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参加今天这样一个盛会，我想借此机会就宏观经济形势、新质生产力和创投支持产业经济跃迁升级这个题目，汇报一些自己研究者的基本认识。我知道还有很多专家和嘉宾要发言，我说得尽量简洁。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伟业现在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央“新的两步走”战略部署推进要达标的话，离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11年，这个时间段后面还有十四、五年的时间段，我们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在2010年中国经济实际上表现了最后一年两位数高增长之后，经济增速是一路下行的。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要告别经济起飞阶段上的粗放发展特征，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集约型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换，领导人把它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在追求高质量方面，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针和主线，以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还要伴随思想观念的创新，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在有美国2018年以后遏制中国的重大变化之后，我们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再有，2020年以后又有三年大疫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在运行过程中也不必讳言，我们还有必要在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主观上对于"双重谬误"做出纠偏，这一过程中要进一步总结经验，争取按照中央要求，使我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在具体贯彻落实过程中表现为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从态势上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1年开始下降以来，到现在总体上直观表现，是还没有完成下行过程。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已经落到了当年的6.1%，而2020年疫情之后，如果把曲线修匀，2020、2021两年是复合平均增长速度为5.2%，2022和2023这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只有4.1%多一点儿。但是我愿意强调：2023年却有一个“契机之年”的意义——当年我们毕竟站在了同比增长5.2%这样一个中高速的底线之上，而且我们有极大把握在2022年11月防疫抗疫技术路线“转段”做了重大优化之后，哪怕今后还会出现类似疫情这样的困扰，由于我们已有较丰富的经验和更为充分的准备，不再出现像那三年的疫情对整个经济社会严重的拖累。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乘势在2023年同比增长5%以上的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今年第一季度5.3%延续去年5%以上增长速度的这个运行态势上，努力实现整个增速曲线的所谓“L型转换”。当然这是个比喻，是领导者以权威人士笔名在人民日报上早早就指出的：L的一竖当然表示下行过程，但是它的尾巴要拉出来，尾巴拉出来以后要进入一个平台。我认为我们现在克服种种困扰，在有望把中国经济成长性这种客观支撑条件加上我们非常关键的主观努力，由新入常，实现一个在5%以上的L型转换。在平台运行上面，当然要追求高质量，同时也不能忽视“保证速度”的意义。中央对2035远景目标规划有建议之后，总书记曾经专门有一个说明，在里面已经提纲挈领点到了：我们在2035年所要实现的总量增长目标，是中国如果把GDP折为人均，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要再翻一番。学者们马上就可以做一个测算：因为人口已经见顶，在人口生育政策有调整之后，人口的规模怎么演变可以设高中低不同的方案，这样测算下来，如果达到总书记所说“很有希望”的这个目标，需要15年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达4.7-4.9%，粗线条地说就是要接近5%。我们还得要有思想准备，15年间，一般的发展经验表明基数越大，速度重心越有可能往下调整。所以，我们现在在实现5%以上的经济运行这方面，要充分调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还具有的可观的推进纵深这样的潜力，加上主观方面我们坚定不移贯彻中央指导方针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新质生产力”来进一步体现“解放生产力”，以行稳致远实现现代化“新的两步走”的战略目标。
关于新质生产力，我想勾画一下自己学习领导人相关论述之后的基本认识。生产力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是人类社会能够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来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能力。它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层建筑演变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视角：一个视角应该强调的是人类供给侧创新中所实现的跃迁式的——就是上台阶式、领导人所说的“跃升式发展”所带来的具备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在大的划分方面，人类社会按照考古学的认识，曾经经历过二百多万年以上农业革命之前的原始时代，而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出现了农业革命，又在将近300年之前出现了工业革命。那么农业革命所形成的生产力，比之原始时代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到工业革命发生后，又比农业革命发生后的生产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成为新质生产力，这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要解决的是必须千方百计生存下来的问题，实际上只有所谓智人一系活下来了，其它的原始人群都灭绝了。而到了农业革命发生之后，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这才在以后又出现了私有制、国家。工业革命之后，它使生产力迅速提升，马克思、恩格斯说它提供的生产力超出了原来人类历史上的总和。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又是以多少倍的这样一个跃迁，使我们面对着生产力发展中崭新的阶段。当然也可以根据这个视角来细分出不同的一个一个具体的台阶。比如信息革命时代里，我们移动互联网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比之比较早期的有线互联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那就是新质生产力;现在研究界已经在展望，量子计算机似乎有望替代我们现在普遍运用的电子计算机，如果这真的成了气候，量子计算机支持形成的生产力相比于电子计算机所支持形成的生产力，又是一个上了大台阶的新质生产力。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显然我们要特别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制度创新，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领导人特别强调的“最大红利”之来源;现在数据又成为生产要素——原来一般理解的传统要素是劳动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和资本，它们的支撑力在经济发展走向比较高阶段以后，总体来说处于滑坡过程，在中国实践中间我们都有体会，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正在离我们远去;现在中国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开发综合成本在节节提高;资本虽然现在充裕了，但是一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下滑。在这样一些挑战面前，我们要特别看重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以后可能产生的乘数放大效应，比如科技它就不是简单给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做加法，它是乘法，如果表现为公式就是劳动力加劳动对象加劳动工具以后，乘以科技成果的应用，所以，科技它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制度创新，以及数实融合后的数据要素的充分发挥作用，也是乘数。
所以，我认为要把上面两个视角带来的生产力发展质变意义的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的认识，做一个综合，即应该是把科技的前沿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合在一起，来对冲传统要素支撑力的下滑，形成我们升级发展非常强劲的新的动力源。总书记新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论述，我认为可以使我们从定义的性质上把握新质生产力，就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迁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这样一种生产力，就是我们现在要特别注重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在中国爬坡过坎“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的历史考验阶段，冲过“历史三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来实现我们意愿中的高质量、可持续的升级发展，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几个视角值得强调。一个是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延续改革开放之初“解放生产力”的概念，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改革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今年7月，三中全会即将举行，中央将在三中全会上对于我们怎样进一步实质性推进全面改革;给出权威指导意见，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中央指导方针。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还要伴随非常重要的思想观念的创新，这是一个有机的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跟着要特别强调的另一个，就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是关键——如果说纲举目张，首先是制度创新抓住最大红利，后面跟着的关键，就是我们方方面面要特别注意，现在数字化发展已经走到了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所概括的“人工智能+”，硅谷代表的美国原创性的科技成果的应用，仍然在独占鳌头地引领全球信息革命大潮。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急起直追。在数实融合的前沿，我们要特别注重全球经验表明的，最前面引领的力量，是那种通过痛苦“烧钱”阶段终于成了气候、在中国被人们评价为一飞冲天“风口上的猪”这样的头部企业，他们要拉着后面的专精特新(现在专业上还有一些具体的形象化的表述，比如说头部后面跟着的，有一群“独角兽”，后面还有什么“瞪羚”等等这样的说法)，这是一个集群，头部企业带出专精特新这样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发展，又带出大量分散的中小微企业一起来实现产业升级。这样在中国的努力，要使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主要的产能需从现在仍然基本上落于全球价值链曲线——“微笑曲线”中部的状态，改变为推升到左右的高端，就是能够以创意创新成功，确立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上形成的名牌，并在后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上出现新局面。这样的升级发展，是我们实际上在数字经济创新支持的高质量发展中要直观对应而着力开创的一种新局面。在打造这个新局面过程中，所要求的投融资支持机制，就要特别注意：已经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表明，唱主角的特定的直接融资机制，是非常关键的对于数字经济、数实融合发展的支持力量，而在这里面最代表性的，是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最前沿的被称为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十大重点之第一，就是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里开宗明义就说到必须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正是紧扣着这样一个关键内容的关键点。
这种供应链上的升级发展，虽然我们还有种种短板，但确实已经有了值得肯定的一些经验。比如广州市汽车生产厂家生产的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款广汽传褀，前些年就说市场表现非常好，每年可以销售几十万辆。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广州参加汽车碳中和论坛，那里摆着的有广汽传褀的样车，这次在咱们会议楼前，也有新的创业创新中努力打造名牌、并已在国际市场销售的其它样车，摆在我们的外面空间。前几年听到广汽传褀的消息以后，我就说了一个看法，认为我们的厂家应该乘势考虑一个战略决策，就是把生产线迁到东南亚去，以一个新的跨国公司架构来更好压低综合成本而同时牢牢掌握着一左一右的高端收益。其实这个逻辑，就是我们珠三角早就说的“腾笼换鸟”，在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后美国人马斯克异乎寻常跑到上海跟市长签约，建全球最大规模外商投资单体工厂在上海生产高水平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也与这个逻辑是一致的。特斯拉的哪个决策使它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扭亏为盈，现在已经认为这个模式很成熟了，要复制到墨西哥和欧洲去。我们现也在已经看到端倪：那个汽车碳中和论坛上我得到信息，我们广州汽车厂家已经决定，生产线要放到泰国去。这个逻辑非常清晰，它直观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升级发展。
还有就是企业家们最有发言权的“细节决定成败”的管理创新，还有我们必不可少的冲破既得利益阻碍和惰性约束的思想观念创新。领导人在视察中已经屡次说过，一定要思想再解放，改革更深化，工作更抓实。如要有担当，敢作为，办实事，思想解放是不可缺少的。实际上这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而不拘泥于某些条条框框，甚至不拘泥于一些已有成文成规的白纸黑字。因为与时俱进，就意味着要不断试错，试错才能有创新，创新就一定会突破原来的一些条条框框。这样的一个矛盾关系，是我们永远要在创新中特别注意来处理好的问题。对创新的发展和规范的发展都需要强调，但是顺序上我认为不能颠倒过来。首先要讲在发展中有创新，然后跟着创新认识风险点以后，要及时做规范。如要想把“规范了再发展”放在第一，那等于是守成，等于说不可能有冲破条条框框的新举措了，实际上就违背了创新的原意，也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因为事物永远在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秉持实事求是原则，永远不承认有一个什么终极的顶峰状态，从而不断开拓新境界。这样勇于创新突破的精神，实话实说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我认为是很缺乏的，而珠三角在这方面却是有带头作用的。珠三角的同志们很早就意识到创新的发展最为关键，要由创新带出发展，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我感觉，这几年在中国很多的区域里，大家越来越多感受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
所以，几个层面的要点结合在一起，我们要进一步认识数字经济发展在实践中现在就落到数实融合，而数实融合就要对应到以创业投资作为主角给它以实质性的支持。关于数字经济的相关认识，时间关系我非常简要、点到为止说一下。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就风行过的外国人写的书所称的那个“数字化生存”时代。在发展中间，“摩尔定律”现在是说已经被黄仁勋他们宣布的科技创新突破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表现，是非常清楚的;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这个当时世界上已经总量第一，后成为头号强国的资本市场上，前十位市值的公司，清一色是实体经济的传统大企业，到了1967年，这时候已经有“半导体”与电子工业概念，跃升为第一位的，是IBM。到了2017年，前面的5位，从市值上来看，已经上到了很高的台阶，是清一色的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最新的表现，是华人黄仁勋的英伟达公司已经冲到第一或第二(在波动中曾经摸到一，有时候调到第二)，显然已经稳定居于前五位之内。实话实说，这样一个全球要素流动中间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市值，非常值得我们做一个参考。相比之下，中国遇到的挑战、就是总书记前段时间在座谈会上直截了当提出的：我们独角兽的增加数量为什么下降，主要成因是什么?背景上还有我们头部公司的市值，在这几年是明显被甩到了后面。这些问题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但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急起直追，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必经路径。
小平同志早就强调了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意义，这个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原理逻辑上承前启后，高度一致。我在青少年的时候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有印象很深刻的篇幅相当短、但是语言非常精辟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在脑子里，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这跟西方和中国学者一样给予推崇的熊彼特创新理论里的“创造性毁灭”，跟企业家大家普遍认同的“颠覆性创新”，是一个逻辑一个道理。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领导人强调的新质生产力支持的这种跃迁式的发展，就是我们现在要对应的发展状态。在数字经济的追赶之后，中国毕竟出现了现在为数不多(这也符合规律，为数不可能很多)的这些头部企业，带领着实现了一系列过去难以想象、无法实现的经济价值之后，又体现着社会价值。比如说数字经济平台提供的供需对应，在最早的“淘宝”表现上，是可以一直渗透到边远的穷乡僻壤，那些区域里一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女孩子，也可以对接到草根创业创新，淘宝户、淘宝村可以比较快地发展到淘宝一条街，淘宝镇，形成这种在中国的发展中把远离中心区域的社会成员拉进来一起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新局面，而且还对接到社会意义更为鲜明的精准扶贫。我曾在我们广东潮汕一带，专门看过这样的例子。一开始有地方政府和头部公司免费提供培训，也就是10天左右，当地的村民就开始做淘宝户，然后迅速发展成淘宝村、甚至淘宝镇，很多其他的产业原素就一起来形成集群，包括这方面相关的物流、包装、银行、快递、种种生活服务，全都一起跟着繁荣起来。这样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当然值得我们继续总结经验，让它把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
要特别强调，在推进这样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创业投资的前沿创新功能——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特别要追求的，围绕着主题来作更好的经验交流，形成大家更好的共识，将落到现在我们以“创投联盟”方式齐心协力来推进的一个创新潮流。数字经济发展中实现有效投资，这是中央所说的关键，它的前沿就是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这种创新，最主要的融资机制我前面已经强调过，中外实践反复证明是直接金融概念之下的创投，带出来这样的支持力量。
原先我们中国大量的金融支持是间接融资，就是大家熟知的银行贷款，当下中国金融整体上的供给跟美国对比，是正好相反，我们的间接金融要占80%的分量，而美国的直接金融占有的是80%的分量，一对比而高下立见。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承认中国仍然是中央所说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这个国际地位还没有改变?美国人的硅谷引领出来的创新大潮，所得到的投融资机制的支持，早早就有它直接金融为主的这种力量，把它推到最前沿的创新位置，不断推出新的成果。最新的一些人工智能表现出来的震撼力，极其可观，我已经注意到很多专家在讲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看到在这个领域里中国跟最前沿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但我们毕竟已经有了前面一定的发展基础，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急起直追。那么支持这种创新的“直接融资、创业投资”就成为我们投融资界在历史使命概念上、社会责任概念上、必须抓住的关键词。这种最前沿项目的投资我有多年研究中的观察。过去讲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投资，极少情况下，可以靠自己的资本积累滚雪球式做大——典型的有老干妈，就是辣椒产品卖的好，她坚持第一不贷款，第二不赊帐，产品最后走到了美国和欧洲的超市，形成了一个成功的案例，但这种模式的可复制性极低。第二种类型，是企业自己要有一定的资本金，但一定还要得到银行贷款支持，能不能拿到贷款，决定着它有没有可能冲破瓶颈期——拿到一笔贷款可能就冲过去了，拿不到贷款可能就自生自灭，这种情况是大量的。所以，我们一向感觉银行贷款非常关键，在发展的初期，主要的支持形式表现为以间接金融的贷款来支持大家创业创新。而同时，就有一个风险防范方面非常明确的要求：银行贷款的资金来源是老百姓的储蓄，被称为“老百姓的血汗钱”，一定要保证风险可控。所以，很快就形成了银行贷款责任的终身追索制度。我专门问过金融界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层的人士，我说你们讲的这个“责任终身追索”怎么样贯彻落实?如果风控环节这个人签字以后的贷款，真的出了问题损失已经形成，对于呆账坏账他那点儿工资能承担多少责任?人家的回应说，这可不是以工资来退赔的问题，那是“牢狱之灾”的问题。可想而知，银行工作人员在这样一个要保证安全的大前提下，必然要形成“当铺思维”，就是马云抨击的没有抵押物，贷款就拿不到。对这样的一个机制正面要肯定的，是很好地保护了老百姓的血汗钱，把风险度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上，而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是到了数字经济、数实融合创新阶段、它已经极不适应新的这些前沿创新项目的风险类型。
这些前沿创新，风险类型都是成功率很低、但一旦成功带出的是全局皆活的局面。所以，银行贷款虽然要继续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现在必须与时俱进地认识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直接融资概念下推到极端的最前沿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它们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多在原来说的互联网+、现在说的人工智能+赛道上争取创业创新成功的企业，直观来看，无一例外都要经过一个瓶颈期，就是能不能够熬过那个痛苦的“烧钱”阶段——熬过这个阶段成功的是极少数。上个世纪90年代我就知道，已经有中国很多企业(民间企业、民营经济为主)，他们在这方面积极去试错创新，北京公主坟环岛旁边当时就有一家称为“瀛海威”的互联网创新企业，租了大量的工位。后来这家企业没有作成大气候，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它这个概念了，但是业界对它的创始人非常尊重，是一位女性企业家，在亚布力企业论坛上，她在那儿发言的时候，大家毕恭毕敬，为什么?她是可以称为中国在这个赛道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量这样的企业没有成功，而少数的成功，直观看绝对离不开风投、创投。比如最早被称为风口上的猪一飞冲天的阿里公司，马云在前面几次试错之后都没成功，最后看到了这个赛道，他到处去求支持，都被人看作是个骗子，但据说他终于能以30分钟出头的时间，就说动了软银的掌门人——韩裔日本人孙正义，给了他两千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这种创业投资使阿里终于熬过了烧钱的瓶颈期而一飞冲天，在一飞冲天之后带出的是经济社会全局经济价值进一步上升为社会价值的外溢性。这个局面中，孙正义的这笔投资两年时间迅速爆炸式地成为600亿美元规模的财富，那是三千倍的膨胀。但是它是这样一个跟“老百姓的血汗钱”无关的自己筹资、自担风险、认赌服输、敢闯敢做机制。他的这个模式，后来在印度有个大手笔，最后走麦城，血本无归的他只好把手上高质量的阿里股票卖掉去填印度的窟窿。后来我又看到资料(还没来得及仔细分析)，说他在美国又有一个大手笔，一路没有前景地往下滑，似乎没有任何成功可能性了，不知道怎么又有一个新的契机咸鱼翻身，现在又感觉到前景一片大好。到底怎么样?这样过山车式的考验，实话实说不适合我们传统的银行贷款，不适合我们国有经济为主的主体，比如大型国有企业，他们在这个赛道上由于机制特点一般难以成为主力，也一般而言并不适合政府直接上阵去操作。那么必须承认，在这个赛道上，我们可以由政府更多地在硅谷经验上，加上和欧洲有共识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等必要的一些政策性支持，但是唱主角的，仍然是需要非政府主体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这个观点，我感觉在体制内的一些同志他们在接受方面，还是有一些矛盾争议和不认同情况的。比如我在西南的论坛说过这个看法，最后他们发稿的时候说，相关管理环节讲这一段就不要体现了。我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可能只是表现为我一家之言，但是我愿意比较坦诚地跟各位交流，在我们珠三角，思想观念的解放中，是不是要在这方面进一步来大家共同探讨。如果从大量实践来看，这种人工智能+的前沿创新，主力的投融资机制，是资本市场上的创投、风投，最前沿的是天使投的话，那我们必须更加意识到中央所说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和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系。当然要注意在进一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方面，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可以在未来更好地共存共荣，“混在一起”共同发展，优势互补——这是中国特色之路，我们没有必要全套照搬硅谷，但一定要借鉴硅谷和国际经验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再加上中国的特色，更好形成我们发展的合力。
中央已经强调，毫不动摇推进国企、民企共同发展，摒弃“谁进谁退”、“你输我赢”的错误思维，在共同实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头部企业完成整改后要推出一批“绿灯”项目，也就是要以数实融合为关键词来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这样的创新大潮，支持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我认为我们珠三角，我们广东、广州、深圳等这个强劲增长极区域，在这方面一定是要走在前列。中央也对我们大湾区寄予厚望，实际上是要结合着大湾区对接整个全球市场，作为一个领头雁、打头阵的增长极区域，来引领、助益整个中华大地上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大潮。我觉得我们珠三角的同志们，应该进一步树立起雄心壮志，现在金融界要在这方面，要以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更好的协调配合和在逐步提高直接金融比重过程中，注重最前沿的股权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的充分发展，把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更好插上数实融合的创新翅膀!
这些看法还不够成熟，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聚焦新质生产力、打造创投新生态”首届峰会暨创投联盟成立大会上的主题演讲(2024.7.6)（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