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三农”现代化，不能只是靠非农化和城镇化，而是要直接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发展对象。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还有富裕农民的要求，而富裕农民要从农业发展范式上找到现代化路径。农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要由农业提供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剩余”范式转向“品质加附加值”范式，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其实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涉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农业科技创新和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三个方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条件包括：农业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农业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和劳动对象质态的跃升。这几个方面的结合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整体跃升。农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包括农业科技进步，关键是生物技术突破、环保技术的突破。由政府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主要是对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农业科技研究和研发的投入，以生物技术、环保技术的突破性成果提供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发展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高素质劳动力需要从农业和农村外部引入。在农业中形成与现代农业技术相适合的人力资本结构。现代生产要素是靠资本黏合投入农业的。对农业投资的主要激励因素是农业投入收益率。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需要从农村以外引入投资者和企业家。农业部门培育和吸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农业需要的基础性条件包括：在土地流转中实现规模经营和乡村振兴。
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 农业科技创新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只是要解决十四多亿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使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且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在做强农业的基础上富裕农民。其基本途径是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具体涉及以现代农业为方向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方向的推进农民现代化、以乡村振兴为方向推进农村现代化。
中国农业的土地承包制改革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在这方面农村改革的动能作用已经充分释放而且开始衰减。如果没有新的动能，农业进一步发展就要受限。根据新质生产力的论断，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提供新动能。
一、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需要改变农业发展范式
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现代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而且我国是在传统农业部门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时提前发展工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其对“三农”发展的带动作用表现在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具体表现有以下方面，一是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到7%左右，标志着中国已经扭转“农业大国”地位；二是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6%。这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已经基本完成，接近“刘易斯拐点”。虽然上述非农化途径对“三农”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只是靠非农发展的“涓滴”效应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一方面，农业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效率，不是科技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得到“三农”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更快，因此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
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工业化带动。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丢弃“三农”发展，要求农业与工业同步实现现代化。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三农”现代化，不能只依靠非农化和城镇化发展，而是要直接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作为发展对象。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准确评价进入新时代后农业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本上还只是土地制度改革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而不是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农业的技术基础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剩余接近“刘易斯转折点”时，农业领域中可作为再转移的剩余劳动力非常有限。从表面上看，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效应是农民家庭收入的明显增加，但收入增加的主要部分不是来源于务农收入，而是非农活动收入，直接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仍然偏低。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技术整体落后，农业生产技术主要依靠劳动技能，劳动的附加值低；二是供给市场的农产品基本上是初级农产品，因此其市场价格低而不稳定；三是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收成和市场不稳定，价格波动大。在农业生产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农业投资收益达不到平均利润。
尽管现代化的进程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来说是有先有后的，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应该是整体性的。根据木桶原理，现代化的整体水平最终是由短板决定的，而我国现代化的短板和难点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克服城乡二元结构，使农业和农村同非农产业和城市一起进入一元的现代化经济。
改变二元结构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两种思路。一是刘易斯理论，即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二是舒尔茨理论，即现有的农业要素基本上是传统农业要素，这些要素已经被充分利用，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引入新的现代要素。这两个思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说是共同的。
目前我国的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根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要求，为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富裕农民。这突显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我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脱贫攻坚战解决了农民的绝对贫困问题，现代化则要解决农民的相对贫困问题。
富裕农民要从农业发展范式上找到现代化路径。已有的农业发展可以概括为“农业剩余”范式，也就是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制度变革目标是农业提供剩余(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力)。具体地说，从农业产量角度，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大数量流出农业的条件下，留在农业的劳动力中老人、妇女占很大比重，但农业产量没有下降，农业连年丰收，农业增加值每年仍然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这说明用农业产量衡量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不低的。但是，从收入角度衡量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偏低。农民收入太低，农民消费能力太低；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也严重落后于城市。从农业现代化角度来说，这种“农业剩余”范式需要改变，需要转向“品质加附加值”范式，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转变农业发展范式的必要性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符合进入新时代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城乡居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高品质生活，其重要特征是由追求消费的数量转向质量，更为关注农产品的营养价值、品质、档次、安全、卫生等层面。具体表现在饮食结构由以粮食和蔬菜为主，向淀粉、植物纤维、多糖、动植物脂肪蛋白等更为多样化且营养均衡、热量更高的组合转变。同时，对于高品质、精加工及高安全性食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目前中高收入居民消费的配方奶粉、海产品及制品、肉类及制品大量的来自进口。如果这些进口农产品能够被国有产品替代，不仅能节省不必要的外汇支出，更能提高农业收益。
第二，体现农业绿色化要求。
农业依靠化肥、农药的追加投入，来追求产量，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破坏，而且由于农药、化肥残留破坏环境和生态，严重影响人民健康。农村自然条件恶化，严重威胁农业作为生态维护者的产业功能，进而阻断农业乃至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体现提高农产品收益要求。
过去农业的低收益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相关。农产品价格经多次提价在价格指数上的剪刀差已经不明显，现在的农产品收益低除了其品质缺乏营养和绿色化程度低以外，还有三个原因。一是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基本上是初级产品或季节性产品，附加值低，价格竞争能力弱；二是农业产业链短，内部缺少专业化分工，降低农业效率；三是农业组织分散，虽然农产品多次提价，许多农产品市场价格并不低，但其价格收益并没有由农民获得，而是基本上被流通领域的中间商获取。
以上农业发展范式转变的必要性概括起来，就是要求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和核心生物科技创新、生态技术自主自控，全面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水平。在此基础上做强农业富裕农民。
二、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转变农业发展范式
开启农业现代化新征程已不仅仅是舒尔茨所提出的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的现代化农业,更是要改变发展范式，转向“品质加附加值”范式，即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其实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2024)。按此要求，农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在三个方向。
第一，农业生产方式的创新。
农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打破农业生产要素的旧组合，改变传统耕作方式，发展包括新生物技术、新机械技术、新的种养殖管理技术等在内的前沿性新技术；推进农业工厂化生产，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控性；扩大农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拉长农业产业链，围绕农业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第二，农业科技创新。
反映新质生产力的是颠覆性国际前沿性科技。农业是传统产业，绝不意味着其技术基础是低端的，尤其需要颠覆性科技。农业科技创新大致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机械技术创新，效果是增加农业剩余和节省劳动力。在我国这样的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机械创新成果的应用可以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我国目前机械创新的能力较强，但其成果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就业压力及相应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和进程影响。二是生物技术创新，其着力点有以下方面。其一，培育出优良品种，改进农产品品质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其二，创新绿色化农业技术，不仅要在农业生产中以有机性技术推动化肥农药，还需要在农产品加工领域中，使用安全的添加剂、清洁的食品加工机械以及高效安全的保鲜、储藏和配送。食品科学、机械与控制技术、食品级材料技术、保鲜技术以及高效率的配送物流体系等。生物技术创新使农产品在品种、品质和附加值上都得到提升，而且有利于环境和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代表农业现代化的方向。生物创新越来越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其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农业中数字和智能技术应用发展迅速，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创新结合发展的智慧农业，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业态。尤其是数字化技术育秧、植保，无人机播种、收割、数控粮食烘干等有效克服农业靠天吃饭现状。
第三，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源自颠覆性新科技，落脚点在新产业。习近平指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包括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因此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以市场导向，新科技为引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高附加值和高效益农业等现代农业。特别是要以大农业观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相应的需要完善农业产业组织，连通农业科技、耕作、植保、加工和流通环节，将农业生产的初级产品向食品、加工品等最终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拉长，推动农业价值链升级。
农业在上述三个方向上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农业生产力要素质的提升。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习近平，2024)。由此提出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条件。其一，农业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由于新质生产力以新科技为基本特征，与此相应，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新科技知识和技能、数字素养、适应数智时代劳动的人机并存，能适应数智化机器设备，能够适应、驾驭人工智能、人机交互型机器人。其二，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工具，如智能手机、互联网平台、云计算、机器人、无人机、智能传感器等成为新型劳动资料都会进入农业领域。其三，劳动对象质态的跃升。农业劳动对象主要涉及土地等自然资源，农业劳动所使用的劳动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对大自然的索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就是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依靠绿色技术使青山绿水成为金山银山。相应地，劳动对象实现质态跃升：一是伴随新能源革命使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二是开发并应用绿色技术提供青山绿水和生态产品。这几个方面的结合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整体跃升。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已经不仅仅在于改造传统农业，而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科技和产业基础。通过对农业生产、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全方位提升，农业成为高品质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的生产者、高标准生态的提供者和高水平生活的创造者。
三、农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传统农业的特征是农业中既无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供给也无引入新的生产要素需求的低水平均衡。其症结不在于生产要素的配置缺乏效率，而在于农业中现有的生产要素无力承担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因此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引进新生产要素。在农业中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包括舒尔茨提示的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一套适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二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尤其是科技要素)创造条件；三是进行农业人力资本投资。在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中，这三个方面又有创新性发展。
首先，农业新科技的研发和应用。对农业的科技要素投入包括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等各个环节的投入。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品质加附加值”范式要求，农民需要得到的科技要素是那些可以直接应用的现代科技投入品，例如优良品种、现代农药和肥料、现代农业机械、种植和培育技术。而这些现代科技投入品的源泉在从事基础研究的生命科学实验室，在农业新技术的研发部门和各类孵化器。农业科技进步要从种子抓起，关键是生物技术突破。同时农业的绿色化也需要环保技术的突破。因此，由政府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的对象就有个结构优化问题，农业科技投入就不能或者说主要不是直接给农民。农业科技投入主要是对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农业科技研究和研发的投入。以生物技术、环保技术的突破性成果提供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
由农业生产周期长和季节性要求高、受自然条件影响大的特征所决定，在农业中采用新技术是有风险的。小本经营的农民有厌恶技术风险的倾向。因此，农业中的新技术需要有示范和推广的过程，而且示范和推广的费用不可能由农民支付。政府和科研机构要承担起示范和推广农业新技术的职能。政府对农民采用新技术提供补贴，使农民获取低价的甚至免费的科技和教育供给，同时激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其次，加强农业人力资本投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说明改造传统农业所要引入的新生产要素时就非常明确农业人力资本对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尤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我国已有的非农化虽然对增加农业剩余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但非农化实际上包含了农业人力资本的非农化。农村流出去的是人力资本，留下来的是低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目前农业从业人员以高年龄、低文化程度为特征。这同已有的农业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相一致。在农业中使用世世代代相传的传统技术，人力资本流出不影响产出(当然会影响收入)。因此农民的低收入同农业中人力资本存量低下是相匹配的。而在发展现代农业、推广现代农业科技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就不够了。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投入，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通常认为，农业中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就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应该说这是必要的。但是目前留在农业中的从业人员以高年龄、低文化程度为特征，那么，仅仅对留在农业中的这些农民进行投资，提高其教育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发展现代农业的人力主体是现代知识型农民。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高素质劳动力需要从农业和农村外部引入。因此，对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更需要突出迁徙途径。既要激励在城市和非农部门接受过人力资本投资的农业和农村流出劳动力回到农村创新创业，也要激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城市中的知识型人才进入农村和农业部门成为职业农民，从而在农业中形成与现代农业技术相适合的人力资本结构。经营现代农业需要的是“以有知识、有创新精神的农民，称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远见的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力资本的改善”。这些人力资本的主体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主体。
第三，提高农业投资收益。现代要素投入农业是由投资推动的。现代生产要素是靠资本黏合投入农业的。对农业投资的主要激励因素是农业投入收益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对某一领域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是等量投资能否得到等量利润。如果等量资本在农业得不到等量收益，如果农业的比较收益太低，就不会有外部的资本投入农业和农村。在目前的市场条件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下，单纯靠市场途径不可能有效提高农业收益，即使是坚持等价交换，也不可能有效解决现代要素引入农业的问题。缺乏农业投资，农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一句空话。提高农业投资收益率有多条途径，一是农业投资者选准农业投资项目并采取有效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式，如农业多种经营，培育优良品种、提升产品品质，拉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江苏苏州常熟蒋巷村的调研发现，该村一年耕作三季粮食改为一季水稻精耕细作，使用有机肥料，生产的高营养价值的大米市场上供不应求；将全村土地统一规划为粮食种植、养殖区、果园和生态旅游区，建立多个专业农业服务队，全村1000多亩农田只用3个农田专管员。该村一年的收入人均达6万元。二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发展和完善农产品市场，在价格机制上坚持等价交换，保证农产品获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价格收益；确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农民及其代表参与的农产品流通合作组织，尤其是完善电子商务平台，使农民直接获取市场收益。三是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反哺机制，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和城市都要有所作为，由此可降低农业投资的成本。这是对农业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作出的贡献的补偿。
第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现代农业。这是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素质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有知识、懂技术，具备企业家素养，以市场方式经营农业。目前农业中的劳动者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对经营主体的要求，即使是当年的“种田能手”相当多的也只是适应传统技术的“能手”,而且大都已经上了年纪，很难胜任品质加附加值范式的农业现代化要求，更不用说发展新质生产力了。现代农业需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在现实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只需要培育，更需要引入。包括农业以外的、农村以外的投资者和企业家。重塑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质是企业家经营农业。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新型经营主体之“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市场意识和市场化经营方式，经营农业的内容和方向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科技视野。有能力引入最新科学技术成果；三是具有科学管理理念和规模经营大农业的能力。特别需要指出，基于农业投资从投入到见效具有长周期的特点，无论是农业投资者还是农业经营者都需要耐心资本，有长期投资和长期经营的安排。
资本是生产要素的粘合剂。根据农业现代化成功地区的经验，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是同农业资本投资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就提出了吸引农业投资从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要求。他们不仅仅是经营者，同时也是投资者，而且是带着知识和创意进入农村经营农业的。这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农业有能力改造传统农业，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农业部门培育和吸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农业，并为之经营现代农业创造制度方面的条件，重要的有以下两点：一是在土地流转中实现规模经营。原先的零散的承包地适合单一的农业种植。现在农业转向大农业，转向“品质加附加值”范式后，农用土地不只是种植粮食，还需要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需要统一规划成竹园、果园、经济林木园、养殖区，甚至开辟生态旅游项目。所有这些都需要对农地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打破原有的零散的承包地经营范围的限制。这就需要在三权分置坚持土地承包制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以便统一规划和经营。二是乡村振兴为培育和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基础。乡村是农村最基层的社区。乡村在经济活动和生活居住两方面的提升将吸引更多的资本和创新要素进入农业农村，从而与乡村振兴互动互促。中国目前的城乡居住和生活条件的差距，不仅导致农村人向城市的流动，也直接阻碍城市现代要素向农村的流动。只要城乡生活水准趋向均等，农村和处于农村地区的城镇就不仅可以留住农村的人力资本，而且可以吸引城里人到农村居住。这些人居住到农村，可能以其人力资本在农村开发出新的发展项目，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各种支持。无锡阳山镇桃源村调研发现，在乡村建立文化产业众创空间，不仅吸引创新创业人才进入乡村，而且提升乡村的整体文化水准。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转自：《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