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对秦汉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地位的评估普遍偏低。通常的情况是，不少人对这一时期的事功多能充分肯定，高度推崇，但是对当时的文化却颇多微词，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秦汉文化的主体——哲学思想，不外乎粗俗的神学天命论和平庸的自然天道观，充斥着阴阳灾异、谶纬迷信，是对生机勃勃、绚丽多彩的先秦思想的反动，同样也远不及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精致、深刻和博大。无论是秦王朝推行的“以法为教”做法，还是西汉中叶起贯彻的“独尊儒术”措施，说到底，是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权对思想文化的箝制与窒息，从而从本质上决定了秦汉文化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于是乎，在文学上是“铺采摛文”、不歌而诵的“大赋”成为主流，铺陈场面，歌功颂德，丧失了文学独有的艺术感染与美学功能。在学术领域，则是寻章摘句、泥古宗圣的“经学”成为本体，皓首穷经，鹦鹉学舌，很少立足于独立思考、积极进取基础上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创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秦汉文化，它自然不能获得较高的评价，而秦始皇、董仲舒、刘向乃至光武帝刘秀诸人也只能在秦汉文化发展史上扮演反面角色。如北宋苏辙尝言：“西汉至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人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后世者，不过三四”（《栾城集》卷二○）。

我们认为，如此评估秦汉文化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显然是片面偏颇的。从态度上讲，这不公允；从事实上讲，这不准确；从客体上讲，这不全面。

首先，将哲学思想、经学模式等同于整个秦汉文化来看待，这本身就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哲学思想、学术主题固然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但是，它绝对不能等同于文化的全部。文化从总体上说，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大层次，哲学思想、学术主题不过是观念文化中的一部分。它与其他观念文化，乃至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固然有内在的联系，但彼此之间毕竟不能简单的划等号。这乃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考察秦汉文化，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对当时的哲学思想，学术主题（如经学模式）的总结和评价，但尤为重要的是对秦汉文化总体形态进行系统、完整的把握和揭示。如就制度文化而言，秦汉时期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日趋完备，这本身就是秦汉文化中极其辉煌的成就；又如就物质文化而言，秦汉时期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各经济区互通互补，总统创造物业繁荣，共同抵御灾变威胁，使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同样是秦汉文化发展中的亮丽风景。再如就观念文化而言，秦汉时期除哲学、政治伦理学等获得长足发展外，史学、文学、艺术、兵学等文化领域也显示出崭新的面貌，构筑起秦汉文化的璀璨殿堂。毫无疑义，秦汉文化具有极宽泛的范围，在广度上是无可比拟的，有的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特殊的、鲜明的（谶纬，画像砖等），有的文化现象则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独领风骚的（如史学、兵学），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汉唐精神，正是对秦汉时期文化取得整体发展、全面繁荣的贴切概括。因此，单纯以哲学思想、学术主题（经学）为指标评估秦汉文化，在研究客体对象的涵括上并不全面。

其次，有关秦汉文化的成就、价值及其历史地位的通行观点，衡之于具体史实 ，多有抵牾，不乏臆度不实之处。例如，关于秦汉时期的文学成就，论者大多持鄙薄否定的态度，认为大赋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其堆砌词藻，铺陈事物，在政治上服务于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价值取向，缺乏文学欣赏价值和艺术美感力量，固不足具论。然而，这样的判断无疑是很难成立的。这一是如此看待大赋的功能与特点并不公允（以下将另作辩析）；二是大赋只是当时文学体裁的一种，并不能囊括整个秦汉文学。事实上，汉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她蕴含了中国多种文学体式的萌芽，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宏丽的辞赋、朴实的汉诗及史传文学的空前发展，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抵。因此，就基本史实本身而言，学术界有关秦汉文化的不少论断和评价，并不能切中肯綮，与本相相去甚远。

其三，即使是那些表面上存在种种局限，以至常为人们所诟病的秦汉文化现象，如“铺采摛文”的汉大赋，笼罩浓厚阴阳灾异色彩、甚至荒诞不经的哲学政治观念等等，如果透过表象，我们也能发现其理性的光芒，可以肯定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例如，两汉哲学政治思想充斥着阴阳灾异、妖妄荒诞的成分固然是事实，但其出发点却是现实而具体的，不乏现实主义的精神。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一般地将灵魂区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两个方面。但是理性本身并不构成美德，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双方的统一中，美德才存在……灵魂的非理性的一面也是一个环节。这个非理性的一面，当它和理性发生关系并服从理性的命令而行动时，我们称此为美德（参见《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3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57）。汉儒的阴阳灾异理论，作为神学目的论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但是包藏在其深处的政治意图，诸如提倡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主张以民为本，借助“天意”告诫统治者节制约束自己的行为等等，却是现实的，理性的。前者（表象）是服从后者（本质）的“命令”的，所以应该说这是“理性与非理性双方的统一”，是“美德”，是合理。但是我们过去对汉儒阴阳灾异光圈下的政治伦理观的评价，却往往离开问题的本质，片面地强调和斥责其“非理性”的一面，而忘记了从“理性与非理性双方的统一”这一角度去剖析、去讨论，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不能不是偏颇的。

又如对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代大赋，人们习惯于指责它叙述铺排的烦冗堆砌，尤其是贬斥它表现了统治者的腐化享乐价值取向。然而从深层次考察，我们却能够发现，汉代大赋“实际上是处在上升时期的积极有为的统治者直观地创造世界的伟大业绩的产物，是对汉帝国的繁荣发展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世界的再现和赞颂，洋溢着宏阔明朗的信心和力量”（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4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它在文学上体现了汉帝国的时代精神，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丽”之美，那种“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宏大气魄，是后世所难以企及的。由此可见，人们长期以来对阴阳灾异氛围下的两汉政治政治伦理学说的激烈抨击，对汉代大赋的呵责指斥，从态度上说，同样是不公允的。

总而言之，秦汉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这一时期的文化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到了相同的重要作用。

行文至此，我们认为还有必要就“大一统”条件下的文化发展成就及其地位作出更深入、辩证的考察和评价。

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对“大一统”政治条件下的学术文化发展持有一种先验性的观念，即：在政教合一、高度集权、舆论一律的背景之下，人们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往往整齐划一，缺乏独创性和深刻性，秦汉与隋唐均为其例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分裂或偏安的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思想统治相对松懈，人们独立思考精神常常得到张扬，思想的深刻性、创造力往往有充分的体现，如百家争鸣之于春秋战国，玄学之于魏晋时期等等。

应该说，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然而却不完全正确。我们认为，尽管高度大一统背景下的思想文化就其个别方面“点”的深度来说，似乎不够深刻和精致，但是从整体上看，大一统条件下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是历史上分裂、动乱、偏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以秦汉时期为例，当时文化的繁荣发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观念文化，在当时均有全面的建设和总体的提高，其突出的标志，一是表现为在“六合同风，九州同贯”的历史背景下，文化的地理畛域被基本打破，具体地说，就是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打破了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相对较少联系接触的状态，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同时亦由此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为突出标志的适应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更对后来的历史与文化发生了规范性的影响。二是表现为“大一统”社会环境，为许多学科的高度成熟与充分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司马迁撰写《史记》，使中国古代史学建树达到了辉煌顶点，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例子。《史记》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司马迁“（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 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习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涉足中华大地山山水水的经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这种机会，只有在大一统条件下才能出现。换言之，大一统的文化环境，为《史记》的撰写与秦汉史学的鼎盛提供了首要的保证，而这在分裂、动乱以及偏安时代则是难以想象的。

由此可知，秦汉文化的高度繁荣发达建立在大一统社会政治环境基础之上，是秦汉大一统政治生活在文化领域的必然反映。同时，这一历史事实也向我们昭示：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如此辉煌，如此灿烂，乃是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形态（偏安时期文化“点”的深化与大一统时期文化“面”的拓展）共同作用、互为弥补的产物。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形态、表现以及贡献值得我们引起同等的重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全貌与内在规律得出正确的认识，而过去那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无疑是片面和武断的，应该加以认真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