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国人皆以李鸿章“汉奸卖国”为战败首因，十年后，这种情绪化的肤浅认识不攻自破。因为小日本又战胜了大俄国。人们得出另一个结论：“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评论家眼中，世上各国可一分为二，或立宪，或专制（“专制”一语此时刚从日本传入中国），二者高下立判，一目了然，中国要振衰起弱、走向富强，舍立宪而无二途。

一时间，立宪行情看涨，“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爱国心切者更把立宪当成救死扶伤的“速效救国丸”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日俄战争成了中国立宪的催化剂。袁世凯、张之洞、梁启超、张謇、杨度、载泽、端方、溥沦、……，这些海内外、体制内外、汉满两族的重量级政治精英，此刻全都同心合力、和衷共济，加入了立宪救国大合唱。戊戌变法的“叛徒”袁世凯宣称，“救亡非立宪不可”，他甚至公然威胁朝廷：“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变。”

众议汹涌，群情鼎沸，最高统治者慈禧老佛爷也坐不住了。慈禧擅权弄权，却不是什么顽固派。借“七旬万寿”之名，懿旨特赦除康、梁、孙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职者“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她读了《日本宪法》怦然心动，当着亲贵枢臣的面率先表态：“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她所信任的“奴才”和大臣们告诉她，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利于君，利于民，独不利于官”，而且，“欲防革命，惟有立宪”。经多次御前密议，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老太后最终确信，“立宪是个好东西”。

在这场立宪大合唱中，唯一的杂音来自革命党人。他们以人肉炸弹阻止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此举无益于革命运动，相反，使革命派在政治上更加边缘化，在社会上更加孤立。学界商界和国内外舆论纷纷谴责暗杀行动，慰问受伤大臣。立宪VS革命，立宪派首局得胜。革命的威胁，反而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1906年9月，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欲“仿行宪政”，“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从此，大清国工作重心转移，“立宪法，开国会”成了它最后五年的最大愿景。身在异国的梁启超“大喜欲狂”，国内绅商学子“奔走相庆，破啼为笑”，支持立宪的民间团体、报刊杂志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初看起来，势单力薄、岌岌可危的革命派毫无取胜的希望。

然而，没有希望的却是清王朝，它永远也等不到立宪那一天。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定九年预备期限，并严令各级官员“随时催办，勿任玩延”。可是，不到两个月，立宪运动的“总设计师”慈禧太后、民间立宪派心目中的“圣主明君”光绪皇帝双双驾崩。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场立即陷入空前激烈的权力斗争，表面团结的亲贵立宪派、官僚立宪派、绅商立宪派、流亡立宪派顿时四分五裂。他们原本唱同一首歌且在同一条船上，但现在，一些人被揽权心切的新舵手赶下了船，另一些人则灰心失望，主动弃船，悄悄搭上了革命的救生艇。在国事世势的汹涌波涛中，只剩下有权无威的少壮派皇族太子党还孤独地留守在那艘破船上。

徐锡麟临死时说，“假立宪带来了真革命”，一语成谶。“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一说，乃后世“革命史观”对清末立宪运动之定论。然而，人们实在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认定清廷是“假立宪”。有人说，为“保皇”而立宪必是假，这无异于说凡君主立宪国都是假立宪国，显属谬论。莫非自求速死才叫“真立宪”？《钦定宪法大纲》几乎全文照抄日本宪法，当年的革命派一面倾心赞美日皇变法，一面严辞谴责清廷“作假”，似亦不能自圆其说。还有人说，立宪何须预备，国会理应速开，推辞与拖延等于愚弄和欺骗。殊不知，当年国民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一，“中产”者不到千分之一，知晓宪政为何物者更不及万分之一，“民智未开，规制未备”并非遁词，“事体重要，头绪纷繁”亦非狡辩。真宪法、真国会、真选举、真自治当然是必须预备的，存心作假者，倒不妨一步到位。亡清之后数十年，国会屡开屡散，宪法屡立屡废，最后国民党的党国独裁体制断送了一波十折的宪政试验。后代政治家集百年之功尚无法圆满完成的任务，却要求疲弱已极的清政府朝发夕至、一蹴而就，未免双重标准，过于苛刻。

是非不在成败，善恶不因功过。清末立宪虽无正果，却启沃宪政，推陈出新，其为正路而非邪路，是进步而非倒退。这一点，后人却不该埋没。

2009-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