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欣赏的学者之中，萨孟武先生无疑是必须要提的一位。读他的著作，可以让我明白历史学固然是一种知识，但更是一种智慧。知识固然重要，而睿智更有价值。
萨孟武（1897--1984）是著名社会学家，或者说政治学家,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萨氏家族属福州八大家族之一，近代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萨本栋，都是他家族里面的显赫人物。萨孟武本人早年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系，后来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工作过，当过教授，办过刊物，也是当时著名的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起者之一。后来，他当了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以后去台湾，担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去世后，萨孟武曾一度有希望接任台大校长一职，然而，终竟是花落他家，失之交臂，让他颇为失落，郁闷不已。
萨孟武的著作很多，如《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儒家政论衍义》、《中国宪政新论》 《新国家论》、《三民主义政治学》等，另外还有《学生时代》、《中年时代》等自传体著述。萨孟武才华横溢，学贯中西，既熟谙中国历史，又留洋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自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由于种种原因，萨孟武的社会学、政治学著作在今天大陆并不流行，大陆读者接触和认识萨孟武，更多是通过他的三本学术性随笔著作，即：《〈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水浒传〉与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出版集团，2013年）和《〈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萨孟武自己曾开玩笑说：这三本书是姨太太的面孔，不是正夫人那种很正经的模样。但我读了这几本书以后特别受到启发，他把小说里虚构的情节，与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一些史料进行对比，加以引申和发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生态、政治生态以及政治文化等，进行了非常精到的解读，往往三言两语就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特征说清楚了。
萨孟武自己认为，“在古典小说之中”，“写得最好的共有三部，《红楼梦》第一，《西游记》第二，《水浒传》第三”，为此，在完成对《西游记》、《水浒传》的解读后，他又写出“《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一书，以研究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对那部素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称的《红楼梦》作全新、独特的解读，巧妙地引领读者透过对贾府家庭生活的观察，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家庭的基本内涵与鲜明特色，在此基础上深刻剖示传统社会的文化与伦理格局，理解与洞悉社会风气的流转，娓娓道来，举重若轻、触类旁通、提玄钩要，发隐烛微，见解精微，可谓是别开生面、言近旨远。足以启迪心智，让人豁然开朗！
如写“探春的改革”一节，就反映了他对古今中外社会改革的卓荦识见。很显然，萨孟武十分欣赏探春的能力，认为探春深谙管理之道，即“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她的庶出身份与边缘地位，决定了能深知荣府的积弊，看到收入不敷支出，实为荣府最大之危机，故其改革能抓住重点，选择好正确的方向。而具有关键性的内容，一是节用，二是兴利，可谓以一驭万，抓纲举目，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下子打开局面。更了不起的，探春心有灵犀，无师自通，使其改革的实践与古人的刑赏两柄的政治艺术无缝对接。即建立改革者的权威，确保自己的改革措施能够顺利推行，其处理赵姨娘兄弟赵国基的身后抚恤、应对贾环、贾兰的年度零花费用申请，无不做到公正严明，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些都说明探春其人深谙厉行改革之道。萨孟武先生的总结可谓十分到位：“凡有意改革之人，在改革以前，或先施惠以结人心，或先用刑使人警惕。施惠须从疏而贱者始，用刑须从亲而贵者始。若问惠与刑孰先，我欲依法家之说，刑先。”“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象不同，但性质相似。以小识大，“治众如治寡”，探春的改革，何尝不可以借镜为当权者管理国家的一种启示。萨孟武尽心评点探春改革的成败利钝、得失优劣，实有深意存也！
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一样的道理，正派乃是颟顸的代称。贾政这个人虽然比较古板，但心地不坏，做人做事都恪守底线，循规蹈矩，应该算是正派人物。机缘凑合，他在工部郎中任上，以考绩优异，外放为江西粮道。粮道管理钱谷，此职如同今日之财政厅厅长，无疑是个“肥缺”。谁知道贾政一门心思想做个清官、好官，“州县馈送，一概不受”。他自己这么清高，也就算了，问题是他的手下，那些门房签押受不了了。他们跟随贾政，是有自己小算盘的，即希冀趁机捞上一票，填饱私囊。可是现在贾政一搞廉政，自己不也跟着喝西北风。于是差役们集体怠工。贾政出门拜客，轿夫迟迟不来，轿子出了衙门，炮只响了一声，鼓吹“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而那些“执事却是搀前落后”，稀稀拉拉，无精打采，搞得贾政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他一心想做清官，结果让老滑吏李十儿给当头泼了冷水。弄得乱了方寸、手足无措。没奈何，只好遇上困难绕道走，到后来干脆撒手不管，走了另一个极端，放任属员为非作歹、肆意妄为，结果被参“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请旨革职。所幸皇恩浩荡，只是“着降三级、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未至于惹更大的麻烦。
萨孟武先生从小说这个情节中，看到中国古代官场的肮脏和恐怖，恶习盛行，宛若一口大染缸，导致整个官场价值颠倒、美丑不分，造成劣币驱逐良币，黄钟毁坏、瓦釜齐鸣。真是令人油然而生无穷的悲谅，为之气夺！而吏胥横行，胁制主官，迫使其不得不听其播弄，不过是其中一个缩影而已。同时，小说也告诉我们，以君子之道与小人相周旋，失败的往往是君子，贾政就是一个例子。君子要治住小人，必须用其人之道以治其身，将自己先变为小人，可一旦变为小人，再想回归为君子，又何尝容易！这难免让人们对官场文化的整治与肃清，产生莫名的惘然！毫无疑问，这也是萨孟武先生对我们的重要提示。
萨孟武先生这类卓识，在“《西游记》与中国政治”、“《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两书中同样有精辟的阐述与发挥，可供大家在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一书时作重要的参考。换言之，萨孟武先生这三本书最好能放在一起读，对比参勘，必然会有一种更深的体会。
比如他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说白了，就是三种政治形态的轮回。第一个阶段是兄弟政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同心协力把旧王朝推翻了以后，自己当皇帝。但兄弟中间只能有一个皇帝，其他兄弟就会不服，总是觊觎大位，争夺最高权力，发生斗争，西周初年的三监之乱、西汉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兄弟政治破产的标志。兄弟政治破产后，小皇帝上台，便不再依靠自己的兄弟，转而依靠母后及其娘家人，由此转为娘舅政治，也即外戚政治。外戚政治也容易产生问题，导致危机，如王莽及东汉后期外戚专权，往往与小皇帝产生权力冲突。小皇帝成人后，他总是千方百计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太后和娘舅的阻隔，他和百官之间不敢交心，只能依赖身边那些朝夕相处的亲随近侍，即宦官。这些宦官在皇帝的支持下干掉娘舅，自己当政，“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形成宦官政治，也即所谓的马弁政治。因为宦官生理上有残缺，所以心态比较阴暗，很容易倒行逆施、肆意妄为，造成社会难以维系，“纲纪大乱”，于是各方重新洗牌，又开始新的兄弟政治。
萨孟武分析相关问题总是非常的非常到位。他说中国社会里面，当官的通常是对上级负责，天天琢磨人、对付人，实际上是一门对付人的学问。中国的人才，往往是对付人、琢磨人之才，而不是做事之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人”才过剩，而“事”才太缺，因此，中国政治就不可能不腐败黑暗。萨孟武对有些问题很悲观，比如他认为社会发展可能会变得更差。虽然在古代专制统治下，人们做官追求发财，但远不及今人厉害。他举出的理由是，专制政治下，国家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君主要谋自己的地位安固，就不能不讨老百姓的喜欢。如果官吏过于贪污，一定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势必会危及皇室的安危，于是，皇帝就会出面肃贪，以谢天下。而到了今天（指上世纪四十年代），名义上国家是人民的，但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公，往往变成了谁都不是国家的主人公了，谁对国家的安危都不负责。以前贪污，因为有君主干预，还不至于太严重，而现在大家都是相识的朋友，想到以后万一自己也有这一天的时候，何必现在去跟人家过不去呢？
贪污为什么会在经济上越来越严重呢？萨孟武说，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贪污的东西都是一些实物，如牛马猪羊之类，这些东西容易腐烂，多拿了也没什么用处，因此苛捐杂税还有一定限度。货币产生并流行以后，形势发生变化，因为货币可以保存，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官员的贪污程度大大提高。但是，货币经济下，贪污也有底线，金满箱，银满箱，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不但运输不易，而且容易引起强盗的觊觎或穷人的眼红，连生命都有危险。所以，货币时代贪污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但现在不同了，信用经济时代，数千万的巨款，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变成一张汇票弄到外国去了，半道里也不怕强盗抢去。因此，现在人的贪污超过古人几千几万倍。
读到这些观点的时候，就会感觉在萨孟武那里，历史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而是一种智慧的体认。许多问题我以前不太注意，经他加以揭示、点评以后，就看得很清楚了。如《西游记》里的显圣真君，他可是天界中罕见的英雄，是为数不多的能战胜和降服那爱捣乱的孙悟空的天神，可他在天界中地位并不高，他不在中央朝廷做官，而被发配在灌州，只好在地方享受下界的香火。为什么这么重要、有能力的人会下放这么远呢？就因为他是玉皇大帝的外甥。政治生活中，越是与自己亲近的、有本事的人，对自己的威胁就越大，是决不能放在自己身边的。同样的道理，当孙悟空第三次返上天宫的时候，玉皇大帝就不愿意再用他来对付孙悟空了。为什么？再用他的话，功劳会越来越大，势必对自己的权威形成挑战，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这与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的真实状况，是非常接近的。
平时不大注意的这些道理，经这么一点评，就豁然开朗、悠然会心。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历史学究竟该怎么做？像萨孟武就曾公开表态：他研究《红楼梦》、《水浒传》，就不大注重版本，他强调，他自己并不反对考证，但是反对把考证作为研究的终极宗旨。考证无非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真正高明的学者是用人家考证的结果为自己的论证做铺垫、做基础。我想这对我们现在的学风，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
现在学界很推崇那种看不懂的文章，誉之为“预流”。大家都看得懂的文章你可能说它不入流，读一个小时就睡着的是三流学问，半个小时能睡着的是二流学问，让你拿起书看到书名就昏昏欲睡、悠然入梦的是一流学问。这么说好像有点夸张了，但确实有这种现象。像我们搞历史的人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不多，反而是搞文学的人来客串，玩票，成了历史学传播舞台上的主角。我想，史学还是应该在坚持正确的知识积累，高明的思想诠释的同时，有一种智慧的体认、文化的推广，给人们今天的工作带来帮助，给我们的人生赋予启示，这才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萨孟武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等书，虽然他自己谦虚地说是属于姨太太面孔，不是“阳春白雪”，无法登大雅之堂，但这些论述确实更有生命力，更有影响力，至少它能激发起大家关心历史，关心社会，关心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兴趣。这才是真正的立足于历史，又超越于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萨孟武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真的非常值得一读！
(本文系黄朴民为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一书所作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