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辛亥革命意义
辛亥革命到今年是一百年，百年后的今年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却是最低的一年。这是受到两种思潮的诘难: 一是革命不如立宪说，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如果君主立宪成功，可能会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提前进入现代化，言下颇有埋怨革命之意；再有是种族主义的耸动，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中华民国，放弃“驱除靼虏，恢复中华”提倡“五族共和”，是出卖了汉族的利益，甚至指责孙中山先生是“汉奸”。受这两股思潮的影响，对辛亥革命之评价可想而知。
因此纪念辛亥百年，有必要重申这一革命的伟大意义，它最大的功勋是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当今的人们经常感叹: “这世界变化大”，其实在百年前辛亥革命前后，变化之大可以说惊天动地，封建王朝的崩溃，民主国家的创立，是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这一剧变不仅是政权、制度的大变局，而且是席卷全社会的浪潮，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经历了猛烈的震荡，步入万象更新的新时期。
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中华民国，虽然这在今天是敏感的话题，但又必须面对，因为这是事实，事实就是真相，只能尊重，不能抹杀。中华民国的建立有三件大事，光照历史。一是制定宪法，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举，从制度上吸收人类文明的精萃，启动了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二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取得的成就，已为经济学界所公认；三是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合作，得到共产党的有效配合，这不是一党一派的功劳，而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不可否认的是全民族统一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下，在主战埸上奋战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军。抗战胜利后租界全部撤消，中国国土才有了完整的主权，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可以说中国人摆脱百年屈辱，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是从抗战胜利开始! 当然，辛亥革命也是一个未完成的革命，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加速腐败，失去民心，在国共战争中一败涂地，有其自身的原因，这并非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应有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中华民国曾有的荣耀不应该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而抹杀。历史就是历史，凡是中华民族走过的足迹，都是实实在的存在，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超出党派的局限，进行历史的再认识。
对立宪和分权、集权的考量
关于清末能不能实现君主立宪的问题，似乎不在今人的论定，事实已击碎了好心人的立宪梦。尽管人们都以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为榜样来说明君主立宪的可行性。问题是为什么在日本和英国可行的，在中国却行不通? 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要认清这问题需要历史的追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政治体制上说，只存在两种形态，那就是先秦的诸侯分权制和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商、周时代施行“封土建国”，权力按照血缘的亲疏，层层分封，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形成塔形结构，各路诸侯虽然臣服天子，但有独立的经济和卫队，实为小邦国，天子虽然端坐在金字塔的顶端，由于权力的下移和分散，实际权力要受到邦国的牵制，不可能一权独揽，这类似西方和日本的的“封土封臣”，这样的体制才是马克思主义本义上的封建制。而中国从秦王朝开始，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分权式的封建制已经结束，对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还称之为封建，有违汉语“封建”的原义，致使史学研究的关键语不准确，早在30年前史学界就有人提出正本清源，建立新的概念，有主张“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有主张用“中央皇权专制”等等新范式，以代替“封建社会”的旧说，有关专著已有多种问世，这已成为近期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就无须赘言了。
总之，在中国和西方同用“封建”一词，在不同的国情和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对“封建”概念存在误读，是毋庸置疑的，业内人士对此“封建”并非彼“封建”，早已心知肚明，但要在大众话语中改变沿用已久的习惯用语，却不能一蹴而就，研究工作是严肃的科学探讨，不能不明晰概念，正视分权制和集权制两种不同的含义和统治性格。
与先秦的分权制相类似的，是英国和日本的君主制。君主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力，不能大权独揽，一意孤行，有时形同虚设。以这样有限的权力走向立宪并不困难，也不致损害君主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君主立宪反而使英国和日本的皇室得以长存久安，这是两厢情愿的选择。英国和日本的君主有这样的归宿，是分权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与分权制中有限君权不同的是，集权制中的君主权力是无限的。在中国君权的有限还是无限与国祚的长短紧密相关。在先秦封建制中，商朝存在了644年， 周朝有645 年，若以最后一个周天子赧王被杀计算，周代存在有800 年之久。而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诸王朝，超过300 年的只有汉朝和宋朝，可是汉有西汉和东汉，宋有北宋和南宋，从西汉到东汉，战乱使人口损失近三分之二，这比异姓的改朝换代更惨烈。真正由一姓王朝一统终始的是秦、隋、唐、元、明、清，唐朝是289 年，明朝是276 年，清朝是267年，元朝97年，隋朝37年，秦朝只有16年，最长的不足300 年。以分权制和集权制的国运相比，商、周的国祚是唐、明、清的2倍至3倍。从这里明显地看出，分权制命长，集权制命短，这是凿凿有据的事实。 对此人们不禁要追问，中央集权制的王朝，不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和财力办大事吗? 不是兴修了令世界震惊的长城、运河大工程吗? 能办大事，作大为的，什么不能保障自己的国祚，挽救国破家亡的命运?
这是一个悖论! 要解开这一谜底并不难，问题出在集权的性格，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以后，朝纲独断，天下事无论大小一切听命于君主，汉代董仲舒又以“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论证，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三纲是天意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把忠君与尊天、敬祖融为一体。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既是人间的至尊，又有天子之贵，族长之荣，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从而成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宰和绝对权威。
这样的权力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扩张性。从秦代建立集权制后，代代强化，权力的集中与强制管理，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到明朝连宰相都被取消，臣子在汉唐可以坐着与君主谈论天下大事，到明清只能站着说话，到清代还要自称奴才，向皇帝叩头要碰出响声以表忠诚，皇权一代比一代强悍，臣子一代比一代卑下；
二是独占性。开国皇帝都梦想万世一系，权力绝不容许他人分享，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明太祖的大杀功臣，不论是软的硬的，处心集虑，都是为了权力不外移。历代儒家都梦想三代之制，无非是推崇尧舜的禅让，可没有一个帝王能听从，继位者不论是昏君还是暴君，是白痴还是幼儿，都被顶礼膜拜，即使断子绝孙的正德皇帝，也要找个旁系的朱家子孙来继承，权力为独家所有，绝不允许他姓染指；
三是自蔽性。历代统治阶级莫不利用法制的、哲理的、神学的一切手段树立对君主的绝对迷信和盲从。作臣子的对帝王只能歌功颂德，俯首听命，任何一个不字，都可能受到重罚，甚或亡身、破家、灭族。恐怖手段影随极权统治相生相随，直弄得满朝文武噤若寒蝉，致使腴言盈耳，忠言绝迹，自欺欺人，直至自毁长城，一朝倾覆。
从秦皇、汉武到康熙、乾隆，再圣明的皇帝也逃不脱这样的法则。满人进关前是八王议政，一进关就效法汉人的中央集权，朝纲独揽，种种事例都说明，权力能激发人性中最贪婪、自私的欲望。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对权力的追逐，犹如吸食鸦片成瘾，再也不能自行了断。俗话说“当了皇帝要成仙”，生动地道出独裁者的性格，这就是集权制的本性。
在这种制度下，你能梦想皇帝会主动让权，与臣子分享，实现君主立宪吗?
集权制下的社会矛盾
中央集权制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分权制下的社会矛盾并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往往都要经过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战争规模之大，声势之烈，杀人之多，世界少有。
农民起义的矛头指向谁? 这并不复杂，但长期以来都耽于农民反对地主一说，从而忽略了农民战争的真正指向。试看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 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吴广说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民谚有“始皇帝死而地分”，锋芒直指秦王朝的统治者。东汉黄巾军打的旗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扬言取代汉王朝，矛头所向并非一般地主。明末李自成起义，最鼓动人心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不向国家交税，不是不交租。从这些口号纲领来看，仅从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王朝与农民的矛盾在本质上说，也可归入地主和农民阶级矛盾的范畴，但又有不同。晚明社会一度出现赋役高于地租的现象，农民宁可向私家交租，不愿向王朝缴纳赋役，被投靠者利用特权，用活洒、死寄、畸零带管、寄庄等等办法，隐占人口，瞒田偷税。农民没有特权，不能逃税，只有投靠地主，宁愿交租不纳税，这一现象揭示以朝廷为代表的官府利益与农民的矛盾已超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态，所以农民大起义都是官逼民反，那种反对地主，抗租的，都属小打小闹，不会形成大事变。在西方，市民、农奴往往联合国王反对庄园主，在中国反对皇朝的农民起义却有地主参加，真正酿成全国大乱的都是王朝与民众的矛盾，这岂能用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一言以蔽之?
为什么大起义都指向中央王朝? 这是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是全能性的体制，王朝政府管天管地，管人管事，一直管到人们的穿衣吃饭，穿靴戴帽。历代王朝都有《会典》、《律例》、《车服制》、《舆服制》等等律令规章，限定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头上戴什么帽子，脚上穿什么鞋子，坐什么轿子，乘什么船，衣服颜色，住房高低，门钉数目，无所不往，都在管辖之中，违反者往以“僭礼逾制”论罪，皇权的威力渗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二十四史中都历历可寻。朝廷权力无限扩张的结果，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向朝廷集中，王朝往往成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这种制度下官与民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矛盾，矛盾多，冲突大，这是集权王朝比分权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
由集权而至极权，是权力扩张的必然结果，到明代连孟子都被朱元璋诅咒，宰相被取消，上朝的官员都要向家人诀别，唯恐天子一怒，身首异处，君权被推向极致，令人胆颤心惊。为什么从秦汉到明清，集权制一路强化? 国运有盛衰，权力决不放? 要指望这样的统治者主动让权，实行君主立宪，岂不是与虎谋皮! 晚明朝政溃败，皇帝不上朝，官员不理政，这是失控，并非统治者放权，失控下的散漫与放权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朱元璋一手建立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但是皇权至上，不受任何监督的结果，又导致自毁长城。高度集权与高度涣散在同一王朝的首末出现，这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最高层，这预示王朝已失去自我调节的功能，只能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清王朝到最后已经岌岌可危，在命悬一线之时，慈禧无奈允诺立宪，但仍坚持满人组阁，抓权不放，以致功败垂成，再次表现出集权者至死不悟的性格，而不是偶然的失措。
制约权力不可逆转
对于皇权过分集中的弊端，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已有所思考，明末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三种办法:
1、“分治之于群工”。“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 ”设立政事堂，让官员作为君主的“分身”参与最高决策，最大限度地避免朝纲独揽，这是用加强官僚机构职能的办法，分散君权的集中。
2、复方镇。从秦代实行郡县制以来，就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明代是高度集权的王朝，一切利权收归朝廷，地方事无大小，一切都要听命于朝廷，明朝的灭亡促使人们思考，过度集权未必能使国运昌盛。黄宗羲提出复方镇，使 “ 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的想法，将中央的财权和军权分派于地方，用扩大地方权力的措施，减少中央集权之弊。
3、“公其非是於学校”。提高士大夫的议政意识，实行舆论监督。 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以民间力量、制衡政府机构。这比儒家以道德褒贬、天意奖惩来约束权力是一大进步，也是先人们力图改进集权的弊端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与此相应的是，唐甄提出“势尊自蔽”、“抑尊”的命题，尖锐地指出，位置愈高，权力愈大，愈容易受到蔽目塞听，因此，权力至上是祸国之源。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乏有限制君权的言论，在儒家思想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相当丰富，民贵君轻的民本说，以天道限制君主的天人感应论，以道德规范君主的礼义观，以谏言、实录为方式的谏议制、史官制等等，但最终都要求在皇帝的自律中得到落实。然而，皇帝口含天宪，命为制、令为诏的专制制度和层层隶属的社会结构，滋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专制君主，什么天道制约、礼义说教、秉笔直书，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统统成为一纸空文。黄宗羲、唐甄与此不同的是，力图从权力结构的本身，分解出制约君主的力量，以对君主的他律而不是自律，实现抑制权力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孟德斯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
当世界走向近代化的十六、十七世纪，已有西方的科技和宗教输入中国，但从未发现有政治思想的引进。这就是说，这样接近西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言论，是在没有任何西方政治思想影响下，从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思潮，这比卢梭、孟德斯鸠的理论要早一个世纪。其时的中国，并无资本主义，更无工业革命，在思想上却超越经济发展的局限，先期提出限制君权的主张，这表明限制君权是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不论东方和西方，不论国情和时代，凡有君权泛滥之处，就有抑制君权之主张。激烈的社会矛盾，促发中国政治思想的早熟，正如梁启超在上个世纪20年代所说，在“卢骚(今译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们，身处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中，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悟出这一真理，真是抠心沥血! 黄宗羲曾经是一名愤青，搞过暗杀，亡命海上从事反清复明，最终又隐退书斋，写下这一不朽之作，在思想上从反对异族统治升华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他们上下求索，不约而同地采用的书名是《藏书》( 李贽著)、《潜书》(唐甄著)、《明夷待访录》《留书》(黄宗羲著)，以“藏”、“潜”、“留”、“待访”表明他们的期待，今世不能为的，留给后代再作为。阅其书，观其行，拳拳之心令人感慨!
历史不负有心人啊! 到19世纪末，梁启超发现《明夷待访录》这一湮没300 年之作，如获至宝。晚年的他对维新和立宪活动作了总结说:“ 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又说:“ 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梁启超语，均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五、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与此相应的是，孙中山在革命初期也广为散发这一书籍。在风云变幻中，不论是立宪派和革命派，不论他们有多少分岐和争论，都以《明夷待访录》为原动力，在制约权力、反对专制主义上达到一致，此非天意，实乃世局所归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