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深度调整和疫情政治等的持续冲击，美国社会的对立和分裂加速了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在这个过程中，劳工阶层状况持续恶化，但左翼力量非但没有壮大，反而失去了底层民众这一力量源泉。同时，美国左翼组织意识形态愈加多元，左翼政治运动的生存和活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其对政治大局变动的影响力日益萎缩。这就使得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进一步弱化，难以快速与劳工阶级实现重新联结；左翼阵营的思想基础模糊化和多元化，未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以应对未来局势；左翼力量长期未能实现“大的联合”，其作用正在被边缘化和工具化等，但如此诸多困境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
关 键 词：左翼政治运动 美国政治 政治激进 左翼组织 左翼政党
近些年来，危机叠加背景下的西方民主政治正在集体右转，美国局势在日益尖锐的社会对立和政治极化中也迅速走向激进。而相对于已经融入执政力量的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美国的左翼政治力量却显现出继续萎缩和被边缘化的迹象。虽然左翼民粹主义也试图左冲右突，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救赎”的努力，但总体上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困境将会进一步加剧。那么，在美国政治激进走势的大环境中，美国左翼政治运动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其困境及原因在哪里、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到底如何，值得深思。
一、走向激进的美国政治
当代美国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政治极化，不仅表现为美国政党政治、国会选举的极化，也表现为群体极化、文化极化以及财富极化，等等。与此同时，随着民粹主义的泛起，美国政治的激进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通过政治重组或建构新的联盟，不断试图问鼎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在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又走向了白人民族主义——曾是欧洲法西斯主义——并主导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激进趋势，①这实际上演变成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分裂和对立。而在疫情危机的持续冲击下，这种分裂和对立走向了纵深。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1％和99％的对立是美国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分化的典型特征。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N.Wolff)表示：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稳步拉大，已经逼近经济学意义上的崩溃临界点，到2019年，美国最上层1％的人口掌握着全国44.5％的财富，前20％的人口掌握着全国95.4％的财富，与此同时，中产阶级财富不断萎缩，底层平民人数迅速扩大。②而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失业率又居高不下，曾一度高达14.7％，③与之相比的，则是科技巨头财富的暴增，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出现了超过50％的增长，达到了惊人的4.48万亿美元。④更严重的是，占据了社会财富顶端的精英阶层在政治上也是最大获益者，即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高度重合，⑤而且随着美国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富人财富的大部分不再是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死者之富”变“生者之财”，因此“2008年的危机是在21世纪爆发的首场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危机，但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场”。⑥更确切地说，子孙继承的财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社会的、政治的、人脉的，等等，这大概也是美国出现政治家族或者门阀政治的重要原因。著名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把美国的社会结构分为九类，其中，最顶层是看不见的，是“隐蔽的阶级”，而最底层同样也是看不见的，他们可以很轻易地消失，就像世界上从来不曾存在过。⑦这为美国政治走向激进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基础。
第二，种族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日益复杂化。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从归属性、文化性、疆域性、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六方面阐述美国的身份认同，并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是一个民族、有着共同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信念”在解构主义运动的助推下遇到了重大挑战，美国更倾向于被认为“是各不相同的民族镶嵌在一起的马赛克，或一盘沙拉”。⑧可见，美国的种族主义和身份政治问题由来已久，发展到今天，伴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与民粹主义的紧密结合，因着“西方身份政治偏离公民政治、遮蔽阶级政治，无法有效反抗资本运行带来的不平等”⑨更是加剧了“1％vs99％”之间横向对立基础之上的纵向撕裂。这样，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社区的加持下，个体的流动更加自由，但却促使美国社会变成了类似一个个流动的块状“部落”：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和不可靠性的液态世界之中，个体的身份/认同再无扎根之处；身处该结构处境之下的当代人的行动范型也从‘为未来储蓄’的朝圣者变成了以‘当下主义’为原则的游牧民”。⑩于是，逆反的种族主义和交错的身份政治塑造了新的无规则或者说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下行的趋势下，为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民粹主义力量支持。
第三，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割裂和对抗。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莫瑞斯·费奥里纳(Morris Fiorina)曾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政见对立只是表面现象，绝大部分美国民众依然对普世价值持有共鸣。但是四年后的金融危机却完全打破了这一幻象。危机爆发后美国社会所展现出来的深层的社会矛盾，如红州和蓝州的对立、市区和郊区的对立、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对立等等，都把美国社会推向了割裂和对抗的深渊。他们接收的信息来源不一样，看的新闻也不一样，比如右派只看福克斯新闻，左派只看MSNBC(11)等，公共媒体也走向撕裂。而且，为了抗拒和平衡特朗普及右翼民粹主义，美国主流媒体也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边倒地批判共和党政策。与此同时，激进的左派占据道德制高点，长期用其政治正确的伦理观念压缩底层白人(尤其是男性白人)的社会上升空间和渠道，使他们对社会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发展产生极大的抵触和反弹并时常走向极端。这样一来，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被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新闻分析所取代；事实真相被“选择性事实”(alternative facts)所取代。这为美国政治走向激进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第四，军人干政及社会群体暴力开始普遍化。这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后美国军方试图参与和影响选举的各种公开行为可以看出来：2020年9月22日，有40多名美军退役和现役高级将领发表联名信向时任总统特朗普发难；9月24日，有500多名将军、海军上将和前国家安全官员联名抨击反对特朗普总统；2021年10位前国防部长，又联名反对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5月12日，124位退役美军将领(特朗普的支持者)签署公开信，质疑总统拜登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顺带又质疑了2020年大选的选举结果……(12)杜克大学学者彼得·费弗(Peter Feaver)因此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评价认为，退休将领们破坏了他们的专业操守，侵蚀了美国健康的军政关系。(13)而从2021年1月6日起，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又在华盛顿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反对拜登当选引发美国国会暴乱事件。与此同时，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字显示，从2000年以来，大规模人群射杀事件持续增长(见图1)，死于枪杀的人口数量到2021年高达20726人。(14)有学者曾信心满满地认为：“从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可以看出，美国对最高政治权力的争夺早已远离了暴力。”(15)但就目前来看，该结论还为时尚早，或者说，选举、竞争、宪法政治绝不是现代政治的全部，这些表层政治现象难以掩盖事实本身。实际上，政治权力的争夺永远离不开暴力，政治的暴力图像和和平图像将会长期并存。
图1 美国大规模人群射杀统计变化(单位：件)(16)
注：图1为作者自制。
二、激进政治走向中的美国左翼政治运动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了美国的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那么实际上在2008年前后，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就悄然开始了全方位转型。一方面，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金融稳定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应对措施的效用都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随着疫情危机、俄乌冲突危机的叠加，美国的通胀数据正一路飙升(见图2)，达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但很显然，在这场转型中，美国的左翼政治运动因为内部分裂等原因未能占据主动，或者说，未能真正在美国社会和大众中发挥引领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已沉寂数十载的西方左翼政治未能借民粹主义浪潮而复兴，民粹主义日益与右翼的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主义合流，出现了左翼政治持续衰微与民粹主义全面右翼化的‘失衡的极化’现象。”(17)
图2 美国月通胀率(CPI)(2021年1月-2022年6月)
注：图2为作者依据美国劳工部数据制作。(18)
政治上的激进主义预示着系统性危机的出现和为解决危机所采用的渐进性变革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而引发根本性变革需求。从总体上看，虽然美国的左翼属于西方发达国家中相对规模较小的类型，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的规模。在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中，相对于右翼尤其是以特朗普为首的右翼民粹主义，美国的左翼政治运动受到的冲击更大。
第一，左翼政治组织不断分裂，意识形态多元化。历史上，美国较有影响的左翼组织是美国社会主义党、美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美国革命共产党、世界产业工人党以及加利福尼亚和平自由党等，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这些政党不断分裂(见表1)，比如美国社会主义党在20世纪70年代分裂为左、中、右三个党派，即“美国社会主义党”(保持原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和“美国社民党”，左派和中派支持民主党。197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又与“社会民主联盟”联合，更名为“新美国社会党”。而因为受到十月革命影响而成立的“美国共产党”也在苏东剧变前后不断分裂，党员流失严重，党内思想也不统一；其他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也都程度不同地经历过数次分裂。直至今日，不断分裂后的左翼政党内部分歧依然严重，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性，有一部分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大多数则诉诸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或文化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这些分裂不仅带来了组织力量的被削弱，组织的稳固性、向心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受损，更严重的是对组织内部的思想和行动也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左翼政治运动阶级性减弱，目标较为多元。趋向阶级性弱化甚而民粹主义是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重要转向。从现有的实际情况看，相对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表现出鲜明的政党“新秀”(政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和民粹(特别是底层民众)联合所推动的“精英—民粹”模式的出现，美国的左翼政治运动也因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性别、生态等原因，使得运动诉求也获取了众多底层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支持。但是美国的左翼与劳工运动之间的距离自二战以后一直处于无法弥合的状态，而“随着美国迎来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期，美国工会的工作重心也逐渐从动员、组织工人发起抗争行动转向与政府和资方之间的游说与谈判活动，工会系统逐渐官僚化……。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劳工运动不仅与左翼政治力量彻底分道扬镳，甚至还积极充当了反共先锋的角色”。(20)时至今日，为了照顾到各个“部落”或个体的差异性，左翼政治运动的诉求不仅仅是改善自身经济条件，还包括了基于身份的文化等诉求等。以“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为例，抗议诉求包括了“反对99％对1％的贫富差距”“政府削减使穷人收益的社会福利计划”等等，还提出了反战要求、抗议气候变暖、要求社会公正等全球性抗议目标。美国各地的占领运动诉求更加多元化，还包括同性恋、妇女平等等议题。(21)这些诉求反映了美国社会内部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但同时也表明美国的左翼不再一门心思关注阶级斗争，不再将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直接的敌人，而是转而支持各类边缘群体的权益。
第三，左翼政治运动屡屡受挫并退却，效用较为有限。迄今为止，左翼政治运动中具有比较大影响力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竞选美国总统。前者通过示威游行的方式，抗议华尔街的贪婪并指责政府偏袒权贵富人，直指美国的政治分裂、两极分化等深刻的社会问题。但是“因为缺乏忠诚的成员、集体身份认同以及强有力的领袖领导，该运动始终难以凝聚共识，维持时间不长即很快衰落……面对警察的驱逐，祖科蒂公园的占领者如‘流浪者’一般四散而去”。(22)而作为“激进左翼”(23)的代表或者说作为美国“进步派”代表，桑德斯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站在99％的美国人一边，提出“创造一种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仅仅服务于1％的理念”，并实施“全民医保”、提高最低工资、免除公立高校学费、向富人征税等偏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这受到了长期被美国主流话语所忽视的年轻人和底层人群的青睐。但是桑德斯的变革“不是依靠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独立自主、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而是主张通过阶级合作和体制内的资产阶级主流政党——民主党，在现有的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两党政治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给予工人阶级某种改善……他所谓的‘政治革命’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因此，他仅仅是“不公正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倒逼出来的改良主义者……其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运动引入改良主义轨道，进而换取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和对劳动人民的可持续剥削，而非相反”。(24)但即便如此，桑德斯也连续两次主动止步于民主党内的选战。
第四，左翼政治组织依然在活动，影响趋于弱化。美国著名学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两个变量会对社会革命产生影响，一个变量是整体性的危机和旧制度的崩溃，另一个变量是下层阶级的反抗所引发的政治冲突，两者的结合导致社会革命的发生：“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25)和曾经在19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美国左翼政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美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相比，当前美国的左翼政治运动，虽然依然有左翼学者在发声，在(州或郡的)议会中依然有社会主义者活动的身影，但总体力量趋于弱化，而且他们的关注点、努力方向不同，结果也会因缺乏组织力等原因而大打折扣。因此，在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所伴随的社会革命中，美国的左翼领导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这场革命的领导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同左翼相对立的右翼阵营代表之一即特朗普主导了美国的这场社会革命，而这场社会革命，实际上改变了美国社会。但是，这场社会革命不是左翼政治运动带来的。可见，在危机叠加下的美国政治激进走向中，美国的左翼组织非但未能提出有效的应对危机的方案，抓住正被日益孤立化、弱化或边缘化的中产阶级以及底层大众的力量，利用好其中的矛盾并组织起来，反而随着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危机进一步趋向弱化。更甚者，右翼还从左翼“那里借用了身份的语言和框架：我这个群体正在被迫害，它的境遇和痛苦不为社会所见，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指的是媒体和政治精英)应该被彻底摧毁”。(26)这就使得左翼政治运动的根基进一步遭到重创。
三、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困境
美国日益严重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本来对于左翼政治运动来说是崛起的大好时机，但是就目前来看，随着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的深度调整，美国的左翼政治运动却陷入愈来愈严重的困境，难以在短时期内有实质性的改观。
第一，左翼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进一步弱化，难以快速与劳工阶级实现重新联结。经验表明，工人运动出现高潮的关键是左翼与劳工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对当前的底层民众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来说，他们长期在美国的身份政治、种族主义等政治正确的漩涡中不得纾解：“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挣扎之中，但我们将就着过，我们努力工作，憧憬着更好的生活。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少数群体，他们甘愿靠着失业救济金生活。每隔两周，我都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单，能够看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税。而我们那个药物成瘾的邻居买丁字牛排的频率可能比我领工资的频率还高。”(27)实际上，近些年来，美国的左翼阵营一直倾向于轻视劳工而重视中产阶级，但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一方面，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被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其他反应式的意识形态切割成块，老一代激进的工人运动组织者又已经退出历史舞台”，(28)而当前部分工会领袖“缺乏工人阶级意识，不能将自己视为与集体可互换的一部分”，从而脱离基层民众，导致工会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29)这招致了严肃的批评：“许多活动者开始把旧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看作特权阶层，觉得他们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等活得没他们好的群体的困境麻木不仁。”(30)这使得美国的左翼政治运动在失去了“旧工人阶级”的同时也难以重新掌握“新群体”。另一方面，在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中，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在大幅度缩水，中产阶级地位的丧失可谓是美国政治最激烈的极化现象之一。而随着危机的加深，中产阶级不断跌落底层，底层平民人数不断扩大，但生活却长期得不到改善。与此同时，特朗普却利用民主选举赋予的合法性巩固权力，通过号召力直接和“人民(the people)”建立连接。(31)由此，包括白人蓝领群体，甚至众多中南部的白人群体都成为特朗普的积极支持者，这催动了右翼精英和底层平民政治联盟的迅速形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右翼的崛起严重打击了左翼政治运动本该有的群众基础，美国的政治地图因此被重塑，短时间内很难有根本的改观。
实事求是而言，与基层工人阶级距离越来越远是被美国左翼阵营长期以来所“忽视”的问题，因为上一代工人阶级得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了收入增长和生活的改善。但是当工人所从事的行业“进入衰退时，男人因去工业化而失去工作，一系列社会病随之而来，包括犯罪率上升、可卡因泛滥，还有家庭生活恶化，导致贫困代代相传。过去十年间，这种社会恶化蔓延至白人工人阶级……白人男性预期寿命因此下降，这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事”。(32)不过，确实有左翼组织或政党看到了此点，比如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曾尝试重新实践“融工”策略：“作为美国新左翼力量的代表，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声称，将从变革自己在左翼运动中长期使用的决策方式开始，立足基层劳工……关注民众真实的生产生活状态，深入民众和社区……引导和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与劳动阶层并肩作战使“联合会成为一个革命性的组织”，即“回到工人阶级”。(33)只不过，“工党已经名存实亡了，恢复工党运动必定是伟大的，但是复兴之路必然导致与公司资本抗衡，社团主义也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对策。社会主义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良策，但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捷径”，只能是“漫长的革命”。(34)或者说，左翼政治运动要想重新“回到工人阶级”需要更多的内外条件。
第二，左翼阵营的思想基础模糊化和多元化，而且未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以应对未来局势。或者说，面对美国社会的新变化，左翼阵营的核心人物似乎提不出新的或先进的思想、理论或纲领以应对危机，这导致左翼力量的萎缩和衰弱，并对未来难以适应。一方面，左翼阵营内部分歧较为复杂且力量比较分散，特别是部分知名左翼学者对左翼政治运动表现出来的距离感，让只能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美国的“社会主义学说”(35)始终不能走出阁楼。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说：“现在的政治更像在看戏，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惊心动魄的大戏。……政治正被那些有着戏剧背景的幕僚们美学化，这种美学化以一种让人们持续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运作，他们不停地变换着政治景观，让这场大戏能够持续上演。特朗普很精明地看清了这点，因而能够让戏演得引人入胜。目前发生的像一场电视真人秀，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戏剧特征。……西方世界的人们依旧生活在这样一种疯狂的幻觉中，好像体制会永存。对这一点我的态度很悲观，依然没有能改变现状的集体意志。”(36)即便是激进左翼，相对于已经掌握执政力量的右翼，也仍然一直仅仅以社会思潮的形式存在。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因为中产阶级的萎缩而无法与底层联合从而产生相应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就无法产生相应的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影响力。虽然曾经表现亮眼的桑德斯深受极左势力、年轻选民和部分底层民众等群体的支持，但也已被民主党建制派放弃。
另一方面，左翼阵营的理论或思潮经常偏离马克思主义，对是否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游移不定。没有新理论或者说先进的理论，思想阵地就极易被其他思想所占领。对此，列宁的分析极其犀利：“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7)所以必须要认识到，“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38)但对美国来说，因为美国的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相对于欧洲工人阶级……享有更高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拥有更广泛的公民权，相对宽松的阶级流动性和大片的自由土地……(这)影响了美国工人阶级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成为阻碍工人阶级思想发展的有力武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小资产阶级的幻想”，(39)因此，即便“回到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思想的灌输，美国左翼阵营也难以有革命的行动。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左翼运动的这种无力感已经和美国本身的政治趋势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陷入贫困，社会诉求变得多元，社会“部落化”加快了美国左翼政治运动力量的分散，同时也没有具备前瞻眼光的核心领袖去生产理论和领导运动，他们似乎只满足于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其中的运动者的角色。
第三，左翼力量长期未能实现“大的联合”，其作用正在被边缘化和工具化。在美国政治走向激进的过程中，尤其是面对右翼民粹势力及其“精英—民粹”模式的继续稳固和持续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更加狭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完成不是无产阶级或这一阶级中的少数分子的“单打独斗”，“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0)这一事业的目标是全社会的完全解放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显然，美国的左翼政治运动中缺乏完成无产阶级事业的国内外条件尤其是国际条件，和欧洲的左翼相比，美国左翼政治运动力量薄弱，缺乏凝聚意识，即便是革命的左派也并不团结，更没有形成大的联合。因此，他们“面对的选择和挑战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政策旨在改良资本主义，然而这在今天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的妥协；另一方面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旨在通过长期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经济停滞和结构调整的时代，社会民主作为一种战略越来越无效，并一次又一次地向新自由主义投降。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挑战现有制度的尝试，从根本上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反对”。(41)很显然，正是因为这种投降主义和妥协主义，才使得左翼政治运动随时成为资产阶级政府“案板上的肉”，只要资产阶级政府愿意，随时都会被“剁碎”。
与此同时，和欧洲左翼学者的状况极其相似，美国的左翼特别是激进左翼，把马克思主义锁入阁楼、图书馆和研究室，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被阉割，最终只能是左翼的点缀或者各种改良主义的翻版。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为代表的左翼喉舌同样成了美国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吉祥物”。左翼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偏离了阶级分析，更多的关注于文化等议题，却又无法将对民众的支持转化为符合其革命目标的有组织的政治变革。所以可以很容易看到左翼学者对美国政治的诸多批评，但是这诸多的批评——只要不引领运动并引发对现有秩序的威胁——反而被美国的主流学界认为是美式民主的一种表现，认为其恰恰表现了西方民主的先进和繁荣。对资本家阶级来说，这才是其存在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方的左翼政党，包括一些左翼思想家及其政治活动家，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不断进步的美好的粉饰太平的东西。因此，福斯特建议：“可以重塑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必须是一种以新方式回归群众与动员民众的运动……它必须多多少少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也必须成为国际化战略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战略涉及国际劳工联盟。社会民主主义源自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必须回归被摒弃的真正社会主义阵营。”(42)只是，国际大联合条件的成熟还需要等待下一波高潮。
四、余论
当我们在分析左翼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临必须与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相比较的境况。即关注整个环境变化，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这一走向不仅表现为民粹主义的复兴，更多的是美国系统性危机对政治运动的反馈。关于美国的左翼政治运动，需要长时间耐心的考察和思考，同时还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美国政治激进走向中的政党制度和党派斗争(43)对左翼政治运动的影响问题。美国政党利益斗争的白热化将是未来美国政治激进走向的重要内容。那么，这种激进政治是推动美国继续保持现有体制并像以前一样最终安然度过危机，乃至诞生一个新的“政治体”或“经济体”，抑或是打破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终推动美国政治走向全新的意识形态？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一切未有定数。而在这个过程中，左翼政治运动将会面临怎样的走势，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二是，美国在危机叠加条件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军事的整体变动中，在资本主义的强大链条里能否诞生美国的“十月革命”？特朗普的四年执政实际上并没有打破决定美国政治性质的根本要素，反而底层大众被利用成为特朗普推进其政策的一个工具。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死亡超百万人口，累计确诊近一亿人口，加上俄乌战争和不断挑起的和中国的全方位竞争，这实际上全面扩大和加深了美国的系统性危机。那么，社会主义能否因此不通过改良或者精英阶层内部的分裂来改变现状，走暴力革命这一条路从而成功？或许，会有学者认为这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美国政治的激进走向中，左翼政党因为被边缘化和工具化，基本上失去了竞争的机会。特朗普的上台实际上导致了左翼政治力量的实质性损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攫取了美国左翼政党的力量源泉并由此使之陷入极大的困境。不过，虽然现实比较悲观，但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思考方向，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危险和机遇不是孤立存在的，绝大多数时候不存在各方面都准备好了的“战斗”。
三是，美国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否能够联合起来？从历史上看，尤其是19世纪后期，美国农民阶级的抗议和改革运动高涨，他们要么坚持反政党文化并试图建立独立政治，要么组建人民党参与总统竞选，(44)虽然一度出现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合流”，但是因为没有“建立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基础上”，“把农民和工人联合在一个政党组织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45)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农民再次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反抗和斗争，但都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敌对势力的过分强大最终失败。应该说，美国的农民阶级是有革命的、积极的一面，那么在美国政治走向激进和出现系统性危机的今天，美国的农民阶级能否克服自身缺陷实现和革命的工人阶级的联合？这同样是一个未知数。
注释：
①福斯特称之为“新法西斯主义”，他认为：“今天的新法西斯运动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历史联系……然而，法西斯运动有着跨越历史的广泛的共性。今天在美国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甚至渗入白宫)有一种美国特有的白人至上主义口吻，它可以追溯到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时代，混合了各种新的意识形态因素。”John Bellamy Foster & Farooque Chowdhury,The Rise of the Right,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10/01/the-rise-of-the-right/.访问时间：2023年5月22日。
②Edward N.Wolff,"Household Wealth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1962 to 2019:Median Wealth Rebounds…But Not Enough,"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http://www.nber.org/papers/w28383.访问时间：2023年5月22日。
③路透社则援引经济学家的调查认为，到2020年5月份，美国的失业率更是升至19.8％。Lucia Mutikani,"U.S.Unemployment Rate Seen Near 20％ as COVID Slams Jobs Market Again in May," 1330 & 101.5 WHBL,2020-06-04.
④数据截至2022年11月21日。Chuck Collins,"Updates:Billionaire Wealth,U.S.Job Losses and Pandemic Profiteers," Updates:Billionaire Wealth,U.S.Job Losses and Pandemic Profiteers-Inequality.org.
⑤这一点在美国历届总统选举、国会选举等活动中都看得出来，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统计，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总共花费近约72亿美元，而到2020年10月25日的总统大选中，这个数字已经逼近110亿美元。显然，无论如何，这些都跟穷人甚至中产阶级没有关系了。
⑥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01、487页。
⑦保罗·福塞尔著，梁丽真等译：《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25页。
⑧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1、105、108页。
⑨袁芳、高莹：《当前西方身份政治思潮重新泛起的多维透视》，《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⑩田林楠：《从朝圣者到游牧民：流动时代的新部落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1)即Microsoft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美国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
(12)近些年来尤其是疫情暴发以来，军人干政或发生政变的绝不止美国，还有马里、缅甸、尼日尔、几内亚、苏丹、布基纳法索、哈萨克斯坦、法国等。比如2021年4月21日，法国极右翼杂志《现实价值》(Valeurs Actuelles)发表了一封由20名退役将军、100名高级军官和1000多名士兵共同签署的联名信，警告“法国已燃起内战微火”，法国政府如果不采取更多措施应对伊斯兰教，法国将“解体”并实行军人政治(转引自：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4_29_589262.shtml)，这都是比较危险的信号。
(13)《美国124名退役将领发公开信质疑拜登：此刻保持沉默就是失职》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5_14_590750.shtml.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
(14)Chip Brownlee,"Gun violence in 2021,by the numbers:The Facts and Figures that Stuck with Us," https://www.thetrace.org/2021/12/gunviolence-data-stats-2021/，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该数字不包括持枪自杀者，并在2022年5月27日更新。
(15)包刚升著：《政治学通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1页。
(16)数据来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U.S.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Visualization:C.Chang/Science News.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
(17)林红：《“失衡的极化”：当代欧美民粹主义的左翼与右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
(18)数据链接：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3418/unadjusted-monthly-inflation-rate-in-the-us/.
(19)艾尔伯特·萨吉斯：《当代美国左翼：分类及左翼组织同社会运动的关系》，《学术界》2000年第6期；张跃然：《断裂与回归：美国左翼如何与劳工运动重建联结》，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18394，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
(20)张跃然：《断裂与回归：美国左翼如何与劳工运动重建联结》，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18394，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
(21)杨悦著：《美国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22)高建明、郭杰：《美国左翼的现状、问题与前景》，《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
(23)艾尔伯特·萨吉斯：《当代美国左翼：分类及左翼组织同社会运动的关系》，《学术界》2000年第6期。
(24)轩传树、谭扬芳：《从桑德斯的“社会主义”看“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红旗文稿》2017年第2期。
(25)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26)弗朗西斯·福山著，刘芳译：《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第120页。
(27)J.D万斯著，刘晓同译：《乡下人的悲歌》，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28)Jeremy Gong,"America's New Left-1:Voting and Class Struggle," New Left Review,May-June,2019.
(29)Michael D.Yates,"Who Will Lead the U.S.Working Class?" Monthly Review,Jan.2013.
(30)(31)(32)弗朗西斯·福山著，刘芳译：《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112、2、86～87页。
(33)张彦琛：《美国左翼运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
(34)比尔·布莱克沃特，韩红军译：《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对话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红旗文稿》2014年第10期。
(3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36)王曦：《著名左翼学者克利奇利谈特朗普：一位施密特式的人物》，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4146，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
(37)(3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70～71、76页。
(39)雷虹艳著：《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9页。实际上，这一点英国的保守党党魁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看到得更早，他在担任下议院领袖时就极力主张扩大选民范围和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在他看来，劳工阶层一旦能自己投票，就不会变成发起革命的“特洛伊木马”，而会走向反面，变成“最纯粹、最清高的保守派”。正是在他的主导下，保守党一改以往的精英主义形象，仿佛代表起了工人群众的意志。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41)John Bellamy Foster & Farooque Chowdhury,The Rise of the Right,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10/01/the-rise-of-the -right/，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
(42)比尔·布莱克沃特，韩红军译：《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对话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红旗文稿》2014年第10期。
(43)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7日，数十名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籍前官员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前进党”，以吸引数百万选民。他们表示，美国两党制“功能失调”，对此感到失望。希望该党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外的第三选择，并重振美国经济。刘强：《美国第三政党“前进党”宣布成立》，http://news.haiwainet.cn/n/2022/0728/c3541093-32463223.html.访问时间：2023年5月23日。
(44)王禹：《19世纪晚期美国农民对“乔治主义”的接受与扬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许镇梅：《19世纪末美国平民主义运动中的反正当文化——基于南方农民联盟兴衰史的分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45)张友伦著：《美国工人运动史：1607—191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6～2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