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上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张平主任就“十二五”时期扩大国内消费、增强创新能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等全面介绍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导向和主要举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有赖于这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此次论坛主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简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建设消费型、服务型、创新型经济。

一、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从消费、投资、出口占GDP比重看，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消费率)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在1978—1992年间，我国消费率稳定在62%—67%之间；1993—2006年间，消费率下降到50%—62%；2006年以后，消费率下降到50%以下，2009年为48%。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逐步上升，形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局面。投资率不断上升，尤其是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规模扩张，潜在财政金融风险增加；出口增长随世界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扩大消费，提高消费率，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成为“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

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城乡居民“没钱可花”。2008年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42%左右(用收入法GDP、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的结果，介于39%与46%之间)，相比1995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受劳动收入持续下降影响，加上财产性收入占比也在下降，2008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67.2% 下降到57.1%，降幅达到10个百分点。二是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显著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因未来生活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而出现“有钱不敢花”。在人均GDP3000—6000美元的国家，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达到54%，而我国仅为37.7%。三是居民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对消费的影响表现为，高收入群体有支付能力，但消费意愿不足；低收入群体有购买愿望，但支付能力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十二五”规划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二是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三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2001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定在略高于40%的水平上，2010年为43%。与68%的世界平均水平和72%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悬殊，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52%的平均水平。从就业结构看，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比重达到66%—76%，而我国2009年仅为34%。

服务业发展缓慢、占GDP和就业比重偏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城乡人口结构不合理。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47.5%。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对服务业需求明显不足。二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恩格尔系数高。2010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7%和41%。三是长期以来的短缺经济，造成制造业的高利润，企业家对服务业不重视，投资积极性不高。四是服务业的主要领域，如银行、保险、证券、交通、通讯、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处于国企垄断或政府管制之下，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面临“玻璃墙”、“弹簧门”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47%。

三、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我国矿产资源总体上人均储量低，相对贫乏，但普遍存在矿产资源税费过低，甚至无偿开采；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异常珍贵，但在招商中常常出现低地价或实质上零地价；水资源短缺，但缺乏健全的水资源管理和价格形成机制。随着这些体制性问题的逐步解决，资源和要素价格将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大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结构性短缺，工资出现大幅度上涨趋势。这就意味着长期以来依靠资源、要素、劳动力低价格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业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国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就需要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链中、高端形成并逐步提高竞争力，培育新竞争优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创新和产业转型正处在孕育过程中。中国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新能源技术和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研发成本。与过去几轮技术革命始终处于跟随状态相比，基于成熟的制造技术和研发基础，在本次技术革命中我国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10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75%，未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十二五”时期，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达到2.2%。“十二五”规划还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人才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