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处在一个转型的时刻，可以这样说，这个转型时刻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强烈而切实。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开始，中国的大学已经在转型了，只是这一转型太过明朗反而让人忽视了它的影响力，其余波所向仅仅被定义为“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却很少关注“大众化”的教育本身如何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走向。

这些年，尽管我们仍不断听到大学管理者有关高等教育的颇为“高大上”的言论展示，大学也在诸如经费增长、学科规模和人员职称上表现不凡，但都不能掩饰一个事实，就是越来越像职业培训中心。

就教育的要求来说，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已经是在降低标准了，“大众化”再转向职业培训，标准不仅是降低，而且由于职业培训是面向用人单位的，用人单位成了“立法者”，大学也因此失去了订立标准的资格。

这个令人尴尬的现状，本该成为激发大学管理者和从业者反思的一个契机，但是，在公司化的数目字管理成为时尚的今天，它同样被轻易地绕了过去。

当然，对高等教育进行分类是一个解决办法，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之类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一方面分类并不统一，且没有明确的科学规范，所以现在流行的所谓“大学排行榜”就径自发明出诸如“星级”分类法（像8星级大学，恐怕是从迪拜的8星级酒店那里获得启发的）、“流品”分类法（如“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等等），它们对社会上不了解大学实际情况者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另一方面，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的分类固然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在中国，如果缺乏动态管理，固化的大学也很难形成持续的追求。

更重要的是，无论研究型，还是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它们都首先是学校。依照经典的概念，学校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这也是学校区别于其它机构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从理论上言，这三种类型的大学都不能失去教育这个基本功能。

高等教育“大众化”可能只是教育功能弱化的前提，因为不能说，大学里学生多了，就必然影响教育的功能。延伸的问题是，即便是大学成了职业培训中心，还需不需要体现教育的功能？

现在看，人们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认知影响到大学的管理。“大众化”与“职业培训中心”这两个概念被勾连在一起，似乎天然地促成了“知识至上”论和“技能至上”论的兴起。在许多管理者的眼中，知识和技能是第一位的，也只有这两项才是解决就业的良方，最终决定学生的命运。这种将知识工具化的认知就是典型的实用性原则。

依据实用原则，所谓文化素质就变成了“唱唱跳跳”，那些从小受父母逼迫上社会中的培训班，练习“吹拉弹唱”的学生仿佛有了用武之地。结果是，文艺晚会的专业水准明显提高了，学生却越来越不懂得尊重老师和他人了。更有甚者，个别学生因为老师的严格要求，利用评教的机会给老师恶意打分，类似的行为得不到惩治等于是变相地鼓励。表面看，这是制度漏洞所造成，但也与管理者对于大学教育功能的理解不足有关。

教育功能之一是解惑。这个“惑”是人生之困惑。实用或曰现实主义原则固然是可以解决眼前的、一时的困惑，但它同时也在造成新的困惑。人是高等动物，他依靠工具爬到树上后，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他还要问为什么，或者去爬更高的树；他爬树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形成的过程。这些就不是单纯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能够解决的。大学如果舍解惑而不顾，仅仅满足于解决就业，不仅是降低了自己的目标，也是在规避自身的社会责任。

然而，现实中的大学，实用性、工具性、技能化与应试教育结合在一起，似乎正在向这个低层目标靠拢。加之那个关于大学的“道”已经在实用原则下被肢解得分崩离析，它不再是一个明确的“一”，而成了模糊的“多”，这个无数的“多”令人难以把握。

按照大学之道，解决困惑与传授知识从来都不是分开的，它们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支撑着大学及其教育。但现在，它们成了两个似乎独立的门类。传授知识成了一门技术，它只与技能相关；而解决困惑则与不断进展的新知分离，独立地在那里自说自话。

乐观者会说，分久必合，到时候它们照样可能结合在一起。但《三国演义》里的这句名言未必适合诠释当下中国大学及其未来。即便是能够诠释，事实亦确如所愿，也可能会付出几代人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平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的代价。

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是因为实用原则和现实功利已经被包装成一种新的大学理念，并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因此，就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是继续这样实用下去，还是回归“学校”的本质，就成了所有大学管理者、从业者和关心大学的人士在此刻面临的一个选择。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19年6月26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