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题非常重要，我尽量简短地说一说这个非常宏大的题目。据我了解，80年代初期时这个发展方式转变的命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已有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那时的国务院领导特别强调，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转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使人民群众得实惠，其实说的就是发展方式转变。这么几十年下来，到最近这些年的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我感觉大家更统一了认识，效益型、可持续、好字当头、人本立场这都成为共识了。
一、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应该承认有比较明显的成效。有这么多的指标，见仁见智，但是可以先看看2010年以后的中国就业情况，它是一个综合反映经济结构、效益情况和人民群众得实惠情况的指标。与2010年的GDP10.4%增幅相比，现在这个速度已经跌掉了1/3以上，是在7%以下了，如果比2007年那个高点14.2%那就已跌去了一大半了。前面在高速增长阶段上，每年提出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是按一千万个要求，一直这么延续下来的。在2011年以后经济下行过程中间，我们始终能达到每年新增1300万个以上，现在GDP每一个新增百分点形成的就业贡献率是翻倍的，如果原来大概一个点对100万人，现在一个点差不多要对200万人。不论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肯定跟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我们调整结构中的商事制度改革、减税让利放权、放管服的种种改革努力与进展，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草根层面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的进步，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指标是很综合的，也是我们现在决策层所说的经济运行状态可接受区间的底线要看的最主要的指标。直观看的GDP是景气水平，后面跟着要看的实质问题就是就业。就业这些年的情况，也形成了我国调控当局在调控过程那么复杂的情况中有所谓底气和定力，最主要的依据是看到这个关键情况可以支持社会的基本和谐稳定。以一个指标也可以观察到，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确实是在进步。再有一些比较综合的分析还可以展开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如果从产业、产品升级的直观表现来看，也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在大型装备制造领域特别有影响的重工业概念下面，现在推到世界前沿的可以举出高铁，这是早个五年、六年还不可想象的，现在比较确切无疑的是中国在高铁领域里，至少在这一阶段上我们是走在全世界的最前沿了。特斯拉他们试图去发展、未来是不是20年左右能见成果的那个管道式的高铁，其实国内现在也有谋划，那是后面15年到25年的竞争，至少现在阶段上，对高铁我们要充分肯定，在复杂的情况之下它的升级和这个升级带来的正面效应，要值得充分肯定的。
民营企业方面这几年亮点频出，大家都注重的华为，现在做到了业界的全球第一，而且还在继续努力高歌猛进，在全世界布局，全球扩大市场份额，非常值得肯定。科大讯飞，华大基因，咱们电商的几个巨头，都有他们非常明显的亮点。在军工方面据网上看到的消息也要充分肯定，虽我们对更多的情况不了解，但它现在有限披露的很多东西，也对发展方式转变中间我们升级的成果形成了印证。这第一个层面就不再更多地说了。
第二个层面谈谈突出的问题。我感觉这种问题至少要强调三条。一个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过程中，切入点是“三去一降一补”，但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很容易形成非理性的供给侧手段，以行政手段为主去做。在一些公共权力环节上认为这是最得心应手的，最便当的，但实际上会形成严重的扭曲，是违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和改革初衷的。最典型的就是煤炭行业，喊了几年困难，在2016年三季度，怎么突然一下子产品价格猛升？升当然好，是表现景气在回升，但是这个大起是不是带有后边大落的风险，是不是它的这个回升的势头过猛一点？具体分析一下我觉得不当之处是不可否定的。前面一段时间，好像有关管理部门要急于表现他们“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效，对煤炭行业是以行政手段明确规定所有的矿井一年开工不能超过276天，美其名曰“去过剩产能”，其实这哪里是在去过剩产能？它是在以行政手段一刀切地压产量。去过剩产能实际上其内在逻辑应该是去产能中间的落后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宣传上光讲去过剩产能没有说到位。真问题是，怎么去落后的部分？一个领域里可比的产能高高低低在一起，那里面成规模的大企业如果认定就是落后产能的代表而且无可救药了，那么关停并转，这是最便捷的，但是对不起，这种对象的适用性现在基本没有了，全中国现在8000多万的市场主体里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不能采取这个方式去产能，因为政府没有本事去一一甄别，那么就必须靠市场手段、经济手段为主来优胜劣汰，政府更多的努力应在于维护好相关的公共竞争规则。煤炭方面以行政手段一刀切地压产量，实际上是把落后产能一起保护下来了。我过去在煤矿系统工作过，曾下矿井支持高产日，掌子面上也有体会，知道整个矿井运转起来如果没有大修的话，这一年从头到尾应连轴转，分班下井，这是一个生产规律，这样才能把所有的固定成本最充分地分摊到方方面面去，这是保障它的生产效率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性要领。现在强制使它开工不足，不仅是违背了生产规律，而且后面带有其他隐患。连轴转的情况下是不断抽取煤层气的，但如果说这么多天不能生产，一线的管理者当然把通风系统停掉，以减少成本。但什么时候复工，要提前多少时间开始抽气，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抽取不到位那就是瓦斯爆炸等等隐患会增加。这些事情如果按照资源配置机制来说，去落后产能面对着大量中小微企业，一定要强调经济手段。所以，我认为煤炭行业这个例子更多的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引出的教训，国务院领导已明确说要纠正。但是咱们要注意举一反三，这个事情纠正了，以后的思维逻辑和改革方面相关的推进机制如果没有形成对这种行政手段的防疫能力、免疫能力的话，它可能随时冒出这种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要说说我现在观察到的形式主义地追求表面政绩的一些可能过头的东西，好像是在推动转型，实际上没有掌握好。现在很多地方要在环保上出政绩，甚至称为环保风暴，那就成了运动了，运动来了一级压一级干部，到了基层已如狼似虎，许多小微企业不由分说就得关掉，那人家生活无着怎么办呢？很多地方已经闹得矛盾非常激烈了。这种事情在北京这儿可以再看一个例子，就是所谓拆违建要赶快出政绩，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同时还要拆违建，运动式整的鸡飞狗跳，原来已经有了繁荣局面的那些街面，拆完以后是个什么样的惨不忍睹的状态，网上已经贴出来了，贴出来又被删帖，但光删帖解决问题吗？我知道在北京郊区，前些年发展的大棚，有个打擦边球的事情，城里人出点钱在那里拿一块大棚土地里边再修个小屋子，大棚里种菜种水果，同时还可以在里面休闲，现在小屋也成了违建，拆得鸡飞狗跳，这是何苦来呢？从经济社会本身来说，官员应该有个综合判断方面基本的判断能力吧？对不起，官员现在就只知道看领导眼色，给领导报他的数据，体现他的政绩。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有百害无一利，这是在中国非常容易出的毛病。这哪叫真正的转变生产方式？跟老百姓过不去，还激化矛盾。
还有一个是跟知识分子过不去，这个事情中央已经在纠偏，国办的文件下了以后，又有中办和国办联合发文，但是很遗憾，明确地说2016年年底纠偏要落到有关部门推出细则上，这个细则到现在都没出来。所以，7月6日总理座谈会上我也举了个例子，前面两年按官本位套知识分子，比如你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哪怕你用横向课题承包性质的经费出行乘高铁，白发苍苍的学术带头人也只能坐二等座，不能坐一等座，没有副部级待遇，国内所有的飞行只能是经济舱，不能坐公务舱，那么前面几年已经报的怎么办呢？要退赔。退到哪儿？当然还得退到课题的账户里。我当时就问过，退回去以后这个钱按道理来说还是承包性质的课题费，应该还是责任人有权力运用它为课题的继续运转服务吧？但回答说退回去了就是不许动了，我说那不成了一个性质升级、成了罚没收入了？没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现在中央说的出细则，就得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操作层面的事情，但到现在为止没有。总理当场就说有关部门这个事情得要研究。总得让人家有个可操作的办法。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是和企业、和草根经济活动，以及和知识分子创新活动相关可以看到的几个问题的具体例子。
第三个层面是建议。这方面我想提这么几条：
第一条，呼应前面的“问题导向”，一定要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资源配置总体而言市场应是决定性作用，政府充其量在全局而言是配角，所以，经济手段为主，市场主导的优胜劣汰为主，这要坚定不移。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在有效市场后面加上有为和理性有限的政府作用。我理解产业政策最关键的还不是说它的方向——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相对好办，好认识，关键就是这个产业政策是什么实施的机制，一定是要跟市场兼容的，一定是经济手段为主的，一定要结合上种种我们现在的创新机制。比如产业引导基金，不能是政府大包大揽，政府只是在里面助推，母基金下面那些子基金，要相对独立的团队按照权责利结合自主地来决定到底怎么支持。要是成立一个产业引导基金后由政府主体直接大包大揽决定它的操作，肯定要出问题。诸如此类的，是贯彻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必须进一步探索的机制问题，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实话实说，我觉得虽然北大的著名学者们的讨论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似乎这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两边的观点各有可取之处，但是一定还要说到，方向上支持什么相对容易，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加一个文化创意产业，至少八大支持方向，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关键就是实施机制怎么掌握好，这就要去进一步做守正出奇的探索。包括PPP，包括政策性融资，都是跟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要紧密结合的机制创新。
顺便再说一句，提到经济手段为主，必然也有非经济的行政手段在这方面如环保，按照某些标准的准入方面的掌握，也应该有一个理性态度，我认为应该是拧螺丝式的，而别弄成那种鸡飞狗跳逼人家跟你拼命式的。有些小微企业环保不达标，拧螺丝逼着它、引导它、形成一定压力，都有道理，但是别一下子把人家断了生活的出路。大家都应知道在实际生活里底层的艰辛，那个环境之下有的时候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这种情况下，拧螺丝式地掌握好度，这是非经济手段里也应有的一个柔性手段的要领。
第二条建议，是在创新方面要给出“发展中规范”的探索空间。克强总理强调的包容审慎，非常值得总结。那个例子说得非常生动：几年前讨论微信的时候，也有反对意见，所谓包容审慎就是要有点包容性，审慎地处理，别一下把人掐死。这几年发展起来了，也不能说微信就没有毛病了，就没有对政府的一些困扰了，但是恐怕全中国都得承认，一大半中国人在用它，在世界上它的运转方面已经被称为成功经验了，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总理说的包容审慎精神的意义就凸显了。对于其他的创新事物，这个方针应该举一反三，看不准的事情先强调发展中规范，一旦对风险点判断得八九不离十了，这个时候则要强调规范中发展。大的前提还是先有第一句话才行，因为你不知道创新的时候那个具体的风险在哪儿，先讲规范那就什么都干不成了，创新改革就是要在已经有的规则方面还要有突破，邓小平的改革智慧值得当下我们更多地来加以重视和强调。
对于知识分子，所谓尊重科研规律其实并不要求政府在这里面显得多么活跃，看看硅谷就看得出来了：那边政府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你无法设想在硅谷会有政府公权在手的人以说一不二的态度去跟知识分子过不去去做“官本位”的“加强管理”，这就是高下之分。中国以后鼓励创新，要更多注意这种符合科研规律人文关怀的制度环境机制建设。
第三条建议，是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这方面，要让他们继续吃好定心丸。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在2016年，出现了民营企业国内投资迅速下降而国外投资迅速上升这个对比，中央比较早就灵敏意识到必须做出一些相关的调整，从总书记去年两会上的重要讲话到后来中央出文件，非常明确的要求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讲要加快编纂民法典，鼓励企业家精神，保护产权和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这些方针都非常好，说得非常到位，而且具有基础制度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加快编纂民法典历史上可比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往前追溯法国大革命时期，它最站得住脚的成果是拿破仑法典，就是在所谓市场经济运行的产权基石层面夯牢了保护产权的民法基础。我们现在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做这样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意义是非同小可的，要在这个精神下把相关的事情都很好落实。中央明显有所指的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到现在为止快一年了，有一个公布出来的案例吗？我知道政协内部大家在议论那个顾雏军案，当时是把人抓起来了，判了多年的刑，出来以后他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自己糊个纸帽子，上面四个字：“小民冤枉”，正式提出要复审，司法机关也接受了，有意思的是，到现在不止第七次、第八次推迟答复了，每到时间告诉他推迟，多次推迟，这么拖总不是办法吧？他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但以小见大，对于企业家来说怎样使他们有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事情。回想一下小平同志三次干涉对于傻子瓜子的处理，那么高层的领导怎么会盯着这么一个具体案例，三次去管这个事儿？这体现着他的大局观。年广久那人一身的毛病，你要找一个什么事办他一下不是太简单了？但是小平同志说不能动，动了以后老百姓会说共产党的政策要变，这就是大局观，这就是引导潮流。我们现在这方面还有必要强调，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重要精神的空间应抓住不放，这样来促进创新和升级换代。
第四条，大家都关心的企业负担降低要按“全景图”来掌握。这当然与激励有关，与创新和升级有关，应特别强调的是看全景图，抓住改革的真问题和关键问题。17种正税怎么降还可以继续努力，但是真正有效降低企业负担绝对不是“减税”两个字能解决的，税外的负担，包括五险一金，包括各种各样几百项行政性收费，包括那些隐性的负担，看到全景图通过配套改革解决降负的问题，一定要避免盲人摸象。
第五条，在金融方面强调金融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是金融工作会议非常关键的列为第一条的指导方针，大家也都认同），它的有效供给体系应该是全光谱的。商业性金融定位上的金融产品要极大地丰富起来，而且商业性金融还要与政策性金融匹配、呼应。实际上大家都认同的开发性金融，还有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草根金融，还有精准扶贫的金融支持等等，其实都是需要有政策方面的可持续的健康机制匹配上去的，这个全光谱体系的打造，十八大以后在概念上中央已经确立了，就是重新明确地说要推动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健康发展。怎么落实，当然还有种种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需要积极讨论，但总是要落到金融改革实际深化过程中，去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
第六条，房地产方面必须真正抓住治本之策。中央所说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是说到关键点上了，很多年前就讲长效机制，现在可以解释清楚：长效机制从哪里来呢，就是依靠土地制度、双轨统筹的住房制度、相关的投融资制度、房地产税制度等等这些基础性制度配套改革，它才能形成。为什么中央强调了以后，到现在为止没什么动静？还都是治标为主。北京市逼急了，前两天又一次是本能（第六次）提高了购房首付之后贷款的利率水平，压的那都是刚需，没办法，只好死压着吧。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现在大行其道，治本的东西却谁都不敢说，今年两会前有关部门议论了一阵子看起来似乎有点希望的推房地产税立法，到了两会上傅莹表态，还是不动。房地产税立法今年不考虑，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逐渐提高比重的另外一项改革，也不动。这些事情寄希望于十九大以后，能不能在中央指导之下来争取实质性的攻坚克难——这些当然都联系到转型升级问题。中国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按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1%，后面那么大的发展空间，自己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性制度支撑，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合在一起的这个不动产开发运行中如没有长效的健康的机制来保证未来的可持续性，那我们是自坏好局，是自己在这方面没有构造出够格的调控水平。以治标方式已经打了三轮以上的摆子，经历了十多年过山车式的循环，现在一定要按中央的精神，在这方面把改革应做的事情做出来。
最后一条，与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升级密切相关的是要注重有效投资和它的机制的构建。刚才剑辉院长说到，我们新供给研究群体里有一个基本认同，并不是简单地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把投资的比重压下来就是升级的特征，其实要顺应中国现在可调动的发展潜力，于投资和消费的互动里，投资这边更多要强调的是它的结构、有效性和它的质量，消费那边更多的是顺其自然的和有效供给引领的升级，不能揠苗助长式、吊高胃口不可持续地去让消费提升，那么投资这边的有效投资可做的事可太多了，像北京为代表的中心区域，要建成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把天文数字资金砸到地底下的事情之外，我再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有关部门，公布信息，粗粗测算全中国城镇区域缺少五千万个停车位。那么稍作设想，一个停车位如果投入十万块钱来建成它，五千万个是多少呢？五万亿的投资。千头万绪的事情中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五万亿。静态算账，一年投个上千亿，也要建几十年。当然，实际上也就是在10年到20年间这是一定要基本上建出来的。为什么？这个过程中也是中国机动车要从现在的燃油型转到混合动力型和电动汽车的关键的时间段。一个停车位十万块钱绝对是保守的估计，动态算账还要高很多，它相关的政府规划中，像北京，就要在现在的一些具体地段解决怎么建的问题，比如平安大道当年打通了，非常高兴，是和长安街平行的另外一条干道，没想到这么多年人气就是上不来，为什么？整个道路旁边停不了车，那么多古色古香的店铺，就是上不来人气，那现在怎么办？就得设想在那个地方要建出那种便捷的立体停车位，这个已经有经验，北京公安局前面、还有多少年前就已是这种立体停车位，为什么不能推广到平安大道两边？推广时钱怎么来？PPP即可，非常简单的事儿。但是一定需要政府像样的规划，而且要配充电桩，因为过几年电动车一定会大大提高比重，这叫有效投资。所有这些可做的事情，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个好的科学决策的机制，以及现代治理的这种政府和政府体外主体更好互动的机制，使潜力和活力充分发挥。
这些初步想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7年9月在人大重阳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