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的，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抓手何在？
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里入手？
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形似微笑嘴型的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编者注）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但是，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多次到地方调研，发现中国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中国教育质量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
根据欧盟一份报告，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研发费用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体制机制获得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技术上不断进步。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但是，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一定会或大或小地出现技术革命。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机会，从而能够构建起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各省、市、县都采取了新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但是，他们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相比更有生机。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转变增长方式的，已经初见成效。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信息通信产业、电动汽车、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补起来，随后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有些地方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苗头。不少省级规划、地级市的规划、县级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将发改委报告改头换面一下，都发展什么“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等，但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怎么能够扬长避短？想得很少。很好的设想，如果一哄而上，最后也会出问题，光伏、风电就是这样。有关部门常说“有保有压”，刚刚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变成压的了。反复出现这类问题，我们就要总结，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明确实现产业转型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过去走的老路对现在影响很深。如果继续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去审核攻关的项目，政府组织力量，政府指定研发单位，政府指定产业化责任机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前面讲的是“破”得不够，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到“立”得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更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干脆就把创新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政府如何在转型中正确地发挥作用
21世纪以来，改革推进得比较慢。不管是改革，还是创造环境，还是推进转型，政府确实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如何发挥其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要真正让政府发挥自己在推进转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进自身改革。目前，中国政府在执行自己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针对这种情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成效。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履行政府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
必须明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增长转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共十三大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第一句话还有争议。政府怎么调节市场，含义是什么？第二句话没有争议，企业由市场引导的，不是由政府引导的。
具体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中央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了，过去许多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了，一些地方政府过去受人指责，厂家说政府不作为，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是原来的不作为，而是为所不当为。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五种。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这对产业的实质危险性很大。最大的教训还是日本。当年，日本通产省和日本广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术电视的时候，认定了一条可模拟式，结果，美国发明数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汤，而且人类进入了数码时代。
第二，用行政指定、评定的方法去决定哪个是创新企业。
第三，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本质上说，从事什么职业，从事什么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进入，那也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非禁即入”，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进入。
第四，利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国企本该退出的领域却坚持不退。
最后，政府习惯于介入“竞争后”的企业活动，补贴本地企业。
当然，政府需要有所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提供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