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层面，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能脱口而出，她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

6月27日，张梅颖在位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办公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从改革顶层设计、发展方式转变到对GDP的认识，从发展现代农业到处理国企与民企发展的关系，张梅颖畅谈自己的观感和思考。

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周刊》：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了。改革顶层设计需要怎么着手呢？

张梅颖：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所以，现在应该把改革提得更响亮，不仅要更响亮，而且在顶层设计上，设立专门机构。现在是发改委协调，可是发改委主要是审批项目，本身不超脱，不免影响改革设计的效果。

改革的任务如果落实到相关部门，改革的最后结果就要受制于部门利益，必然导致改革中利益部门化。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体改委，职能就是体制设计，不负责审批项目。

所以，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改革的阻力在哪儿？

张梅颖：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我比较忧虑的是，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我觉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公共财政，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关注，这一改革为何会如此瞩目？

张梅颖：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稳定不稳定，在很大层面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5日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从网络民意来看，这并没有满足预期。对此，您怎么看？(编者注：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

张梅颖：我赞同起征点3000元或者稍有提高。这是因为你作为纳税人，会对国家更有责任感，哪怕我只交一块钱，但我是纳税人，对国家有责任。当然，我们国家的税制还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纳税人责任多，权利不够明确。

我认为收入分配体制的确要改革。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9.5%的增长，涨了20.57倍。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仅增长了9.5倍。说明多年来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差距较大，没有同步。

“十二五”时期，我们提出来了“两个7%”，GDP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我想是可以达到的。但是GDP增长肯定要超过7%。今年是第一年，GDP增长可能接近10%，发展还是很快的。从现实看来人均收入还是很难追上GDP增长。所以，我们还得痛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公共财政，实际上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这句话如何理解？

张梅颖：公共财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众利益，公权力就会向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去运行。比如，现在的通胀问题，食品价格高，如果能传导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财政去补贴低收入者，并逐步使工资水平与物价上涨相一致。

去年国家在20%的县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满60岁每月补贴55元。我曾经去考察过相邻的两个村，但这两个村属于两个县，一个是试点县，一个是非试点县。非试点县的老人很有意见，凭什么邻村老人有55块钱，我们没有。你别小看这55块钱，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尊严，我不用向儿子去讨。

我觉得民心是党魂，民生连着民心，公共财政透明并偏重于民生，对执政者来说，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

转变发展方式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各级政府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到了转变的“尖峰时刻”了吗？

张梅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其实从“九五”时期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所以，“十二五”确定的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再不改，下一步的发展怎么往下走？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决定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一点上，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为什么这么说？十多年了，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不了，背后还是一个体制因素。比如某个省要转型，从资源大省转型到多元发展，但是靠卖资源就能轻易赚到很多钱，它没有转变压力。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这还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量投入，存在风险，有利益取舍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体制问题、利益格局问题、固化思维问题和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共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必须改呢？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额是9.5%，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20.4%，石油54%依赖进口。这种格局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但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所以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出，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改变单纯依靠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随的是调结构。您根据在基层广泛调研的经验，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

张梅颖：调结构，是社会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调结构的唯一动力，就是体制机制必须转变，用政策引导。

我认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农业问题，最近7年一直被列为“一号文件”，中央确实很重视，但是还不够，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种粮的人最苦，管种粮的人工资最低。因为各地的津补贴，是按GDP、财政收入来计算的。

我们到一些省去考察，一个干部从工业城市调到农业城市，他的工资低了好多。但是在农业城市，他的工作更加辛苦，压力也更大。由此看出，种粮食的和管粮食的，待遇都应该提高。这也是中国改革碎片化的表现。

我们对农业的忧患意识还不够，自然灾害不断，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缺乏应对的准备，怎么保障13亿人的粮食安全？去年，我国净进口农产品换算成耕地，相当于进口了近9亿亩播种面积。这相当于进口了一半的耕地，一旦不能进口了，怎么办？所以要发展现代农业，比如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是低产田，通过改造，潜力还很大。一定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中国经济周刊》：提到转变发展方式，很多地方就盲目追求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突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梅颖：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要处理好。拿光伏产业来说，全国有18个省几十个城市都在搞，必然要形成高水平重复建设。

要正确认识新兴产业，当地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是不是适应发展新兴产业？现在都在赶时髦，纷纷抢占“制高点”。比如清洁能源是个好东西，但是这里面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它还处于不成熟期，所以我们现阶段不宜大干快上，遍地开花。

传统产业是我们产业的主体。所以力量要下在传统产业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是“魂”，魂要附到传统产业的体上。厉以宁教授曾说“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技术” 是有道理的。

我们有大量的传统产业，要把升级改造做好。不要一提传统产业，就说该淘汰了，大家都另起炉灶，这会造成新一轮的浪费。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地在地方发展规划中，都对GDP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否仍然存在对GDP的过分崇拜？

张梅颖：对GDP的误读是普遍存在的。GDP再多，不等于你就强大。关键是你GDP的质量。就说这个房子，本来是可以一百年不倒的，现在三十年就炸了。盖的时候是GDP，炸的时候也是GDP，再修的时候还是GDP，无疑会使数字虚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保八”的目标了，因为要挤出其中的水分。

光有GDP不行，关键是要看你GDP的含金量。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人才，GDP并没有涵盖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更能说明我们国家是不是强大。

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近两年来，“国进民退”的声音经常出现，你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发展？

张梅颖：现在有人说，我们“国进民退”，也有人说，现在是“国退民进”。其实，国家没有一个政策，引导“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我们的政策取向只有一个，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你的品牌出去，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人家不管你是国企、民企。

但是我要强调，为什么要有国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使命是要完成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国企就应做什么。

央企的最大作用，在于保障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央企应该是主力军，应该起到引领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央企明显动力不足。

另外，央企要掌握本行业技术上的主导权，用技术优势创造品牌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央企应该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用创新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但是现在央企投入到科研的费用只占利润的0.7%。民营企业一般占3%～5%，多的能占到10%，这就为企业发展积蓄了后劲，而且它的机制比较灵活。

总之，央企要在转型中做生力军、主力军，要带头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

张梅颖：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所以我那天不客气了。

央企去搞房地产，去当地王，把房价推高，最终还是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赚取老百姓的钱。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民心即党魂，所以我对央企的一些不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抱有厚望。国企、民企本来是中国经济这面旗帜下的不同团队，应该形成巨大合力，这就需要政策调整。“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的意义就是政策调整。既然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都是为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分享公共资源就是民企享受更多的公平，也体现了人民享受更多的公平。

重新认识“稳定”的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群体矛盾。您觉得，“维稳”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梅颖：关于稳定的问题，要正确解读“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很多惠民措施，像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基本上都在落实了。

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你给老人每月55块钱，他就很知足了，他不会觉得给得太少了、太晚了，不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在维护着我们这个政权，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如果基层的多数干部都是坏的，政权早就完了。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主流，就对问题视而不见。往往一些很小的事，就能牵动全局，酿成群体性事件。

现在强调权为民所赋，我们的干部不要还以为自己是父母官，你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的。

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今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随着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形势要好得多。同时，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也就是要避免政策的制定实施朝令夕改，这也会引发新的矛盾。

同时，对待社会矛盾，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因为大多数是利益冲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要正确定位、判断矛盾冲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解决矛盾。

我们面临的时代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气候变暖，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注定要与灾害共生，在共生中要学会管理灾害。二是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