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最是高处不胜寒》

王充，当然是汉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一部《论衡》，让他身后享尽风光。到了近现代，那光景就更不用说了，一顶“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帽子一戴上，我们几乎要认王充作自己的“同志”了。推到极致，便是让他在“评法批儒”中当一回“著名的法家”。一篇《问孔》、一篇《刺孟》（都是《论衡》中的篇目，而《论衡》则有85篇），被用来作投向孔老夫子和亚圣孟子的匕首，这情景大约如今40岁以上的识字人都还记得。这些年，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古代哲学也好，古代历史、文学也罢，统统退出公众生活领域，找回本色，重新成为学者书斋中的“宝贝”。王充也一样，名头再不像荒诞岁月那般响亮。这就对了。

不过，即便是在土头土脑的学者圈子里，今天的王充依旧是思想史上的正面人物。“进步”两字，给他和他的《论衡》定了性，所以一提起他，不是加上一身鲜亮的行头，就是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这并无大错。怎么说王充也是汉代难得的大思想家，他的学说从总体讲，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问题在于，王充和所有人一样，也有双重的人格。如果把负面形象撕开了让大家看，那么，他头上“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项桂冠能否一直戴下去，就颇成为问题了。

儒家学说比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来得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某些内容有时候能以貌似公允的面孔出现，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调和当权者和平头百姓之间的矛盾冲突，借助这一招来保持社会生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早期儒学（尤其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孟子学派）就具备这方面的特征。它当然是以帮当权者抬轿子为己任的，但在个别地方，并不和当权者的观点立场完全一致，而是多少顾及平头百姓们的利益，对当权者有一定的约束力，这样就多少弥补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某些不足，用一句不怎么恰当的俗语来形容，就叫做“小骂大帮忙”。这可以说是对当权派根本利益更高层次更佳意义上的尽忠效劳。

可是，我们的王充先生却不是这样。他是典型的“歌德派”，好像生下来就是替汉朝的当权派吹喇叭、抬轿子的。一副摇尾献媚的奴才相简直令人呕吐出隔夜的剩饭。这么说，决不是厚诬王充先生，而是事实确凿。

打开《论衡》，里面有《宣汉》、《齐世》、《恢国》、《符验》、《须颂》等篇目。一看标题，就可知道是百分之百的“歌德”文字。主旨纯粹是声嘶力竭歌颂两汉王朝的所谓“盛德”，昧着良心论证汉代是胜过天堂的太平世界：“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两汉的皇帝，无论是傻的还是蠢的，个个是“圣明天子”，“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论衡·宣汉》）。既然汉朝这么美，天子如此好，那么在王充看来，那些身为汉家的臣民，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抱怨，而理应争先恐后去充当“歌德派”，为饱食终日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总头子皇帝唱颂歌，作祷告，这样才是正理：“臣子当褒君父，于义较矣”（《论衡·须颂》）。王充先生说的真是最清楚不过了。

他自己当然是乐意充当“歌德派”的班头，为此，他可以不顾“群小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廓，盗贼并起，吏为残贼”（《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的历史事实，厚着脸皮，闭着眼睛，用最华丽、最动人的词藻歌颂“汉德”，为汉家江山身上贴金抹粉。到了最后，甚至于为明明存在着的社会动荡狡辩开脱：“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谓剧矣。”局势固然是严重，可王充笔锋一转，坏事居然变成了“好事”，真是不要脸的逻辑：“皇帝敦德……天下慕德，虽危不乱，民饥于谷，饱于道德，身流在道，心回乡内，以故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迥绝无劫夺之奸。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论衡·恢国》）

好一个“民饥于谷，饱于道德”；“以危为宁，以困为通”！真可与当年“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名言”相媲美。“四人帮”见到此，恐怕也要生“吾道不孤”之慨了！难怪“四人帮”与“御用文人”、势利小人都这么亲近王充，原来，彼此都是权势的叭儿狗，唱“歌德”高调的黑乌鸦。

当然，王充先生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而且他也是聪明人，知道在学者圈子里，走流沙的总令人尊敬和同情，上朝廷的却多教人厌恶和蔑视，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所以他就要寻找机会表白自己充当“歌德派”的不得已苦衷。照他的话来说，他吹捧皇帝，粉饰朝廷，是为了“免罪”而太太平平过日子：“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论衡·对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可是既已做了婊子，那么就甭想再立牌坊，你王充先生的任何辩白都显得多余。

为了向当权者献媚，王充先生也热衷于鼓吹符瑞天命、五德终始这类鬼话，这与当时的俗儒方士，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可谓“五十步笑一百步”，彼此彼此。王充爱谈“天命”，推销“命定论”，这实在属于不争的事实。他把“天”看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百神主也”（《论衡·辨祟》）。天有意志，既有所欲，又能够“爱”得热烈，“憎”得火爆，所有一切都是命定之数，命中没有，再争也白搭，汉室之兴，在于天之所为；国祚长短，也在于天之定数：“国之存亡，在朗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论衡·异虚》）这种“命定论”，比起董仲舒先生的“天人感应”说来，是更落后，更消极的东西：“天人论”还有“神道设教”，以神权限制君权的意义，而王充先生的“命定论”除了迷信，再也找不出半点清新的气息。说得不客气一点，是臭气熏人，令人窒息！

最最有趣、滑稽的是，王充先生在自己的大著中煞有介事列举了许多“符瑞”神话，来曲里拐弯“证明”所谓“汉致太平”并非虚构。风传庐江某个湖里发现了一块金子，王充乐颠颠地摇起秃笔记上一下，然后不忘给朝廷送上一个谄笑：“为圣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应。”（《论衡·验符》）湖南零陵一带冒出“新闻”，“忽生芝草五本”，王充听到消息后，更是喜不自禁，忙不迭歌功颂德，向皇帝大人邀宠，“咸知汉德丰雍，瑞应出也”（同上）；“四海混一，天下定宁，物瑞已极，人应斯隆”（《论衡·宣汉》）。真是拿着肉麻当有趣，徒然授人以笑柄。

王充学说好坏参半，当是事实，用武林中的行话，王充应是“亦正亦邪”式的人物，清者自清，浊者自沉，何必一味往他的脸上贴金？以至抹煞了他的本色。要晓得，向当权者摇尾乞怜，终究称不上“战斗”；而侈谈“符瑞”，宣扬迷信，也毕竟不能算是“唯物”。