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刑期里的第一个春节终于到了。
所有的推车都锁进了库房。采石场静悄悄的，码头上也不见船队停泊。从大铁门里望出去，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的老百姓们提着篮子，口袋匆忙赶路, 成群的小孩在管教办公室前面的球场上放鞭炮, 追逐。下午我们就没有去采石工地。上面下达命令，所有的犯人都要刮头，不管是新刮的还是上个月刮的都一样。然后，我们就被带到了澡堂，不是我们中队的小澡堂，而是在总部附近的大澡堂，大澡堂平时不开，只有到过年才为全劳改队2000多号男犯人和300多个女犯人开放一次。其实我们被带去洗澡以前，已经有好几批不同身份的人去洗过了。第一批当然是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接下来是女犯人，女犯人下面轮到留场人员，也就是刑满了但是还没有释放的犯人，而我们, 真正的犯人, 只有垫底的份。不用说，轮到我们去的时候，澡堂子里的水已经混浊不清，跟污水无异。不过除此以外，其他的一切设施，包括热水冲洗龙头，磁砖地更衣房等等，都可以跟市里的大澡堂比一比的。能去那里看一看也不错。回到监房已经是下午5点。
从秋天起，犯人们就开始盼着春节来临。近一个月来有关节日伙食供应的消息更是一日三变，犯人们为此争执不休，甚至还有大打出手的，为这事儿关上禁闭的都有。一直到昨天，一群“生活紧张户头”把具体的菜单列出来后，才算安逸。这些所谓的“生活紧张户头”们在厕所里蹲了足足两个晚上，因为透过那里的一个窗户，如果风向对头，他们就可以闻到百来米以外的大伙房飘来的味儿，并以此来进行分析，判断，最后终于拼凑出一套完整的春节菜谱。去年春节他们就做了同样的事，据说还真灵，五样菜中猜对了三样半，命中率达70%。难怪他们一宣布今年的菜单，犯人们就不吵了，并且开始谈论大年初一的音乐会。
几天前刚开去脚镣的李卫国，要去总部管教中心前面的大台上表演独唱。由于带了将近半年的脚镣，他还没有摆脱 “镣风”，走起路来双脚像跳舞似的，向两边跨。他兴高采烈，已经在大监房里彩排了两场。第一场他唱了四首，两首中国民歌，两首卡门插曲。但是上面说犯人音乐会不准唱外国歌，因此他的节目就剩下两首中国歌。
此刻李卫国又在大监房里唱了起来，派头跟他带镣时不可同日而语。他上身穿一件深红色毛衣，下身，一条浅灰色卡其裤，胡子精心修剪成他自称为普希金式样。看门犯人朱恒坐在李卫国身后的床上，抱着吉他为他伴奏。只见他双眼紧闭，头向前冲，一会儿又后仰。嘴唇不住抖动，同时做着深呼吸，然后让气慢慢从鼻孔呼出。李卫国停了几次。最后一次停下来，他摇着头，转过身去。
“慢一点，慢一点，”他说。
“别这样挑剔，不要停麽。李卫国，他不是伴得好好的，”有一个声音说。
“他太赶了，没法合，”李卫国说。
“那又怎么样，我就喜欢他这样伴奏，”另一个声音说。
回过头来，李卫国正好遇到我的眼睛。他苦笑了一下，好像说，看看，跟这些人有什么好说呢？然后他再次转过身去。
“好了，好了，那就再来一次吧，” 李卫国叫道。
可是还没等他唱完他的第二首歌，“小扁担，” 观众中爆发出一阵欢呼。没有人再愿意听他唱了。犯人们冲向大门口，那里，一个矮胖的伙房犯人正从小推车上卸下大年夜的第一道菜，一大桶猪油。伙夫大叫，“快来排队，每人一瓢。”
眨眼的功夫，全中队250号犯人在大监房里排成三长条。这个伙夫刚开始打猪油，另一个伙夫拎着一大塑料袋出现在门口。他叫道，“领了猪油的人来我这里拿糖精。“ 没等第一个伙夫分完猪油却又来了第三个伙夫，也提着一个白塑料袋。这一次是每人一小包茶叶。顿时骂声四起：”今年没戏，不会有硬货。” “我们像小孩那样被骗了。” 尽管如此，谁也没拉下，排完第一队接着排第二队。伙夫一边分东西，一边宽慰众犯人说好戏在后头。但是为什么要发糖精和茶叶，犯人需要这些东西吗？
“你忘啦，去年春节你们中队有一半人拉肚子，”分糖精的伙夫说。“刚分到一斤猪油，后面还有大量的肉。糖精和茶叶会起到刮油的作用。”
犯人们的大肠很滑，就像吃素的人那样，肠中哪来的油腻。据说去年这里有一半的犯人拉得出不了工，耽误了好几天的活。
可是从前的教授老章不服，他愤怒地吼道：“老子就不需要这些鸟玩意儿。” 说完就一口气把碗里的猪油喝个底朝天。“我倒要让你们看看我一口气喝了这猪油拉不拉肚子。”政府干部们把那些对着食物缺乏自制的犯人称为“生活紧张户头”，老章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都为老章拍手，但是没人学他的样。要是伙夫不厚道，向中队部汇报了这件事，老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连年夜饭也吃不成。
“茶叶不错呵，晚饭后泡茶喝，有什么不好？晚饭后去我那儿聊聊天吧，”朱恒说。他正好排在我的前面。朱恒是中队里唯一的残疾人。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个永远端坐在大铁门一边，沉默不语的人。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跟任何犯人交谈过。他的眼睛总是凝视着一样靠近他的东西，仿佛陷入沉思。他的双腿呈X形，可除此以外，他长得一表人才：浓眉下的大眼睛带有一些忧伤的意味，笔挺的鼻梁和略为上翘的嘴唇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但是犯人们在背后称他为“冷血杀手”，因为监房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故事。当面不说是因为他总是板着脸，一看就知道是开不起玩笑的主。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朱恒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所有的同学都去了边疆的农场，而他因为腿有毛病留在了城里。一天，一个美丽的少女，他的同班同学，敲开了他的门。她在城里已无家可归，因为她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就先后自杀。她不愿意再回到那个遥远的农场，就问他能不能在他家里借住几天。朱恒自然同意。可是有一天朱恒所在地的居委会主任突然到来发现了她。二话没说，居委会主任勒令女孩二十四小时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就在那天的夜晚，朱恒和她一起吞下一瓶安眠药; 男的倒在沙发上，女的就倒在他的床上，双双不省人事。可是半夜里朱恒醒了过来，见这姑娘还在昏睡，他就拿了一把刀就把她的喉管给切了。这件事完成后，他就想办法解决自己。可是他犹豫了。他不敢把刀对准自己的喉头，却去割左手的动脉。试了几次，仅仅划破了一些毛细血管，毫无性命危险。因此他决定采用另一种温和一点的方法：用两根铜线，一头搭在他的太阳穴上，另一头搭灯座的电源。结果爆断了保险丝，他只是被轻轻地弹回了沙发。邻居闻到血腥味破门而入的时候，他正半闭着眼睛，苦苦思索第三种自我了断的方法。
他们没有以谋杀罪控告他，因为在他的小桌上发现了两份遗书, 一份是姑娘写的，一份是他自己写的，都声称痛恨社会制度，都说他们要是有起码的自由的话就不会自杀。他们以反革命罪判了他十年。由于朱恒没有朋友，又整日坐在铁门里面的阴影里，犯人们都对他视而不见。如果你问他的过去，他会说，“管好你自己吧。” 一副教训人的口气。
可是从昨天下午起，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从储藏室里取出他的吉他，在水泥场上一弹就一个多钟头。
我很吃惊他对我说我们吃好饭去他那里喝茶聊天。自从我来到这里他还从来没有跟我说上一句话呢。
“真的请我晚饭后去你那里喝茶聊天？”我问他。
“当然啦，我还叫了李卫国和王宝兴 ，只要你们愿意可以一直聊到明天，”朱恒说。
谈话不能再继续下去，因为监房里突然一阵乱，吼叫声，瓷碗碰撞声响成一片。硬货，一桶肉丸子抬了进来。“来吧，你们不想吃肉丸子了？”斗鸡眼大叫一声，在我腰间推了一把就径自冲向肉丸桶。
菜一道一道地上直到所有的“生活紧张户头”们开出的菜单都兑了现。沈成兴边吃边讲笑话，说要是天天都这样大吃，他会请他的姘妇一起来这里生活。
我来到朱恒那缩在阴暗角落里的床铺时，李卫国和王宝兴已经在那儿了。朱恒的床上没有用那种铺在我们床上的黑床单，而是用了一条看上去很干净的白床单，床铺得更没话说，象旅馆里那样。他用一块白色的硬纸板将他的床和邻床隔开了，怪不得我一来就有一种不在劳改队里的感觉。
“坐，快坐。”朱恒挪动了一下身子让我在他身边坐下。他坐着看上去很健壮。只是盘在他前面的裤腿好像空空的，里面什么也没有。他的吉他就放在枕头边，靠在墙上。一个灰色的托盘放在小床的中央，上面是四杯刚泡开的茶。
“一旦伴奏的脱了拍，或赶了，我自然就会停下来的，”李卫国说，一边呷着他的茶。
“不要再谈音乐了，老兄。犯人们不听你们唱，而是看你们的动作，”王宝兴说。
灯光暗暗的。我坐在朱恒的床沿上，眼睛盯着我的茶杯。我想如何来问他一些个人的事呢。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他在割他的女朋友的喉管时是怎么想的。正想着，就听见朱恒清了清嗓子，说，“我想是时候给你们讲讲我的事了。我讨厌人们在背后议论我。”他顿了顿。说话声有些发抖。
“咳，别太认真。我们不过是来消磨时间的，你们说是不是？”王宝兴说。
“我知道，”朱恒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开始了：“都快一年半了，想起来还跟昨天似的。她从来没有说过她喜欢我，甚至在我决定和她一起去死的时候也没有说。她爸爸是我们中学的校长，在自杀前的一阵子每天被红卫兵揪斗，拷打。他死后老婆也跟了去。红卫兵霸占了他们的房子，用作司令部。一天下午她准备在学校后院的一棵大树上上吊的时候被我撞见。我叫来了人救下她。然后就领她去了我家。我给她看了我的腿，就告诉她连我这样的人都不想死，怎么她就那么想不开呢。我父母知道了也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就让她在家里住了下来直到她被分配到农场去。我们保持了半年的通信，接着她不写了。突然有一天她来到我家，看上去像个逃犯，头发蓬乱，衣衫不整，一只脚上穿着袜子，另一只脚是光着的。真是换了一个人。事实上，她的确是从农场里逃出来的。她边喝着水边说如果没我这个朋友的话她路上就自杀了。她又说她相信了我为了一个希望活下去。结果被她农场的指导员强奸了。‘如果我去农场之前就死了，至少不会受这样的污辱，’她说。”
朱恒停下来，喝了一口茶，眼睛注视着前方，过了一分钟，继续说，“她说话的声音很平静。可我知道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没有人再能拉她回头。我又能为她做什么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她一起去，反正我也活腻了。没有她的存在，生活更不堪想象。于是我们就分了一瓶安定。吞下之前她说我可以要了她。看得出来，她想以此来感谢我对她的关怀，为她而死。可我怎么能呢. . . .”他停了下来，等了足足一分钟才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说我很爱她，正因为这样，我不想在这个时候。不过我对她说，‘能让我吻你一下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遗憾了。’ 因此我们就接吻，直到快要失去知觉才分开. . . . . .”说到这里，他又哽住。于是我给他递了茶过去。“我一醒来就杀了她，”朱恒说，“她熟睡的时候是那么美。我永远不会忘了她脸上的表情，没有害怕，没有痛苦，好像正在做着一个好梦似的. . .”朱恒又停下来，歇了口气说，“我结果了她以后就开始怕了。我感到孤独，绝望，好像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轩梅，轩梅，’我呼唤着她的名字，摇动着她的身体。她眼睛紧闭，血从她喉咙处涌出来。”
朱恒停了下来。
长时间沉默后，王宝兴说, “把这事忘了吧。说点其他的。” 他看着李卫国说，“还是谈谈你的音乐吧。”
朱恒操起他的吉他就弹奏起来，一边哼着。
“我感到你的双眼注视着我的心，
当我把你拉进我的怀抱. . . . . .”
他拨弦的手轻微发抖。
那天的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眼前老晃动着想象中的朱恒的房间，那小床，那沙发，昏暗的灯光，一闭上眼就见到一个美丽的少女仰面躺在床上，脖子开了口，血不住地往外涌。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场面？！
大年初一起床就听见李卫国和朱恒在水泥场上排练。走到场上就发现犯人们全在那里。气温虽低但是没有风，初升的太阳照在水泥场左角的报架亭上。李卫国的声音听上去比昨天有长进。他左手放置胸前，右手稍稍举过脑袋，在空中挥舞着。朱恒坐在李卫国身边的水泥长凳上，一边弹琴，一边晃着他的圆圆的头。
在水泥场的一角我见到了王宝兴坐在水泥长凳上，跟从前的精神科医生周祖德下棋。
“我们正在聊朱恒的事，”王宝兴说。
“他有病吗？” 我问。
“不，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他昨晚有些不对劲？”
“是有一点。”
“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事了。我总是觉得他是一个懦夫，一个嫉妒型的杀人犯，借用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说法，” 王宝兴说，用手指了指坐在对面的周祖德。
“那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据老周说，残疾人有一种潜在的暴力倾向，尤其对健康的，美丽的，”王宝兴说。
“但是很明显他爱那个女的，而且是她自己要死的，”我说。
“如果我女朋友求我杀了她，我就下不了手，”王宝兴说。
“好了，”周祖德说，“你的情况不同。你们俩人都忽略了这件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
“什么？”王宝兴张着嘴对着老周。
“他的两次行动之间的区别。不像那女孩来到他家就抱着要自杀的念头，他一直到分安眠药的时候才刚刚想到吃了会死。他之所以能 把药吞下去是因为那姑娘当时还活着。但是一觉醒来看到她还昏睡在床上他会怎样想？在这一刻，要注意两个因素。第一，他吞了不少安眠药，虽然醒了，可是神志不是太清楚，第二，当时是半夜三更，我觉得他房间里的照明是靠了一盏有色的暗暗的灯泡，比方说是 紫色的，或是蓝色的，”老周停了会，说，“他拿起刀割她喉管是因为怕她醒来改主意，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会彻底崩溃。所以他必须要她在那一刻死。”
“你不会是说他杀她是出于一种乐趣或刺激吧？” 王宝兴说。
“要我分析，就这样，” 老周说。
“难怪他说他永远忘不了她脸上的表情，还说她深深地睡了，脸上没有害怕，没有痛苦，”王宝兴说。
“那就对了，”老周说。
这时候李卫国也排练好了，人群已经散去。我站起来，走到报架亭那边看到李卫国和朱恒在那里继续练一些难度高的小节。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李卫国像一个指挥似的挥动双手,而朱恒大幅度晃动身体跟上李卫国的节奏。
不知为什么，我恨朱恒。大多数音乐家喜欢用脚打节奏。朱恒却不行。他的双腿松松垮垮地 悬挂在长凳下面。他摇头的时候更是难看。他的脸像是喝醉了酒似的涨得通红。我看着他那只在指板上上下移动着的手，手腕处有明显的伤疤。不用说那就是他用杀了那个美丽的女孩的刀企图割脉而留下的痕迹。
李卫国还是对朱恒的伴奏不满意。但是他不停地鼓励他。“再来一遍，很接近了，非常接近了，就差这么一点点，”他说，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薄片的手势。
刚吃完中饭蔡指导员就出现在大铁门口。今天他没像往常那样身穿灰制服，而是一身棕色衣裤，像个船老大似的，唯有他脚上在阳光下闪耀着的黑皮鞋使他还不失去一个干部的风度。他拍着手叫，“集合了。”
犯人们排成四队，站在水泥场上，接着就向管教科的大广场进发。和我们的队伍平行的有其他中队的犯人，好几百号，跟在后面还有一长串。
虽然所有的犯人都是清一色的黑棉衣裤，我仍然能看出一个中队和另一个中队之间的不同。譬如，我们中队的犯人都戴着帽子。从队伍的前面向后看，可以见到两百顶不同式样，不同颜色的帽子, 其中有睡帽，瓜皮帽，车夫帽，八路军帽，新四军帽，运动帽等等不一而足。由于都是自制的，式样变化没有规范可循，猛一眼看去会觉得很滑稽。而且每一顶帽子上都有用黑色的, 白色的或彩色的线绣着一只鸟：仙鹤，喜鹊，布谷鸟，画眉，甚至还有一只绣得跟鸡似的凤凰。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鸟都象征好运气，戴了这帽子，采石场的石头就不会砸到头。
相比之下，七中队的犯人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犯人，走在我们的右边。就像我们中队的犯人喜欢式样不同的帽子一样，他们背着的小靠椅，也都是自制的，这一眼就能看出，也是千姿百态。在这些精巧的手工活中，有一件吸引了所有的眼光。这是一只黑色的小靠椅，做成一个放小了的五斗橱的式样，座椅下带三个抽屉，靠背上还镶了一面小圆镜。身背这座椅的这个瘦小的老头往小里猜也有六十二三了，可此刻，见到这么多的人欣赏他的手艺，这老小子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眼睛故意注视着前方，脸上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有人说里面的人比外面的人聪明，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到达大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中队，都席地而坐。戏台比想象中的要好，其结构是木头而不是水泥。但是斗鸡眼告诉我说这戏台也曾用作公审大会，宣布过立即执行。
李卫国和朱恒已经去了后台，利用开场前最后的时间再合一遍。但是李卫国突然向我走来，要我跟他去后台替朱恒拿吉他。
音乐会由一位过去的专业女演员演唱革命样板戏 “红灯记” 选段打头阵。她现在是一个女犯人，和我们一样。但是她看上去健康，活泼，连走路的样子都不像犯人。但是犯人们怨声不断，说她脸上妆化得太重，以至于看不清她真正的模样。不用说，所有的女犯看上去都比我们好，因为她们不用去采石场搬石头。她们只是种种菜而已。还有人说劳改队的第一把手孙政委对这个从前的京剧演员呵护有加，曾几次亲临看她排练。也许正因为这样，犯人们对她的表演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女犯们的待遇比我们好，甚至比我们的留场大哥们都好，洗澡的次序说明了这一点。
李卫国的两首歌,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和 “小扁担” 被放到了最后。他们一上场就引起观众的大笑，因为李卫国走起路来还像上着脚镣似的左右大幅度摇晃，而朱恒的走路更是颠簸不平。
李卫国一边唱，还一边在台上来回地走。一会儿脸上挂着微笑，一会儿又满脸愁容，双眉紧锁。第二首歌快结束前，他突然打住，抬头对着天空仰视片刻。与此同时朱恒刹住伴奏。接着，他突然使出浑身的劲，转身就对着朱恒猛一点头。朱恒则半闭着眼睛，拼了命地晃了晃他的脑袋，然后侧过头去，撅起嘴巴，像是凑上去跟李卫国接吻似的，开始弹他最后的一段。他们最后的一个音符完全淹没在犯人的喝彩声中。进进出出两次谢幕都压不住。当朱恒模仿李卫国左手按胸向观众深鞠躬时又引发大笑。我正打算拎着他的吉他离开却在后台被那个从前的京剧演员逮个正着。她说她得跟两位艺术家谈谈，看是否能跟他们一起唱两首歌。
我说如果我们蔡指导员同意的话应该不是问题。
“现在就请示去，”她说。
蔡指导员肯定也被他们的表演打动了。我们到他那儿的时候，见他正挥舞着双手跟坐在他边上的 三中队的王指导员夸李卫国和朱恒呢。我们还没说完他就一挥手，说，“好极了，快去，唱什么都行, 再精彩点。”
因此京剧演员就叫李卫国，朱恒跟她去后台临时赶练了两曲。朱恒看上去很激动，跟着她前后颠，还时不时的回头叫我别拉下，因为他随时要用他的乐器。
他们一起唱得相当成功。完了以后 ，李卫国建议明年春节他们早一点合作，准备几个更好的节目在大会上表演。
“太好了，”京剧演员说，她还说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要是她去采石场搬石头，她就不会这样说。
回到水泥场上已经下午五点。 监房里现在一片安静，所有的犯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补挡脚布的，修轮胎底鞋的，还有的干脆上床躺着，因为明天就要回采石场去搬石头了。不会有人再谈论春节。我们不是梦想家，不会浪费时间去讲已经过去了的好时光，也不会去盼望不着边际的未来。一想到明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锁起了眉头。春节的气氛早已荡然无存。
唯一的例外是朱恒。我上厕所见到他一边小便还在摇头晃脑，眼睛半闭着，嘴里哼着曲儿。晚上去大监房找斗鸡眼，我路过了朱恒的床铺，只见他抱着他的吉他坐在床上，背靠着身后的铁床架子，轻轻地，不发出声音地拨着琴弦，双眼紧闭，嘴巴有节奏地蠕动着。
第二天一早刚响过铃，就听都有人在外面水泥场上大喊。冲出去一看，原来朱恒吊死在报亭的后面。他的吉它就斜靠在他边上的一个铁架上。他的头微微朝吉他方向倾斜。他的眼睛瞪得很大。他的左手握拳，垂于身边。他的右手弯曲，呈一钩子状伸向他的吉他，好像刚一悬空他就后悔了。除了他的双腿在风中软绵绵的荡来荡去，其它部位都已冻硬了。
去把他放下来的时候，我碰到了他的脸。冰冷，而且坚硬，就像一块石头。
(本文最先发表在Massachusetts Review，Spring 1997, 由作者自己翻译成中文。授权天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