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这导致的一种后果可能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口号喊了许多年，已经喊到近乎麻木。实际上转变了没?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投资推动加出口推动，而这背后，在根本上，其实还是因为政府推动。
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出手及时，化危机于无形之中，博了个满堂彩，政府的自信也大增一截。冷静想想，如果投资推动、出口推动加政府推动的确是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现在是减轻了，还是加重了?
我丝毫不怀疑，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已真正看到了问题所在，也真正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当官方文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里的“增长”二字换成“发展”之后。显然，政府还想表达对于收入差距、环境破坏和百姓民生的关注。但是，对于当前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这导致的一种后果可能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政府可能做得越多，错得也越多。
地理有多重要
我猜，如果发起一场有关如何促进欠发达地区增长，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投票，99%的人都会赞成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资源。可是，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地理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
在新一轮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中，“地理有多重要”是个核心问题。忽视地理的观点推向极致，会认为可以将倾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抵消欠发达地区的地理劣势，从而获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而这种政府的倾向性政策最后无非是转化为规模日益增长的政府支出，以及在政府支出中越来越多的转移支付。科学的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经济规律—— 这大概是对“科学发展观”最为经济学的诠释—— 既然如此，对地理和政策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需要科学地评估一下。
城市并不是孤岛，它们是一个个相互依存的生命。
要讲清楚地理的作用，就先要看清楚中国的城市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在整个国家层面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是三大经济中心，这三大中心的核心城市上海、香港和天津又分别是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和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主要出海口，因此，到上海、香港和天津的距离就反映了在国家层面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和国际市场互动的成本。
请注意，中国的国土只有一面临海，并且有大港口。在国际贸易的主要市场是欧、美、日，而且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时，港口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的必备优势。在区域层面上，中国还有很多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到这些大城市的距离可以度量区域性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互动的成本。即使对于一个远离港口的城市来说，参与国际贸易并无优势，它也至少不能远离区域性的中心大城市。
我们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地理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作用，而且比较了它们对一年的短期增长、五年的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1990至2006年间)的影响有何差异。我们发现，从短期到长期，到中心大城市距离和到最近大港口的距离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非常显著。相比短期来讲，在长期，到大港口的距离更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增长。
具体来说，在6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之后，到大港口的距离为600公里的地方，年均经济增长率要比大港口周围低约4个百分点。
而距离大港口远到一定程度之后，即在600～1500公里的范围内，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有小幅度的下降，距大港口远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增加本地市场需求，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于是在距离大港口大约150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城市体系的次中心，但这个次中心的增长率还是赶不上大港口附近。如果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继续增大到1500公里以外，到达国内外市场的运输成本均较高，不利于经济增长。
同样道理，我们也发现，到区域性的大城市距离也显著地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周边城市也能较多地分享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一个城市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远，经济增长越慢。
当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已经过头了，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
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这种政策主张不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是事倍功半。
地理和政策：谁更重要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比较了其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不同时期内的变化。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政策手段就是投资推动和政府推动。研究表明，在短期，投资和政府支出的确有利于城市增长，但从长期来看，这两者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是不显著的，甚至是负的。
具体来说，投资占GDP比重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长期内显著性下降且影响为负。这一结果隐含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警告，虽然在短期内提升投资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在长期内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优势，甚至可能产生过度投资的低效率。
同样有警示意义的是，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显著为正，但长期内不显著，短期内的促进增长作用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促进了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但过高的政府支出水平也将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长期内可能抵消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地理都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在长期更重要。相比之下，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短期为正，但到长期却不显著，甚至为负。这种反差非常强烈。
相比之下，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要大得多。
经济增长主要是个长期的问题，既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地理如此重要，那么，其他经济政策可控制的变量是否可以缓解地理的劣势呢?我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变量(以师生比来度量)可以被政策所改变，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这种正面影响仅仅在长期的范围里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也比短期和中期的系数更大。
教育资源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每100个中小学生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
我们的研究说明，如果的确可能找到一些政策在长期内缓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劣势，那么，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这样的政策不是投资，也不是增加一般性的政府支出，而只能是教育。换句话说，即使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正确的方式也应该是投资于“人”，而不是直接投资于生产。
谁还愿意投资于教育
这下明白了吧?地方政府热衷于用争取投资和政府转移的方式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也迷信投资和政府干预是有利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增长的，在短期内，这的确不错。但是，错的是，经济增长的效果是个长期问题。
当前，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不过几年，还经常被委派到异地任职，而其晋升考核又主要基于GDP增长和招商引资，在这样的机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的恰恰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当然，长期比短期更重要，但是长期发展没人知道，它只是个传说，或者就只是个口号。教育重要，但没人愿意为后人做嫁衣。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孩子长大了，打工却去了较发达地区，谁还愿意投资于教育?
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于地理在决定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各级地方政府都片面追求短期GDP增长，并陷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是经济资源向拥有地理优势的东部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于是，在经济政策上形成的一个相应的误区是，认为要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动用政府政策来抵消地理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经济对于投资推动和政府干预的依赖，而这些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显著的作用。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 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加剧了地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迄今为止，由于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市场分割，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仍然受到制约。特别是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系在地区间的分割，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仍然是不自由的。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之间的GDP规模差距在持续快速提升，而人口规模差距却几乎没有变化，在那些拥有地理优势的城市GDP总量增长更快，但这些城市并没有同步地吸纳外来人口。在理论上可以推断，如果要素—— 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 的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了，将有助于缓解地理对于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唐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