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平衡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忽视了这个问题，干了许多违背生态规律的蠢事，经济效果低，常常得不偿失，直接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以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探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生态平衡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根据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农业生产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即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通过人类活动联结而成的网络结构——农业生态系统，它由生物和非生物两大部分组成，具有其他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其基本成分是无机环境（光、热、水、气、土、肥等无机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植物是生产者，它通过光合作用把光能变成化学能贮存于自身有机体中；动物是异养生物，靠植物为生，既是消费者，又是营养物质的再生产者或称次级生产者；微生物是分解者，它将动植物残体分解，使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变成简单的无机化合物后供植物再利用，正常情况下，这些生产者、分解者、消费者之间构成完整的营养结构，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以及生物群落保持相对稳定，这种平衡与协调的关系就是生态平衡。

生态系统需要不停地进行能量的转换与物质的循环，它也和生物种群、有机体一样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它所经受的外界影响或干预只要不超过阈限（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定界限，也称忍耐极限），便可自动调节而恢复正常功能，使生态系统出现新的平衡。所以生态平衡实质上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农业生态系统与一般自然生态系统所不同的是：人类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人而加入生态系统消费者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以社会的人而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这里，输入的是环境资源，中间经过多种生物群体的转化、循环，输出农产品。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变化，环境资源往往不能充分、均衡地满足各生物体的转化需要，所以农业生产既受益于自然，又受制于自然，人类要想获得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对自然进行干预和改造。因此，“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1]。所谓自然再生产，实质上就是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途径。

生态系统保持平衡（指动态平衡，下同），自然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恩格斯指出：“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2]只有当生态系统保持相对稳定时，生物才能获得不可缺少的物质和能量供应，正常地生长发育，完成其生命发展周期，所以农业生产活动必须以生态平衡作为行动和决策的基础。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栽培技术措施和投入新的能源（如培育早、迟熟品种）来缩短或延长自然再生产的时间，但不能违背生态平衡的规律，更不能取消这一过程。

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的再生产是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古代刀耕火种和轮荒制的粗放经营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相对地说，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由于处于彼此相互隔绝状态的单个劳动者的独立活动而显得软弱无力，农业生态系统所受到的损伤大多是机械性的，而且这种损伤可以自行修复，所以人们很少感受到生态失调的情景，加上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影响，人们往往理所当然地把生态平衡条件下的自然再生产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客观基础。

现代农业出现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使“绿色革命”一次又一次地兴起；生物固氮、遗传工程以及人工合成蛋白等生命科学的新成果，使农业生产的许多环节产生了近于完全的人工生态系统，传统的农业生态系统原来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途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尽管如此，自然再生产的规律仍然是不可抗拒的，生态平衡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从长远来看，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食物生产系统。一方面，人体需要的各种碳水化合物、脂肪等，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目前都不能用工业的方法从无机物中合成；另一方面，动物饲养业可以把植物中的营养物转化为新的营养物质，这种转化无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说都是不能替代的，即使将来能够从无机物中用工业的方法合成生命，也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放弃农业生产这种用最方便、最经济的方法取得食物的主要途径。从世界上许多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来看，这个基础作用显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农业的措施和方针与生态平衡的要求会有一定的矛盾。例如，为了得到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如果片面追求农业发展的高速度，就必须从农业生态系统以外引入大量能源，对农业自然资源也会掠夺性地利用，引起资源利用与更新的矛盾，导致资源匮乏，能源紧张。又如，用现代工业武装农业本来是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如果不按生态平衡的规律办事就会毒化环境。工业装备农业的动机会带来污染农业的后果。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本来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如果违背了生态平衡的规律，盲目地大面积栽种单一作物会使植物群落结构越来越简单，农田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而降低自动调节能力。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忽视了生态平衡的基础作用，就会使上述矛盾激化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美、苏、日等国就有过这方面的惨重教训。

美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较短，19世纪末、21世纪初，为了使农产品的增长适应国民经济称霸世界的需要，曾在中、西部大规模垦荒，其耕地面积在1880年不足1.4亿英亩，到1920年已增至4.8亿英亩。[3]大片森林草原被毁，水土严重流失，造成多次席卷全国的“黑风暴”灾难。1934年发生的一次最大的“黑风暴”，从美国西部干旱地区刮起，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1440公里，形成升高3400米的黑色尘土带，越过美国2/3的大陆，刮走三亿多吨土壤，使当年冬小麦减产102亿斤。[4]这场生态危机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苏联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追求的是急功近利，犯了美国同样的错误。他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动员全国为在奶类、肉类和某些农作物产量方面赶上美国，1954—1960年内共开垦荒地6.28亿亩，从北方的森林区一直到东南一带的干燥大草原都垦荒种上了玉米、豌豆、甜菜，毁掉了牧草和燕麦，造成大面积长期的风沙灾害和水土流失。据1968年苏杂志透露，仅在其欧洲部分，遭受水蚀的耕地有近5000万公顷。现在苏联水蚀和风蚀面积约占农业用地的1/3。[5]生态平衡的破坏加剧了苏联因粮食欠收而经常在国际市场抢购粮食的局面。

日本地少人多，他们主要侧重于生物技术的现代化。虽然他们没有像美、苏那样滥垦植被招来自然灾害，但是，由于许多生物技术手段违反了生态规律而带来了严重恶果。许多地方过多地投放化肥、农药，使地力下降，有毒物质通过生物的富集作用而使农畜、水产品质量低劣，人体本身也受到威胁，多次发生过水稻中含有毒素过多而引起食物中毒、人身死亡的事件。在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同时不重视农家肥的利用和处理，1974年和1976年，仅因家畜粪尿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就分别有10776起和8421起之多。[6]

生态平衡长期遭受破坏是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美、日、苏等国严重破坏过生态平衡，但是为什么他们又能很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呢？这是由他们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首先，他们都有雄厚的资本和现代化的工业来武装农业，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时抗逆能力；其次，美、苏耕地面积多，人口少，可以通过休耕、弃耕、轮作等办法较快地恢复地力、稳定地貌，修复生态平衡；再次，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加强国家干预，通过大量进口能源、农副产品，出口成套设备和其他成品的办法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把生态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这些措施和方针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多年来我们没有考虑到本国国情的特点，在农业建设中，50年代照搬苏联的经验，最近几年又曾一度照搬美、日的办法，把高速度作为农业宏观决策的基点。因而跟着别人犯了类似的错误，破坏了生态平衡，但却不具备发达国家很快修复生态平衡的国力，造成平衡长期失调，农业发展缓慢。

我国国情的主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过去我们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片面认为人多好办事，农业生产中热衷于人海战术，想凭借人口数量上的优势“超英”“赶美”，实现农业现代化。因而不但不适当地控制人口增长，反而在农村推行了一条鼓励人口出生的政策（如按人头分配），促使人口爆炸性地增长。目前农村人口有八亿多，约相当于解放初全国人口的二倍。

农村人口增长过快，既使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急增，也使社会经济系统的生产者增加。但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也有限，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只好缩短食物链，从而引起农业栽培和养殖的单一化，淀粉粮食作物比重相对增加，最后导致人们食物构成的恶化。据科学家分析：食品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食品中蛋白质的含量，食用单一淀粉粮食其蛋白质含量不能满足人体需要，长期下去就会影响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人的质最下降。所以人的数量增加不等于生产能力的增加。据前两年统计，我国许多地方不仅农闲季节大量劳力无活可干，而且在正常生产时间中，以劳力“轮流出勤”的形式掩盖着的过剩劳动力人数达30％—50％。1978年比1952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1.3亿亩，而农业劳动力净增1.2亿人，说明农村存在大量的过剩人口。他们对自然资源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从生态系统中获得了物质和能量而不能相应地进行补偿，使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天平”倾斜了。

农村人口急剧增长以后，本应充分发挥人多的优势，精耕细作，大地绣花，发展多种经营，把着眼点放在144亿亩国土上，以发展生物技术为基础，因地制宜，有步骤有选择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可是，我们又一次严重违反了生态规律，只着眼于15亿亩耕地，把农业的根本出路局限于机械化上，而且提出了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高要求，许多地方片面地、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一些不适合大中型拖拉机耕种的地区、丘陵区为了机械化而在山区大造平原，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地形地貌，恶化了生态环境。

农村人口的急增、机械化孤军深入再加上国家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引起粮食紧张，不得不提出“以粮为纲”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否正确，下文将分析），具体执行这个方针的时候往往丢掉了因地制宜的原则，一些本来适宜于发展经济作物和林、牧、渔生产的地方，都单打一地抓粮食，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恶性循环现象。

图示说明：农民为了完成国家粮食征购，满足自己生活上的起码需要，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必须扩大耕地而积、提高复种指数，同时要解决烧柴问题，导致森林、草原破坏，引起水土流失，烧柴更紧；风水侵蚀加重干旱又加速土壤有机质的分解，肥力下降进一步影响单产，森林破坏进一步影响烧柴。这种恶性循环反映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不全，种植业跣足前进，生态系统严重失去平衡。据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上述恶性循环使南至海南岛、西双版纳，北至大兴安岭，水土流失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超过我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现在长江中上游的含沙量比1958年以前增加了近一倍，西至新疆、北到黑龙江、南至黄淮海平原的17个省、市、自治区有近一亿亩耕地不同程度地遭受盐渍化威胁。从1978年末统计的15个林业省情况看，国营采伐林地8828万亩，只有57％得到人工更新和自然更新，没有更新或被垦作耕地的有3838万亩，其中1200万亩成为荒山秃岭。自然植被遭受破坏以后，生物圈下垫面的性质发生变化，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森林—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高大的植物群落，它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不只是提供木材，而主要是调节整个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和输出。例如，它可以增大空气湿度，在一定幅度内增加降水量，增加水分的输入；它又可以减少地表迁流和风水侵蚀，稳定地貌，减少非生产性输出消耗；它还能作为燃料，省出秸秆还田，减少物质输出。这些作用有利于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稳定和提高生产力。我国二十多年来森林、草原等植被的破坏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正常运转，促使气候变坏，灾害频繁。据统计，1950—1958年的九年中全国平均受灾面积不到三亿亩，而1972—1977年的6年中每年受灾达五亿亩以上。[7]就四川省来说20世纪50年代春旱约三年一遇，现在发展到十春八旱；50年代夏旱只有五次，现在几乎年年都有。[8]这些自然灾害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建设。

过去，我们每一个同志都看到了自然灾害的严重性，但是很少有人从生态平衡的高度来认识灾害产生的原因、探索战胜灾害的途径。几十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主要采取了许多治标的工程措施与天奋斗，常常事倍功半。为了解决旱涝灾害问题，从1952—1978年，水利投资共452.59亿元，占同期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3.3%,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6％。许多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也有不少设施由于没有把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结合起来，破坏生态平衡，经济效果很差，有的已成为“人工瀑布”，带来了人为祸害。例如，库容量77亿立方米的三门峡水库，建库以后没有相应地在上游植树造林，保持水土，造成了严重的淤积。从1958—1973年的15年中淤泥45亿立方米，照此速率，24年全部淤满，水库报废成为人工瀑布。河南中部的四个大水库，由于上游森林覆盖程度不同而经济效益有天壤之别。1975年8月一场大暴雨，上游森林覆盖率只有20％的两个水库均被冲垮，给无数人民带来灾难；而另外两个水库，上游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茂密的森林截留了雨水，减少了地表径流，水库经受同样的暴雨却安然无恙，至今继续发挥巨大的效益。[9]所以没有生态观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实质上是农田基本破坏。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改变传统农业的环境条件，生态平衡是最基本的条件，一切生产活动的措施、手段只能以这个条件为基础，否则，农业生产的决策乃至抗拒自然灾害的动机会带来人为灾害的后果，有时，虽然第一步会取得一些胜利，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0]。我国农业之所以几上几下，长期发展缓慢，徘徊不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破坏了生态平衡。

积极促进生态平衡，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

农业现代化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不能因为生态平衡遭受了破坏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就因此而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要建立新的平衡，促进和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

生态平衡，实质上包括三方面的含义：（l）物质和能量输入与输出的平衡；（2）生态结构的平衡，指生物因子和环境因子彼此适应，构成食物链的各个营养级的生物量比例恰当；（3）生态系统的各有关因子在系统中的运转速度平衡，概括起来就是功能、结构（比例）、速度三大平衡。农业生态系统是生物圈的一部分，影响这个系统平衡状况的既有农业生产部门本身的因素，也有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因素。就农业本身来说，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以及各生物因子的运转速度都由生态结构的特点所决定，所以调整生态结构是从农业内部促进生态平衡的核心问题。

所谓生态结构，是指生态系统中主要生物群体的组成特点和在时间、空间的分布以及物质能量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中的循环转移途径。传统的农业，循环运转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除了来自大自然的光、热、水、气等元素外，基本上来自农业又返回农业，因此小范围内的山塘田地畜、竹木茶园果等相互结合就构成了符合生态平衡原则，而且较稳定的生态结构。现代农业中，生态系统不但投入产出的物质能量多，而且循环运转范围广阔，速度加快，要求农业生产结构必须符合整体性强、稳定性好、转化效率高的原则。因此，现代农业不仅要发展农、林、牧、副、渔这些生态系统生产者、消费者生产的产业部门而且还要有微生物分解者的生产部门。

菌类微生物分解动植物残体，对促进生态平衡有着一般动植物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土壤微生物可以对外来污染物进行分解和转化，使有毒物质被土壤胶体吸附、固定，以便退出食物链而无害人体。据报道，利用微生物的纤维素酶可以将木屑、农作物秸秆、糠壳中含有的纤维素水解成葡萄糖。有人估计，全世界纤维素的年产量约一千亿吨，如用上述纤维素酶水解可制得十亿吨糖。[11]我国有着运用微生物酶酿酒、制酱的悠久历史，应该发展这种工艺，使之广泛应用于农业、并研制出各种生物激素和生物酶来逐步取代高毒低效的化肥、农药。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技术的现代化应摆在比机械化更为重要的位置。目前，我国有的地方已进行微生物的生产，井进行了酵母菌、蘑菇以及许多微生物酶的培养工作，但一般规模太小，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应该从长远着想，根据生态平衡的要求认识这一产业的重要性，采取措施加快它的发展。

由于微生物广泛存在于动植物残体和土壤、水体之中，它的人工培植对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还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影响生态平衡的结构因素主要是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即农、林、牧三者的关系。农、林、牧结构关系的本质是物质、能量关系，它们是农业生态系统网络结构的基本骨架。

就农牧来说，在营养物质的转移上存在着三种关系：（l）供求关系，即饲料与肥料的关系。二者都是对方发展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彼此提供、相互依赖，这是农、牧应该结合的基础；（2）连锁关系。饲料多能使牧业增产，牧业发展后肥料增多又能引起农业增产，即一方增产（减产）可以引起双方增产（减产），成连锁反应；（3）限制关系。农业不能将从肥料中获得的营养物质全部返回给牧业，同样牧业中的牲畜要消耗饲料建造自身，它的排泄物的营养只占饲料中的一部分。因而物质循环上农、牧双方又都限制了对方的充分发展。过去我们只看到农、牧之间的供求和连锁关系，忽视了限制关系，提出了“猪多肥多粮多”和“猪为六畜之首”等口号，这都是片面的。要使猪多粮多，农牧稳产高产，必须探索牧业以外的肥料来源和农业以外的饲料来源，增加生态系统内物质流的有效数量。根据我国人多耕地少的特点，农业不可能为牧业提供大量的精饲料，但是我国北方的高原和南方的山坡草地不少，至今充分利用不够，应该扭转牧业以猪为首的局面，逐步做到以饲养食草动物为主，大力发展养牛、养羊、养兔事业，使非耕地得到充分利用，通过牛、羊、兔放牧以粪便转入耕地，开辟来源渠道，加强农牧之间的物质循环。

农、林之间的关系，前文已经分析，林业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整个森林覆盖率要达到30％以上而且分布比较均匀，其调节作用才比较显著，我国不到13％。所以我国的森林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很差。今后，我们在森林资源破坏严重的地方要适当退农还林，无林地区应大造薪炭林、田间防护林带，搞好四旁绿化，国家应坚决把商品材任务降下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造林和育林上，加速提高森林的覆盖率，增加农业生态系统的阈限值。

所以农、林、牧、渔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不存在“纲”和“目”关系，想以一业为纲，抓纲带目，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以粮为纲”的方针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调整时期农业遭受了“大跃进”的严重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干扰，农民吃饭成了人命关天的大事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它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理论上它与生态学的规律是相违背的，在实践生活中，它与因地制宜的原则又相矛盾，不易结合好，许多地方带来了“以粮为纲，其他砍光”的严重后果。

后来，虽然我们曾反复强调要“因地制宜”，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但为什么收不到好的效果呢？其经济上的原因无非是想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生产更多的粮食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如果单纯把农业看作一个种植业系统，不依赖林、牧、渔等其他各业而存在，这种认识似有不妥，因为生态系统中构成食物链的各个营养级的生物量遵循一个“十分之一定律”，构成“生产率金字塔”，即后一个营养级的生物量通常只等于或小于前一个营养级生物量的十分之一。畜牧业、渔业只是一个加工部门，牲畜、鱼类把饲料加工成产品时，要损失大约70％—80％的能量，因而单纯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可以直接获得较多的物质和能量。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只是说明种植业是养殖业的基础。由于农业是一个多种产业相互配合组成的大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取决于各种资源综合运用的效率，它受到许多生态因素所控制，是光照、养分、水分、温度以及生物群体之间有利结合的结果。郑林庄教授提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合理有效地利用农业生产的所有生产力因素，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即整个农业的综合生产率[12]，这是符合生态学原理的。当然，根据我国现实情况，人口压力很大，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一般说来必须有2/3以上的耕地种粮食。但是，在抓粮食的时候要树立大农业的观点，不能只抓水稻、玉米、小麦等以淀粉为主的禾本科粮食作物，要大力发展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植物油、蔬菜、水果、食糖等辅助食品。同时应适当调整粮食生产内部结构，建立合理的粮棉、粮豆和夏秋粮、主杂粮结构，实行集约经营，努力提高单产，使大粮食生产的各种作物之间以及农、林、牧之间科学衔接，密切配合，形成合理的转化体系，获得整个系统的最佳转化效率。

现代化建设要求农业生态系统长期保持最佳转化效率，为此，必须注意生态系统结构的稳定性。生态系统有一条很重要的法则：结构复杂、营养层次多、生物链长并相互联结成网，而且具有种的多样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则系统的稳定性强。例如，结构庞杂、机能适应范围广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即使遭受了较大的破坏，也不致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改变；而结构简单、营养层次少、食性单一化的生物种群虽有较高的生产力，但稳定性差。这一法则是我们因地制宜进行作物布局、改革耕作制度和发展林、牧、渔业的重要生态学依据。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专业化是必然趋势，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所要求的连片种植同一品种即种群的单一性以及生长期、收获期各自的一致性同生物群落结构的稳定性所要求的种群多样性产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这是摆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又一现实问题。

据说原始农业很少有虫害，虫害是大面积农田中种植单一作物所引起的。国外有人调查，当处女草原改为麦田后，昆虫数目由原来的330种减少142种，约减少42%，而每平方米面积上昆虫个体数反而增加了二倍左右，优势害虫种类由原来的54％增至94%，少数害虫有独占趋势。[13]农业专业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就尝过这方面的苦头。一个世纪以前，美国许多城镇街道两侧都种植华贵的榆树，后来这些榆树都被一种甲壳虫所携带的病菌传染完全毁掉了。科学家们指出，如果这些树杂栽在其他树中间，这种甲壳虫就不会有机会大量繁殖。[14]美国在种植业方面大面积推广单一品种时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1970年由于大量种植玉米雄性不育系这种单一的杂交品种，导致玉米小斑病的大流行，这一年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后来培养了抗病品种并采取了相应的生物技术措施才使玉米专业化稳定发展。[15]我国的生物技术很落后，地理环境复杂多变，目前对作物布局的专业化要求不能过高，不能凭主观愿望，不顾条件大面积推广单一品种、大面积营造单一林。种植业内部要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在具体种植每一种作物的时候还要注意品种搭配。生产专业化要随着条件的完善而逐步发展。这个条件是指能运用各种生物技术和组织管理措施来保证专业化范围内的农业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的稳定，使农作物具有抗拒各种灾害的能力。林、牧、渔业的专业化生产也要具备这一条件。所以发展专业化生产不能靠行政命令强行集中，而要首先注重发展生物技术，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抗逆性。

以上主要从农业内部的结构方面分析了生态平衡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农业生态系统只是生物圈的一部分，它和城市生态系统、河流海洋等生态系统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现代农业，它受到国民经济许多部门的强烈干预和制约，因为人类要从农业生态系统获取大量农、畜、林、水产品并运销外地。使一部分物质和能最脱离农业；同时又通过投入化肥、农药、农机，将系统以外的物质能量引入。因此，要保持生态平衡，还需要其他经济部门共同努力，密切配合。

目前，影响农业的其他人工生态系统主要是城市生态系统。就我国的城市工业来说，它与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交换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合理的状况。（l）取走的多而全，补偿的少而单一，使农业生态系统入不敷出。工业从农业取走了含有多种营养物质的农产品后，由于生物技术和化学工业落后，生产的化肥成分单一肥效低，数量也不够，大量营养物质不能返回农业。（2）取走了营养物质，还来了有毒物质（指工业对农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一方面，现在生产的农药大部分是低效高毒，经生物富集作用以后对人体威胁很大；另一方面，工业“三废”对农业的污染日趋严重。据辽宁省环境所统计，1974—1978年，仅工业污染使全省六万亩农田减产粮食1800万斤，工业赔偿损失600万元，给农产品带来生物学质量下降所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16]（3）不算生态经济账。“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一轰而起，办起了许多小化肥、小高炉（钢铁厂），目的是想为农业提供物质和能量。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农民用煤被它吃掉了，农民的燃料不得不大量使用作物秸秆。山东省的同志算了一笔生态经济账，如果把全省小氮肥全部停办，农业每年可增加收入15.326亿元，国家可多收活牛2.07亿公斤，多收粮食265万吨，节省电力14.6亿度，同时还可节省小氮肥生产的其他费用。[17]

以上状况的存在，说明我国某些工业生产的发展没有注意到农业的生态平衡，使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果很差。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成果来装备农业，用科学手段和方法管理农业，如果工业等部门的发展不按生态规律办事，对农业取多补少，甚至污染农业，那么，装备农业的措施会成为阻碍农业的因素。

因此，保持和促进农业生态平衡是整个社会的事业，国家应根据农业生态平衡的要求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决策，工业等各个生产部门都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和防治污染，要算生态经济账。化肥要向颗料化、复合化、浓缩化、长效化的方向发展，使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运转不仅在农业内部而且在整个生态经济系统都保持输入与输出的平衡，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通过经济建设又进一步促进生态系统出现新的平衡。

[1]　马克思：《资本论》1972年版，第397—398页。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5年版，第563页。

[3]　见《世界经济》，1979年第5期第57页。

[4]　见《世界经济》，1979年第2期第8页。

[5]　参见《世界经济》，1979年第9期第32—33页，《国外农业现代化概况》，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29页。

[6]　《国外农业现代化概况》第78页。

[7]　《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见《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0日第5版。

[8]　转引自于光远：《关于发展我国农业的一些问题》第153页。

[9]　《中国林业》1980年第5期，第12页。

[1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11]　见《光明日报》，1981年4月17日第4版：“创造奇迹的生物工程学”。

[12]　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3页。

[13]　见《国外农业科技资料》，1974年第2期第15页。

[14]　见《世界农业》，1979年第3辑第80页。

[15]　见《国外农业科技资料》，1974年第2期第l页。

[16]　《辽宁日报》，1979年10月20日第2版。

[17]　《农业经济问题》，1981年第3期第30页。

（本文是作者在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被列入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毕业论文收印成册，并刊载《农业经济论丛》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