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1906年9月1日，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仿佛从天而降，民间社会一片欢呼声，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新兴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学界、商界、报界，在精英阶层当中这道上谕曾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华夏的天空曙光隐现，百年前的那些日子，他们激动过、亢奋过、彻夜难眠过。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颟顸的慈禧太后，是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才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入了“预备立宪”的阶段。在充满危机和屈辱的转型期中，当时的社会也涌动着一种求新、求变的浪潮，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大江南北，多年来奔走、游说、推动立宪，这股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被迫寻求应变之道的清廷不能不作出回应，此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背后就有他们闪现的身影，自上而下的“预备立宪”与他们为主角的“立宪运动”是平行的，后者正是前者重要的原动力。专制王权的老树上从此能抽出别样的新芽吗？中国能由此顺利完成转型吗？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而言，“立宪”不过是“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宪政牌”，并不是自愿的、主动的、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仿行宪政”，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垂拱而治的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承认地方自治，即社会的自主性，等等，这一切都是难以估量的巨大进步。
“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呐喊中，完全出乎立宪派的意料之外，他们曾那么真诚地支持君主立宪，极力推动立宪进程，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或者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本土的社会影响无疑在革命派之上。他们满怀信心，要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新宪政的新枝，他们并不想把这棵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激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实际上他们已成为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有可能顺利将旧体制带入新社会，清廷与他们之间一度有过良性互动，从派五大臣出国到颁布“仿行宪政”上谕，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借“预备立宪”的东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许多多立宪团体，有些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对民间社会的一切善良意愿拒绝作出善意的回应，把这些温和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等待着清廷的只能是呜呼的命运，老树上最终没能抽出新芽。
有人问，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什么启示？我说至少有三点，一、当权者要有世界眼光，积极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不能故步自封。二、与民间社会要有良性互动，不能一概置之不理。三、主动变比被动变好，早变比晚变好，这样做成本低、收效快。四、即便不搞“预备立宪”，清廷也免不了垮台，甚至跨得更快。当然，可能会有人说，“预备立宪”最大的启示乃是，我们连“预备立宪”之类也不搞，呜呼，夫复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