，也就会使得更多教育资金流向中小学，大大加强“通识教育”。
有了这种清晰的认识，教育改革应该向何方向努力也就很清楚了。例如教育产业化问题，“通识教育”应该避免产业化，而“专业教育”就不可能脱离“产业化”。再如“通识教育”工作者很可能纳入“公务员”，有行政级别，而无需专业职称；而“专业教师”的专业职称由各“专业组织”去评定，专业技术认可只是行业内部的事情，和行政又没有关系。分清两类教育后我们来看“教育公平”问题也就很清楚了。“通识教育”涉及面广，是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不是完全个人的事情，国家政府用于教育的投资应该主要用于“通识教育”，可以考虑设立基础教育阶段“人均教育经费”的指标，从行政制度上实现教育公平。教育经费差别过大，是政府财政分配上的问题，和教育无关。“通识教育”教学质量的最终评价体现在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劣上，不存在教育公平的问题。对于“专业教育”来讲，由于有较高市场化因素，教育“公平”问题实质是和社会的“公平”问题是一致的，也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专业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为接受某项专业教育付出代价是否能得到相应回报是极不确定的，中小学阶段不少“专业教育”学科不过是“教育消费”，常常是“锦上添花”，这方面不存在“教育公平”问题。倒是为了考试的“应试（专业）教育”会造成教育不公平，如今一个普通学子不经过“应试培训”很难取得好成绩而“榜上有名”。
如今一方面是对教育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有一大批“劳动力”希望加入教师队伍，从经济角度去看是很“和谐”的，但实际上产生的问题多多。所以出问题是由于“专业教育”的产业化性质比较突出，甚至不少在编教师也有向专业教育领域发展的趋势，大量的这方面的教师走的是“自谋职业”，并不是按现行教育行政程序走。首先是他们是没有获得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无“名”但有“实”，我们不能否定他们的教育属性。何况这些“专业教育”无论“教”还是“学”都是主动的，是有生命力的，更值得发展。这些人的努力也为学校去行政化之后教师职业恢复为自由职业者做了“先锋”。
大量非在编教师队伍的存在势必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他们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行政体制办学的状况，需要我们改变原有的不少认知。我们国家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在法理上有“教师节”和“教师法”，在制度上获得教师职务有较高的“门槛”。但在现实中这些“重教”现象虚假成分居多，其原因是这些做法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传统是强调等级制度的社会，行政办学虽然不符合教育规律，但和等级制度十分契合，这是几十年行政化教育体制存在的原因，也是形成“应试教育”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追求“平等”，提倡“法治”，在这先进理念下，如何能提出某个行业（教育），某个群体（教师）有“特权”呢？如今这一大批非在编教师出现了，如果否认他们的教师地位，而他们又的确在做教师的工作；如果承认教师地位，又没有得到认证。在编的羡慕非在编的工作和收入比较灵活；非在编的羡慕在编的工作稳定而有“名分”。如果今天我们不重视这两部分“教师”的协调工作，轻则让学子们学业受损，重则破坏社会的稳定。现在“非在编”教师的存在正在影响着，也可以说是“腐蚀”着传统学校的正常教学。例如一些学校教师正课不好好上，靠加班补习来收取额外费用；在中小学“正校”已经不再能得到较高质量的音、体、美教育，这方面你不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几乎不可能得到一些技能。再如非在编教育得不到有效监管，收费又较高，这都有很大隐患在里面。大量非在编教师多数是年轻人，这“名分”不清的工作对他们自身心理也是一种伤害，他们也有权利要求教育改革，拖延下去是可能出问题的。
非计划的“专业教育”加入到常规教学，打乱了传统教学秩序，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一个小学生很可能一星期不得休息，像赶场子一样参加各种学习班，违背教育规律，无益于学子身心健康发展。同时也有不少教学上的重复，造成“浪费”，浪费金钱事小，耽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事大。例如现在不少学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外语，如何与正常学习衔接呢？要彻底解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革教育体制，要将两部分教师融合在一起，只有教师职业，而没有“在编”和“非在编”的区别。要实现学校的多样化，也就是在“通识教育”统一的情况下，各校有各自的特色，取消行政办学的思维。显然这是短时间做不到的，比较可行的是提高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真认识”，尤其是家长们、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更需要注意的是众多自己走入“教育行当”的“创业者”，过多的教育理论可以不去研究，但教育存在两种目的应该清楚。对于“通识教育”就没必要有严格考试，但必须有极大面积的“过关”，例如不能有辍学现象，有基本道德底线和法律意识。对于具有专业选拔性质的考试应该给学子们自由选择的机会，盲目“追风”，炒作考试成绩是没有必要的。当前每年进行的“高考”，就是将“专业教育”混同为“通识教育”，学子们为高考成绩付出很多代价，结果既没有选出“道德楷模”，也没选出“专业人才”，是最失败的教育环节。用高考成绩去评价学校，评价教育，实际就是否定“通识教育”，否定如何“做人”的教育。这里不打算更多讨论“高考”给教育带来的问题，但注意区分“通识”和“专业”两种教学是当前中小学教育的关键。要清楚看到除去常规学校的教师还有另一批“教师”也在参与教学活动，相互协调、补充才能使孩子得到较好的教育。学校管理者要清楚认识到“应试教育”不是“通识教育”，而中小学最重要的是接受“通识教育”，应该注意放松对考试成绩的要求，给学子更多自由学习时间。
使学子得到“多样性（差异性）”教育，实现小班额教学，应该是当今教育具体的需求。今天大班额的存在，让教育管理者也是让教师，甚至可以说是让全民族蒙羞。解决这两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是分清“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从现实上看需要考虑已经存在的非在编“教育产业大军”，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改革开放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