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望过去，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回应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诉求中不断推进，围绕着“六个核心”——机械化、科技化、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和绿色化，形成了“五个重要共识”——坚持以“大国小农”为基本农情，坚持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根本目标，坚持以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为文化根脉，坚持以推进工农互动和城乡互动为发展战略，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展望未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要直面新的时代命题，要在继续推进“六个核心”和坚持“五个重要共识”的基础上，巩固成果、紧握机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大的支撑和保障。

关键词：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新质生产力

一、问题的提出：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因此，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变革，催生了现代社会。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现代化发展趋势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逐步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开来。面对现代化这个共同的、一般性的目标，实现道路不是唯一的。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结合自身国情，不同的国家走出了不同的、具有特殊性的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业大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农业的发展关乎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是关乎生计的大事。“吃饱穿暖”是人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农业是我国防御各类重大风险的重要支撑。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农业是我国直面各类风险和挑战的底气。农业发展带来的丰厚物资积累为我国二、三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可能。因此，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的各项工作，通过长时间的实践努力，我国已经在农产品供给、农业技术研究与应用、农业经营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实现了14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同步进入小康的目标。但是，农业现代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于城市等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仍处于‘大水漫灌’的粗放推进过程中，这种模式难于解决农民急难愁盼问题，成为阻碍农业现代化实现的‘最后一公里’。”[3]如何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

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总结出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形成的重要共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脉络和重要内涵，也将为我们接下来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借鉴参考。

二、内在逻辑：在回应时代需求中不断推进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逐步将落后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目标。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不是教条式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也不是照搬他国模式的农业现代化之路，而是在不断解决各历史阶段的具体问题中形成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农业现代化发展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责任和意义。在不断回应时代需求的过程中，我国走出了一条以机械化、科技化、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和绿色化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本文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为依据，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1840～1921年：为实现救亡图存而产生的农业现代化趋势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并不断向外扩张。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外来的侵略不仅打破了封建王朝闭关锁国以安稳度日的幻想，更是给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国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传统的农业经验，生产效率低，仅能实现自给自足，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极弱。加之，落后腐朽的清王朝将庞大的军费开支及战败赔款转化为沉重的赋税，全国各地的小农户们因无法承受侵略者的盘剥而纷纷走向破产。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4]。虽然这些救国道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我国的农业发展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有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19世纪中期，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废除封建地主土地制度，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为原则，平均分配土地资源。这一制度不仅是广大农民群体长期愿望的表达，还是一次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以推进农业发展的大胆尝试。19世纪60年代，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后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又产生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当时落后的中国主动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提供了契机。1896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业学术团体——“上海务农会”,由此开启了晚清兴农运动。在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支持下，务农会通过创立农业刊物、翻译外国农业书籍等方式搭建起了我国学习西方先进农业技术的重要平台。此外，我国各地还逐步兴办了一些农业试验机构。到清末，各地省府州县兴办的农业试验机构达40余处。[5]为振兴农业，民国时期，在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持续了10余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乡村建设团体，农村行政组织形式的创新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凝聚起更多的力量。在农业生产方面，我国引进了不少优良品种、培植技术和新型农具，促进了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伴随化学肥料生产和使用，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在文化教育方面，以晏阳初为代表的教育家们不断推行平民教育，希望通过建设乡村学校等方式启发民智，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总的来说，在这一历史阶段，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带动着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从被动向主动转换，我国农业发展有了科技化的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人们逐渐认识到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意识到农业农村建设的刻不容缓。通过创新农村组织形式、建立试验机构、引入和推广农业技术，我国农业总产量和单产在这一时期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干预加速了我国农业生产商品化。但是，这一阶段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并未彻底地改变中国人民备受压迫的现状和团结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导致我国农业尚不具备实现科技化、机械化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基础。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在这一阶段未能步入正轨。

2.1921～1949年：为保证战争供给而作出的农业现代化尝试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华夏大地带来新的曙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凝聚起广大工农群体的力量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希冀。推翻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的革命战争给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运用根据地和解放区有限的资源为战争提供稳定的物质保障，成为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要提高农业产量就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好农业资源，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充分结合，因此，将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阶级开展了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农民运动、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湖南衡山岳北农民运动等一系列经济斗争。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充分总结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刻不容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在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党的八七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提出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和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实行减租政策。[6]161伴随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毛泽东同志针对土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28年12月，毛泽东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土地法。它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权利。[7]1929年4月，毛泽东结合革命实践领导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提出了：“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8]“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富农、地主的政策发生转变，改变了“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同时，规定了在没收土地之后，仍然给予地主份地和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对于富农不再没收土地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1936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强调，要对现有的土地政策进行必要的改变，“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全部没收。”[6]852这进一步巩固了抗日力量。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形势将土地政策调整为“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9]。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的开展中不断摸索更加科学合理的土地所有权和分配制度，终于在1947年9月13日的中国共产党土地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该文件中明确指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0]

从“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整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让中国广大农民的生产潜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为农民投入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领导了农民互助合作和军民大生产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陕甘宁边区部队1939年开荒23136亩，1940年开荒20680亩，1941年开荒14794亩，粮食产量逐年增加，部队粮食、办公费用大部分自给，蔬菜全部自给。冀鲁豫边区部队1940年开始进行农业生产，1943年每人种地3亩，自给一季粮食。晋绥边区1944年全军开荒16000亩，打粮20000石，蔬菜基本上自给。晋察冀边区部队种地700多亩，收获粮食150000石，蔬菜基本上自给。”[11]农业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不仅体现在粮食产量的提高上，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显著进步。例如，根据地和解放区政府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设施建设，保障农田灌溉，据江西、福建、粤赣和闽浙赣四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到1934年9月，完成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座。[12]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第一要务，主要从制度层面探索了解决人地矛盾的方案，将土地资源与农民群体更好地结合起来。我国在农业科技化和机械化方面作出了许多尝试和努力，实现了农业产量的大幅提升，在保障革命斗争物资供给的同时，让人民的温饱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由于战争频发，这一阶段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规模不够大、不够彻底，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力度有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系统，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推进。

3.1949～1978年：为支持工业发展而开展的农业现代化探索

在长达近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要彻底改变中国人备受压迫的悲惨命运，就要将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中心逐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来，从农业发展转移到工业建设中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华夏历史的新篇章，也正式开启了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发展。基于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在这一阶段迎来了新的时代命题。一方面，“在传统农业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面临的一大考验就是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和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13];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快速提高农业产能，为我国工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丰厚的物资供应。

农业生产的恢复是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因此，党和政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运动虽然使土地回归到农民手中，但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小农生产存在的先天脆弱性和狭隘性仍然阻碍着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基于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广泛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农业合作化，农民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产能得到了快速恢复和提升。

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将“现代化”确立为我国的发展目标。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开始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水力枢纽工程，并且举办了其他一些大型的和很多中、小型的水利工程，对于防御洪水和灌溉田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农业机耕和灌溉面积不断增加，机耕面积从1952年的13.6万公顷增长至1978年的4067万公顷，灌溉面积从1995.9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面积为31.7万公顷，占1.6%)增加到4496.5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面积为2489.5万公顷，占55.4%)。[14]197此外，各地陆续开展了农业技术培训班，大批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农村指导，在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及农场建设等方面加强了对农民的技术培训。伴随农业机械技术培训的展开，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也取得重大进步。到1978年，我国的农业机械拥有量，化肥使用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大中型拖拉机达到55万7千台，手扶拖拉机达到137万台，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6558万马力。[15]我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量从1952年的25万马力增加到了1978年的15975万马力。[14]186我国农业化肥施用量也不断增加，从1952年的7.8万吨增至1978年的884万吨。[14]197在农业水利建设、机械化生产、生产资料供应不断发展和增加的基础上，我国的农业生产总值自然而然实现了快速的增长。我国农业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326亿元增至1978年的1567亿元。[14]16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依托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度不断提高，为我国快速推进农业的科技化、机械化、规模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伴随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农业现代化在这一阶段步入正轨。农业产能的大幅度提升不但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而且为我国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基础型的支撑，为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起步提供了丰厚的物资积累。但是这一阶段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主要是以学习苏联模式为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发展动力不足，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

4.1978～2012年：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开创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突破落后制度的阻碍，最大程度地释放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成为了这一阶段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农村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包产到户”的积极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开花”。事实证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能够解决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积极性低、产量低的问题，能够充分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增产增收。很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全面普及和正式确立。这种在生产队体制不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我国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的几年里农业产量有了大幅提升。

同时，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使农村出现了一大批剩余劳动力，催生了乡镇企业。而后，乡镇企业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一些乡镇企业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形成了极具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不仅如此，在资源优势和相关政策的共同牵引下，我国农产品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为规模化的生产提供了基础。为促进我国农业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我国进行了农村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模式，增强了农产品的流通性。通过扩大市场调节，农业生产适应了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搞活了农村经济。[16]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7]。1987年，党的十三大强调了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实现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农产品。199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以推动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增强科技支撑保障能力。此外，我国通过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机械化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设施农业，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农业的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5亿吨大关，到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了近6亿吨。

改革开放后，基于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入，我国大胆地开展了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了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我国在不断摸索中开创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科技化、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些问题也不断凸显。例如，我国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保障性作用发挥不够，工农业发展差距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对环境资源消耗过大等。

5.2012年至今：为保障我国发展行稳致远而推进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

2012年，经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际垄断资本利用农业技术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给我国农业发展敲响警钟。如何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成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从多个维度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系统发展。创新粮食安全战略，强调“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产品数量、质量和种类更加匹配消费者需求；实施土地的“三权分置”政策，通过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业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护生态系统，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出台和落实一系列惠农政策，提高农民收入；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伴随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作为“三农”工作的目标。我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现代化的单一力量充实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双重力量，汇集成乡村长效发展的不竭动力”[18]。我国高度重视农业从业者的培育问题，提出了要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的目标。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我国农业生产和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这一阶段，我国更加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我国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要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大规模实施节水农业、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和加强重大生态工程建设。这一系列措施推动着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朝着更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向前进。

总的来看，步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三农”工作，注重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稳定性作用。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科技化、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和绿色化等多方面工作得到了持续推进。不仅如此，我国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农业农村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和农业现代化成果共享。基于此，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突出，农村面貌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压舱石”作用。[19]

三、重要共识：彰显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回溯我国农业发展的历程，可见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发展可持续性和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这证明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正确道路，同时也为我们深入认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提供了实践源泉。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共识，回答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为了谁、由谁领导以及如何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共识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也为我国进一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1.坚持以“大国小农”为基本农情

认识基本农情是作出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前提。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落后的、低效的传统生产方式转变到先进的、高效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是农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而在此过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会选择不同的道路。正确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把握我国农业发展的特殊性，才能科学选择农业现代化道路。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农情。首先，从自然环境角度看，我国幅员辽阔，土地资源总量丰富，类型多样，农业用地绝对数量较多。同时，水资源总量较大，雨热同期，利于农作物成熟及产量提高。但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难以实现大规模种植。其次，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自古以来，我国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重要底色。据考古资料显示，我国的农耕文明起源于一万多年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交替阶段，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人逐渐从以狩猎和采集果实为生转向以种植作物和畜养动物为生，而后，伴随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农业工具产生，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形态逐步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小农户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最后，从当前的农业生产状况来看，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20]综上所述，小规模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始终围绕“大国小农”基本农情来展开。我们要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运用好“大国小农”带来的优势，也要解决好“大国小农”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要发挥好小农生产在传承农耕文明、稳定农业生产、解决农民就业增收、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小农户扶持政策等方面下功夫，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

2.坚持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根本目标

人民利益至上的发展理念决定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始终以满足人民需求为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21]在拥有庞大农村人口的中国，农业现代化更是紧紧围绕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展开的。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检验。其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最主要的力量，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勠力同心，我们不可能在动荡不安的近代历史中找寻到农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快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更不可能在曲折探索中走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其二，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的成就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是否满足了人民的需求。我国高度重视粮食产量，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数量，引入和培育新品种，是为了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的农产品需求。其三，我国农业现代化不仅要提高当代人的生活水平，更要做到可持续性发展，保障子孙后代的发展。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高度重视生态建设的道路，在发展中高度警惕农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带来的沉重负担和资源的过度消耗。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着人的现代化。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不断回应着人民多层次的需求，高度重视广大农民群众的发展。我们通过系统推进“三农”工作，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生活环境，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动下，农民群众获得了更多发展自身和提升自身的机会，向实现人的现代化不断迈进。

3.坚持以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为文化根脉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前提，同时精神文明的进步也是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是片面强调农产品生产和物质资料积累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而是不断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协调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先辈们代代传承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在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广大农民斗志昂扬、热情饱满地投入到生产之中，敢闯敢干。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民们不自怨自艾，积极抗灾救灾，快速恢复生产。面对土地的贫瘠、环境的恶劣，农民们不轻言放弃，学习新技术、引入新品种、采取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探索出不同地区适宜的生产方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采取的农业生产合作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乡邻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此外，我国重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积极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时纠正乡村陋习、恶习。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各类文化活动。这极大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思想素质，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

优秀传统文化将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个人思想文化素质的提升以及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乡村风气的形成将充分激发农民群体的主人翁精神，推动广大农村居民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来。同时，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锤炼出了不同的文化精神，比如军民团结一心投入生产的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些精神将不断激励着一代代的农业农村建设者，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凝聚更多的精神力量。

4.坚持以推进工农互动、城乡互动为发展战略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工业现代化道路、城乡发展道路交织在一起。矛盾双方的统一与斗争，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并不只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和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调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发挥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不断推进工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乡村一体化发展。

在工业与农业的互动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了工农业关系的两个趋向：“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而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2]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我国仅发展了面粉、纺织等轻工业，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3]面对这样的现状，党和政府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目标，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料，在当时“一穷二白”且在国际关系中备受制约的中国，我们只能依靠自身农业的发展以实现物资积累。因此，总体来看，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放缓农业发展速度以推进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其后，面对我国工业农业发展失衡的状况，党和政府也作出了调整，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21世纪初期，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党和政府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农业农村建设的财政支出，利用好工业发展成果，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农民。伴随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我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更加平稳和谐，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协调推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支撑，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历程中，我们通过调整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新活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党把工作中心逐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实现现代化发展，推动城市的建设，我国采取了“乡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获得了高速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差距逐步加大，党和政府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以城带乡”的策略，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方针，促进更多的资源向乡村流动；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各项政策不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城乡互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推进城乡之间的要素流通，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多的政策、资金、人力和技术支持。

5.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以保证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历程中善于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探索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三权分置”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过程中，广大农民群众发挥了自主性，中国共产党充分总结其改革经验并将有益方面进行了推广。在农业合作化、适度规模化等农业农村的改革中，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配合各项政策的落实。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政治领导力保障了各项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目标政策的制定和推进，根据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制定了农业发展目标，分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促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完善与创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在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农业合作化、城乡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群众组织力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凝聚力量，密切联系广大群众，激发农业农村建设者们的主人翁意识，推动农业现代化成果共享，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凝聚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各方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梦想，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国梦”的旗帜，以共同的价值追求凝聚起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力量。

四、未来展望：加快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近年来，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受到极端天气、自然灾害、资源匮乏、经济衰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农产品贸易摩擦加剧。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相较一些世界发达国家，我国人均农业资源贫乏、农业发展创新能力不足、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基于以上情况，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要继续围绕着“六个核心”和坚持“五个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农业基础性、稳定性作用，全面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1.依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切实发挥农业基础性、稳定性作用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发展局势，我国只有保障了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才能保障14亿多人口的衣食之源和生存之本，才能发挥农业的基础性和稳定性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最根本的支撑。首先，我们要不断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能，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一方面保护耕地，坚守耕地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进度，让更多“望天田”变成“吨粮田”;另一方面，提高良种覆盖率，加强自主创新，开展种源技术攻关，减少对国外育种技术的依赖。其次，我们要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树立大食物观。我们要利用好森林、草原和江河湖海的食物资源，拓展食物来源。大力发展生物科技和生物产业，研发新型食物。再次，健全种粮农民收入保障机制，让农民种粮有钱挣，才能促使更多的农民投入到粮食生产之中，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构建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政策体系，提高种粮农民的抗风险能力，不让种粮农民吃亏。最后，我们还要从“减损”的角度出发，树立节约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倡导节约粮食、健康饮食。减少粮食在采收、储运、加工、销售、消费各个环节中的损耗，进一步开展“光盘行动”,久久为功。

2.依托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大幅提高农业机械化、科技化、绿色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指明了引擎所在。[24]“新质生产力的‘新’展现为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质’体现为高质量、多质性、双质效，‘力’表现为数字、协作、绿色、蓝色和开放五大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理，就是以科技创新为轴心，将要素系统革新的牵引力通过技术系统这一媒介传导至产业系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生产力三大系统的全面重塑。”[25]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意味着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科技资源的进一步整合，我国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这有利于改善我国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加强我国农业创新平台的建设及提高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推动我国农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机械化和科技化。同时，数字技术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将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农业发展中，在农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高质量改造和重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此外，绿色技术的进步也将缓解我国农业资源缺乏、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环境污染严重和农业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我国农业的绿色化水平。

3.依托全面深化改革，有效提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

通过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破除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撑，提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首先，改革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统筹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块地的改革，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搞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其次，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发挥其引领作用，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延长产业链。同时，要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通过税收、金融政策，扶持引导各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打造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还要进一步促进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推进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最后，不断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农产品批发市场集散功能，发展和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农业农村市场监测预警体系、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及农业农村信息化体系的建设。

4.依托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整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城乡融合发展也是我国现阶段整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将为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动能。通过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建立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通过大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及组织振兴，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强化农业农村发展的人才支撑，促进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增强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巩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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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